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重要住址搬迁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住址论文,中央领导论文,中共论文,机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搬迁问题，是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它生动地层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历史画卷。由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行过数次搬迁，但居住时间比较长、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当数上海、瑞金、延安、西柏坡和北京。深入探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重要住址搬迁原因，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艰难创业的奋斗历程，牢记“两个务必”，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一、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第一站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会闭幕以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从此，上海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虽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迁往江西瑞金之前的十一年零五个多月里，因为革命形势发展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居住地多次变动，包括迁往过北平、广州、汉口等地，但在上海先后却居住了约十年的时间。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首先是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的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来看，以苏共为榜样，遵照列宁建党学说来建设中国共产党。党的一大决定党成立后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当时的“上海是全国工商业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最集中的地方”[1](P676)。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上海工人30万左右，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0%以上。“上海有几十万产业工人都没组织起来”[2](P204)，因此，迫切需要党集中主要精力组织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以便极大地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宣传和扩大革命影响，这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上海是中共起源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2](P160)早在1930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由北京来到上海，《新青年》杂志也随之在上海出版。这个刊物是五四运动后，宣传社会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3](P122)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积极开展了建党活动。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7、8月间正式成立。“上海发起组建立后，邀约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武汉的董必武等，以及济南、广州、东京、巴黎各地，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4](P116)这就是说，上海不仅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阵地，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圣地，它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为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地方。因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这里，便于进一步扩大共产主义影响，开展革命工作。
同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便于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还便于同共产国际、国民党左派联系。
二、瑞金：中国革命的红都
1933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享誉中外的红色故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指引下，开创了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930-1933年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正确领导下，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随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并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一方面军由原来的4万人发展到10万人左右。这时，第四方面军在四川、陕西边境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中央政权组织在瑞金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随后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更名为“瑞京”。从此，瑞金便成了全国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革命者心中的圣地。故称“红都”。这是促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迁往瑞金的重要因素。
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客观上迫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移。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对革命根据地武装围攻的同时，对城市和广大白区人民制造了白色恐怖，实行法西斯统治，在上海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时，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党领导的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100%。到1933年，党中央“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5](P75)直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中央领导机关才撤离江西瑞金。
三、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摇篮
1937年1月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居住在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移陕北延安是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不离开瑞金，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但是，这次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落脚点在哪里，以及新的根据地在哪里建立，开始是不确定的。党中央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在长征途中逐步选择的结果。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曾有建立云贵川根据地和川西根据地的意图。但后来为了摆脱蒋介石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放弃了这一打算。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根据新的形势又确立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35年9月，北上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境内时，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便提出到陕北去，会合陕北红军的意见。随后，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第二十五军胜利会师。193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1936年7月初至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驻保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保安迁驻延安。延安地处黄河中游、陕北高原南部，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省接壤；北靠本省榆林地区；南接本省渭南、铜川、咸阳三市。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它以黄河天险作屏障，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毛泽东后来东渡黄河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6](P229)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1年里，延安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总后方和中国革命的摇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确定我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毛泽东的领导和部署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先后在敌后开辟了大小19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从而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中央正是在延安，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1947年3月，国民党向陕甘宁地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粉碎了国民党胡宗南的进攻。到1948年，整个战局发生了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此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无论从陕北还是从全国战局来看，中共中央坚持留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华北。
四、西柏坡：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这是我们党领导解放全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离陕北到平山县西柏坡落脚，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早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党中央就开始考虑向华北作战略转移，并选择适当地点作最后决战的指挥部问题”[7](P50)。1945年8月9日下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方针。8月23-26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酝酿讨论党中央向华北战略转移问题。会上，毛泽东强调，党的领导核心还是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因此，搬家的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后来，因为战局的急剧变化，党中央又重新讨论了这个话题。194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枣林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围绕着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搬迁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任弼时考虑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坚决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安全的地方，比如到晋西北、太行等地去指挥全国作战。毛泽东在会上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这样可以牵制胡宗南二三十万大军，也是对其他战场的有力支持。这次会议最终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5月3日，刘少奇、朱德等到达平山县封城村，在那里听取了晋察冀工作汇报后，同聂荣臻等一起商讨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住址问题，经过实地考察，最终选定西柏坡。毛泽东和党中央东渡黄河后，于1948年5月26日抵达这里。从此，西柏坡便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
西柏坡位于平山县中部，与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即交通比较畅通。滹沱河岸大道直通大平原，向后可进入太行山腹地。战局顺利，可挺进华北大平原；如有不测，可退居太行山。同时，这个村子比较富足。虽然全村只有85户人家，但滹沱河两岸滩地肥美，稻麦两熟，被誉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这为中共中央在此居住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当然，这里还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比较好。早在大革命时期，平山县就有共产党员。平山游击队活动情况在当时的山西《朝阳日报》曾经报道过。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著名的抗日模范县，有“北方兴国”之誉。曾享有“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殊荣的“平山团”，是抗日战争初期由2300余名平山农民组成的第一支子弟兵武装。正是这支武装后调陕北担任延安卫戍任务，后又参加了南泥湾垦荒，还参加了中原突围，多次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一切，都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可以说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选择居住平山县西柏坡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基础。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居住的十个月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北京：新中国的首都
北京，新中国成立前称“北平”。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及其附近村庄，于25日全部迁到北平。”[7](P50)中共中央自西柏坡迁到北平后，就住在北平西郊香山公园内的双清别墅。直到11月才迁往中南海。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革命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192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村聚集革命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我们党领导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华北的绝大部分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蒋家王朝面临全面崩溃的绝境。这时，农村包围城市的任务已经完成。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农村移到城市，并由城市来领导农村，把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紧密联系起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要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其主要关键是依靠工人阶级。”因此，作为党的工作最高领导机关，必须迁往大城市，以便进一步推动城市工作深入开展。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说：“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北平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闻名世界的古城，而且也是我国北方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战略地位重要的城市。北平北部有天然屏障燕山山地。由北经张家口可直上蒙古高原，东北经承德、赤峰可达广阔的松辽平原。从燕山南麓经辽西走廊可达辽河平原。向南沿太行山东麓可通向华北平原。王稼祥曾这样分析说：“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扰，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京师震动。”[8](P282)在全国尚处于战争状态下，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平，还有利于稳定战乱之后的民心。因为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帝都。把它作为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中枢”，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易于接受。另一方面，出于将来取得全国胜利、定都北平的政治考虑。当时，北平与南京是对峙的，国民党政权机关设在南京。早在1948年元旦，毛泽东在同王稼祥探讨胜利后定都问题时，指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8](P282)要定都北平，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必须迁往北平。而北平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这就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搬迁提供了现实可能。
当然，把新中国首都定于北平，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北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将意味着一场新的更加严峻的政治考试的开始。毛泽东、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曾有过一段含义深刻的对话：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标签：西柏坡论文; 和平解放北平论文; 陕北红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毛泽东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平津战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