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综述_档案论文

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档案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简称UNSCO)倡议并牵头实施“世界记忆工程”项目以来,“记忆”成为档案界的一个重要概念。“世界记忆工程”关注的是文献遗产,具体来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记录等。1980年,UNSCO开始了视听档案保护项目,旨在通过建立音像档案的基础设施,培养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接受专业的参考,确保人类音像遗产的保护和保存。[1]2004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档案、记忆与知识”为主题,讨论了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提出“档案看成文件库的传统看法正在被记忆库的认识所取代”。[2]此后,档案界有关档案与记忆的研究逐步兴起。

一、研究数据的获取

本文以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对象,以“档案”和“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为检索词进行组配,以“篇名”为检索项,取消中英文扩展检索,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不限到2011年,剔除重复、不相关文献,共得到198篇有效文献。其中,排除一些通讯类、新闻报道类文章,有关档案与记忆的学术性研究文章共98篇。其中1990年和1997年各1篇,其余96篇集中发表于2001年后。本文以2001年后的96篇文章为样本,按照其发表时间形成下表。

从表1可以看出,档案与社会记忆相关论文的数量基本呈曲线上升态势。2000年,国家档案局启动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项目,以提高人们对档案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并配合“世界记忆工程”的开展,带动了我国档案学界关于档案与记忆的研究。

2008年后是研究的繁荣时期,这4年发文数量共65篇,占全部论文的68%。主要研究学者有丁华东、尹雪梅、鲁志华、倪代川等。论文集中刊发在档案学核心期刊上,主要是《档案学通讯》、《中国档案》、《浙江档案》及《城建档案》等。

接下来对不同时间段研究的热点进行分类,以更好地把握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时间及相关主题见表2。

我们可以看出,档案界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研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并且研究的重点也不尽相同。档案界对于档案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已基本取得共识,相关理论研究逐步成熟。

二、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我国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研究始于1990年,自一些有关口述档案和照片档案具有记忆价值的文章出现以来,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属性这一观点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1990年《档案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钱学森先生关于档案的两次论述及推论——兼论档案是最典型的记忆工具》,作者根据钱学森先生《关于思维科学》一文的有关论述,推理出档案是人记忆器官的外延,提出档案是人类社会最典型的记忆工具的观点,引导人们要重视档案及档案事业的发展。[3]这是档案界首次提出档案是记忆工具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档案界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的开端。

本文对2001年后的96篇文献从期刊论文主题分布角度考察,将档案与社会记忆有关论文研究的主要主题列出并统计其数量得到表3。

我们可以看出,档案界对于档案对社会记忆建构和传承功能的论文数量最多。其次是研究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工作自身的社会记忆建构性。其中,关于档案对社会记忆建构和传承的功能这一研究主题下有关档案与城市记忆的论文有36篇,其他主题主要是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6篇、平民档案与民间记忆6篇,下文将对以上相关主题进行总结、分析和评价。

(一)保存平民档案,保存社会记忆

南昌大学苏君华、周林兴在《<集结号>、社会记忆与我们的责任——公共档案馆保存平民档案的意义与策略》一文中指出:公共档案馆保存平民档案,持平民化的视角去存贮文化信息使其尽可能多地反映出社会的全息,能让档案反映完整的社会记忆,使档案体现民主政治进程并引导全社会的人都来关注档案事业。作者主要从国家和档案馆的管理体制和模式上入手,从宏观上为建立公共档案馆保存平民档案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框架。[4]冯惠玲在《家庭建档的双向意义》一文中指出,家庭建档具有为平民保存历史和提高社会档案意识两个方面的意义。为了填补由于档案缺失而造成的历史缺失,档案馆要关注平民,面向公众。[5]

一直以来,档案馆保存的重点对象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大型国有企业档案以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名人档案。这些档案的保存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一些民间口述资料、民间传说、家谱等社会记忆、平民记忆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对象。这样,我们所保存的档案才能构成丰富的、充满灵魂的完整历史记忆。否则,未来我们通过档案只能看到官方档案和名人档案,对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真实的生活情况以及精神状态则难以把握,形成的将是畸形不完整的社会记忆。

(二)城市记忆工程传承社会记忆

“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档案学者对于城市记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记忆的特点、意义、构成要素、建设策略及模式等。丁华东在《在社会记忆中思考档案——档案学界之外有关档案与社会记忆关系的学术考察》一文中提出:如果说“社会记忆”为档案学研究注入了学术新元素,那么“城市记忆工程”可以说为档案界开展社会记忆的传承与建构研究提供了实践新载体。[6]在《论“城市记忆工程”对我国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推进》一文中,尹雪梅、丁华东就“城市记忆工程”的展开对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所带来的作用做了肯定,并从社会记忆的视角重新剖析档案馆所应保存“国家记忆”的层次和结构,并建立统一的网络数字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保存城市数字记忆。[7]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城市结构、城市外貌还是城市文化、精神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档案部门参与城市记忆工程的研究,不仅为后人研究城市的历史提供了资料,对档案事业本身的发展也提供了新途径。开展“城市记忆工程”需要档案部门征集城市历史档案,要去寻访那些见证城市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收集相关历史照片,并与历史学界合作交流,才能将这一亮点工程的意义发挥到实处。

(三)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

档案在文化记忆和个人记忆的遗忘、建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是社会记忆库和知识存储器,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档案馆是“记忆的保存场所”。在此基础上,“档案记忆观”作为一个新观点被提出,指出档案作为社会各项活动的原始记录而具有的构建人类社会记忆的作用和价值。[8]

有关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研究的论文中,大都探讨了档案与记忆的联系和区别,对它们进行区分,并就保存档案构建记忆提出观点和看法。社会记忆的作用在于其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创造性和依赖性、历史阶段性与活动连续性的统一。档案学界提出档案具有社会属性这一观点,与档案具有历史记录性、社会性等其他基本属性相辅相成,是档案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成果,为后续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丰富了档案学研究的内容,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话题。

(四)档案工作自身的社会记忆建构性

从社会记忆的视角认识和研究档案与档案管理现象,能使我们对档案的社会意义获得更深刻的了解。“档案不仅仅记录文化行为,也从事文化行为”。加拿大学者特里·库克从加拿大的档案鉴定观开始,以加拿大式的后现代论述,对档案工作者在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肯定,档案工作者在通过档案形成集体记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丁华东在《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能力及其培育》一文中对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时代意义、提高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必要性和具体的能力要求进行了分析,并对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培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10]

档案是社会记忆的现代传达,是历史的真相,历史的记忆。历史档案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传承功能、证实与补证功能以及形象展示功能。[11]档案馆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具有社会记忆的工具价值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档案为物质基础和工作对象而建立的档案馆的工具价值,在于保存和充分开发利用社会记忆材料,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12]

(五)数字记忆是档案界研究的新方向

在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过程中,大量的纸质档案经过数字化形成数字档案保存在数字档案馆中。对于这些数字档案,他们见证了我国数字档案馆发展的历程,是数字化的档案记忆。[13]并且在数字时代,个人数字记忆保存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私人电子邮件、个人计算机数据、照片视频等都是个人数字记忆,对这些数字记忆的重要性和安全保存的策略研究,也是档案馆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冯惠玲在《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一文中指出,电子文件利用中可能涉及保障社会记忆完整的关系问题。在信息时代,数字信息作为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保证数字信息的长期存取以满足将来的利用需求,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巨大难题。[14]在电子记忆或数字记忆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不多,但是,伴随着电子文件数量的不断增多和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开展,这一主题将是未来档案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

三、结语

总之,档案记忆观在档案界得到重视,档案界关于社会记忆的文献大体上是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宏观研究,提出的主要是宏观指导性原则及方向引导性建议。仅有部分文章在“城市记忆工程”开展过程中,结合具体案例对档案馆保存社会记忆的资源建设模式和策略进行了探讨。对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研究理论方面的成果多于应用层面。而且,对于我国参与“世界记忆工程”这一项目的实施情况和成果介绍较少,对国外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只是简单介绍了特里·库克的《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以和弗朗西斯·布劳因的《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这两篇文章中的观点以及国际档案大会的相关文集,对其他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的记忆工程实际开展项目及其取得的成果研究较少。我国学者应该多介绍国外的一些优秀期刊文章,互相交流学习,展开充分研究,以提高大众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相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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