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英国的共识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论战论文,共识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英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英国政府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自战后第一届艾德礼政府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没有发生两战之间曾经出现的大规模阶级对立，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两大政党在一系列政策上达成基本的一致，形成了所谓的“共识政治”。①
当然，“共识政治”(consensus politics)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两党之间消弭了政治冲突，或是在所有的政策上都步调一致。我们应当把“共识政治”与“政策共识”区别开来。共识政治只是部分地与政策相关，它基本上是政策获得支持并得以执行的工具。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共识政治时期，保守党左翼和工党右翼分别掌握了两党的领导权，双方轮流上台执政，使英国政党政治体现出“中间偏左”的特色。实际上，二战结束后，英国社会各阶层在民主、阶级、福利、文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都出现了趋同现象。英国社会整体在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共识，无疑是共识政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共识政治既非两大政党之间的共识，也不是政府与在野党之间的共识，而是英国的精英统治阶层之间的共识。他们都经历过两次大战之间年代英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因而在充分就业、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三个方面达成了基本的共识。③
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
从政策层面看，战后共识政治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内容，即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混合经济、福利国家。
直到1979年以前，战后历届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理论指导的。凯恩斯认为，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无法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经常性的非自愿失业，其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政府应当运用国家工具，包括国有化企业，来调节经济的总需求水平。一句话，政府的机能和作用必须扩大，“这是惟一切实的方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④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采取了各种财政和金融政策，对国民经济的需求方面进行管理。一般说来，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有四重政策目标：适度的经济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平衡。在这四个目标中，最重要的是低失业率，即所谓的充分就业，失业率一般控制在3%左右。
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是战时联合政府时期提出的。在1944年，联合政府发表《就业政策白皮书》宣布政府在战后将把维持高而稳定的就业水平作为首要目标和责任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提出并认同了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政策，而保守党则没有顺应潮流的变化。到1950年，保守党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个政策目标。1951年大选时，保守党和工党的候选人中，分别有69%和74%完全赞同充分就业政策。⑤在之后的历次大选中，两党都把充分就业作为对选民的一项基本承诺而一再重申和强调。从实际执行情况看，这一目标在20世纪50、60年代都基本实现了。1948到1970年间，英国的年平均失业率从未超过3%，最低的1951年失业率仅有1.1%。1955年失业人数为38万，1965年到1973年间有所上升，年均59万人。1979年失业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大关，达134万人；1979年有170万人失业，失业率5.6%。⑥相比之下，英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年代里的年均失业率为10%，而1986年的失业率将近12%，失业人数高达360万人。
国有企业在英国并非什么新生事物。早在20世纪初的1907年，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就已经达到52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7.4%；国有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20、30年代，国有化的范围和规模又有所扩大和发展，先后组建了中央电力局、英国广播公司、伦敦客运局等一批大型公共企业。⑦20世纪初，国有化主要集中在军工或相关领域，其动因明显是为国防服务。然而，只是从艾德礼政府开始，国有化及国有企业才成为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1944年，艾德礼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一旦工党在战后上台执政，就将采取混合经济模式。 1945到1951年，作为战后经济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党政府先后把一大批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工业部门收归国有，其中包括英格兰银行、大东电报局、国内航空、煤炭工业(1946)，电力、铁路(1947)，煤气(1948)以及钢铁工业 (1951)，国有企业职工将近200万人。工党推行国有化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一般认为，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不是源自意识形态的动因。⑧不仅如此，工党的国有化并未触及英国私营经济的基础，赢利的那一部分私有企业则根本没有涉及。工党推行国有化的目的是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并不意味着全面改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可以说，国有化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工党在国有化问题上的态度与政策，决定了保守党对这一政策的态度。1948年，麦克米伦在与工党负责国有化事务的赫伯特·莫里森谈及国有企业时表示：“我们的观点相差无几”⑨。在50年代保守党的纲领性文件《工业宪章》中，保守党宣布反对国有化，但又表示国有化企业与其他工业组织形式之间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国有化不涉及任何原则问题。艾德礼后来回忆说，除了钢铁工业外，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反对。⑩
70年代，工党威尔逊政府和保守党希思政府发动了第二次国有化浪潮。此次大规模国有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救助处于强大国际竞争压力下的企业和产业，使之生产合理化，可以说是对英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进行调整。从涉及的行业看，艾德礼政府国有化的对象主要是基础工业部分，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则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包括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发动机公司、莱兰汽车公司、整个机床制造业和三分之二的修船业、飞机和导弹制造业以及英国最大的机床制造企业。到1979年，政府通过参股、控股和收归国营等方式，不仅已经完全控制了主要的基础工业部门，而且掌握了相当部分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工业部门。国有企业在煤炭、造船、电力、煤气、铁路、电讯、邮政等部门的比重达到百分之百；钢铁和航空部门为75%；汽车制造和石油工业也分别达到50%和25%。国有工业的产值、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在最高年份分别达到181亿英镑、208.5万人和56.44亿英镑，占同年国内总产值、全部就业人数和总固定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0.5%、8.5%和15.3%。(11)
在英国，政府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有悠久的历史，自19世纪开始，政府干预逐渐加强，政府的作用日益突显。1942年，自由党人贝弗里奇在总结以往社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份社会保障计划《社会保险与统筹服务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为了消除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惰等五大社会弊病，必须建立以社会保险为主要措施的社会保障体系。贝弗里奇报告明确指出，社会服务是社会集体应尽的责任和公民应享受的权利，并把这一点作为一项原则确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他试图把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国家在组织保障时不应妨碍人们的动力、机会和责任感；在建立全国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同时，国家应当为每一个人的自愿行动留有余地，以使其为自己和他的家庭谋求更多的福利。”这一点后来屡次被撒切尔政府的许多成员提及，作为改革福利政策的一个依据。(12)
在长达六年的执政时间里，艾德礼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福利立法，尤其是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保健法》以及1948年的《国民救济法》。1948年，艾德礼宣布英国已经建成“福利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艾德礼政府的最大成就就是奠定了战后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础，最终确定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此后，虽然丘吉尔和保守党右翼极力反对，但在长达13年的连续执政时期内，保守党基本遵循了工党在社会福利领域的路线，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保留下来，并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英国社会福利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规则越来越细，形成了以国民医疗卫生服务、个人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为支柱的非常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应当承认，福利国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但对其实质仍应有清醒的认识。例如，福利国家政策并没有使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均等化，社会贫困现象依然存在。1960年，英国约有75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占总人口的14%。1980年，费边社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即使是工党政府，在实现社会平等方面的记录也一片空白。该报告不无讽刺地说：“民主社会主义在60年代谈不上失败，因为它根本没有实行。”不仅如此，福利国家政策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尤其是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日益成为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根据官方统计，1951年英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为20.74亿英镑，到1983年达到685亿英镑，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2.7倍，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到一倍。社会福利支出的迅速增长导致政府公共开支膨胀，1955- 1957年间，英国政府公共开支约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1967-1969年间为38.5%，1977-1979年间达到43.5%；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的比重，从1951年的36%上升到1961年的42%和1978年的53%。1961到1975年，社会福利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29%。(13)
造成战后英国社会福利开支迅速膨胀的原因很多。从政治上看，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为争取选民，两党都不敢贸然缩减社会福利开支，社会福利支出长期以来呈现出只能上不能下的局面。有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保守党人称福利国家为爬行的社会主义，他们的评价有一半是正确的，即福利国家的爬行——它是一种渐进的、勉强的和无意识的发展。”(14)
中间道路
在英国政党政治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工党与保守党在基本原则上的一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两党之间存在异乎寻常的共识，彼此争论的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枝节问题。(15)论者多强调两党在充分就业等三项政策上的延续性，也许还有两党在外交、工会政策和专家治国论等方面的相似性。实际上，可以从更深的层面来分析共识政治，找出充分就业、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背后的决定性、根本性因素。我们认为，共识政治的核心在于对国家干预的认同。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战后英国政治最有意义的变化，就在于国家取得了权利并承担了义务。这一关键点不仅反映在上述三项政策上，还突出反映在两党意识形态的调整上。
“巴茨克尔主义”一词常常被用来描述保守党与工党在国内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上的相似和延续性。1951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R.A.巴特勒取代工党的盖茨克尔成为财政大臣。巴特勒认为自己和盖茨克尔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只不过具体的政策执行方式不同而已。(16)盖茨克尔也在日记中写道，除了一些细节之外，保守党所推行的实际上就是工党政府推行的政策，而且在国家控制、经济计划等方面毫无二致。(17)无独有偶，艾德礼在1955年大选失败后也公开表示：“保守党不得不接受我们所做的一切——在20、30或40年前被他们看作是愚蠢和异端邪说的社会主义。”(18)抛开艾德礼和盖茨克尔等人说这些话时的心态不论，我们要问的是，他们所信奉、鼓吹和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早在1944年，工党左翼领袖安奈林·比万就抨击联合政府的就业政策白皮书是向资本主义和市场力量投降，他指出：“社会生活如何组织，社会财富如何分配，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政府之所以存在的首要问题。它们本身就构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斗争的主线。难道这些能够在没有牺牲任何重大原则的情况下由一个联合政府来加以解决？如果白皮书的意蕴是正确的，本党就不再有任何存在下去的正当理由。”毫无疑问，工党与保守党在战时联合政府的合作以及艾德礼政府的国内政策，其目标并非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温和干预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它更多地是来自凯恩斯而非马克思。(19)比万的这一评价非常重要，一些保守党人的看法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比万的判断。麦克米伦在1948年时就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运动正在向中间靠拢。另一位左翼保守党政治家伊恩·吉尔摩爵士则认为，英国战后的共识是建立在使资本主义运转下去的基础上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共识，不如说是托利主义的共识。(20)
1956年，工党右翼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出版《社会主义之未来》，奠定了工党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克罗斯兰承认，凯恩斯主义＋缓和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公式没有体现更大程度的平等，而平等正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国家的力量已经能够控制私人资本主义，绝对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福利国家制度，特别是全民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地位。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充分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它决定性地改变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克罗斯兰认为，如果英国再出现类似20、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那么充分就业的口号就足以提供使工党再次执政的所有条件。总之，英国已经步入“后资本主义时代”，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特征不再是两极分化，而是中间阶级的兴起和壮大，这时再强调阶级区别、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没有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工党要保持和发挥它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应当进行改革，与保守党争夺正在迅速崛起的中间阶层，由原来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面向全体选民的政党。(21)
显然，按照克罗斯兰的逻辑，公有制不再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因而进一步的国有化也就毫无意义了，凯恩斯主义就足以保证工党目标的实现。工党右翼修正主义者在国有化问题及公有制原则上的转变，背后无疑有复杂的原因。不过，现实政治的考虑始终是极为重要的。在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议会制国家，工党试图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来把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体系，必然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就是要政权还是要原则的问题。(22)
与工党上层人物的右倾相对应，以巴特勒、麦克米伦为首的所谓进步的保守党人则向左靠拢，被党内右翼指责为“粉红色的社会主义者”。(23)为此，巴特勒在回忆录中为自己辩解：“博林布鲁克使我确信，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运用国家的最高权力，伯克使我意识到，只有通过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才能找到发展的模式，而从狄斯雷利那儿我则知道，两个民族必须合成一个。如果我的保守主义是非正统的，那么我的异端邪说也有声名显赫的同类。事实上，根据战后世界状况而改变了的保守主义原则意味着我们应当追求‘人道的资本主义’的目标。”(24)1940到1975年间，保守党左翼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与以往相比有着重大区别，人们称之为“新保守主义”。论者已有定论，这种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就是重新界定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角色。(25)
“中间道路”是巴特勒所谓“人道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中间道路”这一名词来自麦克米伦1938年出版的一部同名著作。麦克米伦在书中提出的政策主张基本上是针对30年代大萧条的，但其内容反映出战后保守党上层的基本立场。这些政策不仅涉及财富的重新分配，以通货膨胀为手段摆脱经济萧条，还包括对大型公共服务性企业实行国家控制，英格兰银行、煤矿国有化。概言之，这是一个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折中方案。后来，麦克米伦进一步解释了他在经济领域的主张：“在国家经济计划领域，我们将在适合私营企业领域与实施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领域之间保持一种明智的平衡……政府将遵从民族特性，即走一条中间道路，既避免自由放任的极端，也避免为了其自身的缘故实施集体主义控制的极端。”(26)
如同巴特勒一样，麦克米伦把“中间道路”保守主义定义为“一个民族”(One Nation)，声称自己继承狄斯雷利，特别是“青年英国”的传统。1957年，麦克米伦在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表示：“我们从来不是，而且我相信只要我是你们的领袖，我们将永远不会是只代表某一阶层或地方利益的政党。”为了与工党争夺工人阶级选民，保守党必须有所改变。正如另一位战后极具影响的保守党人黑尔什姆勋爵所说，保守党在19世纪与自由主义斗争，在20世纪则与社会主义作斗争，现代保守主义继承了托利主义赞同国家干预的传统，保守党人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但前沿阵地已经改变。(27)艾登直截了当地宣称，此时的保守党已经不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党，“尽管我们相信商业中的个人责任和个人动力原则，我们却不是自由放任学派的政治产儿”。在当时的保守党人看来，“国家”已不再是霍布斯所描绘的巨兽，而是一个称心方便的工具。1947年，巴特勒在下院表示：“我们并不惧怕使用‘国家’。”保守党不仅应当接受再分配的税收体制，还应该放弃自由放任经济学，以利于把国家作为共同利益看护人的制度。(28)国家干预不仅应用于社会领域，也涉及经济和工业领域。在整个50年代，《工业宪章》始终是保守党在经济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就是应用凯恩斯主义的术语强调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巴特勒所说，《工业宪章》首先承诺，“为了效率、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定，现代保守主义者坚持对经济运行实施强有力的中央指导”。(29)
成熟的集体主义政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在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一点上，保守党与工党达成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一致。工党放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推行温和干预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1955年，盖茨克尔成为工党领袖后，整个工党进一步右倾，党内有人公开要求修改关于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党章第四条。与此相应，保守党上层领导人也抛弃了自由放任原则，鼓吹“人道资本主义”、“中间道路”。可以说，双方都在走中间道路，双方都不再认为国家与市场、工人与资本家、私人企业与公有制、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存在对立。不管保守党与工党在具体政策上有多大分歧，两党都在不同程度上修正了各自的意识形态，都摈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难容、完全对立的观点。
当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歧缩小的意义。两党在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政治权力的归属以及社会正义等原则问题上仍有重大差别，只不过是迫于战后新形势的压力而做出相应的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党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各自的意识形态，正如一位左翼评论家指出的，在战后新的形势下，两党都受到刺激并做出反应，以便能够在新环境中生存下来。(30)
从共识政治的三项具体政策看，根本性的一点也是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干预不仅在范围上极大地扩展了，还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性危机政策意味着由国家出面调节社会总需求水平，以保证经济的增长。随着一大批巨型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政府在成为全国最大的雇主的同时，也成为这些企业惟一的投资者和管理者，政府有权决定企业的投资、信贷和发展方向，为企业生产制定计划，以使企业按照公共利益进行生产和经营；在社会福利领域，政府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使社会财富发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转移，并且承担了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义务。
总之，国家与市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国家已不再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守夜人”式的国家，积极干预的政府取代了亚当·斯密的“廉价政府”。到 1970年，英国政府公共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60%。按可比价格计算，1980年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6%（1976年曾高达 46.9%），而90年前的1890年，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还不到10%。
政府职能的扩大，势必带来政府规模的膨胀。凯恩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财政部时，财政部的正式官员仅有数十人，而战后为了执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财政部的规模扩大了上百倍。1953到1973年间，英国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包括社会保险、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增长了12%，在住房与环境、农业、就业等方面的开支增长了6%，而一些传统的国家职能，如国防、维护法律与秩序及对外事务等方面的开支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18%。(31)
国家作用的增强和政府规模的扩大，标志着战后英国政治进了成熟的集体主义政治的新阶段。集体主义在英国的兴起最早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19世纪基本上是个人主义的时代，从世纪末起则逐步走向集体主义时代。英国政治思想家巴克认为，鼓吹不干涉是国家对外和对内的最高职责的自由放任主义终结于1880年。(32)1937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宣称，集体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教义，“在世界各地，那些自命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乃至自由主义者，都在进步的名义下一致认为，政府及其强制工具必须指引文明发展的进程，人们推崇公共官员的权力，增加、扩展他们对人类事务的干预”。(33)还有学者以国家干预的发展为线索，把英国政治思想及实践区分为“放任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股互相对立的潮流。前者认为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然和谐的发展，后者则认为必须对人类事务进行政治性管理。(34)塞缪尔·比尔最早对英国政治进行系统研究，他把英国政治的发展历程纳入一个演进模式。按照利益代表模式和政治目标，英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五个阶段：老托利党政治、老辉格党政治、自由主义政治、激进主义政治以及集体主义政治。集体主义政治始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育成熟，其政治目标是福利国家和经济管理。我们不难发现，集体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对国家干预的认同，其实质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首先，国家干预思潮和政策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时就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不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彻底打破了市场万能的神话，自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功能的缺陷暴露无遗。单个的私人资本，即使是19世纪末出现的私人垄断资本，已经无法适应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35)30年代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控制的开端。
其次，两次大战以及人民大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和进步思想的发展，也对国家作用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干预主义的国家就已经在英国初现端倪。霍布斯鲍姆指出，在 1916到1918年间，英国已经不自觉地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强大的国家经济的雏形。(36)战争的经历改变了政治结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经济生活受到控制的程度仅次于苏联和纳粹德国。由于推行累进所得税、附加税和遗产税，社会财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再分配，工作时间和条件受到调节，农业组织了市场委员会，国有垄断企业已经在广播、伦敦运输和电力行业建立起来，各市镇当局在住房、运输、煤气、供水和供电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一战截然不同，它是一场人民战争。人们发现，国家干预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有负面效应，而是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如战时工业生产的合理化，物价控制，生产必需品的保障等。战争也教育了人民，大众觉悟的提高使统治者在战争结束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进行统治了。1940年初，比万就意识到反法西斯战争将对英国社会造成的政治冲击，战争将开启人民尘封的心灵，使成千上万英国人积极参加政治斗争，而工党应当勇于面对新形势，肩负起领导国家的重任。(37)与此同时，保守党人也意识到自己将要面临的新形势。战争一结束，黑尔什姆就警告保守党：如果不给人民以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一位保守党议员也认为，再摘自由放任不会有前途，”这不是因为我们必定比我们的前辈更善良或人道，而是因为复辟这样一种体制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了”。(38)
此外，凯恩斯经济学说对战后大规模国家干预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自由放任的终结》中，凯恩斯呼吁国家应在经济衰退时发挥更大的作用。后来他又写道：“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准备消除19世纪的自由放任状态，进入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时代，我的意思是指这样一种制度，我们能够作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追求共同的目标，促进经济和社会正义，同时尊重并保护个人——他的选择自由，他的信仰，他的思想和表达，他的企业和财富。”(39)有人形象地说，在凯恩斯时代追随亚当·斯密，就像在哥白尼之后还坚持托勒密天文学一样。30年代末开始的凯恩斯革命为英国两党的妥协提供了理论基础，或者说，两党都把凯恩斯主义当作自己的旗帜来挥舞。因此，不应把战后国家干预的急剧扩张完全归因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学说只是恰逢其时罢了。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在，凯恩斯意识到应当对经济力量加以约束。社会主义者据此作为一种赞同国家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托利党人将之理解成需要调和两个极端，以在国家控制的方向上加上私人企业巨大的推动力。”(40)尼克松政府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也认为，不管有没有凯恩斯，大萧条都会带来急剧的政策变革。(41)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战后共识政治有一个看似荒谬的矛盾：一方面，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逐步增强，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威却日益削弱。也就是说，随着政府卷入社会生活的程度提高，政府对社会各阶层按照其指令行事的依赖随之增强。耐人寻味的是，与人们的普遍信念相反，当政府的干预扩大时，其权限实际上缩小了，政府承担的责任与它履行职责的权力成反比。有论者把这一现象称作“政治生活的破碎化”。(42)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集体主义政治是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的，政府政策在何种程度上与社会各阶层达成一致，就决定了政策的有效性。换言之，正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已经广泛深入地取得全民的支持，否则就无法使自己的政策行之有效。对于这一点，英国左右两派从相反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保守党温和派的吉尔摩认为：“正是人们之间一致的破裂，造成了无尽的麻烦，国家缺乏权威（我的意思是指获得一致的能力），无法控制国家中最有势力的组织：工会。实际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国家。”(43)工党左翼领袖托尼·本指出，英国不会出现社会运转所需的一致，政治生活和工业领域的权威主义已不复存在，政府已经不能用老办法来控制各种组织和人民了。(44)
从前文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二战后的新形势、新环境迫使保守党和工党调整修正各自的意识形态，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就在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这一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事实上，自战后到70年代中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出现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共识政治”，大规模国家干预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
不可否认，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对英国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产生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承担了新的义务和责任，其政治体制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新的需求与旧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是共识政治产生危机乃至破裂的主要原因。换言之，战后共识政治是建立在一系列过于乐观的思想基础上，即对国家的本质，对于通过国家干预来改变社会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引起的风险，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一旦国家不能起到克罗斯兰设想的管理经济的职能，那就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死亡，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死亡。这种勉强的、被迫的妥协本身就埋下了日后破裂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英美两国的政治现实已经表明，战后国家干预由弱到强的发展，实际上正是新一轮减弱国家干预的先声。从这种意义上说，战后共识政治的发展奠定了以减少国家干预为中心的撒切尔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这是我们认识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注释：
①也有人反对使用这个概念，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政治评论家彼得·詹金斯。参见P Jenkins,Mrs Thactcher's Revolution,London,1987,pp.1-50.希思也曾否认两党之间存在共识，参见 A.Sampson,The Changing Anatomy of Britain,New York,1984, p.37.
②F.Pym,The Politics of Consent,London,1985,p.193.
③A.Marwick,British Society since1945,Penguin,1982,pp.102- 111; D.Marquand,The Unprincipled Society,London,1988,pp.17-39.
④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 383、433页。
⑤(13)J.E.Cronin,The Politics of State Expansion,London,1992,PP.291,243.
⑥J.Tomlingson,British Public Policy since 1900,London,1990, Table 9.5,10.8.
⑦A.Gamble and L.Wells,Thactcher's Law,London,1989,Table.1.
⑧K.Morgan,Labour in Power,1945-1951,London,1986,pp.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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