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学科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模式论文,基础论文,科学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根据基础学科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特征以及国际科学合作的产出数据系统，着重考察了影响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发展水平和状况的诸种因素及其关系。通过对国际科学合作中所出现的复杂现象与关系的研究，以回答诸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的规模为何存在差异、世界各地区及国家是如何形成了国际科学合作的网络的、基础学科领域国际合作形成的模式以及各种科学的外部因素对国际科学合作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关键词 基础学科 国际科学合作
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具有多种形式，包括共享一套数据资源、通信联系、在国际会议上交流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访问实验室、短期讲学，以及合作研究等。其中合作研究并共同著述是国际科学合作最为常见的形式，也是最易被测度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集中反映出其他合作与交流形式的综合效果。各国国际科学合作的内容除了政府之间的多边或双边协议外，科学家个人之间自由选择的国际科学合作项目仍占有较大比例，而后一种情形在合作过程中对管理者来说往往难以把握。鉴于基础学科国际合作的最终产出成果大多以合著论文形式来表现，因此，通过对进入国际科学交流系统的合著科学论文各项指标的科学计量分析，可以比一般的材料、信息和评论更为客观、公正地揭示出国际科学合作中的各类模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的日益复杂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国际科学合著论文的计量分析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政策研究重要的辅助手段。
1 国外研究概况
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曾对国际科学合作产生的合著论文做过大量的分析研究， 以考察国际科学合作中不同的决定性因素。 Beaver 和Rosen的研究表明〔1〕，本世纪以来，国际科学合作已成为科学发展极重要的方面。国际科学合作的增长趋势是对科学专业化程度日益发展倾向的一种响应，合作关系提供了获取专业成就和增长知识的方法，提供了获取科学资源和建立科学界精英之间联系的途径。
Edge〔2〕，Stokes和Hareley〔3〕认为合作者的情况能反映彼此间的智力和社会影响。Price 则强调了经济因素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因素比智力因素对合作者的影响更大，如科研经费的国际间社会分配，可以分担购买和维修昂贵研究设备，从而为合作者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也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4〕。 上述研究主要从经济上、认识上和社会上的三方面的因素来解释国际合作的各种现象，研究工作局限在较低的层次上考察国际科学合作的状况，往往注重某些特殊领域科学家的科学合作，或讨论科学合作给研究工作带来的益处等等。
近年来，随着国际科学合作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化，依据《科学引文索引》（SCI ）的文献数据系统对国际科学合作重要的产生形式——合著论文所开展的科学计量分析已成为国际科学合作政策定量化研究的主要趋势。由于（SCI ）是当代国际上最主要的跨学科的文献资料库之一，它全面收集全世界所有最重要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文献目录资料，包括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科学领域，其所收录的论文占国际四大论文检索系统（SCI、EJ、ISTP、ISR）收录论文的60%以上〔5〕。 故其独特的国际性和多学科性功能在科学计量分析中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尽管（SCI）的数据系统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国际科学合作活动，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非英语母语国家的科学期刊的收录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其所收录的国际科学合著论文所形成的一套特征指标，可以展示国际科学合作主流渠道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不仅能反映一个国家国际合作活动的水平，还可揭示出各国科学合作的模式以及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合作关系，即可以对国际科学合作活动复杂的社会系统作出近似描述。因此，（SCI ）数据系统已成为各国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政策研究分析重要工具。
70年代末，Freme和Carpenter（SCI ）曾率先对国际科学合作的若干学科领域的合著论文进行了计量研究，并对国际科学合作的状况作了较全面的考察〔6〕。80年代以来， 针对国际科学合作中合著论文的分析研究已构成为国际科学合作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Terttu Luukkonen等人通过对国际科学合著论文的指标化数理分析，对国际科学合作形成的网络以及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各学科领域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模式作了客观的评价〔7〕。 在对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作整体研究的同时，还有许多学者运用合著论文的计量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国别性的国际科学合作政策研究，诸如：“阿拉伯国家的国际科学合作”〔8〕。“加拿大与欧共体之间的科学合作”〔9〕，“国际科学合作中对日本合著者的分析”〔10〕等等。这些侧重于具体分析某一国家在国际科学合作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所形成的合作模式。
2 国家科学规模与国际科学合作
国家科学规模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及科学系统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状况密切相关，同时，对各国科学国际合作研究的模式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一般而言，国家科学规模越大，国家科学产出也越大，两者之间存在着正比例的增长关系，科学产出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以表征国家科学规模的大小。随着各国科学实力的增强，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科学合作得到不断发展，然而，各国在国际合作研究中产出的合著论文占本国科学产出论文总量的比例（国际化指标INI ）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即各国国际科学合作化的程度并非与国家科学规模之间存在正比例的关系。如Frame和Carpenter早在70年代末依据（SCI ）国际科学合著文献数据系统所做的统计分析就揭示了这一现象。表1 根据科学规模的大小（以科学产出论文量为标准）排列19个国家及地区的次序，按国家科学规模减弱的方向，国际合作研究合著论占国家科学产出论文的比例趋于增大（其中有所波动），即国家科学规模与国际科学合作化程度之间一般呈现反比关系。
表1 19 个国家及地区科学产出规模与国际科学合作的国际化指标（INI）之间的关系
国家及地区 科学产出文献量(篇) INI(%)
美国
111,7114.4
英国26,5517.8
前苏联 24,5841.2
法国15,7757.2
日本14,5533.3
加拿大 13,190
10.4
印度 7,0864.6
澳大利亚 5,4677.4
意大利
4,985
11.5
瑞典 4,467
12.2
以色列
2,834
13.2
西欧(6国)2,530
14.0
东欧(4国)1,8878.0
南非 1,3007.2
新西兰
1,2007.5
南美(5国) 469
21.6
中东(3国) 343
23.3
亚洲(6国) 139
30.5
非洲(6国) 110
29.8
表1显示，科学产出量较大的国家， 其国际科学合著论文占该国科学产出总论文的比例一般在4—8%之间，而前苏联和日本的INI 明显低于此下限，产生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两国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障碍，尤其是前苏联的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隔断了该国科学家与外界的联系。进一步考察各学科领域的情况，可以发现，日本科学家在数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领域的合作研究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前苏联的国际合作研究在所有领域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加拿大合著论文比例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绝大多数是与美国的合作，这正是由于美加两国相似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以及地理毗邻的条件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交融而形成的合作关系。
中等科学规模的国家，如意大利，瑞典，以色列等国的国际合著论文比例在7—14%之间。
科学规模较小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国际科学合作，国际科学合著论文占国家科学产出总量的比例在21.6%—30.5%之间。实际上，这一高比例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SCI ）收录发展中国家科学期刊数量限制的影响。
上述事实表明，科学规模较小国家的科学家，由于科学资源的限制，导致他们强烈需要参加国际科学共同体的合作，以寻求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的补偿，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科学合作化程度较高。而科学规模较大国家的科学家常常可以有效利用丰富的科学资源并根据本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需求来组织科研工作，在国际科学合作研究中，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特点，其国际合著论文的国际化指标INI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
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科学研究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已成为各国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国际科学合著论文的国际化指标INI 数值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而，国家科学规模与国际科学合作水平之间的反比关系仍客观存在。据1981—86年（SCI ）收录各国国际合著论文的统计分析，随着科学产出数量的减少，国际性合著论文所占比例有所增加，但是国际合著论文所占百分比的分布较为分散，尤其是那些科学产出量较少的国家更为明显。因此，国家科学规模与国际科学合作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十分清晰，合著论文的比率仅在11%上下变动。
若国家科学规模以国家科学产出占世界科学产出总量的百分比来计量，各国国际科学合著论文占本国科学产出论文总量的百分比在19%上下变动。
针对国际科学合作的一般模式，科学产出量较大的国家中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如前苏联、日本、和印度的国际科学合作化程度相对较弱，分析其国际化指标较低的原因，除了国家科研体制和科研传统中固有的科学内部制约因素外，还受到科学外部若干因素的制约，主要包括语言上的障碍（前苏联、日本）、大量本土的科学产出（印度）、政治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前苏联、日本）。瑞士国际科学合著论文占本国科学产出的比例达30%以上，部分原因是在那儿建立有许多国际性的科研机构和大型科研设施，同时也表明在该国科研事业发展中，国际科学合作研究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我国具有较强的国际科学合作化程度和较大的国际科学合作研究潜力，但令人忧虑的是国家科学产出占世界科学产出总量的比例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国际科学合作特征相比，国家科学规模与国际科学合作并未形成良性的协调关系。今后，在不断增加对国家基础性研究科学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如何充分发挥本国在国际科学合作中所形成的优势和潜力，继续开辟国际科学合作的渠道，根据国家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优先支持基础学科前沿领域的国际科学合作，以有效地增强本国基础学科领域科学研究的总体实力，尤其是要提高本国科学家进入国际科学共同体交流系统的科学产出数量，促使国际科学合作与本国科学事业形成协调发展的格局，是我国现今开展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组织管理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3 国际科学合作的网络关系
围绕国际科学合作中各国形成了何种网络关系，以及科学外部的哪些因素影响着国家之间的科学合作关系等问题的研究，Frame和Carpe—nter曾依据1973年SCI的数据基础，运用非公度的多维指标系统（MDS）方法，归类分析各国国际科学合作的相关关系，以考察地理、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对合作活动的影响。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各国及地区国际科学合作存在四组类型，每一组类的国家间有着大量的合作内容和相似的合作模式，而不同组类的国家之间合作内容少且合作模式各异。第一组由西欧和北美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均属工业发达国家，有相近的历史传统，使用语言属拉丁语系；第二组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诸国组成，地理上毗邻，有不同于西欧的共性历史，政治上和经济上奉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大多使用斯拉夫语言；第三组由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两国在政治、社会、语言经济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直接的联系，而地理环境实际上对这两个国家的国际合作活动有重要影响；第四组由亚洲国家组成，尽管这些国家在政治、社会、语言、经济等方面呈现复杂的背景，但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大量蒙古人种，农业经济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以佛教和印度教为代表的宗教信仰等。这一组中较为特殊的日本，虽然与多数发达国家开展合作研究，但其国际合作活动主要倾向于亚洲模式。上述现象表明，国际性科学活动并非在自发的和孤立的环境中进行，国际科学合作网络的形成除了受到各国科学能力、科研体制和科技政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科学外部因素（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语言、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不断增强本国科研实力的基础上，有效地改善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的外部环境，克服国际科学合作中非科学因素的不利影响，是提高国际科学合作能力和效果的重要途径。
80年代以来，虽然各国及地区国际科学合作的规模日益扩大，合作模式在不断变化，但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及地理因素所构成的区域性特征对国际科学合作网络关系的影响仍客观存在。这里，我们根据1981—86年SCI收录的国际科学合著论文的数据系统， 定量分析30个科学产出大国国际科学合作的规模和倾向，试图对其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与其他各国所形成的国际合作关系作出精确描述。研究结果表明：
（1 ）尽管美国及西欧发达国家与前苏联的国际合作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与前苏联构成国际科学合作重要伙伴关系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欧诸国。这一情形再现了80年代东欧国家在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2）美国国际科学合作所涉及的国家数量多，且地区分布面广， 其主要的合作伙伴多为西方发达国家，但美国并未与其中任何一国形成倾斜的合作关系。在地区分布上，其与亚太地区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的合作数量也占有较高的比例，而与东欧诸国的合作数量相对较少。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在当今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以及各国及地区国际科学合作水平和能力的布局状况。
（3）澳大利亚主要的国际科学合作伙伴分布在欧美发达国家， 其中美国、英国成为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处大洋洲的新西兰与其也有较强的合作关系，而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比例相对较小。这一现象说明了政治、历史、文化及地理因素对国家间科学合作关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4）美国在与日本合作中占绝对优势， 并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相对而言，日本还与亚洲友邻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发生经常性的联系。据J.F.Miguel的研究表明〔10〕，1981—86年美日合作关系有所减弱，而日本与西欧及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同中国科学合作的比例上升最为显著。
（5）前联邦德国与美国形成了较为倾斜的合作关系， 美国成为德国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其次前联邦德国国际科学合作的主要内容分布在欧共体成员国内部，其中英国、法国、瑞士与其形成主要的合作关系，同时，还与东欧国家保持了一定的合作比例。在亚太地区中，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与其的合作关系较强。前联邦德国在国际合作网络中所形成的多层次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西欧发达国家国际科学合作的一般模式。
（6 ）我国国际科学合作状况与日本的国际科学合作的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亚洲国家开展国际科学合作的一些重要特点。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合作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即美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时，中国还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前联邦德国、加拿大）维持着较高的合作水平。在亚太地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印度也与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上述现象表明中国80年代以来的国际科学合作模式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和开放性特征，但近年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所发生的急剧的变化，以及一些国家推出的“中、东欧战略”和“亚洲战略”正深刻影响着国际科学合作新格局的形成，这对我国90年代的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提出了机遇和挑战，今后，如何继续增强同发达国家开展国际科学合作的能力，巩固与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合作关系，并开拓建立与东欧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科学合作渠道，以适应当今世界国际科学合作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在基础学科领域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政策与管理工作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上述研究结果反映的是各国在基础学科领域国际科学合作的综合平衡情况。若考察各学科领域的合作情况，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会受到各学科领域合作比例非平衡分布的影响。通过对各国国际合著论文学科分布的相似性及合作关系群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那些具有紧密合作关系的国家倾向于形成相近的国际科学合作学科产出结构。
收稿日期：1995—08—20?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