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与政治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阶层论文,秩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国内对社会分层理论讨论的不断关注和深入，中产阶层（注：在提法上，与中产阶层概念并行使用的还有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中等阶层等。本文认为这些概念的指向对象相同，在所引用文献中的不同说法并不影响本文主题的讨论。）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越来越频繁地被论及，并引发许多争论。本文避开诸如中产阶层划分标准、甚至在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层等争论，仅仅就中产阶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作相关的理论探讨。
一、“稳定器说”渊源深厚
在论及中产阶层有关政治秩序的社会功能时，常常强调中产阶层政治保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维持社会稳定和充当阶层冲突的缓冲等特征，我们把这类观点称为中产阶层的“稳定器说”。
在当前我国学术界的讨论中，学者们非常一致地接受了这种“稳定器说”，甚至将这种观点作为分析、研究的无须辩驳的预设前提。比如，有学者论及：“一般说来，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我国传统中级阶层地位的下降，显然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注：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除了理论探讨，在带有调查报告内容的论著中，“稳定器说”也被作为一个公理性预设，成为数据和结论之间关键的逻辑分析传承环节。比如有学者在调查中得出社会中间层匮乏的数据之后，就以中间阶层的社会稳定作用为预设，以政治稳定为目的，顺理成章地引出要大力培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性社会结构的结论（注：参见陆学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2、73、254页。）。
我国学术界“稳定器说”的理论直接引进（更贴切地说是照搬）自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其实，稳定器说之渊源深厚，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的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提出中产阶层维护城邦政治稳定的功能。在他看来，中产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理想的中庸阶层。中产阶层是阶级争斗中的平衡力量，可以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若城邦中严重缺乏中间阶层的力量，就可能导致两个严重对立的阶层之一掌握政权，成为不稳定的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页。）。
马克思在著述中有许多地方认为中产阶级是保守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在批评大卫·李嘉图所采取的资本主义立场时说：“他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安全和力量。”（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3页。）除了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划分的经济属性标准之外，韦伯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标准：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身份认同）（注：韦伯：《支配的类型》，台湾新桥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25、47-87页。）。韦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中产阶级，但从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中，仍然可以看出他至少不认同中产阶级的革命性。
米尔斯系统论述了美国新中产阶级（所谓白领阶级），其观点经常被引用，对当代学者分析中产阶级有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米尔斯将中产阶级定位为政治冷漠、摇摆不定、没有明确政治意识的阶级，“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甚至，米尔斯直接将中产阶级称呼为政治中的“后卫”，明确反对“白领权力行将崛起”的理论（注：关于米尔斯的相关论述，参见其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393页。）。许多学者将米尔斯的这些论断，作为论证中产阶级政治秩序稳定器说的有力来源。其他西方作者也大都支持“稳定器说”，如埃米尔，莱德勒（1912年），H·斯佩尔（1934年），L·科里（1935年），F.D·克林根德尔（1935年），大卫，洛克伍德（1958年）等（注：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二、“稳定器说”在实证上的反例
“稳定器说”在现实经验中找到了佐证，但在现实经验中可以发现的反例也比比皆是，置疑了中产阶层只是简单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理论。
在发生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是反对权威体制的主体力量（注：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从1985年2月以后，韩国中产阶层逐渐走到民主化运动的前台，与青年学生和其他阶层联合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并成为1986年和1987年的大规模民主化斗争的主干力量（注：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台湾八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若没有中产阶层的参与，社会运动纵然可以兴起，但都可能难以发展，甚至瞬间消失。有台湾学者甚至断言，“若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产阶级掀起的，应该符合事实。”（注：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臣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85-187页。）拉丁美洲的经验同样说明了中产阶层的不稳定性。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势力的坚定支持者（注：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1960年，在左翼集团推翻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政府的尝试中，委内瑞拉银行雇员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巴蒂斯塔当政时的古巴，工会越中产阶级化，古巴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就越大。
即使在西方，中产阶层的不稳定取向也受到关注。米尔斯在考察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中产阶层、特别是新中产阶层之后，得出中产阶层政治消极的结论。但在20世纪初，中产阶级曾是美国进步派的主体，是当时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与推动者（注：李剑鸣：《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中产阶级对自身地位下降、财阀统治、“老板”专横和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不满，期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激烈冲突的局面（注：肖华锋：《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文史哲》2001年第5期。）。即使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知识分子在平等主义的感召下不满于群体地位低下，曾一度被认为有明显的左翼倾向，是政治争端的根源。后来，由于战后长期繁荣、知识分子地位的相对改善等原因，他们的左倾才发生微妙的右转，趋向于保守（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2页。）。这里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多变颇令人回味。
给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以至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动荡和伤害的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层运动。它来自中产阶层的一种失落和压迫：一方面是力量和地位正在不断成长的团结起来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公司和政府的官僚机构。因此，在不同的国家，最“不满的”情绪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或阶级，中产阶层并不例外（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将历史上溯到西欧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时的产业阶层虽然具有财富的优势，但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相对于贵族与僧侣阶层，他们只能是中间阶层（市民阶层）。他们与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等社会力量一起，反抗僵化的政治秩序。在取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之后，产业阶层才一跃上升为保守的社会上层的组成部分。
三、理论上的澄清
理解上述困惑，关键在于一些理论问题的澄清。
静态、动态与时代性。亨廷顿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承认中产阶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传统论断的合理性，但同时认为这种作用并非一贯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过程（注：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稳定器说”至少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中产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中产阶层的利益期望已经得到了社会容纳。如果缺乏第一个前提，中产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如果缺乏第二个前提，中产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
所以，得出中产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稳定器说”所描述的其实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历史情势下的一个静态点，而不是从中产阶层的整个发展历程角度进行观察得出的判断。
中产阶层自身结构与处境的变数。由于特殊的社会情景，中产阶层在不同社会中往往存在异质性。有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产阶层结构划分的区域性特征（注：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研究美国中产阶层时，有学者强调了美国社会的特殊性，认为其规律并不能简单引申到其他社会（注：Zhu Shida:Thoughts on American Middle Class，《世界经济与中国》（英文版）1996年第4期。）。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产阶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很大的结构变迁。马克思将中产阶层归纳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其实那是欧洲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中产阶层。米尔斯将旧中产阶层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产阶层则是“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这些复杂的构成，可以细分为更多的小层次和职业，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并没有非常统一的共同体意识。
上文中提及马克思关于中产阶层保守性的论述，其实这种论断在马克思著作中并不一致。例如，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9页。）“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9页。）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之后的当代世界，仍见地深刻。因此，完整理解马克思对于中产阶层的分析，应该是辩证的。
稳定、理性与秩序。保守是一味维护现有政治秩序，对良性变革的一味阻碍。而政治秩序本身是个中性词，可能意味着良性的政治秩序，也可能意味着保守、滞后、不公平、酝酿着危机的政治秩序。不稳定也是一个中性词，可以体现为负面的社会动荡，也可以体现为打破不合理秩序、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而不仅指贬义的破坏。表面的稳定可能在为更大的动荡和激烈的变革酝酿爆发力。在“稳定器说”中，有意无意中神话了秩序与稳定两个中性的概念，赋予它们有明确价值取向的褒义。
在学者们的分析中，常可以看到将理性作为中产阶层的群体意识，并引申为中产阶层规避动荡的缘由。亚里士多德分析中产阶层维护稳定的原因时，就特别强调了中产阶层的理性特征。穷人因为暴虐和无赖而桀骜不驯，富人因优越而不受管束，他们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拥有一笔中等财富的中产阶层，对财富的欲求可以做到克制，最容易听从理性，安分守己，维护城邦稳定。从财富到理性，再到安分守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将财富与理性相联系，感觉总不如将利益与理性相联系更可靠。原则上，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打破秩序，可能是理性的缺乏，也可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理性超群的人不光和其他人一样有利益更大化的冲动，而且还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取得利益：可以有理性地退避，也同样可以有理性地出击。沿着理性的轨迹进行推理，中产阶层的行动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变的，甚至是激进的。
四、新图式的解说
综上所述，“稳定器说”是偏颇的，中产阶层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用，是个变数。影响中产阶层的意识取向和行动取向的，并不是所谓的中庸或者理性等群体品质，而是另有其他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才出现了“稳定器说”所不能描述的现实。
把中产阶层的不稳定度作为因变量，社会价值分配体系中的期望张力、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力量作为自变量，可以形成一种解说中产阶层与政治秩序关系的新图式（见图1）。
图1 判断中产阶层行动取向的简单图式
关于价值期望张力。在价值分配体系中，如果不安于实际所得，在期望和实际所得之间就会产生落差，这里称之为价值期望张力。
由于价值分配体系中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要做到在每一个价值层面上都能充分容纳中产阶层的利益，并不容易。在构建价值分配体系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是如此复杂，即使排除政治秩序中固有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也难以想象大同世界中绝对公平的分配技术。因此，实际价值资源在阶层间的分配不平等是政治社会“客观固有”的，有意义的讨论在于这种不平等的程度。
价值期望本身是主观的，属于一种意识，可能受到各种内在或者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实际中很难捉摸。价值期望常常与平等的观念相联系。“不平等总是内乱的起因……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然而，人们对平等的理解是有冲突的。因为，在实际社会秩序中，除了某种资源的分配不平等，还存在政治权力、财富占有和社会名位等多元价值间分配的不平衡。如果某个阶层在价值分配的一个层面取得优势，它就会对其他层面上的优势产生扩张性的期望；如果某个阶层可以分享到一个层面的价值分配，就难以接受在其他层面上的弱势。除了一无所有的社会底层，富人还渴求政治特权，政治精英难以安于经济上的贫乏，政治上取得平等权利的公民不满于财富的两极分化。这种因价值分配不平衡导致的期望张力，常被称为“相对剥夺”。中产阶层往往在文化教育上具有优势，在社会名位上有优越感，并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如果这些优势不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得到相应的体现，中产阶层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价值期望张力就产生了。
可见，实际的价值分配所得与主观的价值分配期望各自有复杂的背景，都是变数，它们决定的期望张力指数是个更加难以把握的变数。
关于阶层力量对比。对于实际行动，意识驱使和行为能力两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中产阶层的实际行动取向，不仅要有上文所讨论的期望张力作为意识基础，还要有足够力量作为能力基础。从整体上，一个现代社会趋向成熟的过程，也大致是中产阶层逐渐壮大的过程。
如果说中产阶层有更多的理性，这种理性就体现为计算得失和自知之明。即使它有期望张力，在采取行动前也会比较审慎。在其力量单薄时，更加剧了这种谨慎态度。其他主要冲突阶层的实力对比，可以决定中产阶层偏向哪一边，这就是中产阶层被人诟病的摇摆性。同时，如果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力量足够强大，或力量对比并不清晰，或任何冲突一方的胜出都不会为其带来好处，中产阶层还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就是所谓的政治冷漠。另外，中产阶层自身可能分化，一部分靠向底层成为现有秩序的反叛者，一部分靠向上层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持者。无论是摇摆、冷漠还是分化，如果中产阶层的力量不强，它在阶层冲突都是无足轻重的，并不能改变冲突的整体格局。
当中产阶层逐渐成长之后，它在采取行动时变得自信而果断，其政治取向对政治秩序的走势也变得重要。它可以决定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格局，使政治秩序向中产阶层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当期望张力较大时，并且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凭借知识、能力优势，中产阶层常常可以扮演阶层冲突的领导者角色，组织、发动底层力量，并为阶层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而当强大的中产阶层被整合到价值分配体系中的时候，就会在阶层冲突中扮演缓冲的角色，这就是“稳定器说”所描绘的图景。
五、新图式应用分析举例
放弃了武断的“稳定器说”，本文的新图式仍是抽象的。它提供了一个分析中产阶层行动取向的简单理论框架，但也略去了许多参量，包括上文所述及的中产阶层自身异质性。另外，中产阶层、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可能也是驱动中产阶层行动取向的重要变量。下面所举的几个理想型例子，仅仅希望有助于理解新图式的思路。
图2 中产阶层走向革命的理想型
中产阶层走向革命的理想型（图2）。它表明了原政治体制僵硬，中产阶层一直没有被价值资源分配体系所容纳，而中产阶层的力量又一直处于不断壮大的状态。期望张力的积累，挑战政治秩序的能力，以及现有政治秩序的不妥协，最终导致了革命要求。在建立新政治秩序后，中产阶层的期望张力会迅速消解，并依靠其强大的阶层主导能力，成为维护新秩序的阶层基础。
图3 中产阶层推动变革的理想型
中产阶层走向变革的理想型（图3）。如果中产阶层的期望张力和阶层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激烈，政治秩序在压力中就不得不顺应变革的需要，缓解社会冲突，最终将中产阶层逐渐容纳到变革后的新秩序中。变革的呼声，矛盾的积累，变革的启动，变革进程的深入，都与中产阶层、现政治秩序之间的不断调适相联系，这是个明显以实力做后盾的博弈过程。对于政治秩序的直接维护者，变革常常是被迫的选择。而变革常常在打开突破口后一发而不可收，并不能由原政治秩序所控制。相对于走向革命的理想型，变革过程要相对缓和很多，它避免了阶层对抗的最后摊牌、社会的剧烈动荡。
图4 中产阶层得到充分容纳的理想型
中产阶层得到充分容纳的理想型（图4）。中产阶层自始至终被充分容纳到价值资源分配系统中。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中产阶层在稳定政治秩序中的作用也逐渐增强。所以图中的中产阶层的不稳定度始终保持为一条低水平的平滑线。
六、结语——“推动器说”
“稳定器说”仅仅描述了中产阶层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势下的一种特殊状态，它需要强大的自身阶层力量和缓和的期望张力作为前提。从过程上来讲，中产阶层对变革提供压力，是活跃的、不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中产阶层作为政治秩序“稳定器”的定位，只是代表了一种判断上的发展趋向。从长远结果上，它反对社会动荡，力图推动改革，提高政治秩序的弹性，容纳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价值期望，最终缓解社会冲突，成为稳定力量。这是“稳定器说”的价值所在，也是学者们对中产阶层寄以厚望的原因。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说这种厚望在成熟社会已经实现或者初见端倪，那么在转型中的后发展中国家，这种期望常常还只是一个美好愿望或者遥远的目标。在走向这一目标的历程中，中产阶层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变数：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趋利性……
在决定中产阶层行动取向的社会情景中，特别需要强调现有政治秩序的灵活性。如果现有政治秩序可以与中产阶层产生良性互动，就可以削弱来自底层的压力，对阶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没有为中产阶层的期望留下容纳空间，则很容易将中产阶层推到政治秩序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底层的同盟。
将中产阶层看作稳定器，是一厢情愿；把中产阶层看作政治秩序的威胁，则过于消极、被动。如果非要给中产阶层一个简单的概括，并在这个概括上赋予对中产阶层的期待，那么与其称中产阶层为政治秩序的稳定器，不如把中产阶层看作政治变迁的“推动器”。虽然这一概括如“稳定器说”一样片面、偏颇，但更现实、具有建设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