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观察
城市风险事件中专家和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在张力
——基于兰州“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的研究*
文 宏，陈路雪，张 书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摘 要： 在环境风险的治理中，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风险已成现实问题，其中危害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的风险最为引人关注。以兰州市“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例，采用现有研究常用的风险特征量表，测量不同群体对这一特定事件的风险感知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认为：风险感知在学理结构上可分为风险影响、风险接受、风险控制和风险认识四个维度，公众对风险的总体感知显著高于专家；针对专家与公众在知识体系、沟通机制、价值目标等维度上产生风险感知差异的原因，需要通过信息共享、推动公民参与、舆论有效引导等措施以减少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化解潜在的稳定风险。
关键词： 风险感知；城市风险；差异
一、引言
在当今各种社会风险中，危害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的风险最为引人关注。水资源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问题，其风险管理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1]。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和技术手段的日益复杂，水资源领域的灾害风险管理已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价值、政治过程等因素的影响[2-3]。然而，主流风险评估方法依然是技术导向的，过于强调环境、经济层面的评估，忽视了对公众在心理和文化层面的直观感受进行分析，实际上将水资源风险的承担者即普通民众排除在风险管理和风险决策之外[4]。因此，尝试将风险感知理论引入到水资源领域的灾害风险评估当中，可以通过拓宽风险评估的方法路径对风险取得更为全面的理解，并且有利于增强风险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将从整体上提升灾害风险管理的实践水平。
相对技术评估的精确性而言，风险感知往往更容易受到个人知识、性别、经历、价值观、社会信任等个体和社会因素的影响[5-9]。因此，尤其在特定风险事件中，管理者、专家、媒体、企业和公众等不同社会群体的风险感知并不相同，其中以专家、管理者和公众的差异较为明显[10]。专家和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是一个贯穿于整个西方风险感知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专家对风险的判断是否与普通人存在差别、专家群体的风险感知是否更为贴近真实情况，直接决定了风险管理中的相关沟通协作行为是否必要，同时也关系到科学技术能否在风险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11]。总而言之，对专家和普通民众风险感知差异进行描述并分析其原因，不仅仅是理论界一直以来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是风险管理实务者应该考虑的现实问题。
虽然国内对于风险感知理论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上述问题在近年来灾害风险实践中已显露出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射性物质泄漏事件中，部分民众罔顾科学判断而引起了“抢盐”风潮；多个PX项目虽然通过了发改委和环保部的审批，却依然遭到当地民众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加以抵制；在西部某些泥石流灾害多发地区，依据专家意见而组织的异地搬迁工作难以开展。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民众常常以“砖家”的蔑称评论相关领域专家在参与风险管理中的表现。2014年4月11日至14日，甘肃省兰州市发生了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引起了当地居民极大恐慌，虽然政府部门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污染治理工作，但也暴露出专家与民众在风险判断上的严重分歧。在灾害应急处置期间，兰州市“4·11”局部自来水苯超标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经征求专家意见”不断发布公告，最终于14日宣布自来水水质已恢复正常，并陆续解除了各区应急措施。但有居民表达了不同意见，例如：
这么严重的水污染能在短短3天就处理好吗？
通知出来前自来水是不是已经超标，会不会对人体造成损伤？
施工单位还要对工程材料的使用进行控制，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对物资进行定量供应，对材料的采购、领取、使用进行严格的控制及监督管理。施工单位要派专人进行材料的管理工作，并且材料负责人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并且各个部门要对材料的使用进行相互监督，共同维护工程材料的使用标准，使工程材料的使用率最大化，实现材料成本的有效控制。
事实上，虽然全市自来水已恢复正常供应，不少市民却并未恢复正常用水，甚至有市民直至半年之后依然不敢饮用，囤积纯净水的行为屡见不鲜，有关自来水依然存在安全风险的谣言层出不穷，2015年开春时自来水出现异味又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身处事件发生地，于2014年4月即对事件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调查，之后陆续组织人员对事件亲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受访者为专家、普通民众和灾害管理者(政府官员)。所谓专家，是指经过专业训练并掌握特定领域中高级知识的人，一般可以发表相关著作或供职于专业机构如大学、研究所、政府机构、咨询公司等[27]。因此，在局部灾害风险事件中，所涉及专家数量是相对有限的。本文调查的专家样本来源于两个群体：其一为甘肃省环保厅和兰州市环保局及其下属环境监测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二为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和管理学院灾害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普通民众样本则来源于对广大兰州市民的抽样调查。
国内有关风险感知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对灾害风险感知进行研究的学术文献数量较少。总体而言，国内学者比较关注风险感知的现实作用，倾向于将风险感知置于灾害管理体系之中，考察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期望直接从中得出提升灾害治理能力的结论和启示。例如，有学者基于汶川地震的实际调研数据，以风险感知作为核心中介变量，研究其影响因素和对人们心理及行为应对的影响，提出了把风险沟通纳入到灾害管理中的必要性[12]；抑或从风险感知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并进行验证，更好地解释社会风险抗争现象的内在机理及演进逻辑[4]。另一方面，国内现有研究也对风险感知本身的描述进行了尝试，例如有学者曾经基于多个特定地域的调查数据，测量居民对不同种类灾害的风险感知状况，认为公众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13]；也有学者探究个体认知结构因素和社会环境背景因素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认为受教育程度、媒体接触、社会阶层不同的群体之间风险感知也存在差异[14]。但是，这一类研究数量较少，虽然对灾害风险感知的差异化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但欠缺将专家与民众单独进行对比的专门研究，且对造成风险感知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及背后管理规律的论述尚显不足。
西方学界作为风险感知理论的发源地，相关研究是成体系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国外单独测量风险感知的研究也比较多，且集中关注了专家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相关文献可以依据研究内容和方法大致归为四类。其一是针对不同风险的诸多特征进行测量与比较。例如，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等人在提出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时，对81种风险的15种风险特征分别进行了测量，并绘制出了双因子(恐惧和未知)之上的风险分布情况，一系列研究表明专家与普通民众的风险感知差异是存在的[15][16][17][18][19]；麦克丹尼尔斯(McDaniels)等人采取类似方法，对佛雷泽盆地中33种水环境风险的17个方面进行风险感知测量，而且更具针对性地采用了均值比较和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探究普通民众和专家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二者在大部分风险种类上并不存在显著的感知差异，但在一些特殊风险的防范上存在分歧[20]。其二是针对不同灾害的风险感知直接进行测量和比较，即不采用风险特征量表而询问一个或多个问题直接获得风险感知状况。例如，有学者对化学公司高管、化学家和公众对化学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了研究，要求受访者对不同事物的化学风险进行评级，研究发现公众的风险感知要高于其他两个群体[21]；其三是针对某一特定事件的风险感知状况进行直接测量和比较分析，例如有学者比较了瑞士洪水灾害中民众风险感知和专家评估的差异[22]；有学者聚焦于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核试验，比较科学家和公众对辐射风险的感知状况[23]；还有关于墨西哥索诺拉河水传疾病的风险感知研究等等[24]。这类研究多采用描述统计的定量方法，辅之以少量的访谈调查。除了上述三类实证研究之外，还有少部分研究通过文献综述或理论探讨的方法，对专家与民众之间的风险感知差异进行总结和探讨[25]。总体而言，西方学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专家和民众的风险感知差异进行了集中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2.“专家治国”与“公众参与”存在偏离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简要综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借鉴：
第一，国内外研究在方向和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国外对风险感知的研究是整体性的，呈现出一种知识产生的自然源流，专家和民众在风险判断上的差异，是提出风险感知理论的现象来源之一。因此，国外研究专注于从技术上对这种差异进行描述，并从中汲取有关风险沟通的改进方向，试图弭平这一差异。然而，国内研究并不重视风险感知的现象本身，而是将风险感知理论作为一种风险评估的新方法，几乎没有集中描述专家与民众之间风险感知差异的实证研究。因此，有必要在本土化视角下，考察专家与普通民众是否存在风险感知差异并进行剖析。
第二，西方学界在有关方面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尤其是制作并应用了有关风险特征的量表，国内研究大多依靠少数几个构成型指标测量风险感知。然而，国外研究侧重于潜在的生态风险和技术风险，实质上是一种危害尚未形成时的事前评估，大多从社会心理学视角进行分析。相较之下，国内研究更加偏向于灾害领域，往往立足于某一典型事件情境下展开研究，更加贴近于公共管理需求。综上所述，在合理借鉴国外成熟研究方法的同时，应该聚焦于特定灾害风险，采用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
二、研究设计
为深入探究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的结构性差异，本文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剔除因素负荷量小于0.40[28]的题项，最终保留具有统计意义的24个题项，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此次因子分析的KMO指标为0.813，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四个因子，可根据题项学理意义将其命名为“风险影响”“风险接受”“风险控制”和“风险认识”。风险影响因子侧重于强调水污染风险在宏观上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地域范围、破坏性、涉及人数、影响时间)以及在微观上对个体造成的伤害(健康威胁、恐惧情绪、生活关联、造成痛苦)；风险接受因子主要突出承灾体对风险的可接受性，是风险感知理论的重要维度，包括总体评价上的可接受性以及社会、环境、个体等方面的评价；风险控制因子主要描述在灾害发生后，对风险的评估以及对其影响的消除(与传统的风险控制理论不同的是，本文讨论的风险控制更多强调主观上对风险控制策略的理解，包括专家知识、可控性、媒体关注、可评估性、环境恢复等方面)；风险认知因子从可预测性、潜在影响、可观测性、可避性四个方面，描述人们对风险特征的理解以及对风险严重性的感受、认知。
当专家的作用不被认可时，公众便更多依赖自己的主观感知。但公众囿于知识的欠缺和关键信息的不对称，将复杂的情境诉诸简单的启发式判断，或先入为主，或由果推因，或固执己见，其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武断的，即产生情绪化的认知偏见。如果专家的回应长期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这种认知偏见就会愈演愈烈，形成“不信任-偏见-更不信任-更多偏见”的恶性循环。
表 1风险感知特征及对应题项及释义
由此可见，在我国水污染事件中专家和居民的风险感知也存在差异，且社会各界无法就风险判断达成合意，不同群体间的应对措施也难以适配，从而将直接导致风险管理成效的下降和应急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中国独特的管理情景，引入西方风险感知心理测量范式，对水污染事件中专家和民众的风险感知差异进行考察分析，为风险沟通等灾害管理措施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促进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治理能力。本文以兰州市“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例，采用现有研究常用的风险特征量表，测量不同群体对这一特定事件的风险感知并进行综合比较，进而从社会管理和灾害治理的视角进行分析讨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均值比较
表2显示了兰州4·11水污染事件中专家与公众两个群体风险感知状况的均值比较结果，从统计结果来看专家和公众确实存在明显差异。根据T值的显著性，可发现公众的总体风险感知显著地高于专家，二者在14项风险感知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健康威胁、造成痛苦、恐惧情绪、影响时间、破坏性、危害显现等6个方面，公众的平均分数高于专家群体；而在媒体关注、可控性、可评估性、可接受性、环境承受、可观测性、环境恢复、专家知识等8个方面，专家群体的平均分数高于民众。
现代社会中风险呈现复杂化的趋势，科技在造福民众的同时也会导致环境风险具有“人为的不确定性”，当“天灾”转为“人祸”，公众发泄情绪的焦点也随之变化，专家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普通公众的对立面。在这种背景下，专家难以对风险问题作出明确的回应：首先，现代城市的环境风险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需要解决的管理问题亦趋于多样性，专家的知识体系在面对偶发、联动的现代风险时常常捉襟见肘，难以在第一时间厘清全部问题，无法作出完全正确可信的判断，不同专家持相左意见、同一专家前后表述不一致的现象时常发生，导致公众对专家的“系统信任”降低[36]。其次，由于专家和公众对风险的定义和价值观存在差异，专家主要根据灾害的类型、历史经验和一系列数据构筑理论模型，回答的是事实层面的风险表现和未来发展的一种概率估计，但不能直接回答公众期待的关于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问题[37]，因而从专家的意见中公众无法直观地了解该风险究竟有多“大”。
表 2专家与公众两个群体风险感知的比较分析
注：*p <0.05,**p <0.01,***p <0.001。
(二)因子分析与结构性比较
本研究旨在通过一系列定量方法，展现专家和公众两个群体在兰州“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中风险感知的差异并进行剖析，最后提出相关改善思路。基于上述文献述评，本文选取风险特征量表对风险感知状况进行测量，具体参考拉佐(Lazo)等人的生态系统风险特征量表和麦克丹尼尔斯(McDaniels)等人关于水环境的风险感知量表[26][1]。问卷翻译过程由多位专家对措辞进行反复修订，且由于研究情境是特定的单一风险，故对一些词句进行修改，在正式调查前进行了一次预调查，使问卷语意更加明确。最终问卷包含两部分：一是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如性别、年龄、个人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二是一个包含29个题项的7级量表，除了了解受访者整体性的风险感知，主要调查了受访者对自来水苯超标风险各个方面的风险感知(即28个风险感知特征)。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数据资料后，首先对已填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查，接着分别从每个方面对专家和普通民众的风险感知进行描述统计，重点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方法，对专家和民众两个群体进行均值比较；然后对全体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掌握风险感知量表的内部构成，进而对公众和专家两个群体的风险感知状况进行结构性比较。
表 3全样本数据因子分析
(三)公众与专家对风险感知差异的解释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本次兰州水污染事件中，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的某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综合表2和表3可见，公众与专家的风险感知差异主要囊括于“风险影响”和“风险控制”两个因子中，这两个因子的关注点与个体的切身利益和感受关联度更高。具体而言，公众对灾害的破坏性、对健康的影响更加敏感，容易主观放大灾害的威胁，变得更加恐惧；而专家对风险的理解相对理性，能从更加客观的视角对风险进行解释。后续的事实也证明，专家对水污染事件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公众仍会质疑专家的看法，对风险的总体感知显著高于专家。此案例中呈现出典型的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的对立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三个方面给予可能的解释：
1.“常民知识”与“专家知识”难以契合
风险感知理论包括“心理测量”流派和“文化理论”流派，通过量表测出风险感知的关键点后，针对其中不同角色之间的差异，笔者认为可从个体文化或知识的角度进行阐释。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迈克·汤姆森(Mark Thomson)等提出，个体的生活环境、学习体系、对社会事物的观察理解将会影响他们对风险的感知。以往的研究也表明，知识是风险感知存在差异的关键因素[29]。专家基于自身对风险问题的研究，更多从科学视角出发去界定风险的类型、发生频率、后果的严重性以及控制手段，因此他们对风险的感知往往更加理性。但与专家不同，普通民众大多并未获得系统的风险教育，他们对风险的理解不是来自于书本和数据，而是基于自身在生活中得到的经验传承和感性认知，这种知识类型也被称为“常民知识”[30]。知识类型的差异会导致关注点的不同，公众面对城市中的环境风险时很难做到科学分析，而会更加关注该风险的破坏性，对自身健康、经济上的危害性。这种感知上的分歧又会导致风险的社会放大，专家基于技术手段作出的低风险评估或者风险消除的结论与公众的高风险感知相悖，在接下来的公共讨论中很容易触发风险的放大机制，导致公众的恐慌，造成公众与专家的分歧加剧，甚至产生新的社会风险[31]。因此，知识的不同会导致公众与专家风险感知的差异，而且在反复的争议中，知识的不同造成的分歧很可能会被放大或失控。
笔者在母猪人工授精站工作十年中经常遇到公猪发生睾丸炎，性欲缺失，精神不振，睾丸肿大、疼痛等病状。使公猪精液供精站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公猪睾丸炎是睾丸实质的炎症，由于睾丸和附睾紧密相连，容易引起附睾炎，两者常同时发生或者互相继发。根据病程和病性，临床上可分为急性与慢性、非化脓性与化脓性。
现代城市环境风险涉及众多公民的切身利益，理应重视他们的感受与诉求。但在当今的社会治理体系下，政府与专家几乎垄断风险知识的生产与环境风险的治理，普通公众的看法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荒谬”的，因而公众的意见诉求遭到技术官僚和专家的忽视[32]，在“专家治国”的体制下，不懂环境风险专业知识与技术的普通公众被排除在风险治理模式之外，“公众参与”很难起到理想的效果[33]。上文提到公众知识体系的形成主要依靠日常生活经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缺乏逻辑和理性的特征，在应对诸如水污染等城市环境风险时依赖专家的科学指导。但由于专家与公众之间沟通机制的欠缺，专家的意见常被理解为“不接地气”的，长此以往，这种基于专业知识而建立起来的信任纽带变得脆弱甚至失效，形成公众既依赖专家同时不信任专家的悖论[34]。信任机制的缺失造成专家的正确引导很容易被谣言淹没，公众的恐惧心理极易发酵、蔓延。
上世纪即有学者提出环境风险治理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西方国家试图通过专家向公众传播风险知识，从而提高公众对环境风险的理解能力，不会对经过专家研判过的风险事件过度担忧[35]。他们的观点对我国的风险治理机制提供了借鉴，但在我国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不平衡、公众风险意识淡漠的现实背景下需要较长时间来弥补，如何解决沟通、信任和参与的问题首当其冲。
3.专家“语义含混”与公众“认知偏见”
本次圆桌会议围绕围术期规范化镇痛展开，生理上的无痛依赖于麻醉专业提供的良好的围术期镇痛。心理上的无痛依靠医护人员的良好态度，即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人文关怀；那我们应该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到围术期镇痛管理方面呢？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对智能工程建设过程中各阶段的了解，发现智能工程建造中存在着各种影响因素。因此，为确保政府大楼智能工程项目可以按时保质完成，需要在智能工程建设施工中进行方案设计，做好工程进度控制。
随着公车加速、煞车、左弯、右转，右手奋力抵抗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惯性定律所带来的影响，以确保我在这拥挤的公车内仍能一派悠闲直挺挺地站立着。
四、结论与讨论
风险社会理念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环境风险已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由于环境风险具有高度的不可预知性和复杂性，且对公众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影响，极易引起公众的恐慌。但在环境风险的治理中，即使政府及时处置、专家科学研判，公众仍会主动放大风险，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以兰州“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例，通过风险特征量表对专家和公众进行问卷调查，结合数据分析的结果，认为风险感知在学理结构上可分为风险影响、风险接受、风险控制和风险认识四个维度，公众对风险的总体感知显著高于专家，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风险影响和风险控制维度中。具体来看，公众对灾害造成的健康风险、经济风险、生活风险等微观层面更加敏感，对风险怀有较高的恐惧心理；专家对风险的感知和解读在各题项中分值更加均衡，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和科学性，对风险的宏观感知与评估要高于普通公众。笔者从专家与公众的知识体系、沟通机制、价值目标等维度分析了产生风险感知差异的原因，认为在当今时代，专家的科学知识与公众的生活常识之间的差距是风险感知差异的关键原因，专家与公众之间沟通机制的欠缺、公众对专家与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是风险感知差异的直接原因，而在风险事件中，专家回应模糊、公众由于学时不足产生认知偏见，会进一步诱使二者风险感知差异加剧。
大数据已经发展成社会和时代发展的主要属性，伴随国家“互联网+”策略的落实，在全新的阶段，需要将大数据置于重点位置，这也是必然的变革趋势[1]。刘延东副总理在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上明确强调了“互联网+”战略的重要地位，给出的倡议为:需要更加注重教育领域的信息化发展，利用创新技术来推动教学工作的发展，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公平地享用信息技术，并为不同文明的交流提供有利条件。
00后大学生早已在电视和网络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下“游刃有余”，对他们而言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极度挑剔教育形式，传统的说教式教学不仅收效甚微，还会引起学生反感和憎恶，而最适宜的则是借助于心理学知识相关的视频材料或时事热点来进行论述。比如教师可组织学生观看02年的“马加爵事件”及相关分析讨论，继而引导学生体会不良情绪累积的危害性，再顺利渗透自我调节的科学方法。
本文的研究以实证数据推动，对以往关于环境风险中公众与政府、专家的认知分歧甚至会爆发群体性事件的现象给予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往往超过风险实际的破坏力，在没有科学知识做铺垫的情况下，极易受到谣言的蛊惑。专家对于风险的专业见解，由于沟通渠道和机制的欠缺，很难让公众接受并信服。二者对风险感知的差异会增加他们的沟通成本，并使更多问题难以较快解决直至引发更大的冲突。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时代破解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有效化解潜在的稳定风险亟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落实信息共享机制，让公众知悉关键信息，减少认知差异。在风险治理模式中，技术官僚和专家掌握全面的风险信息，居于绝对的领导位置。但在公布事件处理措施和结果时，常对关键信息遮遮掩掩，使公众不能全面了解风险事件，与专家的认知差异进一步增大，甚至造成冲突对立[38]。城市环境风险影响众多居民的生活质量，威胁身体健康，因而公众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政府须落实信息共享机制，披露环境风险事件中的权威数据和处置的各大环节，尽可能实现公众与专家的信息对称，让公众了解真实的信息，减少公众和专家由于专业知识不同产生的感知差异，从而使二者间的对话有序高效。
完善法律环境的构建是行政事业单位开展财务管理工作的核心，也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所以，在这一阶段的工作当中，法律政策的支持具有核心的作用。相比于其它国家，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时间较晚，政策制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例如《会计法》为主的法律法规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优化和调整，旨在快速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在法律制度与法律环境保障方面进行完善。结果表明，法律政策的调整重点应放在政策执行方面，对于一些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应该更加严厉。例如我国曾经出现过的贫困县财政补助款的私吞情况，就需要进行更严厉的控制，对于政府财政拨款与事业收款方面需要更加明确，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作用。
第二，推广风险教育，缩小公民与专家的知识差距，从而促进二者的科学互动。从长期来看，对公众推广普及风险教育是一项重要议题。专家与公民在风险知识体系上的差异是一道鸿沟，且公众很难做到像专家一样对风险进行深入透彻的理解，只能通过系统的风险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二者的差距，从而让公众不再是专家眼中的“外行人”，当公众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时，才能在与专家的双向沟通中切实发挥作用[39]。当公民的风险知识体系达到一定水平时，所谓的“环境风险公民身份”[40]意识才能真正觉醒并发挥作用。在相对平等的对话平台上，公众与专家基于科学知识的争论才能趋于有序和有效。
第三，优化专家与政府回应路径，重塑公民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现实情境中在面对环境问题时，专家会做出多方面的解释，政府回应的速度也比以往有所提高，但公众并不买账。这既有知识体系、信任机制的深层原因，同时也存在专家表述高高在上、政府回应语焉不详的问题。在环境风险事件中，公众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同时又非常敏感，容易抓住官方报道的漏洞，对官方模棱两可的说法感到焦虑和愤怒，转而偏信谣言。因此政府的回应既要谨慎，又要注意在措辞上让老百姓“听得懂”，不仅解释科学层面的问题，更要积极回应公众关注的利益问题。只有让公众愿意听取专家和政府的回应，才能保障沟通的有效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达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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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Tension of Expert and Public Risk Perception in Urban Risk Event :a Case Study of Excessive Benzene in Tap Water in Lanzhou City
WEN Hong,CHEN Luxue,ZHANG Sh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China )
Abstract :In the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risk,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experts in risk perception.The environmental risk caus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a real problem,and water risk,which endangers the safety of urban production and life,has attracted the most attention.This paper,taking the event of excessive benzene in tap water in Lanzhou City on April 11 as an example,using the existing risk characteristic scale,measures the risk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to this particular event,and makes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between them.The study holds that risk percep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mensions:risk impact,risk acceptance,risk control and risk recognition.The overall perception of risk by the public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y experts.In view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in th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system,communication mechanism,value objectives and so on,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difference of risk perception between experts and the public and resolve the potential stability risks through information sharing,promot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and effectiv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so on.
Key words :risk perception;city risks;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 C93-051
文章编号： 1007-4074( 2019) 03-013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专项课题(17VZL017)；广州市羊城青年学人重点项目(17QNXR16)
作者简介： 文 宏，男，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 10.13438/ j.cnki.jdxb.2019.03.017
*收稿日期： 2019-03-11
(责任编辑：陈 伟)
标签：风险感知论文; 城市风险论文; 差异论文;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