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歌: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范畴_文化论文

易歌: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范畴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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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2)01-0106-04

自从王国维以其独特的艺术眼光提出“意境”这个诗学范畴之后,人们关于诗的论述就少不了这个字眼。与此同时,另一个诗学范畴即“意格”,则鲜被提及。

一、意与格:古代诗学的中心话语

大抵有诗文之后,“意”就成为诗文论者谈论的话题。“意”是什么?朱光潜先生说:“意是情感思想的合称。”又说:“文艺大体上是用具体情境(所想的象)表现情感,所以意是情感饱和的思想。”[1]总之,“意”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写诗为文,必须立“意”。这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传统主张。王夫之论诗,认为意是兵中之“帅”:“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2]不仅如此,“意”不但要立,而且还必须先立,“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3]

写诗强调“意”的统摄作用,其他艺术也要注重“意”的领悟。明代人恽向论画,认为“诗文以意为主,而气附之。惟画亦云。无论大小尺幅,皆有一意,故论诗者以意逆志,而看画者以意寻意。”[4]可见,“意”对于诗歌和艺术作品的创作和评价是多么的重要。

古人关于“意”的论述,除了强调“意”的作用之外,还集中在“意”与景、与情、与言的关系上。主张“意”应充溢于整个作品之中,即意中有景,景中有意;言意统一,情景交融;语意两工,情文并茂;言中有意,意在言中。而且,这个“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而是指未经别人说出过的新意和真意。应当从作者自己“胸臆中流出”,而不剽窃模拟别人;应当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应该表现虚情假意;应当“去陈言,立新意”“不落窠臼”,而不应当“拾人牙慧”……以致“性灵派”的倡导者袁子才把“出新意,去陈言”看作诗歌创作的“第一着”,并认为“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5]。足见意的“真”和“新”在诗的创作和品评中的地位。

当然,从诗美的角度看,古人论“意”更关注“言外之意”,“意在言外”是诗家更高的追求。如欧阳修在《诗话》里就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最好的“意”必须是“前人所未道之意”,“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就是说,诗要有余意,话虽说尽而意犹未尽。

古人所谓“覃思”“垂思”“抒思”,均为炼出“新意”“真意”来。而要使新意和真意的表现具有诗美的特性,除了“炼意”之外,还要“炼格”。“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唐则子美,宋则苏、黄。要其胸中自有炉锤,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也。”[6]那么,“格”是什么呢?

格,有法式、标准之意。《礼·缁衣》:“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又,《后汉书》五八《傅燮传》:“由是朝庭重其方可格。”格,有门类、类别之意。“越俗”“骇俗”被称之为“跌宕格”,“戏俗”则被称为“调笑格”[7]。格,有风格、度量之意。《文选》南朝宋鲍明远《芜城赋》“格高五岳,袤广三坟”,“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等等。格,有规矩、门径之意。郭绍虞先生在《文学批评史》第三章第一节“批评风气之转移”中专门列举“论格论例之著”,并指出:“论诗文而议其格与例,固不始于此期,然此类书籍终以此期为特盛”。从各类诗格、文格、赋格的著作来看,其“格”就是诗文赋的规矩、做法。宋代葛立方著的《韵语阳秋》载:“老杜诗以后二句续前二句处甚多。如《喜弟观到诗》云:‘待尔鸣乌鹊,抛书示鹡鸰;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睛诗》云:‘啼鸟争引子,鸣鹤不归林;下食遭泥去,高飞恨久阴。’《江阁卧病》云:……如此类甚多。此格起于谢灵运《庐陵王墓下诗》云:‘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李太白诗亦时有此格……”可见,“格”就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具体做法。此外,格,还有格调、品格之意。“评郑谷诗,讲故事,有其格不甚高。”“意欲沉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诗,于杜陵乃无遗憾。”[7]

概括起来,“格”在古代诗论之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指向:就微观方面而言,它是作者对诗的具体规律和特点的把握,指的是具体的方法、规矩、门径和格局。章学诚认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然无定之中有一定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宏观方面而言,它是指诗作者整体的精神状态,即诗作者的品质、品位、风貌、气度。诸如:“唐诗以情韵气格胜,宋苏、黄皆以意胜,惟彼胸襟与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伤浑雅焉。”[6]“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一流也。”“近体气格高古尤难,此少陵五排、七律所以品居最上。”[7]如此等等,古人所说的“气格”“情格”“韵格”等等,大都与此相关。

需说明的是,古代诗论中在表达“格”的第二个义项时,有一个更通用的词——“格力”。苏轼在批评北宋初期的西昆体诗派的绝句中写道:“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始知前辈宗徐庾,数首风流似玉台。”[8]又如,严羽指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7]也用到了“格力”。格力的具体意义是什么?还是看看古人的解释。陶明浚《诗说杂记》解释说:“此盖以诗章与人身体相为比拟,一有所阙,则倚魁不全。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五者既备,然后可以为人。”这里的“格力”无疑是指诗文的格调气势。

真正把“意”与“格”放在一起集中讨论的,当属姜白石。他说:“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性情,如印印泥,止乎礼仪,贵涵养也。”这里,“意”和“格”仍然不是一个概念,但已显露出相互关联的倾向。如果说诗的内容是以“意”为主的话,那么,诗的形式可以纳入“格”的范畴。

古人关于“意”与“格”的论述很多。当然,古人论诗,并非只谈“意”和“格”。但是,“意”和“格”无疑是古代诗学的重要话语,它们分别成了诗的内容与诗的形式的集中代表。

二、意格:关于创作主体的特定范畴

唐代元稹著的《长庆集》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序》:“宋齐之间……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所焉。”这里,元稹把“意”与“格”的两个双声词——“意义”和“格力”并置,对宋齐之间的文章进行了评说,实际上用的是内容和形式标准。

就笔者所知,第一个把“意格”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提出来的是姜白石。他说:“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字句。”

姜氏本人并没有对“意格”进行专门的诠释,但联系其具体的语言环境,从整体来理解,“意格”应是作家创作时的一种“前文本状态”。用通俗的话来讲,“意格”就是作者进入创作状态前的预定模式,是作者心版上的“文章”,是作者进入写作之前的一种“打腹稿”的状态。总之,“意格”就是作家创作时的一种“前文本”的创作状态和预备方式。

我们知道,由于每个人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养成不一样,就形成了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不同的创作主体。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克雷齐等人指出的:“知觉定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早先的经验和像需要、情绪、态度和价值观念这样一些重要的个人因素。简言之,我们倾向于看见我们以前看过的东西,以及看见最适合我们当前对于世界所全神贯注的和定向的东西。”[9]前文本的状态和方式,就是作者进入世界——物理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意识状态和思维方式,亦即观照世界的方式。用韩非的话讲就是“先物行,先理动”[10]: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理论来讲就是“图式”,用克雷齐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理定势”,而用现在比较通行的含有哲学意味的话来说,就是“前识”。笔者认为,“意格”是创作主体思想观念、审美理想、创作才华以及个性风格的集中体现,它的状态决定着外化于符号的文本。

把“意格”当作“意之格”来理解,也符合古汉语的用语习惯,因为古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的。作为偏正关系来理解,这里“意格”所强调的是意的品级,更全面地说,那应该是意的审美品级。唐代释皎然在《诗式》中说诗有“五格”:“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贬居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此于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有事无事可知也)。”[7]作者在这里虽然强调的是诗的品类问题,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意”具有高低、深浅之别。

诗是渗透心灵的艺术,诗的价值与“意”有关,尤其是与意的审美化程度和它的高低深浅相关。尽管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立意,但“意”的审美品级是客观存在的,古人对此多有论述:元人杨载《诗法家教》中说:“立意要高古浑厚,有气慨,要沉著,忌卑弱浅陋。”“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7]“读古人诗多,意所喜处,诵忆之久,往往不觉误用为己语。”[7]这些表述都说明了“意”的审美品级对作者的影响和对创作的影响。

作为“意”与“格”的合称,从并列的两个方面来理解,也有其合理的解释。

“论诗者,或谓炼格不如炼意,或谓炼意不如炼格。惟姜白石《诗说》为得之,曰:‘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6]这几句话,非常明确地提示了“意”与“格”相互间的关系。首先,“意”与“格”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以致有的说“炼格不如炼意”,而有的说“炼意不如炼格”。其次,诗人是先有“意”还是先有“格”呢?似乎两种情况都同时存在,“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同时,“意”和“格”相互之间是互为前提的,“意出于格”“格出于意”,两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克,共同构成了诗歌创作的“运思”活动。为了进一步说明两者的关系,有必要作一点补白。

在古人看来,“意”不仅是内容因素的集中体现,而且对诗的形式起着支配作用。取材用事写景为了体现“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同样是为了表现“意”。所谓“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2]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与“意”有关的“象”“景”“情”“境”都是在“意”的统摄之下才得以发挥其巨大潜能的。如果没有“意”生气灌注,就会造成“意”与象乖、与景隔、与情悖、与境离。

同时,“意”还对诗的技法起着决定作用。无论是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尚意”的精神,还是袁枚在《续诗品》中提出的“崇意”一品乃至于人们常论的“因意定法”“以意役法”,都强调“意”对各种技巧的支配作用。

此外,“意”还对“遣词”“造语”有着决定作用。唐代释皎然在《诗议》中说:“因意成语,语不使意。”“意动而其神跃然欲来,意尽而其神渺然无际……意立而象与音随之”,“夫诗以运意为先,意定而征声选色,相附成章。”[11]冒春荣在《葚原诗说》中甚至说:“学诗者每作一题,必先立意。不能命意者,沾沾于字句,方以避熟趋生为工。若知命意,迥不犹人,神骨自超,风度自异。”“神骨”“风度”这些因素也都是由“意”来驱使的。

格,可以说是形式因素的总概括。“格局”“规格”等形式因素自然包括在“格”的范畴内,“格力”“格调”“风格”也是“格”中应有之义,即使是古人常说的“气象”“风骨”也都可以归入“格’的领域。严羽认为李杜在盛唐诗人中达到了最高境界:“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因而他力主以李杜为范例:“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7]他常从“气象”方面去评价盛唐诸公和李杜的诗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格”的意味相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7]“盛唐诸公之诗,如鲁颜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12]“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7]这些“气象”都与作者的风格、格调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呈现于外在的因素也是诗作者个人气质、性情、才华包括所接受的教育的表现。

总之,“意格”是关于创作主体的特定范畴。“意格”一词的三种不同的构成方式,提示人们对诗歌创作主体的关注应着眼于三个层面:一是要着眼于诗作者创作素质的整体关照。“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这些外现于作品中的特点都由作者的“意格”所决定。二是要着眼于诗作者心灵世界的品位和品级的关注。“意格”低下亦即审美品位、品级低下,不关注“意格”的品级是不行的。三是要注重诗人熔铸诗的内容和形式的能力的考察。“格”出于“意”,“意”出于“格”,意味着“意”与“格”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作用。如果能从以上三方面入手,就可以全面地了解和解读诗的创作主体。

三、意格与意境:中国诗学的永恒话题

就古代诗学诗论而言,“意格”与“意境”之间是有联系的。从间接的方面讲,古人在讨论“意格”时,就讨论了相关的词语,诸如“象”“天”“境”“格”“神”“韵”“风骨”等。“取境”就是古人论诗时常用的概念。明代都穆在一首《学诗诗》中提出“但写真情并实境”[4],把“真情”与“实境”并提,作为对诗的要求,已经接触到了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清代张式在论书画时谈到“要之书画之理,元元妙妙,纯是化机。从一笔贯到千笔万笔,无非相生相让,活现出一个特地境界来。”[4]这里所谓“特地境界”,美学意味已是很浓的了。而清人布颜图在论山水画时说:“山水不出笔墨情景,情景者境界也。古云:‘境能夺人’,又云:‘笔能夺境’。终不如笔境兼夺为上。”[4]王国维所提“意境”就受到了“笔境”等画论的间接影响。从直接的方面讲,“意格”一词是姜白石提出的,他不仅强调“意格”的重要,而且还亲自创作。“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13]这是王国维以著名词人姜白石的作品为例对“意境”的进一步说明。这里正式标举“意境”之名,应看作王氏在美学上的贡献。然而从姜氏的“意格”到王国维的“意境”,两者之间不能说没有某种渊源关系。

其实,“意格”与“意境”,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具体内涵应该有很大的差别。

“意格”和“意境”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意格”所讨论的是创作主体对创作过程的影响。无论是“始于意格,成于字句”的论述,抑或是所谓“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的见解乃至于“炼格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的主张,都是针对创作主体而言的。用现在的话语来表述,那就是“意格”所关注的是主体精神世界和艺术形式的构建。“意境”则不同,王国维关于“意境”的表述有:“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忧劣。”“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13]如此等等。这些都表明王氏的“意境”所讨论的是诗词作品,关注的是作品世界的构建。

“意格”和“意境”所强调的重心不同。两者都是尺度标准,“意欲沉著,格欲高古”,说白了,“意格”所强调的重心是人的精神、品貌、风骨、气韵、神采,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格的魅力、格调的高昂。而“意境”所强调的是作品给读者的审美效果——“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13]王氏这里强调作品的境界为“本”,其他为“末”,足以说明两个标准的差异。

此外,关于“意格”与“意境”的研究情况也不一样。“意格”一词由于古人没有给它一个比较恰当的诠释,加之“意”与“格”在具体的使用之中,论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各取所需”,虽然它在刘熙载的《诗概》中得到了强调,遗憾的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这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几乎被人遗忘。而“意境”在“诞生”之初,就有很好的“名份”,加上几代学人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它如同一个闪亮的星座,雄居了诗坛最显赫的地位,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但不管怎样,我们讨论诗歌作品,就不能不研究其创作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意格”和“意境”,应该是诗学领域里永恒的话题。

[收稿日期]200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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