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症结论文,意义论文,大清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等文发表后（以下笔者有关文章简称“吴文”），引起学界较大反响，与笔者争辩的文章也有不少。①经过几个轮次的对话，现在是该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的时候了，以便给读者一个回答：争论了些什么问题，哪些已经比较清楚，哪些还存在分歧；并对尚存争议的问题做一分析。
一 实质上已经比较清楚的问题
（一）关于“大清洗”起止时间
吴文从一开始就认为是1937-1938年，并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同时也指出这个时间是1934-1938年或1936-1938年还存在一些学术争论，②并且强调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基本上持以上观点”。
在马龙闪先生关于“大清洗”的两篇文章中（以下有关文章简称“马文”），第一篇文章曾经把“大清洗”运动限定在1937-1938年。文中明确写道：“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月全会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所以马文中直接称“1937-1938年大清洗运动”一词达6次之多并非偶然，表明了作者对大清洗起止时间的基本认识。但作者同时又提出“大清洗运动持续3-4年之久”，前，包括1936年发生的事件，作者称为运动的“序幕”；后，指1938年1月发生的清洗事件。这里除概念有些不清楚之外（作者关于“大清洗运动”有两个时间概念：一是“1937-1938年”；一是在1937-1938年的前后“持续3-4年之久”，但没有明确指出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止），应当说作者对大清洗时间还是有一个大致认定范围。在其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对其前述观点有所修正：不同意“把‘大清洗’时限划定在1937-1938年”，不再使用“1937-1938年大清洗运动”一词，同时明确提出大清洗时间是1935-1939年，而且马文也强调“俄罗斯和我国学者基本采纳这一观点”。
由此看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大清洗时间看法基本是一致的。至于是从1934、1935、1936、1937年起，或者到1938、1939年止，并非属于涉及本质的争论。这也说明吴文“关于大清洗起止时间”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只有少数人不赞同此观点。郑异凡先生在其有关文章中（以下简称“郑文”）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把斯大林整个执政时期、“从1920年代末到1953年”都看成是“大清洗时期”。其理由是“斯大林的镇压……是贯穿其整个领导时期的措施”。如果因为“斯大林整个时期都存在镇压活动及采取了镇压措施”而可以称为“大清洗年代”，试问，有哪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从其上台到下台没有镇压活动、没有采取镇压措施？叶利钦在其第二任俄罗斯总统期间（1996-2000年），1996年判刑的人有111.11万，1997年101.34万，1998年107.11万，1999年122.33万，2000年118.36万。③能否把叶利钦时代称为“大清洗年代”？
同时，把整个斯大林执政时间称为“大清洗时期”也完全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斯大林时期的确存在包括“大清洗”这样的严重错误，但同时也取得了辉煌成就。2004年12月8日，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为纪念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撰文指出：斯大林时期国家取得的成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就，“苏联能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成为世界历史范围内巨大的地缘政治集团、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袖，正是发生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当时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宣布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的权利：劳动权利、休息权利、接受高等教育权利、对老人的物质保障权利。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曾制定过与此类似的权利文件”。④
在苏共和斯大林领导下打败了试图灭亡苏联的法西斯匪徒，这是对俄罗斯和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功勋。
如果多少尊重一点以上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能否用“大清洗时期”来概括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全部情况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认为吴文把“大清洗”限定在1937-1938年，“没有考虑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清洗的前奏和战后50年代初大清洗的延续”，指责吴文是只用这两年的数字，回避统计整个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人数；马文也认为吴文“离开大清洗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侈谈哪个年代属于大清洗以及大清洗受迫害者数字……是无的放矢”。
如果连对方文章的内容没有看清楚就匆忙下结论，恐怕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做法。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吴文虽然认为大清洗的年代是“1937-1938年”，但从吴文第一篇文章开始就不仅谈到这两年判刑的各种数字，还考证了从1921年至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20世纪30-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数字；从1917-1990年即整个苏联时期被处死刑的政治犯、由于犯国事罪及类似罪判刑的总人数……以及这些年代关押、流放人等的详细数据。⑤不仅如此，吴文甚至还考证了没有列入官方大清洗统计范畴的被流放的富农等各种人数。这些统计难道没有包含郑文强调的“要统计20-50年代”、“整个斯大林时期”的清洗数字，或者马文强调的要统计“大清洗发生、发展、结束”整个全过程的数据？
其次，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仅以死刑犯为例，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人数约68.2万，占1921-1940年判死刑的政治犯总人数749421人的91%，占1930-1950年代被判死刑786098人的87%，⑥也就是约占“整个斯大林时代”被判死刑总人数的90%，更占马文认定的大清洗年代被判死刑总人数的99%以上（1935年仅有1229人判死刑，1936年为1118人，1939年为2552人）。⑦吴文有什么必要“回避斯大林其他时期被镇压人数”？郑文和马文指责吴文的理由能成立吗？
所以吴文虽然主要考证“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但实际上也包括了整个苏联时期这方面的全部数据，以期给读者关于“大清洗”一个总体概念和对照，同时澄清长期以来夸大“苏联大清洗”数据的情况。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夸大、不缩小，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全貌。
当然可以不同意吴文这些数据，但为什么偏偏对吴文这些数据视而不见？这会给读者造成一个误解，似乎吴文仅考证1937-1938年情况，回避了斯大林其他年代的镇压，从而使人怀疑吴文的数据，以为大清洗还有好多数据遗漏了。
（二）关于苏联是否存在“政治犯”的问题
本来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因为“政治犯”这个概念是苏联官方和学界称呼的，并非吴文的“发明”。无论是苏联或后来的俄罗斯官方和学界，无论在当时或现在，对大清洗镇压的对象包括政治犯、刑事犯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无任何争议。甚至连马文也不否认存在政治犯、刑事犯。
只有郑文坚决否认苏联有“政治犯”的概念。那么，这实质认为吴文按照俄罗斯官方档案所引用的、大清洗中被镇压的各种类型的政治犯的数据显然就是不准确的。其理由是：“苏联当局是不承认苏联存在政治犯的”，甚至苏联百科全书也没有“政治犯”词条，⑧“政治犯”这个词是后人的概念等等。
吴文曾引用苏联档案原件，指出大清洗是由1937年7月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决议和7月30日苏联内务部“开展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决议⑨启动的。其中把要打击的对象划分为两个大类八个具体种类：1-6类为“反苏维埃分子”，7-8类为“刑事犯罪者”，清楚注明指“犯有偷盗、抢劫、贪污、利用职务走私……等刑事罪行的人”，明确划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郑文以文件中没有出现“政治犯”字眼而否认存在政治犯事实，是只看到形式未注意内容。“反苏维埃分子”，指背叛祖国、搞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的人，仍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党派如社会革命党成员等等，由于其具有明确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目的而被称为“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国事罪”、“政治犯罪”……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议会机构设有“为受政治镇压死亡者平反委员会”，显然不包括为刑事犯平反。而受“政治镇压”的人，如果是关在监狱的犯人，统称为“政治犯”（当然还可具体为“反革命犯、叛国罪犯……等”）有何不妥？
在1942年内务部指令中就指明有政治犯（политзаключенный，⑩这个词条按俄罗斯出版的《俄汉大辞典》释文清楚注明是“政治犯”），(11)怎能说当时苏联官方不承认“政治犯”，其他俄罗斯词典没有“政治犯”的词条？
郑文十分推崇的前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德·沃尔戈科诺夫在其著作申明确写道，“坐牢的不仅有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政治犯大约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12)郑文更为推荐的、曾担任苏共中央专为大清洗设立的平反委员会领导人的亚·雅科夫列夫、罗伊·麦德维杰夫也是承认有政治犯的。专门研究大清洗问题的俄罗斯学者阿·杜金指出：1930-1950年代被镇压的人，包括因政治原因和一般刑事犯罪被镇压的人。而按俄罗斯联邦法典第58条被逮捕的人，被认为是政治镇压的牺牲者(13)（郑文却认为按第58条被逮捕的人也是刑事犯），这与前引苏共大清洗决议分类一致；另一著名学者泽姆斯科夫则直接把这些“政治镇压的牺牲者”称为“政治犯”（политзаключенный）。由此可见，苏联、俄罗斯官方和不同观点的学者一致认可存在着“政治犯”这个事实。
郑文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由于俄罗斯关于“政治镇压”概念本身界限不明确，在所谓“反革命罪”、“国事罪”这些“政治罪行”的人中……一些人并非政治犯罪，而是刑事罪，两者无法区别。所以郑文说：“要真正区别这些罪犯，只能是对每一个受害者进行具体分析，具体认定……但是这项工作在俄国远远没有完成”。果真如此，那么郑文先前提出的“2000万人被镇压”的数字依据何在？如果认定这些人都是无辜被镇压的，说明情况已经查清楚，何来“分清这些罪犯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如果其中包括郑文也承认必须被镇压的人（如投敌叛国的人），就必须扣除这部分人，那么这“2000万人”的数据显然就不准确。所以，如果郑文的上述说法能够成立，他提出的“2000万人”的数据就不能成立。
不排除当时苏联或存在把刑事犯当成政治犯，或某人既可定为政治罪也可定为刑事罪，或一个人“数罪并存”……等情况。但决不能以此认定两者之间没有区别，或者没有办法认定。我国学者王桂香对此进行了研究。她说：“1991年叶利钦签署《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案》……对‘政治镇压’作了严格界定，指法院和其他行使法律权力的机构或非法律机构以行政方式，对那些具有阶级的、社会的、民族的、宗教的以及其他被认定是危害国家和政治制度的人实施定刑，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对其采取各种强制手段，诸如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没收住房、发配流放、取消国籍、驱逐出境、处决等。”(14)王文指出：到2002年底，“仅以最高军事检察院一个部门重新审查‘人民的敌人’案件就有16万起（“人民的敌人”提法一度是当年苏联政治犯的代名词），其中给以平反的9.3万起，驳回申诉的8万多人”。(15)这就证明：俄罗斯官方对什么是政治犯罪的认定有明确尺度。一个没有参与这个工作的人恐怕没有理由或资格怀疑俄罗斯政府区分不了该国的政治犯罪与刑事犯罪。这也证明吴文关于“政治犯”的提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实争论的实质并非有无“政治犯”这个词。不管是当时的称呼或者现实的概括，它不过是对因“政治犯罪”的人的一个统称，关键是有无因“政治犯罪”而判刑的人，以区别任何时候、任何政府都要镇压的刑事犯罪分子。如果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淆一起，一方面无法统计大清洗中无辜被害的人数，另一方面则会大大地夸大大清洗的人数。
（三）关于大清洗中被判死刑者的数字
实际上经过这几个回合的争论，大清洗中有一些数字已经比较清楚了。
大清洗到底杀了或处决了多少人，这是研究大清洗最为重要的数字之一。长期以来夸大大清洗问题的关键也正是这个数据，甚至说杀了几千万人。在吴文发表之前，中国学者对此一是不清楚，二是说不准确。如黄宗良写道：“受迫害和镇压的人有多少，至今未见官方公布的确切资料”；姜长斌也说：“在大规模清洗和镇压中有多少人受到迫害，确切数字不得而知”；佟宝昌：“在这次大清洗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受伤害，至今无准确资料”……(16)
那么，与笔者进行争论的马文和郑文以前对此写清楚了吗？1993年，在马文《试析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这个情况。文中写道：“镇压牵连的人数之多，至今尚在研究统计中”，所以其文没有被判死刑人数的完整数据；(17)郑文一直认为“斯大林……大开杀戒，被镇压人数在2000万左右”。(18)但他说的“镇压”既“包括被枪毙的、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死里逃生的”，同时又强调“镇压”等同“被处死”，(19)可见也没有说清楚。
2001年在中国苏联历史学会长春年会上笔者当众公布了有关大清洗的数据和部分官方材料，并被大会广为印发；2002年吴文《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发表后，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2004年马文写道：“人们倾向于采纳这一说法：在大清洗高潮的1937-1938年，按反革命罪和其他特别危险国事罪判刑的共有1344923人，其中有681692人被枪毙(20)——这正是吴文一开始就提出的数据！甚至2005年郑文也写道：“吴文所说的1937-1938年的镇压数字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公认的数字，至少我没有看到有人提出异议”。
这就清楚说明：在大清洗的1937-1938年（或者他们称之为大清洗高潮时期）到底杀了多少人，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争议。这就澄清了先前学界对此的疑问，更否定了所谓杀了几千万人的说法，就是说吴文提出的这个重要数据，已经被认可，或者可以更明确地说目前在没有更多资料被发现之前这一数据是无可辩驳的！
但当这个事实清楚后，回过头来说吴文引用的数据是“众所周知的数据”，或者说： “只要稍加留意俄罗斯史的学术文献，有关大清洗各种档案资料就跃然眼前，这些数字并不是埋藏很深的资料”，“关于大清洗受迫害的重要统计数字，近些年已广为人知”，这些话恐怕就不怎么实事求是了。(21)如果吴文这些数据和资料真是早就“广为人知”，当时为什么不写文章介绍或驳斥，非要等吴文发表出来？此其一。其二，如果这些资料真是“稍加留意就跃然眼前”，那么在前述国内专门论述大清洗的文章中，怎么没有引用哪怕是一篇吴文中的俄文资料和数据（其中就有在这些文章之前已经发表的包括大清洗最重要数据的文章），而最近一些论述大清洗的文章，其中涉及大清洗一些最重要数据的俄文资料，却大都出自吴文披露过的资料。(22)至少郑文还比较公正地指出：吴文“搞清镇压高潮时期的数字真相，也是一个贡献”。笔者指出这个情况可以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大清洗问题研究的沿革。
二 尚存争议的问题及其解析
（一）关子大清洗年代或者整个斯大林时期苏联时期共判刑多少人
研究大清洗问题中有两个数字比较重要：一个是被判死刑者的数字，一个是被判刑者总人数，以说明大清洗的程度和规模。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舍宁根据赫鲁晓夫指示向中央的报告；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公布的被判刑人数；1992年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注册与档案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克拉尤什金为落实“俄罗斯政府为因政治罪而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的法令”公布的整个苏联时期、从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都主要是这两方面数字。
那么，整个斯大林时期、苏联时期被判刑的政治犯总人数究竟是多少？
2002年吴文在《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就披露了有关整个斯大林时期、苏联时期被判刑政治犯总人数情况：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的统计，从1921-1954年2月统计为3777380人；(23)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统计：从1930-1950年，被判刑总人数3778324人；(24)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统计：从1917-1990年，为3853900人。(25)
郑文曾经认为被镇压者达2000万人。但郑文仅仅是从他人关于镇压数字的不同说法中概括出这个结论，自己并没有论证；在他最近一篇文章中，由于认为“大清洗情况尚不清楚”，没有看到他再坚持“镇压了2000万人”这个说法，而且明确表示不谈大清洗具体数字，只谈斯大林镇压问题研究中的概念和方法。因而对吴文中关于大清洗中的各类数字除了表示怀疑，并没有一一驳斥，也没有一一给出自己的考证。所以，实际上郑文对大清洗各类数字并没有提出自己明确的观点，无法就此与郑文展开讨论。
第一篇马文没有涉及这些方面数据。最近一篇马文，分别统计了“逮捕了多少人”、 “关押了多少人”、“处决了多少人”、“有多少共产党员受到迫害”、“受迫害者人数占的人口比重”等各类人数。
马文与吴文分歧何在？主要是关于判刑总人数及统计范围。
马文没有专门论述判刑总人数的数字，代之的是“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这绝非故意疏忽，而是马文认为：“苏联和俄罗斯官方确定的‘受迫害者’范围只包括‘因反革命和最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人’”，(26)而在我们中国人、中国学者看来，除了上述人之外，还应包括虽未被逮捕却因政治原因被逼自杀的人、或被限制人身自由、被监督控制、遭受种种行政处分和打击迫害的人。所以马文认为苏联和俄罗斯“官方汇总的统计数字并不是完整的、包括全部的，因而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可信的”。(27)就是说马文不仅指责吴文，甚至认为俄罗斯官方也缩小了大清洗的统计范围，自然也缩小了大清洗统计人数。
这个结论令人不解。苏联、俄罗斯官方和学者是根据本国的法律条文确定大清洗的统计范围，凭什么要根据他国人的“看法”扩大统计范围？
苏联、俄罗斯官方和学者都是从法学范畴谈及大清洗数据。可以请教任何一个中国法律专家，“政治迫害”这个词根本就不是法律术语。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律术语要求词义准确、清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不能模棱两可。“迫害”一词按照《辞海》释义是“使其受害”，而“受害”的程度可以大可以小，没有标准；加害者可以是官方可以是个人，无法把握。连马文也带着非常决断的语气说道：“这些政治清洗的受害者有多少，怎么统计出来？谁又能统计出来！”(28)既如此，为什么偏偏给自己和别人提出一个永远“查不清楚”、又无从落实的“考察”题目呢？马文《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又怎么“考察”出“受迫害人数”呢？（实际上马文确实没有拿出这个数字）。
当然苏联1930年代确实存在“受政治迫害者”。如果从大清洗中有枉及无辜这个事实出发，总结大清洗教训，是应当注意到这种情况的。笔者也坚决谴责使这些人受到迫害这种现象。但这与考证大清洗判刑人数是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
现在回到大清洗研究中最重要的这两个数字上：吴文提出的被判死刑总人数和判刑总人数，无论郑文、马文，都没有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个数字是不确的！
此外还有两个数据需要做些说明。
一是1937-1938年一共逮捕、判刑多少人？过去对这个数字是大大夸大了，如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在1937-1938年有近千万的人被判刑；安东洛夫一奥费申科甚至具体到有1880万人被逮捕。(29)2002年发表的吴文就指出，实际上为130万—150万人。(30)马文根据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考证（顺便指出，这条材料是吴文最先披露的），认为是250万人。这两个数字的差距不像上千万那样大，完全可以保留各自看法，不予解释。但马文却认为吴文只引用泽姆斯科夫150万人的数字，“没有注意到泽姆斯科夫通过筛选、辨析……（以250万）纠正了这个150万的数字”，并且指责吴文“很多地方引用泽姆斯科夫文章，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这些很重要的资料”。
如果笔者没有注意到这个数据，指出就行了，有什么“奇怪”！但为什么不仔细看看所有相关的吴文？事实是早在2003年，笔者的《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一文中就清楚写道：泽姆斯科夫“还留了一点余地：考虑到政治犯和刑事犯的交叉判刑（尽管不多），即便从判刑总人数把部分人算作政治犯，最多也就250万人”。就是说这个“250万”的数据吴文早在马文之前就注意到、而且写在文章里了！到底是吴文没有看到泽姆斯科夫的数据，还是某些文章没有看到吴文的数据就匆忙结论？
笔者在研究中之所以没有采用“250万”这个数字，原因在于，泽姆斯科夫比较肯定150万这个数据。他明确写道：“根据我研究的材料，在1937-1938年一共逮捕了3141444人，其中1575259人属反革命罪，1566185人为刑事罪。”(31)由于考虑到在刑事犯中有部分政治犯，他又提出了“250万”这个数据，但他使用这个数字是有条件的。他说：“250万——是政治犯加上一些‘身份不清楚’的刑事犯”，“身份不清楚”他用了“сомнительные（可怀疑的）”这个词。就是说逮捕“150万”政治犯这个数字是明确的，而“250万”只是一个大概数，他不能确定其中准确数字是多少，因而指出“最多250万”这个范围。但吴文仍旧把这个数字写出来，恰好表明吴文态度是客观的。
更重要的是，泽姆斯科夫个人的观点并非最后定论，还应当参阅其他重要资料，多方面考证到底逮捕多少人。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有一个结论，指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32)1963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对此公布了更为具体的数字，是1372329人，(33)所以吴文最后确定为130万—150万人，并不仅仅根据泽姆斯科夫的观点。为什么不注意到这些材料，仅仅根据泽姆斯科夫的一种说法（且不是他的完整观点）就断定为250万、并否定苏共中央的统计呢？
二是1937-1938年苏联的监狱里共关押了多少政治犯？马文认为吴文仅仅择取关在监狱60万—70万的数字，而漏掉“被判极刑、被流放”和其他也应当算在被关入监狱的人数而大加指责。似乎吴文在研究大清洗问题中只选择人数少的数据，这就需要做些解释了。
好在马文引用了吴文依据的一条材料，为了说清楚问题，这里再次摘要引用：
1921-1940年因反革命罪和其他特别危险国事罪被判刑人数
其中
年份 总计被判刑人数处极刑关入集中营和监狱流放及驱逐
其他
1937 790665353074 429311
1366
6914
1938 554258328618 205509
16842 3289
这是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根据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整理出的一份文件。
笔者在《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一文中，在“大清洗人数考”总标题下，分别以“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被关押在劳改营的人数”、“被判死刑人数”和“被驱逐、流放人数”四个标题对大清洗中几种判刑种类的人数进行了考察，指出其中关押在狱的政治犯人数大致60万—70万。
这“60万—70万”被关押的是些什么人？吴文在“被关押在劳改营的人数”一节第一句话‘就清楚地写道：“被判监禁的人根据刑期不同分别关押在劳动感化营（关押三年刑期以上犯人）、劳动改造营（关押三年刑期以下犯人）、监狱管理局”。(34)就是说，这是被判有期徒刑而关在监狱的人，以区别其他判刑种类的人。这几种人数相加，就是判刑总人数，约为130万—150万人。
因此，如果要统计“曾经在监狱关押过的人数”，当然应当包括判刑总人数在内，但笔者并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如果要区分各种判刑人数，“被判有期徒刑而被关押”的人，根据上述档案资料，不是60万—70万，请问，应该是多少人呢？
总不能够连“监狱关押过的犯人总数”和“被判有期徒刑而关在监狱的人数”这两个概念都没有分清楚，连吴文所说“60万—70万”人的意思都没有明白，就对吴文加以指责吧。
顺便指出，马文认为1935-1939年在监狱共关押了4546503人，但从其引用泽姆斯科夫的资料，这些人是政治犯和刑事犯相加的总和。马文恰恰没有注明他的数字中还包括刑事犯。
（二）对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可信度的分析
马文、郑文都一再强调不要迷信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是对的。但需要做具体分析，看在哪些方面、从哪个角度不能迷信。常有这种情况：出于政治目的，官方往往会有意缩小或夸大一些数字。
第一，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斯大林时期、苏联时期被清洗的“政治犯”数据是他们所能搜集到的档案数据的最大值。
大清洗数据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清算斯大林罪行而各自统计的。他们完全不存在为大清洗隐瞒或者减少数据的“主观故意”，对此恐怕没有人怀疑。不仅如此，他们唯恐这方面资料搜集得不全、唯恐遗漏哪怕一个大清洗被镇压的人，因而在每一个人执政时期，都亲自组织班子一次又一次地清查。赫鲁晓夫统计了1921-1954年；戈尔巴乔夫统计了1930-1950年；叶利钦则统计了从1917-1990年整个苏联时期。表明他们完全不是因袭前人数据，而是独自进行查证。试问，有哪一个国家的几代执政者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调查同一个历史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调查斯大林时期、苏联时期的所谓罪行，达到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目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难道能认为这些发誓“要彻底清算斯大林及其同伙罪行”（《苏共二十八大决议》）的俄罗斯官方，在调查“应当列入统计范围的被清洗人数”时，会存在故意遗漏、考虑不周的情况吗？作为执行机构的俄罗斯公安、监察、法院等部门，还不清楚应当统计的范围，分不清“镇压”和“迫害”的界限，需要别人去为他们指正“漏掉”的范围和人数？可以肯定地说，在当时所处的年代，这是他们所能搜集的最多、最全面的数据；同时，由于他们是依据俄罗斯权威部门，如对犯人实行判决和管理的内务部、司法部、总检察院所提供的档案材料，也具有一定权威性；再者，这三代执政者调查出的数据基本一致，更证明这些数据具有一定可信度。
俄罗斯学界基本上是依据这些数据得出结论，很少有人否定这些数据。
当然不能说这些数据就是最终的、绝对准确的。从认识论看没有人能说自己的结论就是“绝对真理”。我在第一篇关于大清洗的文章中就指出：“随着今后一些档案材料的披露，或许能更加准确揭示其真相”。但必须是确凿的档案材料和得到认可的统计范畴。
第二，这些“政治犯”并非全是冤假错案，其中还包括相当部分属于罪有应得的人。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清洗中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目无法制等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批判较多，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往往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被镇压的“政治犯”全部是被误判的、这些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被冤枉的。一些文章还花了相当的篇幅考证“没有纳入政府判刑”范畴的、似乎被“漏掉”的人数，却没有一个字谈到其中应当被镇压的人数。
随着档案材料的披露，有确切的材料表明，俄罗斯官方公布的因“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中，有相当部分并非无辜被镇压的人。
1.俄罗斯官方对此的认可。1954年苏共中央成立调查委员会专门从事对1930-1950年代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92年8月3日《消息报》指出，根据俄联邦国家安全部公布的数据，到1962年已经为737182人平反，同时驳回了208448名被判刑的人要求平反的申诉；该报还指出，从1987-1990年，为1043750人平反，同时驳回56342件要求平反的申诉，重申对他们的“判决继续有效”；(35)仅在2002年，俄罗斯最高军事检察院就驳回了40105人的平反申诉……从上述材料看出，至少几十万“被政治镇压的人”属于罪有应得。
那么，犯有哪些罪行的人不能平反呢？根据1991年10月8日叶利钦签署的《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案》第4款规定，有四类人不符合平反条例：第一类犯有背叛国家、出卖机密的间谍等罪行；第二类为对平民和战俘实施过暴力、当过侵略者帮凶或者背叛祖国的叛徒及其帮凶；第三类是组织或参与匪帮集团的凶杀等暴力活动的人；第四类人是有军事犯罪行为，破坏和平、违背人道、危害司法公正。(36)
目前仅仅是把判刑总人数公布了。其中应当平反的人是多少，罪有应得的人有多少？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需要研究。仅仅注意被“迫害”的人数，而不注意那些罪有应得的应该被镇压者的数字，不说公正、公平，至少也查不清楚这个问题。
2.一些当年亲历“政治镇压”的当事人的看法。由于他们的身份，使得人们不能忽视这些观点。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现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1930年代曾参加一个准备暗杀斯大林的恐怖组织，被捕后逃跑，长期隐姓埋名。他说，他最有资格谈论大清洗问题，因为他“并没有享受斯大林时代的好处”。2005年他撰文写道：“我根本就不接受肃反这一被索尔仁尼琴清晰描述并从意识形态角度加以歪曲了的苏联历史概念。事情不在于肃反是否存在，它确实有过。它当然没有达到肃反揭露者夸大的规模，但规模的确相当大。事情的本质在于，这些描述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所有被镇压的人都被描绘成罪恶的斯大林和其手下人的无辜的牺牲品，似乎当时没有发生任何社会斗争。而这种斗争确实存在有时甚至是相当尖锐的。我参加的恐怖主义小组，不管有多荒诞，它都是实际上存在的。如果被挖出来，我早被枪决了。难道说这也要算是斯大林的刽子手们恣意妄为的暴行吗？！为谋杀斯大林还该给我发奖章不成吗？！（当然，如果谋杀成功了的话，早晚会有人给我授勋的。这也会成为社会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简而言之，我研究了很多年的战前情形，包括军队中的肃反情况，得出了所有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人们都认为是歪理邪说的结论：如果战前军队中没有进行肃反运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别说一个弗拉索夫（苏联卫国战争中叛变的将军——引者注），就是几十个弗拉索夫也会出现，而且还都是比他更猖獗的”。(37)
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的弗·瓦·卡尔波夫也是当年的政治镇压对象，1941年被军事法庭根据刑法第58条因反苏鼓动罪判刑，在塔夫达劳改营服刑。后参加卫国战争，成为苏联英雄。他在2004年出版的《斯大林大元帅》一书中写道：“镇压是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军事阴谋分子的罪行和敌对活动的正常反应”。他认为的确有一批人应当被镇压：“对于斯大林，对于当时苏联实行的法律来说，托洛茨基分子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是确凿无疑的罪犯，他们自己也没有否认这一点”。(38)
本文不涉及评价他们观点的内容。引用他们的话仅仅是证明：这些人当年都是被政治镇压的对象，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大清洗中确实有一批应当镇压的人，那么在统计大清洗人数时，至少这些人不能算作被无辜镇压的。
三 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镇压”与苏联解体
郑文认为“斯大林的无端镇压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素之一”，对吴文指出在大清洗问题上由于“一些肆意歪曲、夸大的数据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导致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最终酿成国家的解体”的观点，郑文认为是“本末倒置”。
（一）怎样看待“斯大林时期的镇压问题”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这里仅仅引用俄罗斯学者、哲学博士维·科热米亚科对斯大林时期“政治镇压”事件的评价：一方面“对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拿起‘注定灭亡者的武器’对人民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公正的惩罚”；另一方面在镇压的过程中“革命的法制遭到了破坏，无辜的人因此受到伤害”。(39)笔者认为这种态度是比较辩证、客观的。
随着近年来俄罗斯档案材料的公布，有关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一些真相逐渐显露；特别是历经苏联解体的悲剧，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为研究当年的镇压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考；一批亲历大清洗事件的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更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真实的佐证……目前对大清洗问题的研究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
1.对大清洗政治犯的数据，包括判以极刑、关押及流放者的人数等过去极度夸大的纠正（这在笔者有关文章中已经谈及）。
2.指出斯大林时期的镇压并非全部是枉杀无辜，其中也包含相当部分属于罪有应得的人。
3.斯大林毫无疑问应当对大清洗中破坏法制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但据最近公布的材料，一些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利用其占据的职位胡作非为也是造成大清洗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如据俄罗斯近年补充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斯大林曾对此谈道： “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证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40)
4.对大清洗似乎“杀掉”几千万人、造成苏联人口减少的后果，以及关押上千万人的论调予以驳斥。俄学者巴维尔·克拉斯诺夫把美国监狱关押的犯人与苏联作了比较：1940年在面临战争的情况下，苏联的监狱大约关押了185万人，当时苏联总人口约2亿人；而现在美国在和平年代，却关押了220万人，其总人口是2.6亿。(41)维·科热米亚科指出：“说斯大林‘杀’本国人民？这是蓄意灌输给人们的谬论。1930年代我国每年新增人口300万，相当于一个芬兰（1937年6月1日全苏人口统计为162039470人；1939年1月全苏人口为1673000000人——笔者注(42)）。而在1990年代和平时期，死亡率一直高于出生率，我国丧失了700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43)
研究大清洗问题，可以不同意上述观点，但至少应当注意到这些研究动态。
（二）大清洗问题与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是由多种综合因素促成的，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如果说1930年代大清洗中存在的目无法制、滥杀无辜等情况在苏联人民心中留下阴影，形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素，笔者对此并无异议。但如果把这作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视为“主”；而把戈尔巴乔夫等人利用苏联历史上的弊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等所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而导致国家解体的事实，视为“末”，恐怕是有点本末倒置。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大清洗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揭露出来了，如果是“主要因素”，当时为什么没有引起苏联解体？
俄罗斯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俄罗斯科学院历史人口学与历史地理学学术委员会主席、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亚科夫早在1995年就具体描述了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特别是通过大清洗问题）、否定苏联历史的过程。他写道： “在中欧和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开始了猛烈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整个苏联的批判。”“从1987年起，最初还是小心翼翼的，但在1988、1989年后，开始了对斯大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报纸和杂志充塞了劳改营之类的文章。最先对斯大林的批判还限于比较谨慎的争论，如什么是斯大林主义，或者说它怎样背离了列宁主义、是对列宁主义的扭曲和变形等等。从1989年底到1990年初，反共产主义的、主张复辟的思潮急剧增长，不断扩大了对列宁、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选择的批判，鼓吹革命前俄罗斯的意识系统。在1991年八月事件后，这种批判的趋势成为了社会舆论主流，并且具有官方的性质，对苏联历史的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炽热程度，甚至关闭博物馆、改换城市名称、推倒苏联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纪念碑”。尤里·波利亚科夫最后总结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进程是“从比较含蓄的对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发展成对它们的完全否定。到1992年，在思想上与苏联历史划清界限的过程基本上完成了”。(44)
清人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诚如斯言！
注释：
①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郑异凡：《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郑异凡：《论斯大林镇压问题研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马龙闪：《试析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3期和《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②参见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等文。
③Госкомстат России，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Москва，2002г.c.274.
④Г．Эюганов，Ｃтроитель державы，НТРК2004.c.20.
⑤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⑥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⑦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⑧郑异凡：《论斯大林镇压问题研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⑨Решение Полтбюро ЦК ВКП（б）№П51/94 от 2 июля 1937г.94——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лих злеметах；Оперативный лриказ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СР．№0047：об операции по 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ию бывших кулаков，и Др．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злементов．30июля1937года．
⑩Ъольшаякллекция репрессий 1992-1960гг，Мемориал，Красноярск，1998г．
(11)З．И．Баранова，А．В．Котов，Большой，руссл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Русслий язык，Москва．2001г，
с．337.
(12)Д·Волкогонов，Триумф и мрабезияэ，Москва．1989г，T.Ⅱ，C.Ⅱ，c.70.
(13)А．Н．Дугин，Говорят архив：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ГУЛАГ，Социал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7,1990г．
(14)王桂香：《关于俄罗斯平反历史错案的情况》，《俄罗斯东欧中亚情况》2003年第70期。
(15)王桂香：《关于俄罗斯平反历史错案的情况》，《俄罗斯东欧中亚情况》2003年第70期。
(16)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87页；姜长斌：《苏联社会制度的变迁》，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89页；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再认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17)马龙闪：《试析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东欧中亚研究》1993年第3期。
(18)郑异凡：《苏共丧权的教训》，《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
(19)郑异凡：《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
(20)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苏联兴亡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马文对这个数字做了说明：1.认为“这只是目前研究阶段……的统计数字”。实际上这句话并无太大意义，因为任何“结论”都只能是现阶段的结论，但并不否认这个“结论”具有相对真理性；2.认为“这只是中央档案馆的统计数字。更准确的数字应是经过各地区的研究统计进一步汇总的数字”，但“中央档案馆”的统计数字从何而来？引用这份资料的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在文章中清楚地指出：“从全苏联各地区被逮捕的人都关进了‘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然后他根据从莫斯科州、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乌克兰……等地判刑的数字，指出了全国共判死刑、监禁、流放人等的人数。这不清楚证明国家档案馆的材料是来自各地监狱判刑的汇总人数吗？3.认为这个数字不包括在监狱死亡及受迫害自杀人数。但这与大清洗判死刑人数是两个概念、不同统计范畴，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21)吴文发表之前，在赵永穆等人翻译的《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一书中，赫鲁晓夫曾谈到大清洗被枪毙人数，但仅此一个数字，且是译文，不代表译者观点；2002年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仅有一篇关于1920-1940年代判死刑人数的资料；2002年的《苏联兴亡史》引用的是赵永穆等人的译文。除此之外，吴文中的其他资料，国内并无一人引用。而在2001年笔者已经当众公布并散发了大清洗的有关数据。
(22)这些文章引用的、且已在吴文中披露过的资料包括：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2000г．；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4,1997г．；Известия，13,2,1990г．；История СССР，№5,1991г．；В．З．Роговин，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Москва．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4,1993г．；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2,1992г．
(23)История СССР，№5,1991г．
(24)Известия，13,2,1990г．
(25)Известия，3,8,1992г．
(26)这里马文把俄文“政治镇压”（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прессии）译成“政治迫害”。我们可以查阅中国最权威的、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和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编的《大俄汉词典》，甚至俄罗斯人编的《俄汉大词典》，俄文“репрессии”的释义都只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镇压、惩罚措施”；“镇压、惩罚手段”，绝无“迫害”这个解释。其他中国学者，如徐葵、王桂香甚至包括郑异凡等都是译成“政治镇压”。不知马文根据什么把“政治镇压”译为“政治迫害”。
(27)马龙闪：《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28)马龙闪：《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29)Antonov-Ovseenko A.,The Time of Stalin:Portrait of a Tyranny,New York,1980,p.212;В．Н．Земсков，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 большого террора
1937-1938 годо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2000г．
(30)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31)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2000г．
(32)Коммунист，№8,1990г．
(33)Источник，№1,1955г．
(34)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35)Известия，3,8,1992г．
(36)王桂香：《关于俄罗斯平反历史错案的情况》，《俄罗斯东欧中亚情况》2003年第70期。
(37)Александра Зиновьева，Мая Эпоха，Свобозная мысль 2005，№5.
(38)弗·瓦·卡尔波夫：《斯大林大元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
(39)刘淑春编写：《关于斯大林的对话》，《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7期。
(40)《斯大林全集》俄文第15卷，第2页，转引《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7期。
(41)Павел Краснов，Здравые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о массовых репрессиях；http://www.nasha-rodina.ru/art6/a030901-repres.html.
(42)Ю．А．Поляков，В．Б．Жиромская，И．Н．Киселев，Полвека молчания（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г．），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6,1990г，№8,1990г．
(43)刘淑春编写：《关于斯大林的对话》，《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7期。
(44)Ю．А．Поляков，Наше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е прошлое，Москва．1995,c.32、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