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趣和意义：清末民初东北叙事文学主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旨趣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意义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12-0122-04
清末民初，借助近代报刊传媒的迅速发展和对社会生活日益强劲的影响，东北叙事文学作品大量地通过报刊刊布于世。受传媒特质的规制和带动，作品文类形式众多，出版周期缩短，读者群体壮大，社会影响迅广，这些作品负载着时代精神和新的文学追求，其新变的情形与成就引人注目。
东北的近代报业在清末民初渐成形势，《东三省公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长春公报》等陆续出现，将东北社会置于面向现代的传媒视阈之内，生机蓬勃的传媒事业迅速介入东北社会生活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文化作用，对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具有深刻影响。东北近代报章从文体、语言的角度回应着社会变革的吁求，数目可观的东北叙事文学作品借助报章刊发于世，东北叙事文学以报刊为平台加速了现代文类演进的进程。1906年10月创刊的《盛京时报》是东北由近代至现代时段的大报，创刊半个月后开始发表叙事文学作品；此后，叙事文学连载一直在报中占据着较为稳定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至1911年，该报刊发了《靴子李》、《侦探奇谈》、《探险英雄传》、《哥儿达》、《张超》、《德皇赴法被执下狱》、《不倒翁》、《俄灭波兰记》、《法国盛衰记》、《砒霜记》、《四书新演义》、《爱子之医》、《梦开国会》、《毒州探险记》、《摄政记》、《手溜儿》、《撒地玫瑰叶》等近30种作品。在文体上初分为“白话”、“小说”两个基本类别。后来又在“小说”类下将有的作品标示为“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部分没有作者署名，有少数署以笔名或姓氏，使得作者的情况难于考索。叙事主题涉及政治、历史、侠义、侦探、探险、言情、谴责、神怪等诸多类型，有着政治变革、市井生活、异域风情、科技进步、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丰富的主题内容，展现了东北社会多姿多彩的生活景观和东北民众渐趋开阔的视野，从文学的视角体现出20世纪初东北叙事文学的迅速发展。
清末民初东北叙事文学的一个鲜明的旨趣即是强调作品的政治功用，叙事文学作品承载了前所未有之多的政治想象。为政治而治文学，尤其是治小说，这在近代中国文坛蔚为风潮。1902年，梁启超呼吁：“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①小说创作成为“改良群治”、新国新民，造就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努力。此说很快成为时贤的共识：“吾执吾笔，将编为小说，即就小说以言小说焉，可也，奈之何举社会如是种种丑态而先暴之？吾盖有所感焉。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曰：随声附和故。”②1902年，梁启超身体力行地创作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述理想国，以“俗语之文学”寄托现代民族国家的渴念。③这类小说创作要求增强了小说创作的社会政治内容与社会责任，使小说的内容高度意识形态化，其政治功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并在文学场内使小说这一文类在中国文学生态系统中发生了由边缘向中心的位移。启蒙强国，开启民智，救亡图存，以现代民族国家融入当下国际秩序，是近代中国的政治主题。各种政治势力、政治思潮奔涌于近代中国，诸如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等，目的即在于寻求并营造适合中国社会民生建筑“美好生活”之理想的政治模式。政治是公共生活的管理，在现代政治体系内，“社会和国家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最终目的一样，是实现最美好的生活”④。清末民初东北叙事文学较多地承继了中国传统小说由古史演义而至明清通俗小说的文体品质，主题视阈着重体现为对政史、政事主题的延续，题域有所扩大，他国政史、政事成为热点，主旨鲜明地表现出对于专制暴政的鞭笞和对宪政的推褒，这与当时的政改吁求形成了直白的呼应。在对理想的国家和理想的国民的追求中，文学仍是一工具性中介。
清末民初东北叙事文学的政治想象叙事延展自中国文学传统强大的工具性惯性。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体系中，文史哲一体，其中文学始终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当时的主要文体已有精细的分类，并总结了它们各自的功用、风格，在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发展行程中，这些文类各成其独特家法，在中国传统文学世界中相沿传承，蔚然成为体系。在相沿成为经典的诗词歌赋文等主流文类中，工具性文学之作有着相当大的比例。从“不学诗，无以言”的另一面，我们看到了文学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介入和功能，在纪事言志、礼俗交际、宴饮酬答等等事务中，传统诗词歌赋大多在以文学方式完成其间种种社会交往的职责，作为高级的美饰之文，其本质中有文学审美的成分，但意义、价值则终归不可脱离于其社会性功用，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特质。唯美如李商隐，他的七古体《韩碑》对唐宪宗时《平淮西碑》事件始末作叙述、剖白、评断，也许因事与韩愈有关，作者选择了韩氏以文入诗的文学风格，但也表现出此一文体类型所具备的实用能力，“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⑤作者在七言古体的框架下，记叙了李想平蔡州藩镇吴元济事件，之后围绕对裴度、李愬功绩评价建碑勒石的波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其间君之谕如何、臣之言行如何，不失细节，连相关人物的姓名、官职都在诗中有所呈示。这使得《韩碑》全诗有着生动、形象的纪实感，有如一则敷设了浓郁雅丽的诗歌色彩的史事记叙，令人读诗如读史。此类作品在传统文学中所在之多，不胜枚举。文学与政治能够集合或交汇，即在于“叙事”的上述工具性责任，在于当时文学家们对于文学这一功能的发掘和放大，以之为改革社会的利器。而对于清末民初的东北叙事文学来说，工具性和叙事性共同展现了新的辽阔的文学空间。有学者认为，“文学的政治想像牵涉想像性的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勾连。文学与政治哲学能够集合或交汇，在于‘叙事’的职责；人们能通过文学文本的‘叙事’去阐发政治哲学，也可依据政治思想文本自身的‘叙事’去解读政治哲学。当然，前提是文学‘叙事’了政治，政治哲学运作了‘叙事’”⑥。清末民初的东北叙事文学实践正是这样一种情形。
据《晚清小说目录》显示，1904年前后，才出现有关外国题材的叙事作品，而出现在东北较早的是在1906-1907年左右，有《俄灭波兰记》、《法国盛衰记》、《德皇赴法被执下狱》等为代表的叙事作品，且篇幅都不短，显示出东北叙事文学与关内（全国）文坛步调的相近。清末民初东北叙事的政治主题包括了国内外两部分，而尤以国外为重，因相对来说，晚清时国门初开，国人在短时间里体认世界，全球大千，林林总总，看来皆是新奇；同时又要调整国内政治（体制），增强国力，启蒙人民，这是当时极迫切的要求。于此，《俄灭波兰记》、《法国盛衰记》等他国史传叙事便有了双重意义，一为开阔眼界，二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镜鉴。回视中国文坛，这一时期此类作品甚多。文学几乎甩掉工具、中介等隔膜，直接从政。而清末民初的东北叙事文学实绩表明，其时的东北叙事文学取与全国同一步调。
中国的叙事文学向有史传传统，从东周列国时姜子牙受命封神到隋唐朝代更迭，中国上古起的历史便逐段地被叙事文学嵌入各断代演义之中，反复揣摩玩味。这一文学惯性在清末民初推而广之，当中国走出了传统封贡体系制导下的意识视阈，而以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看待世界各国时，便将他国的政治、历史纳入叙事视野，而且作为以往涉猎较少的主题，异国风情之新奇故事对读者更有吸引力。这一主题的渗入对于长期囿于中心大国、天下宗主之幻象的作者和读者来说，都充满了清新气象。这些作品大多是就“史实”而作的传统文学观念下的叙述，文学止步于其美文文字表述的功能，属传统的史传文学一类，字里行间殷殷流露出欲以他国的治乱兴衰为鉴镜照当下中国的期望，以求迅速摆脱羸弱落后局面，而以强者的姿态矗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区别于以往的取历时性的前朝旧事为鉴，变为视野共时性开阔地环视各国情形，史实无稽考，落笔有美文，从而引人入胜，使人领悟、思索国家治平的历史规律。
对于政治的解读与叙事构成了清末民初东北叙事文学重要的主题视阈，急于拯救国内政治，融入世界发展洪流，清末民初的政治求索已从物质主义的一代转升到了制度改革层面，造就现代政治以寻求中国的出路。现代政治是普遍化的政治，也是现代“自然权利”的结果，它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启蒙。现代政治或以科学与启蒙为基础来确保实现公正秩序，或以解放生产力的欲望作为根治“自然”的方法，或以“公意”作为正义的保证，或以“历史哲学”阐明公正秩序的实现是历史进步的“副产品”⑦，最简洁地说，它指向“美好生活”的政治伦理。《俄灭波兰记》讲述波兰三次奋起抗击俄国殖民侵略，皆以失败告终。作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波兰“内政不修，外交不讲，以至俄人乘虚而入”，表现出对于新的国际秩序下国家生存法则的体认，作者将波兰的败亡归于其政体腐败，称“国之不竞，而欲以腐败之政体，争存于天壤之间，岂不难哉”，其观点可以见仁见智，但传递出了时人对政体优劣的关注和敏感，对进步政体的渴望。《俄灭波兰记》的主旨在于表述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体制是国家强盛、发展的基本保证。《法国盛衰记》铺叙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全景，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政治腐败，苛政峻刑，民生凋敝，终于引发了波澜壮阔、改换整体的法国大革命。《梦开国会》文体上颇有笔记小品遗风，主人公乌有子梦中携友人亡是公共赴国会，看到“雍和气象，真为千古之巨观”，王公大臣皆起而演说，“具言国会于民权国是之宜”。作者认为中国旧政体的弊病在于“中国历代，并无长治久安的国家，这虽是大国难治，人多易乱，亦未尝不是专制国民，不知保国保家”，并指出“国家虽有富强的希望，于那立宪上的办法，仍是缺点不少”。虽然梦中的国会喧哗之后终是流于形式，没有任何实际举措，乌有子只能醒后感慨：“美哉睡乎，何思之深！”但终究流露出时人对现代政治的体认和渴望。其实，将国会开于梦中，既有着许多落笔的从容，更暗示了当时中国政体改革的缥缈虚幻。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东北叙事文学生发了由社会向人生的转进，其中的现代意识萌芽尤为可贵。“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似乎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读者——的兴趣。也许直至最近才获得了小说赖以存在的这样两个基本条件，因为，它们都赖于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的巨大复合体——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的建立。”⑧以对人生的多方叙事呈现社会的时代面貌。侦探、言情、探险题材陆续出现，侦探题材如《奇冤记》、《手溜儿》、《假面目》、《撒地玫瑰叶》等，言情题材主要有《余孽遗恨》、《鹦鹉良缘》、《薄命花》等，探险题材有《冒险奇谈》、《毒州探险记》、《海怪幽船》等，共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景观。尤其一些优秀作品，有着对人生理性追问和体认的现代性萌芽，如《香粉夜叉》。从小说主题的嬗变着眼，穆儒丐的《香粉夜叉》主题形态较为成熟、多元，全面反映了当时东北社会境况以及人文景象，并较早地体现出东北叙事文学现代性的一点蒙蘖。
1919年11月，《盛京时报》开始连载穆儒丐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小说以魏静文、夏佩文的爱情悲剧为主线，讲述了魏向仁、夏日中两家的恩怨聚散故事。魏、夏两家在关内原为同乡，先后出关到东北谋生，夏家在闯关东的路上遭遇抢匪，所携家产尽失，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幸遇先期已到东北，此时已是“阔乡亲”的老魏，魏氏夫妇诚挚重义，收留了夏家，“拔诸沟壑，登之衽席”，夏家遂在魏家的资助下日渐发达。魏家之子魏静文和夏家之女年岁相仿，在异乡一同长大，青梅竹马，初时便是父辈眼中“有缘”的一对。后来，魏氏夫妇早亡，异地无亲，遂托孤夏家，夏家便接承了魏静文及魏家家产。光阴荏苒，一双小儿女已至学龄，夏家“排着静文的名字”给女儿取名佩文，一同接受教育。由少年而青年，魏静文和夏佩文心意相属，已是父辈和邻里眼中的“少年夫妇”。魏夏两家虽经历生死变故，但总体生活仍在平常中透出一份和谐恬美。督军师长武大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平和。最终，武大人娶走佩文，静文愤而上山为匪，被武大人枪杀；佩文失宠，夏家败落；静文的同道挚友为之洒泪立墓，碑铭曰“可怜青年魏静文之墓”。⑨
在《香粉夜叉》中，真善美不敌假恶丑，忠厚情义不敌物欲贪婪，青春爱情不敌权势财富，所以美好的静文无法生存，作者仅仅能借助邪魔外祟的力量对这一制度的受害者施以道德审判，让他们为自己的过失偿付代价。而那些真正的作恶者则逍遥法外，酝酿着新的罪恶。作品意在揭示这个制造悲剧的社会制度之恶，显示人的赤子之心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如何一步步蜕变、沉沦。“读者能扼腕为静文抱不平，斯作者之目的达矣。须知人能为静文抱不平，彼不良之社会，或独有一线改良之希望。”“夫始散终聚，先苦后乐，几为小说之常套，若循此列，写得静文日后如何发基，如何富贵，娶得美妇，较佩文如何贤淑，后来佩文色衰，如何被武大人厌弃，颇悔以前所为，欲以破镜仍归静文，而静文哂之。若到此记述，真不值识者一笑，只可于三家村中说与孺子老妪听耳，安得谓之为文艺乎？”⑩这是对于人的理性追问，写人生重于写社会，这类文本的出现是叙事文学从传统的街谈巷议、娱人耳目的娱乐功能向理性地承负社会责任的现代文学建设的转型。
封建观念与迷信意识徘徊不去，成为清末民初东北叙事文学主题一个明显的阴影。封建伦理统制中国意识形态有数千年之久，尤以三纲五常、贞节观等浸润荼毒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沿久远，成为生活规范。在《张超》中，被张超的母亲设计逼嫁的“妇人”是一位贞节烈妇，丈夫死后，她誓不再嫁。张家“厚待”其父母，她心怀感激，愿做下人以劳作报答，也不愿嫁入张家，甚至父母亲劝其再嫁都被她断然拒绝；直到她的母亲在张家摆布下以死相逼，才不得已嫁给张超。在“妇人”的心目中，可以艰辛劳作奉养双亲，可以孤苦伶仃，但不可失节再嫁，后者是仅次于不孝的为人所不耻的行径，再嫁给她带来的不是新生活的希望和欢悦，而是心灵无所归依的巨大痛苦。迷信是非理性的鲜明标志，倡导科学、破除迷信是20世纪初中国文明进步中强劲的社会潮流，“迷信不打破，宿命论的思想不会从中国人的头脑中赶掉”(11)，文学界人士亦为此积极奔走呼吁，付诸创作。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辟出专章评述其史其事，历数了李伯元、吴趼人等人的反迷信小说，其中壮者的《扫迷帚》刊发于1905年（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嘿生的《玉佛缘》刊发于1905年，吴趼人的《瞎编奇闻》刊发于1905年（190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李伯元的《醒世缘弹词》刊发于1906年，遁庐的《当头棒》刊发于1906年，均是当时传诵一时的反迷信的重要作品。(12)但在清末民初的东北叙事文学中，其主题却屡有迷信成分出现，《张超》（《盛京时报》1906年11月）中的主人公张超作恶多端，作者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将其生杀予夺之权付诸被他残害而死者的冤魂：张家苦苦求告某高士，高士用法术招来冤魂，与之商定延给张超3年寿命。而后3年之期到时，张超毫无征兆地立时毙亡。在《香粉夜叉》中，静文死后，佩文和夏氏夫妇均被静文的魂魄追索，陷于癫狂，不得安宁。佩文自此渐失武大人之心，生不如死，夏家亦迅速败落，夏氏夫妇一如来时之两手空空地返回故里，有如经历了一番轮回后又回到了原点。在这些文本中，鬼神迷信作为一个主题质素在作品中行使解决之道，随心所欲，轻而易举，鬼魂蔑视着人的存在，蒙蔽了人性的光辉，由此也削弱了文本的文学力量，这无疑是时代的局限。但如前所述，反迷信是自晚清维新运动时就已大力倡导的主要的社会潮流，文学界亦奉献出相关力作警醒民众，而迷信意识仍普遍存在，文化精英尚且如此，遑论下层民众。《香粉夜叉》晚于《张超》13年，两个文本中鬼魂的行止、功用如出一辙，可见传统的观念糟粕在这样一个全社会求变革的时代亦纠缠不去，反映了反迷信之艰难，以及当时东北社会文明进步的迟缓。
总体看来，清末民初东北叙事文学较多地承继了中国传统小说由古史演义而至明清通俗文体品质，主题视阈内则体现为对政史、政事演述的延续，题域有所扩大，他国政史、政事成为热点，主旨往往鲜明地表现出对于专制暴政的鞭笞和对宪政的推褒，这与当时的政改吁求形成了直白的呼应。现代意识和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已有萌芽，在对理想的国家和理想的国民的追求中，文学仍主要表现为工具性中介。东北诸报刊大量连载叙事文学，客观上为叙事艺术实践提供了场域，作品主题内容丰富，体现出清末民初东北文学的迅速发展，东北社会生活的丰富色彩和东北民众渐趋开阔的视野。
注释：
①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②吴沃尧：《〈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年，第1年第1号。
③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绪论”第13-14页。
④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88页。
⑤喻守真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析》，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00页。
⑥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绪论”第24页。
⑦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后记”第1054页。
⑧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2页。
⑨《盛京时报》1919年11月18日—1920年4月21日。
⑩《盛京时报》1920年4月22-28日。
(11)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12)阿英：《晚清小说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