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丛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3X(2002)01-0081-04
《逸周书》的史料价值颇高，但也存在不少脱佚与疑误，亟待澄清。
一、《逸周书》书名起始考
《逸周书》原名《周书》，目录书的最早著录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注云：“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史记”是先秦、秦汉时对史书的通称，周史记犹言周 代的一部史书，有的研究者认为《逸周书》原名《周史记》，那是不妥当的。先秦典籍 如《战国策》、《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称引是书时，都叫它《周书 》，今名的“逸”字是后人所加。
然而《逸周书》的名称究竟是从何时肇始的呢?清人潘振以为，《逸周书》的名称是从 晋代开始出现的。潘氏《周书解义自序》云：“《汉志》载《周书》七十一篇，即列于 《尚书》之后。而总系之以辞，时未有‘逸’之称也。逮郭氏注《尔雅》，李氏注《文 选》，俱引称《逸周书》。”所谓郭氏指晋人郭璞，故后人便据此认为：“逸周书”的 名称是从晋代开始的。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早在潘振以前，王谟就说“许叔重《说文》引 《逸周书》”(见《汲冢周书跋》)。比潘氏稍晚，陈逢衡作了一部《逸周书补注》，他 在《叙略》中解释说，书名之所以不恢复《周书》旧名，而“题《逸周书》者，从《说 文》引称《逸周书》以别于《尚书》”。后来，朱右曾作《逸周书集训校释》则更明确 地指出：“《周书》称‘逸’，昉《说文》。”[1](P1322)王谟、陈逢衡、 朱右曾等人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考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其中有多处称引这一名称的 。如示部“祘”下注云：“《逸周书》曰：士分民之祘，均分以祘之也。”羽部“翰”下注云：“《逸周书》曰：文翰若翚雉。”人部 “赒”下注云：“《逸周书》曰：朕实不明，以俒伯父。”豕部“豲”下注云：“ 《逸周书》曰：豲有爪而不敢以撅。”这些都足以说明，最迟到许慎著《说文》时， 就已经有“逸周书”这个名称了。
此书本名《周书》，为什么人们要称它《逸周书》呢?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 种名为《周书》的著作：一种有71篇，单独流传；另一种只有19篇，是《尚书》的一部 分(《尚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又相传71篇的《周 书》是用孔子编定《尚书》时所剩余下来的材料编成的；人们为了区别这两种《周书》 ，便称前者为《逸周书》，后者仍称《周书》。清人段玉裁解释道：“《艺文志》：《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也。刘向曰：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故许君谓之《逸周书》， 亦以别于《尚书》之《周书》，免学者之惑也。”[2](P8)许慎作《说文解字》时，两 种《周书》的材料都经常引用，所以必须严格区分，“逸周书”的名称亦因此而生。许 慎(公元30-124)是东汉中期人，比东晋初期的郭璞(公元276-324)早了200多年。如果说 《逸周书》之名始于晋代，那又如何解释《说文》中早已多次称引这个书名呢?或者因 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引用《说文》羽部翰和豕部豲中两条“逸周书”文字时没 有“逸”字，于是怀疑今本《说文》中的“逸”字为四库修书后人们所加。这也很难讲 通。因为第一，段玉裁写《说文解字注》几乎与修四库全书同时，(段于1780年始注《 说文》，四库全书于1773-1782年完成)，为何段氏所见《说文》有“逸”字而四库馆臣 们见本没有呢?其次，早于四库修书的王谟亦云“许叔重《说文》引《逸周书》‘文翰 若翚雉’，又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撅’”。[1](P1286)这证明早于四库修书时 的《说文》亦有此“逸”字。看来《说文》这几处引文本作“《逸周书》曰”是不必怀 疑的了。综上所述，可知“逸周书”之名开始于东汉，而非晋代。
二、《逸周书》篇名原无“解”字考
今本《逸周书》71篇，除末篇《周书序》之外，其余各篇篇题都缀有一个“解”字， 如《度训解》、《命训解》、《谥法解》之类。这些“解”字非原书所有，而是后人所 加，学者不可不知。
这样的错误大概自宋代就开始出现了。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引宋人黄震《黄氏 日钞》云：“《周书》自《度训》至《小开解》凡二十三篇，皆载文王遇纣事……自《 周祝解》至《谥法解》，不知其所指；终之以《器服解》。”姚氏接着指出：“按篇名 系以‘解’字，盖晋孔晁所加。犹《淮南》高诱注本皆系以‘训’字。”[3](P1542- 1543)黄氏引《逸周书》篇名时，未曾留心这点，于是连孔晁所加的“解”字一起引来 了。像这样不经意地错引《逸周书》篇名的，还有不少大家，如顾炎武(见《日知录》) 、章学诚(见《文史通义》)、刘师培(见《逸周书补释自序》)、郭沫若(见《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附录)等，“皆所谓通人之蔽也，更无论世俗昏昏矣”。[4](P48)影响所及 ，直至解放以来所流行的一些中国历史文选教材和《逸周书》校注本等，也有类似的毛 病。看来，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有的学者弄错《逸周书》的篇名，并非粗心所致，而是他们固执地认为篇名末的“解 ”字为《逸周书》所原有。如清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叙略》云：“是书命名，俱以‘解 ’名其篇。案《说文》：‘解，判也。’……又《古今乐歌》：‘伧歌以一句为一解， 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据斯二说，古人原有以一篇 为一解者。”他认为《逸周书》篇名的“解”就相当于后世的篇。与陈逢衡同时稍后的 唐大沛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说《逸周书》的篇名都作“某某解第几，其中称‘解第’者 ，犹言‘篇第’也”，并说，《孔子家语》中“称‘解’者十篇，盖仍古书之旧目也， 与此同例”。[1](P1)清人吴承志在《横阳杂记》中则说：“《周书》七十篇，旧题俱 系以‘解’字，以《管子·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 明法解》例之，此书疑春秋、战国间人采《周志》及杂说以解百篇中之《周书》者。” 并以为《泰誓解》就是解释《尚书·泰誓》的，以此为证(参见顾颉刚先生《逸周书世 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按照他的意见，《逸周书》篇名的“解”字仍当作“解释” 讲，为原有，此书各篇都是为了解释《尚书》的《周书》部分的。
上述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陈、唐二氏皆以为《逸周书》的解相当于篇，他们的根据 是《古今乐歌》。其实这是乐府诗歌的体制，它与其他文献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而唐氏断取“解第”二字以等同于“篇第”，则尤为幼稚可笑。吴承志以为《逸周书 》各篇都是解释《尚书》的《周书》部分的，也很难讲通。顾颉刚先生指出：“《书序 》中所列《周书》目凡四十篇，取校《逸周书》目七十篇，固有相应者，……然不相应 者甚多，《周月》、《时训》、《谥法》、《职方》、《芮良夫》、《太子晋》等于四 十篇中俱无可附丽，与《管子》中《牧民解》之解《牧民》，《形势解》之解《形势》 大异，实不可取以并论。”[5](P228)顾先生还举出了一条重要的证据，就是今本《周 书序》中对诸篇的提要说明，从首篇《度训》到末篇《器服》，没有一篇的介绍是有“ 解”字的，如“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宏道以弼无道，作《度训》……武 以靖乱，非直不克，作《武纪》。积习生常，不可不慎，作《铨法》。车服制度，明不 苟逾，作《器服》”。这是重要的本证，足以说明《逸周书》的标题原是没有“解”字 的。清人朱右曾则从他证方面找根据。他在《逸周书集训校释序》中说，晋五经博士孔 晁在注释《逸周书》时，“每篇题云‘某某解第几’，此晁所目也。旧但云‘某某第几 ’，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可证也。 ”蔡邕是东汉晚期人，其时尚未有孔晁注，《周书》篇名仍保持原貌，自然无“解”字 。笔者早年读宋人高似孙《史略》，也找到了一个新的他证。高氏对《逸周书》存世诸 篇篇题都依原本名称进行迻录。大体说来，凡有孔晁注的，都有“解”字，凡无 孔晁注的，都无“解”字，而且有注篇数与无注篇数与今本相同。这又有力地证明，《 逸周书》篇名的“解”字当为孔晁作注时所加。
人们引用《逸周书》的篇名时之所以出错，大概是因为不熟悉古书注述体例所致。关 于这一点，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来了(参见先生《广校雠 略》卷二《援引古书标题论·称引篇目不可误连注述之名》)。十余年后，先生在《中 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古书篇题，有的字是后人作注时加 上去的，学者必须注意把它们分别一下。例如《逸周书》，开始题‘度训解第一’，这 ‘解’字是晋代孔晁作注解时加的。‘解’便是‘注’的意思。后人引用《周书》，断 不宜连‘解’字来作篇名，这是亟宜纠正的错误。”顾颉刚先生赞同并实施了这一做法 。他在20世纪60年AI写作《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一文时，就将“解”字削去， 并加注释说：“今以《周书序》中无有一‘解’字者，知出后人所增，故于写本中删去 。”[5](P228)我们今后引用《逸周书》的篇目时，应该记取张舜徽先生的告诫，效法 顾颉刚先生的做法，决不可误连“解”字作篇名。
三、卷四《大匡》当是《文匡》之误考
今本《逸周书》的某些篇名也遭俗儒妄改，变得奇特怪异，互相矛盾，难以索解。诚 如李宗邺先生所叹：“今本《逸周书》篇名费解，篇次错乱，两篇《大匡》又不编在一 卷，这一部古书，虽经历代学者注释校正，到现在仍很难理解。”[6](P101)今本《逸 周书》卷二有《大匡》(第11篇)，而卷四又有《大匡》(第37篇)。在同一部书内有两篇 文章标题完全相同，又不是同名人物传记，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对于这个问题，清人谢墉已有怀疑。他在《刊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中指 出：《逸周书》卷二之《大匡》属荒政，讲救灾，“若第四卷《大匡》为监殷事，篇内 虽有‘大匡’、‘中匡’、‘小匡’之名，不应与前篇同其名目，二者必有一讹。”谢 氏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按推理哲学，在同一部流传久远的古籍中，如果有两篇文章的 标题完全相同而内容不同(同名人物传记除外)，则其中必有一误，或两皆误。反之，我 们只要证明其中的一个篇题是正确的，就可排除“两皆误”的可能性，并进而确定错误 的篇题所在。而据《周书序》的介绍：“武有七德，□王作《大武》、《大明武》、《 小明武》三篇。穆(当作“文”)王遭大荒，谋救患分灾，作《大匡》。”《小明武》是 第10篇，则上面序文依次介绍的是第11篇《大匡》。此外。该篇正文又说：“维周王宅 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上述《周书序》与卷 二《大匡》正文都有力地证明了第11篇《大匡》的标题是正确的。由此可知，第37篇《 大匡》的标题有误是毫无疑问的了。但究竟是因何而导致错误的呢?该篇序言今已亡佚 ，无从考证。在该篇标题下，“谢(墉)云：前已有《大匡》，此不应又名《大匡》。盖 篇内有‘大匡’字也。不能定其讹错之故。”[7](P95)谢墉的意思是，大概本篇正文内 有“大匡”二字，后人因而附会，便将标题改为“大匡”了。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 原标题究竟是什么呢?清人孙诒让采用他校的办法，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答案。他说，这 篇文章的标题，“《史略》作《文匡》，似较今本为长。”[1](P387)高似孙是宋代人 ，他见到的《逸周书》版本，该篇篇名作《文匡》，这应该是正确的。因为高氏距今70 0多年，其时《逸周书》自然更多地保存了原貌，此篇标题可能未被改动。其次，此篇 内容主要是讲周武王对东隅的诸侯进行文德训范，作三监以救其民，即“文匡”之意， 与下篇《文政》相类，说明标题与正文的意思是互相吻合的。第三，从字形上看，“文 ”字与“大”字形体相似，容易致误。由此看来，今本《逸周书》第37篇篇题《大匡》 是《文匡》之误，应该没有多少疑问了。
四、《逸周书》非出汲冢考
《逸周书》本是一部先秦古籍，而相传在晋武帝太康初年，汲郡人不准盗发古冢，得 竹书数十车。《隋书·经籍志》的作者遂以为《逸周书》就是汲冢所出的古书之一，于 是称它为《汲冢书》。到北宋初年修《太平御览》，又称它为《汲冢周书》。清人吴锡 麟说：“是书(指《逸周书》)自《隋书·经籍志》误为出于汲冢，遂至混淆者千数百年 ，几并孔注而晦。”[1](P1292)对这种错误的认识，宋人早已进行了批评，如李焘就指 出：《逸周书》既为司马迁、刘向、班固所见，那么，“系之汲冢，失其本矣。”[1]( P1277)稍后的丁黻与王应麟，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浦起龙、姜士昌及《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等，都反复论证，认为是书应称《逸周书》，而不能称作《汲冢周书》。这种观点 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符合客观事实真相。
然而自宋代以来，还有一种“两本”说，认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后稍隐，赖汲冢竹 简出乃得复显”。《四库全书总目摘要》批评说这是“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 [8](P446)清人朱右曾、近人朱希祖又发展了这种观点，谓晋代时《周书》有两种版本 ；一为汉代以来所传之今隶本，此本有孔注，但到唐时已残缺，只剩八卷；另一种为汲 冢所出之古文本，此本无注，但是全体，有10卷。朱希祖先生还说：“刘知几《史通· 六家篇》云‘又有《周书》者，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不云有阙，盖 所见为十卷本。”(参见朱希祖《汲冢书考》)今人编写历史文选教材时，遂谓刘知几所 见之《周书》“必指《汲冢周书》无疑”。[9](P14)这实际上是变相地肯定了《隋书· 经籍志》的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似有澄清的必要。
把71篇的完整《周书》说成是汲冢所出，殆系臆测，并无根据。第一，晋人杜预曾亲 眼看到了汲冢所出之书，但他没说有《周书》。其《春秋左氏传集解后序》说：“太 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乃申杼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迄， 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 十五卷。”[10](P2187-2188)接着，他历举汲冢所出各书，而未有半字谈及《周书》。 假如汲冢真的出了一部这样完整的《周书》，杜预怎能弃而不数呢?第二，东晋王隐曾 作《晋书》，亦载汲冢出书之事。其《束皙传》云，汲冢所出诸书中，“有《周易上下 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此四部差为整顿 ”。[10](P2188)王隐所说汲冢所出较为完整的书中也没有《周书》。第三，今本《晋 书》的《束皙传》虽然提到了《周书》的名称，但将它列为杂书。据该传传文记载，汲 冢所出书除了15种主要书籍之外，“又有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 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面18字可以有不同的标点法，上引文字标点 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如果此《周书》是完整无阙的，晋史作者怎么会把它看 作是杂书?既然它的篇幅多至71篇，又怎么可以包括在19篇杂书之内?近人刘汝霖说：“ 余考《汲冢周书》，在杂书十九篇之内，断无多至七十一篇之理。盖《汲冢周书》至隋 已亡，后人因书名相同，遂误以汉之《周书》当之也。”[11](P121)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第四，有些先生又说，《束皙传》中所说的“篇”实指“卷”，汲冢《周书》10卷， 《周食田法》盖为7卷，《论楚事》和《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各1卷，合为19卷(篇)。 这种推测似乎圆通，实则仍与事实不符。因为根据《晋书·武帝纪》与《卫恒传》的记 载，都说汲冢所出75篇简书总计只有10万言，是则每篇约合1300字。《逸周书》10卷， 也只有13000字左右。而今本《逸周书》正文约35000字，尚不包括已佚的11篇文字及存 世诸篇脱佚的文字。这充分说明汲冢所出“周书”绝对不是全本的《逸周书》。第五， 有的论者以为，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谈到的71章的《周书》就是汲冢所出之全 本《周书》。然而在《史通·申左》篇中，刘知几却明确指出：“汲冢所得书，寻亦亡 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12](P423)可见他并没有看到什么汲 冢“周书”，更不用说全本了。相反，刘知几在《史通》的《六家》、《书志》、《因 习》、《疑古》等篇中，多次引用《逸周书》的话，都称《周书》，而不叫“汲冢周书 ”。清人浦起龙也指出：“《史通》亦多引其书(指《逸周书》)，皆不冠以‘汲冢’， 《隋、唐志》之误信矣。”[12](P6)我们应该记住浦氏的话，不要重犯《隋、唐志》的 错误。第六，论者既以汲冢《周书》为71章的全本，自然包括《周书序》一篇。但是此 序乃《周书》各篇的提要、序言，言其作意(包括周以后附益者)，后人将其合为一篇， 这不可能由周人完成，不可能出自战国时的古墓。综上所述，可知汲冢是否出了“周书 ”，至今仍有疑问，即使有，也是一部与《逸周书》(本名《周书》)名称相同而内容不 同的杂书，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收稿日期：2001-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