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现状及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人论文,中国论文,现状及论文,趋势论文,幸福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3)06－0019－06
幸福是人类亘古不变而又历久弥新的价值追求和存在的至上目标。幸福观是指“人们对幸福问题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1]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是指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幸福问题的总的看法、基本观点，以及如何实现幸福等策略的总和。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特殊群体，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幸福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磨砺，以马克思幸福观为指导，面临不同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但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
全球化时代，面对世界各国构建幸福国家和幸福社会此起彼伏的浪潮，人民的幸福问题直接拷问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而随着各地建设“幸福社区”“幸福地区”“幸福城市”等规划的提出，幸福已悄然成为政府的施政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两会上提出：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实质就是人民幸福梦，其最终旨归就是实现人民幸福。
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是全体民众幸福观的体现，直接体现在党的政策、决策和施政方针之中。作为执政党，负有引领人民追求幸福、实现中国梦的重任，因此加强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带领全体人民追求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课题。
本文以对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研究回应国内经济社会转型期人民对幸福的企盼，并对近几年来研究现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今后应该加强的研究方向和内容进行展望，以期能对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契合了全球化时代发展脉搏，回应了国内经济社会转型期人民对幸福的企盼
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至上目标。幸福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追求人民幸福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千百年来中西方哲人基于对幸福本质的不同理解和对“幸福”问题探讨的迥异，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幸福观。
从国际上来看，幸福问题再度成为研究热点，是20世纪以来世界很多国家进入丰裕社会后，随着人们对于追求个体幸福的迫切要求而逐渐升温的。至今，幸福已成为一门科学，从西方传统哲学、伦理学研究领域延伸到具体应用学科和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理论、幸福心理学、幸福经济学、幸福政治学、幸福社会学、幸福测量、国民幸福指数等，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可观。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按照传统的观念，经济越发展，人民越幸福。然而，来自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众多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尽管许多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大量增长，但国民幸福水平却保持不变甚或有所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the Paradox of Happiness)。[2]由于美国经济学家R.Easterlin在1974年首次提出这一现象，所以“幸福悖论”又被称为“Easterlin悖论”。因此，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经济的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增加。
进入21世纪以来，“幸福”成为世界各国科研、政府的关注点。被誉为美国政府思想库的哈佛大学，先有讲师TalBen Shahar的《幸福》课成为最受欢迎的公开课而引起轰动；后有离任后依然关注世界幸福问题的前哈佛大学校长瑞克·伯克(Derek Bok)，于2010年写下了集世界幸福领域研究之大成之作《幸福政治学：政府能从幸福的新研究中借鉴什么》(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提出了促进国民幸福应当成为政府施政目标，这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审视、省察其执政党的施政政策对公众幸福影响的契机。荷兰、瑞典、丹麦和挪威等欧洲国家已开始对儿童进行“幸福教育”，并将其纳入国家研究计划。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发表《繁荣社会的幸福宣言》，提出幸福革命，其目标是创建一个合乎幸福本质要求的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关注幸福教育崭新的幸福社会；英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底在卡梅伦首相的委托下开始对英国人的幸福指数进行调查。而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责成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幸福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由此而知，现存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繁荣社会，也即萨缪尔森等人所定义的丰裕社会中，公众幸福问题凸显为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的问题，为何以社会福利引以为荣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会产生幸福危机？“繁荣社会之所以产生幸福危机，是因为现有的经济、政治及教育一定程度上不合乎幸福本质要求，与幸福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是当前人类社会诸多矛盾中的重要矛盾之一。”[3]世界各国都在反思人的幸福问题，政府决策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相关度、人民幸福与对政府公共领域期待的相关度等相关研究，为我们进行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从国内来看，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沧桑巨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已迈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GDP总值已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民生活经历温饱、小康正步入全面小康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正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不同步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幸福路径探索的忧思……中国正在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下一十字路口。
从执政党意义上说，实现人民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所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和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担负着以实现人民共享幸福领航者的重任，理应以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引领人民追求幸福、依靠人民共创幸福，实现全民共享幸福成果。
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美国学者发布的研究报告让人们再一次反思中国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得失。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Easterlin)2012年6月领衔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China's Life Satisfaction,1990－2010)，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3]即是说，多数人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时的情况，这与同期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形成了强烈反差。经济发展中的“幸福悖论”现象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显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需要解决如何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进一步转变政府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完善各项制度，加大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国民收入与国民幸福同步增长。基于别国经验，我国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后，决不能单纯重视经济增长，而应着眼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着眼于中国当代人科学幸福观的构建、社会主义幸福社会的构建。
知名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在当今世界，政府应当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公民的幸福指数，应当成为评价政府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政府应当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履行对于人民幸福生活的承诺和责任。[4]在这种形势下，以马克思、恩格斯幸福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系统研究，规避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性危机”，以科学的世界观、幸福观，引领人民大众科学认识幸福、理性追求幸福、合理享受幸福生活，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和神圣使命。
二、国内幸福观研究日趋活跃，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视域不断拓宽
目前，国内关于幸福观问题的研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伴随着“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等党的新执政理念的提出而逐渐成为社会的关注热点。学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的重要性，2012年11月，黄明哲的《共产党人的12个幸福观》以散文随笔的形式、案例剖析的深邃眼光，对共产党人应具备的12个方面的幸福观进行了具体探讨。该著作的出版，为广大理论工作者从理论上进行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
2007年以来学术界对幸福观研究的总体趋势，使用万方数据库以“幸福观”为检索词进行学术论文检索，根据检索获得的数据，绘制如下图表。
2007—2013幸福观研究趋势图
从2007—2013年幸福观研究趋势图中得出，近6年来幸福观研究呈不断上升趋势，在2013年幸福观研究达到最高点，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对幸福观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专门针对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却相对较少，中国知网截至2013年10月期刊论文中，以篇名包含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文献检索，2006—2013年幸福观研究论文共有11篇与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相关，其中仅有2篇核心期刊引文索引论文。主要研究视域涉及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概念、本质和鲜明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形成主要分期等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内涵界定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内涵界定，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研究基础上，从理论依据、基本内容和实践路径三个方面为共产党人幸福观界定了涵义。
首先，从理论依据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幸福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其‘为民谋幸福’使命的行动指南和施政思路”。[5]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为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6]243人民幸福是其最终归旨。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位，基本内涵包含了物质生活幸福和精神生活幸福相统一、劳动和创造相统一、个人幸福和人民幸福相统一等要素，“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7]
最后，幸福观的最终落脚点是如何实现幸福的策略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引领全体人民实践幸福的路径选择，最根本的路径是“加快发展物质生产增强国人幸福感”，根据马克思主义，可知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因此大力发展经济、物质财富丰富是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加强人文关怀促进人的幸福和谐发展”。幸福是物质生活幸福和精神生活幸福相统一，“完善幸福评价机制引导人们正确的追求幸福，要坚持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相统一，社会要关心和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幸福，并尽可能地为个人幸福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个人也要为他人、为社会多做贡献，个人幸福服从他人和社会的幸福”。[8]
(二)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群体，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幸福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就内在规定了其幸福观具有与其他个人、团体幸福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其最鲜明的特色是崇高性，共产党人为人民独立、人民幸福而诞生，“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9]47共产党人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引导和规范现实行为，为全体人民谋幸福，是摆脱了狭隘的个人主义、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幸福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追求，崇高性是其最鲜明特色。
第二，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重要特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统一的幸福观既尊重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实现对物质价值的体验，更尊重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实现对精神价值的体验。”[10]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1]78－79物质生活资料是幸福实现的前提基础，幸福的实现固然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但是我们又不能将幸福简单地等同于物质享受，共产党人既肯定物质幸福，同时又强调精神幸福，坚持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二者的统一。
第三，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12]459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是个体和社会的统一，个人的幸福实现依赖于社会整体幸福的实现，社会幸福的实现是个人幸福实现的集合，二者辩证统一于同一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始终把人民幸福作为革命和执政的根本目标，共产党员的幸福观坚持了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辩证统一，它同一切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幸福观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强调幸福的基础不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是对整体幸福的追求，是以或多或少的个人自我牺牲为前提的。
(三)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理论来源、形成历程、发展阶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继承和发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13]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形成历程，宁晓菊在《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幸福”之历史轨迹与现实担当》中以中国共产党的90年历史轨迹为时间坐标，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民谋幸福”的幸福观：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江泽民提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了简单说明：中国共产党为实践“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走过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个历史阶段。“站起来”是“为民谋幸福”的首要条件，实现了“为民谋幸福”的第一步目标。“富起来”是“为民谋幸福”的物质基础。“强起来”是“为民谋幸福”的更高要求、发展思路和奋斗目标。[5]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之间的逻辑关系。朱红梅在《中共历代领导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中阐述了中共历代领导人的幸福观是建立在重民、爱民、亲民、安民、恤民等人文关怀基础之上“以人为本”的幸福观；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中共历代领导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与马克思主义人本幸福观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间的关系，认为中共历代领导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继承和发展，中共历代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幸福观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14]
三、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科学进行幸福观研究
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从国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的整体推进上看，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不够平衡的问题，某些方面的研究还有相对薄弱之处，对于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问题，本人认为今后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重视和纠正。
(一)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加强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理论体系研究
“理论建构的不足，也是当前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的一大制约因素。”[15]从理论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是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观点：人们只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允许的范围内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没有中国成功实现总体小康的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无法提出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使人们生活更加幸福的问题。幸福观根源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幸福的实现程度总是同社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共产党人的幸福观正是在适应革命、建设、改革需要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实质和核心。
从理论视角对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人寻求为人民谋幸福的幸福观理论渊源和发展进程进行系统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出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结构特色和总体评价。
(二)奠定理论基石，加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纵横研究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的幸福理论第一次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正确地认知了幸福的内涵，给人类走向幸福指明了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研究，首先要充分研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发展脉络，要立足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探寻其幸福观的形成原因。深入研究并明确马克思幸福观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了封建制生产方式，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形成的；其次马克思的幸福观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在其他幸福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具有自身发展轨迹的理论，要结合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主要矛盾，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如人的本质、异化、自由和解放等出发，通过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路径找寻马克思幸福观的发展轨迹，厘清马克思幸福观的基本概念和命题。为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研究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三)加强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传统文化基因研究
“中国人的幸福观在日益走向现代和进步，但是，传统的幸福观不能全盘抛弃；相反，传统幸福观中一些合理的思想需要予以重视和传承。”[16]受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幸福观在形式上，主天人合一、重和谐，主人道、重人生，主求善、重修身，主心性、重内省的方式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幸福概念和范畴，以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形成了以儒、道、法家为核心的幸福观理论。中国传统幸福观的某些基因依然流动在当代人们的意识和情感之中，不时地左右着人们对幸福的审视和体验。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各种思潮、价值观的冲击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幸福观问题上的思想和观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加强现代社会幸福感深层研究，建立一种既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又关照当今社会发展现状，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的现代意义的幸福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与传统文化基因相结合的研究主题之一。
(四)加强东西方幸福观文化的比较研究，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的文化素养
“我们必须理性地借鉴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幸福观，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幸福观相结合，在幸福政治文化的培育过程中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大胆而合理的改造，注重培育新型的政治文化因子，为现代幸福政治文化的建立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17]
全球化时代，文化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相互交流和了解彼此的主要载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应加强东西方文化差异研究，善于借鉴、吸收西方幸福观的合理因素，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建立起朝气蓬勃、充满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才能真正担当起引领全国人民追求幸福、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幸福理论为借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基因综合冶铸而形成的一个理论体系，具有崇高性、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相统一、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相统一的鲜明特色，中国幸福观面临着西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等幸福观影响冲击，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为人民不断追求幸福提供了示范和方向指引，为抵制来自世界的各种幸福观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幸福观契合了全球化时代发展脉搏，回应了人民的幸福期待，将在应对世界各种幸福观的挑战中不断丰富发展。
收稿日期：2013－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