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新解——来自后发优势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之谜论文,视角论文,新解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2-0063-09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
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日本奇迹；70年代，巴西经济的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所谓的“巴西奇迹”；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又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为是“东亚奇迹”；进入90年代，一直到现在，中国经济持续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了另一个辉煌，有人称为是“中国奇迹”。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些数据。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笔者挑选了1978—2006年的二十八年间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和地区作一比较（如表1所示）。
从表1看到，在世界十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国家，在1978—2006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9.873％；增长第二快的国家是博茨瓦纳，年均增长率为8.2504％；第三快的是不丹，年均增长率为7.6％；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都在6％—7％之间。由此可见，中国在过去二十八年中增长最快，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比其他几个增长快的国家和地区要快2—3个百分点。至于与这个时期的世界平均增长率3％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所谓富国俱乐部）平均增长率2.74％相比，更是快三倍之多。除了博茨瓦纳、加蓬、阿曼等一些靠自然资源出口发展的几个小国在70—80年代增长率高达10％以上之外，在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如此长时间地达到这么高的年均增长率。因此，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确创造了经济奇迹。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这个奇迹与以前出现的经济奇迹相比，简直就成了一个“神话”。
由于保持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大幅度提升。到2007年，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不过，将会很快超过德国，进入世界三强。中国从一个20世纪70年代末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大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07年，人均收入（GNI）达到2360美元，如果按PPP方法估算，人均收入达到537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显著缩小，1980年，中国的人均GDP（290美元）是美国（11360美元）的2.55％；到2007年，前者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后者（46040美元）的5.12％。这就是说，过去二十七年中，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一半。在过去三十年中，印度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另一个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印度差不多，但到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远超过了印度。198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290美元，印度是240美元，前者比后者高20.8％；到2007年，中国人均收入（2360美元）比印度（950美元）高1.48倍。①
从表中还可以看到，在十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没有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这表明，在过去三十年中，东南亚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中国经济为何在过去三十年中能够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这样高的增长速度还能持续多久？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了破解这个谜，国内外经济学家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这些观点粗略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高资本积累率、技术进步的加速、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外贸的快速扩张、外资的直接驱动、体制的改革等。这些解释和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但是，这些观点都比较片面，没有提出一个分析主线和统一的分析框架，更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水平、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市场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比后进国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后进国家的经济凭什么可以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换句话说，如果后进国家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那么后进国家就一定会存在一些优于发达国家的有利因素，抵消并超越先进国家优于后进国家的那些有利因素。那么，后进国家的那些有利因素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后发优势，它不仅抵消了并且超过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条件，即所谓的先发优势，当然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即后发劣势。因此，后发国家能否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关键在于其后发优势是否充分发挥出来了，并是否超过了后发劣势。有些后发国家经济增长得比发达国家还快，从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最后加入了富国俱乐部，这是因为这些后发国家成功地利用了其后发优势，克服了其后发劣势；而其他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慢，是因为未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克服其后发劣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背后的真正动因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充分发挥了其落后的优势，即后发优势，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促进了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二、后发优势概念与特征
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or advantage of late - development）也就是落后的优势，后发展的优势，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1952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来的，他被认为是后发优势理论的创始人，后来不少经济学家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了发展。但是，格申克龙并没有对后发优势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后来的研究者也没有给出一个权威性的定义，不同的人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解释。这里，笔者给后发优势下个定义。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后进国家相对于先进国家在发展上所具有的客观有利条件。由这个定义可以得到后发优势四个方面的特征：
1.相对性。后进与先进是相对的，后发展是相对于先发展而言的，不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就无所谓后发优势。因此，后发优势分析是一种比较分析，即把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各种因素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发现后进国家的优势所在。
2.客观性。后发优势是由经济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引起的，它不可能靠人的主观努力创造出来。没有落后就不存在后发优势，有了落后就一定会存在后发优势。
3.潜在性。后发优势是潜在的，它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才能实现，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如果潜在的后发优势实现了，就形成了追赶。这里需强调指出，有了后发优势，不一定会导致经济追赶，它只有发挥出来了，才出现追赶。如果一些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这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后发优势。
4.递减性。后发优势产生于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就越大，随着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潜力就会不断变小，一旦赶上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后发优势就完全消失了。这意味着后发优势具有递减性。
后发优势与追赶（catch- up）② 概念是密切相关的。追赶概念常常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追赶意味着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先进国家更快，从而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追赶背后的动力就是后发优势。没有后发优势，就不可能有追赶。追赶是一种现象，而后发优势是动力。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是对应的。落后本身是一种劣势，这是不言自明的。正像有比较优势就有比较劣势一样。我们说有后发优势，不意味着否定后发劣势的存在，正如在发展理论和贸易理论中强调比较优势一样，并不否认有比较劣势的存在。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论，正是为了说明那些落后国家在每种生产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其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产品生产和出口，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在分析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就是要在落后中找到有利于发展的那些因素。这正是后发优势理论要研究的内容。③
由于后发优势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学术界对后发优势迄今为止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分类，因此，对后发优势的讨论往往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譬如，不少人把后发优势仅仅理解为对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模仿和利用，这是有片面性的。依从上述定义对后发优势作一个分类，按照发展要素划分，后发优势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资本后发优势、技术后发优势、人力后发优势、制度后发优势和结构后发优势。这些优势都产生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差距越大，其优势就越大。如果这些优势发挥出来了，就会变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促进生产率和经济加速增长，最终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三、后发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动力
（一）资本后发优势
资本后发优势产生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新古典增长理论正是依据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这一假定得出了增长趋同假说。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本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稀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当然，关于增长趋同假说受到了新增长理论的非议。但是有资料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利润率比发达国家的高，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外资总额要高于流出的总额。从图1中可知，在1970—2005年间，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始终大于流出量，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差额越来越大。如果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更高，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净额为什么越来越多？
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更能说明这一点。就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的FDI已经从1985年的47.6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735.8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一事实说明，中国资本投资收益率是比较高的。很多学者认为，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这是中国充分利用资本后发优势的结果。
此外，资本后发优势不仅表现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还可以表现在国内资本积累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部门是增长最快的部门，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工业部门的扩张必然会带来较高的资本积累率。
表2提供了不同收入国家在选择的年份中的资本形成率。无论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率都要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资本形成率是最高的。其中，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又远高于其他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2007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高达44％，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与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是密切相关的，即资本形成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也高。从表2中可知，东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而资本形成率也是最高的；中国是世界上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同时，资本形成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资本形成率高，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工业部门扩张迅速，工业化进程加快，而工业部门是资本密集型最高的部门。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工业化的国家，资本积累率必然较高，而高资本积累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资本积累自然就要低一些，因而，经济增长率相应就要低一些。这就是所说的资本后发优势，一种在发展中国家存在而在发达国家不存在的优势。如果把引进外资看作是后发国家外在的资本后发优势，那么，我们可以把高资本积累作为后发国家内在的资本后发优势。
（二）技术后发优势
技术后发优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后发优势，我称之为狭义的后发优势。该种优势假定先进科技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发明创造出来的，作为后进国家，无须投入如此大的资源和时间在研发上，而只需要把发达国家现存的先进技术引进过来，加以消化改进，就可以加速本国的技术进步。由于吸收、消化和模仿比发明创新花费的成本和时间要少得多，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够节约大量的资源和时间，而且能够比发达国家以更快的速率促进技术进步，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样，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就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
除了技术模仿之外，后进国家还可以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一项技术的发展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进行的。比如，电子技术从最初的半导体，再到晶体管，最后到集成电路，经过了好几个发展阶段。后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引进国外技术时，就可以跳过一些中间阶段，直接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技术，而无须从初级技术开始。这就为后进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水平差距提供了快捷方式。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技术进步迅速，主要得益于从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仅从电子技术来看，仅仅二十年时间，国产的家电产品基本上取代了进口的家电产品；又如，中国汽车制造技术在引进消化基础上也进步很快，合资企业的国产化率越来越高，而且国内自主品牌占有份额也越来越大。还可以从关税变化来看，1986年，中国对小汽车进口的关税高达220％，但到2006年，降低至25％。关税的降低是衡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汽车关税的大幅度下降，表明中国汽车工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技术的迅速进步推动了中国生产率和经济迅速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技术后发优势的作用。如果没有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技术进步不会有这么快。从图3中我们看到，中国的高新技术进口占总进口额的比重一直高于高新技术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这表明，中国是高新技术净进口国家。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比重上升很快，表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增强了。
（三）人力后发优势
人力后发优势产生于后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源方面的差别。这种后发优势包括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从数量上说，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因此，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产生于经济的落后性，因此也就是后发优势。在这一点上，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是一致的。
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其出口产品主要是轻纺工业产品，使对外贸易每年以17.4％的速度增长。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1738.3亿美元，贸易差额也由1978年的11.4亿美元的逆差变为2006年1774亿美元的顺差，占当年GDP的比重达到6.7％。这无疑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进出口增长情况可以从图4中看得很清楚，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贸出现了跳跃式发展。
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扩张，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贸易额来说，中国在世界中的排名，1978年是第27位，1995年上升到第12位，到2004年跃升到第3位，已名副其实地进入世界贸易大国行列。
对外贸易的扩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例如，2005—2006年，中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4.1％和19.5％。④ 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如促进了技术引进，优化了资源配置，增加了就业，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也有其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要低得多。人力资本投资像物质资本一样，也具有报酬递减的性质，这是因为人的智力开发是有限度的，开发一个文盲的智力与开发一个大学生的智力在效果上是不一样的，同样一元钱投入前者的效果就要好得多。发达国家智力开发已达到较高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开发水平比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智力开发的效益就要高于发达国家，同样一美元的教育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就会高于在发达国家的收益。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要比发达国家高。这已被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如表3所示，无论是初等、中等还是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的社会和个人收益率都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高，而且，越是贫困地区，收益率越高。例如，非洲是世界上最贫困地区，其教育投资收益率是最高的。从表3中还可以看到，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初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
这样，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投资教育和健康，就可以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导致劳动生产率更快地增长。此外，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教育国际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以便捷的方式获取专业技术知识。例如，通过报刊、电视、互联网等方式，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能够容易且便宜地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从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快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也能使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更快地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对教育大幅度的投资，使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迅速，远比发达国家提高得快。从图5中看到，中国的初等教育入学率从1990年60％多提高到目前的100％，中等教育入学率从1990年的20％提高到目前的60％，而高等教育发展更快，大学入学率从1990年的5％提高到目前的20％以上。
此外，中国通过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与发达国家开展教育和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以及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大大加快了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与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派遣各类留学生达到100万人左右。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已回到祖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和骨干。中国高校越来越多使用国外的教材，借鉴国外的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聘请国外专家来从事教学，这无疑对于提高中国大学的办学效率和教育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所有这些，都是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结果。
（四）制度后发优势
制度后发优势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效率差距。它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制度改善的巨大潜力；二是对先进制度的借鉴和模仿；三是制度趋同。
首先，后进国家的制度往往是无效率的，这样就存在一个制度改善的巨大空间和潜力，而发达国家由于制度是相对有效率的，制度改善的空间就要小得多。如果发展中国家愿意改革它们现有的无效率制度，就会大大提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增长。这就是后发国家可以利用的制度后发优势，我把它称为内在的制度后发优势，意味着它是产生于它们本身制度的改善，只要它们的当政者有改革的意愿和能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次，后发国家因为处于后发展地位，还可以大量地借鉴和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公共管理制度，因为后者在制度建设过程中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长期的摸索和试错，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发展了一套成熟的、有效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就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物，使之在制度建设中少走弯路，减少试错成本和时间。例如，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体系、现代宏观调控政策等等，在发达国家都有现成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在构建这些制度时是可以直接学习和借鉴的。这里需指出，学习和借鉴不等于就是照搬，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照搬是行不通的，但也要防止以国情不同为由，完全拒绝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的制度建设经验。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来改善后进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我称之为外在的制度后发优势，它是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的。
再次，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趋势越来越猛烈，国际合作、交流和协调越来越显得迫切。在这样背景下，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对后发国家改善制度效率起到了促进作用。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贸易规则，要求各国必须遵守执行，而这些规则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自由竞争原则。因此，该组织促进了后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各国经济制度具有趋同的倾向。尽管这种趋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会造成一些冲击，甚至还会造成一些损失，但总的说来，这种趋势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自觉地向国际准则靠拢，也属于外在的制度后发优势，也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实现。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搞了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停滞不前，证明这种体制是无效率的。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在效率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制度改善空间。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这种潜力被充分释放出来了。三十年来，从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到企业层面的微观管理体制，进行了持续的、渐进的但又是根本性的改革，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已逐渐被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和发展，经济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明显提高，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切都是充分利用制度后发优势所带来的。这里不妨以农村体制改革为例来说明。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生产制度，这种制度被证明是无效率的。经过六年时间的改革，这种无效率的集体生产制度逐渐被家庭生产责任制所取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中基本上实现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的成效非常显著，在1978—1984年间，粮食生产每年以5％以上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改革前1952—1978年间每年2.4％的增长率，大大缓解了中国粮食严重短缺的局面。这一改革为后来进行的城市各项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农村体制改革的成功，中国其他体制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充分利用制度后发优势的结果。如果在改革前不存在无效率的集体生产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就不可能带来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早已实行了家庭农场制度，该制度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农业经营制度。因此，在发达国家不存在这种制度改善的空间和潜力，因而就不可能出现像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最初借鉴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后来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多的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制度，如宏观调控政策，现代企业制度，金融保险制度、社会保障体制，等等。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改革主要是充分发挥内在的制度后发优势，那么，90年代以来的改革则主要是充分发挥外在的制度后发优势，即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和借鉴，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验，必须向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由于积极地向西方学习，使改革的进程较为顺利和平和，少走了一些弯路，节约了制度试错成本和时间。如果我们闭关自守搞改革，对西方国家的经验一概排斥在外，一切要从头做起，一切要另搞一套，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当然，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一些法律、政策和管理方法，决不能全盘照搬，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全盘照搬是从来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在借鉴别国经验时必须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越来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经济已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对中国来说，加入WTO既是个机遇，也是个挑战，当然是利大于弊。它要求中国必须遵守国际游戏规则，这就使得国内的法律体系和管理方法必须适应国际规则，迫使那些不适应WTO规则的制度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从长远来看，这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因此，对于改善经济运行机制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五）结构后发优势
结构后发优势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差距。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工业化了，并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即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一般说来，在三次产业中，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是最高的。图6提供了中国三次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从图中可知，任何时候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是最高的。
发达国家从第二产业转变到第三产业，将会使总量生产率增长率呈现递减趋势，当然，这种递减趋势被新的技术革命所抵消和减缓，但仍然没有完全抵消掉，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工业化时期那么高。相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工业部门规模较小，而农业部门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存在着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远高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因此，在农业劳动力和资本向工业部门转移时，会促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由资源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我称之为结构的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部门大规模地流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由于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部门，因此，这种资源在部门间的再配置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增长。据估计，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农业资源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大约20％的贡献。表4提供了一种研究结果。从表中看，1978—2003年，仅仅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就高达22.3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17.78％。笔者在2002年所做的一项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结果是，1978—2000年间，劳动力转移对总量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高达2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19.2％。⑤ 如果再考虑资本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资源再配置为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就更大。不过，资本的贡献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比较难以计算。随着工业化不断向前推进，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种资源再配置的增长效应将趋于下降。从表4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
四、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这五种后发优势的同时发挥，汇合成了巨大的推动力，使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保持近10％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的确，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如此快速增长，但是，如果没有巨大的后发优势潜力，无论怎么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连续三十年如此高的增长率。因此，笔者认为，后发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改革开放的作用就是使这种潜在的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了，改革开放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促发器。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个问题是，正如前面所说，后发优势产生于落后，只要落后就会有后发优势存在。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多，这些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完善，工业化程度也较低，应该说这些国家也存在着后发优势，为什么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不快，甚至比发达国家还低？这是因为，所有经济落后的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都具有后发优势，但是，后发优势是潜在的，这些经济落后国家增长率缓慢，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让这些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这种后发优势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这就是改革开放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很多学者都对中国未来增长持乐观的态度，有的说高速增长还能持续二十年，有的说能持续三十年。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我们不可能预测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多高。但是，趋势是可以预测的。笔者认为，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肯定会放缓，不可能达到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年均9.8％的增长速度。其原因不是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这些实际上不是最主要障碍。当然也不是最近出现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只是短期现象。其根本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了，因此，后发优势的潜力将会趋于下降，相应地，增长的动力将会减弱。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存在，以上所说的五种后发优势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因此，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率。一旦中国实现工业化之后，这种后发优势就不复存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转变到制度和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一样。不过，这种转变是逐渐发生的，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还必须建立自主的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注释：
① 以上所引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2、2009。
② 国内学术界常常把“catch- up”译为“赶超”，这是不准确的。“catch- up”只含有“赶”的意思，没有“超”的含义。实际上，后进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赶上发达国家，至于超过现在的发达国家则不是后发优势和追赶所研究的内容。
③ 在学术界常常存在一种用后发劣势来否认后发优势的倾向。例如，西方一些激进学者用依附论来反对与发达国家开展对外贸易，用剥削论来反对外资引进，就是这种倾向的一种表现。国内也有些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
④ 国家统计局：《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⑤ 郭熙保：《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问题：理论思考与中国的经验》，载《世界经济》，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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