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青年人政治参与的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青年人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3)06-0106-09
在政治社会学领域，把青年人当做一个群体来研究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它需要从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拥有超越其不同身份背景的一些共同意识、思想、行为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具有独特性，专属于这个群体，并且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里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和影响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划分政治群体时，往往从社会阶层、职业角度出发，而没有把年龄问题考虑在内(如学者和媒体甚至政客多关注农民群体、工人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不太会关注青年群体、中年群体或者老年群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青年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引起学者和媒体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美国和欧洲风起云涌，青年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力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政治、文化秩序。60年代的学生运动成为推动西方社会政治和制度改革的强动力。在法国，1968年青年学生发起的“五月风暴”推动了法国的个人自由解放运动，法国从工业社会步入个人主义社会。青年人作为一个群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冲击和影响力量一方面使学者重估社会群体分类方法，另一方面也促使政府意识到青年人这个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1974年，新上台的左派政党代表人物戴斯丹(Valery Giscard D'Estaing)决定放宽青年人的投票权，把有权参加选举投票的最低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当年就有240万的青年人成为合法选民。
然而，政府旨在扩大青年人选举权、政治参与权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得到这个群体的积极回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人的投票弃权率呈逐年上升之势，传统的政治参与渠道如政党、工会、学生会等也渐渐失去了对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吸引力。为了刺激青年人的政治热情，政府和各政党、工会一再降低参与门槛，如年满18周岁的法国公民不需注册申请，自动转为合法选民等，但仍然无法调动青年人体制内政治参与的积极性。20世纪60年代成为青年人政治参与的黄金年代。在法国，18—30岁的青年人代表着大约13％—15％的选民，他们的参与对投票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群体也是总统大选时各候选人竭力争取的对象。青年人的这种投票弃权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学者和法国媒体开始关注这个年龄段的人是不是有政治冷漠倾向，缺乏公民责任感，并进一步为法国民主制度的健康问题而担心。
如何解读这种媒体和部分学者眼里的法国青年政治冷漠现象?在该现象背后，隐藏着哪些深层的政治、社会、文化原因?青年群体是真的在集体疏离政治，还是只不过相对于传统他们的参与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青年人的政治冷漠只是一种表象，它实际上意味着青年群体对传统参与方式的拒绝和否定态度，那么，这个群体又使用哪些新的政治参与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和公民责任呢?应该如何解读这种演变?哪些因素在影响法国当代青年的政治态度、政治参与？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解答。
一、法国青年人的低投票参与现象
在代议制民主体制内，公民主要通过定期选举政治代表、参与政党或者工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公民参与投票率的高低通常被视为一个代议制国家民主制度是否健康运行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代议制民主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一方面，政党和工会失去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魅力和吸引力，入党、入会人数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公民投票弃权率长期居高不下，对议员的信任度也呈持续下降趋势。投票弃权现象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并遍及各种以公民直接投票为决策方式的人民公投。①
从1980年开始到2000年初，法国公民投票弃权率增长了14.1％。总统大选的投票弃权率从1965年的15.2％，到1995年的21.6％，再到2002年的8.4％。[1]如此高的投票弃权率使法国极右翼政党坐收渔翁之利，该政党总统参选人勒庞击败左派政党参选人若斯藩，成功进入第二轮总统竞选，得票率高达22％，对垒雅克·希拉克。极右翼势力的胜利使法国人大为惊恐，因为如果极右翼政党掌权，法国的共和体制将受到致命威胁。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青年人的投票弃权现象尤为严重。在第一轮投票中，18～25岁的青年人的弃权率高达34％，[2]比其他年龄层高出近6个百分点。在第二轮投票过程中，为了拯救“共和危机”，法国人纷纷走向投票箱，但危机过后，即在法国公民的集体努力下，右派政党参选人希拉克成功当选后，议会大选中，51％的18～25岁的青年人没有去投票，换句话说，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中至少有一半选择弃权。[3]相比较而言，在这次议会大选中，30岁以上年龄层的公民的弃权率平均为34％，[4]也就是说，30岁以下的公民的弃权率要高出其他年龄层17个百分点。
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过程中，青年人的高投票弃权率表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2005年5月的欧盟宪法公投中18～25岁青年人的弃权率也要高出其他年龄层；[5]2007年总统大选中有22％的18～25岁的青年人没有去投票，而全体选民的弃权率为15.4％；在同年稍后的国会选举中，18～25岁的青年人的弃权率为52％，而所有年龄层的平均弃权率为39.6％。[6]
青年人的这种高投票弃权率现象说明了这个群体的公民缺乏政治热情和公民责任感吗?真实的答案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和武断。要理解法国青年人的投票弃权现象，需要从更深层面来进行分析。
二、“低参与”表象下的深层原因
(一)“押后参与”
对于青年人的这种投票弃权现象，法国政治学家Anne Muxel认为它与年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年轻时期的投票押后”现象。[7]一般说来，青年人进入30岁以后，会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投票。公民的投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与他本人的社会和职业状况的稳定性、对政治生活的熟悉程度成正比关系，只有当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状况基本稳定下来之后，才会逐渐积极走向选举投票。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公民的形成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越晚步入成人的生活，公民的积极政治参与就越押后。并且这种押后参与现象并无任何时代或社会阶层区分：任何时代青年人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都要低于其他年龄阶层；这种低参与现象涉及所有社会阶层的青年，不管是出身于贫穷阶层，还是中产阶层或者是富人阶层，在未步入正常稳定的社会和职业生活之前，其制度内的政治参与度都不太高。
(二)被动性弃权
公民的投票弃权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政治冷漠或政治不信任而导致的弃权，这种投票不参与现象可称为“被动性弃权”，它一般与公民缺乏参与能力相关；一种是出于对政党和政治人物不满而进行的惩罚性弃权，又称为“主动性弃权”，是一个社会公民理性的、策略性的政治活动，目的在于显示他们对参选政党及其代表人物的不满并通过弃权来对其施以惩罚。
导致青年人出现“被动性弃权”现象的原因，除了部分社会因素外(如从属于社会底层或社会边缘人员)，主要还是由于法国左右两派政治主张的趋同化：青年选民，实际上包括所有的法国选民，感觉年复一年在听着同样的政治演说，同样的政治辩论。针对各种社会问题，除极少数例外(如极右或极左派政治人物会提出超出社会常规的政治主张)，大部分政治人物，无论左右之分，往往会提出十分接近甚至雷同的政治主张，导致选民没有能力识别。因为不确定哪个政党执政之后的施政政策更符合自己的利益，更能解决社会问题，选民倾向于弃权而不是胡乱选择一个参选人，以免将来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决定后悔。因此，对自己能否作出正确选择能力的怀疑是部分选民弃权的原因之一。
(三)惩罚性弃权
法国左右派政党政治主张的趋同化导致部分选民没有能力识别政治人物竞选演说的合理性与务实性，从而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作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政治趋同化也导致选民对各派政党及政治人物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责任感失去信心。
法国人越来越觉得他们通过投票选出来的总统和议员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自1981年以来，左右两党轮流执政，但双方均提不出有实质建设意义的政治主张(如如何解决失业问题等)，而是沉湎于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和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引起法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深刻不满和失望。再者，各种政坛丑闻和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政府及议员的形象在选民心中持续下降。据2002年总统大选前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77％的18～25岁的青年人认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法国的社会现状都不可能会得到改善；并且，76％的这个年龄段的选民认为政治人物都是贪污成性的(全体选民中有59％的人认为政治人物都不清廉)。[8]
部分青年人及其他年龄段的公民选择弃权，是为了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政客表示他们的不满。弃权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选择。对于理性的选民来说，在不能把选票投给极左或者极右翼政党的情况下，选择不去投票，是对左右两派政党的一种无声抗议，同时也是一种惩罚。以2002年总统大选为例，部分选民在第一轮投票过程中选择弃权，导致左右两大党选票的大量流失，而极右翼势力的选票通常比较稳定，在极右翼选票基本稳定而总投票额下降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极右翼参选人得票率的上升。2002年，勒庞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击败左派候选人若斯藩，成功进入第二轮总统竞选。而28.4％的法国人(其中青年人占34％)选择弃权，就是对希拉克执政时期长达7年的“左右共治”②局面不满和失望之余的一种惩罚性抗议。
(四)政治参与理解误区
因为频频失约于投票活动，法国部分学者及媒体认为这是青年人政治冷漠的表现，即在极度发展的个人主义的影响下，青年人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小生活圈子，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公共事物，缺乏公民责任感。这种看法实际上有失偏颇，是因为人们对政治参与维度理解的片面性所导致。如前文所言，长期以来，人们对公民政治参与形式的关注点局限在其参加投票和参与政党、工会活动上，与公民的其他政治行为割裂开来。这种对公民参与的理解非常有限，在法国著名的社会学者Pierre Rosanvallon看来，公民参与起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Rosanvallon分别称之为表达民主、涉入民主和参与民主。[9]
1.表达民主
表达民主是指公民对政府人员及其行为发表意见和评判，并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利益诉求表达，如请愿活动或者示威游行。据调查显示，在1990年，大约有53％的法国人表示曾经采用过请愿活动，33％的人曾经采用过示威游行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到2000年，表示参加过请愿活动和示威游行的法国人分别达到68％和40％。[10]这表明法国人在政治意见表达方面，实际上比20世纪更为活跃。另外，根据法国政治生活研究中心2006年到2007年之间的一项调查显示，32％的18～24岁的年轻人会选择非制度性参与，而不是制度性参与如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相比较而言，只有17％的65岁以上的法国人更偏向于采用前者来表达意见。[11]
2.涉入民主
涉入民主是指公民为了缔造一个“共同世界”而采取的一切集体协商和互动方式。这里可以理解为具有相同信仰的公民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理想而相互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根据2003年法国国家青少年协会中心公布的调查结果，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法国人的结社率从42％上升到45％，其中青年人的结社比率的提升更为显著。[12]青年人不再热衷于参与工会或者教会，他们更多地加入到一些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环保组织和反种族歧视组织等行动目标明确集中的协会组织。同时，更多的青年人选择去充当志愿者，提供社会服务。
3.参与民主
在Rosanvallon看来，参与民主是指为了获得期望结果，公民所采取的一切集体行动模式。根据上述法国政治生活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只有53％的青年人认同选举投票是民意表达的首选方式，其他人则会选择罢工/罢课、抵制抗议等方式来向决策者施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13]
概括说来，弃权并不能说明政治冷漠，它背后可能隐藏着怀疑、不满、抗议等政治情绪，也代表着一种政治信号。因此，青年人失约于投票活动，并不能说明这个年龄段的人对公共政治生活不感兴趣，没有公民责任感；也不能由此总结出这个群体的选民的政治参与度不高。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青年人更偏好于采用其他参与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或者说，相比较于投票来说，相当一部分的青年人认为其他参与方式更为有效，更能实现他们的政治信念，更能解决他们的呼吁和诉求。
三、投票之外——青年人的抗议式参与
法国青年人的抗议式参与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拒绝使用传统的体制内预设的参与渠道和参与模式，通过开创新的参与空间、参与平台和参与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需求和履行公民责任；其二，青年人更偏向于通过参与或者发动社会抗争或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议程。
(一)对传统参与方式的拒绝/政治生活方式的重构
青年人的投票低参与现象反映了随着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的变化人们在选取政治生活方式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演变。随着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在法国则以1968年的“五月风暴”为转折点)，政治生活如同社会生活一样，成为一种个人的自由选择。这种新的价值观表现在对个人自由与自主权的追求，他们希望在独立于传统的或者制度强加的非人格化的一些道德行为规范之外，构筑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受个人主义文化影响尤为深刻的青年一代来说，对投票民主表现冷漠，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认同代议民主体制下传统的民意表达整合模式。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参与投票的权利意义要大于它的责任意义，拒绝投票实际上也是政治权利的一种表达。何况，青年人从来都不是因循守旧的一代人，他们往往对传统或现有制度的态度更为苛刻，不满情绪也更为突出。他们不喜欢别人或者这个社会告诉他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价值观，在既有的政治生活体制内，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行为。所以，建立在反传统、反主流及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青年人的政治参与行为往往呈现出主观情感化、形式多样化、缺乏规律和持续性，但可以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呈现出高参与现象等特征。[14]
很明显，投票的意义，在青年人眼里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年龄段的人的低投票现象，与其说见证了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不如说是青年人在行使其公民权利和履行其公民责任时的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15]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对传统的政治生活方式持否定和拒绝态度，尤其当该青年人持有明确的政治抱负并对政治生涯有所期待时，他会更倾向于融入传统的参与渠道来发展自己的政治事业。借鉴法国学者Martinot-Lagarde和Dubreuil的分类法，[16]下面把法国青年人目前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活动分为三类，并进行相互比较说明来显示今天青年人政治生活的个性化、复杂化和多样化特征。
1.职业型参与
职业型参与是最为传统的参与方式，主要通过参与政党或者工会(或农会、学生会)来实现政治生活。这种类型的参与建立在本人的社会化程度已经比较高的基础之上，它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个人主动地加入符合自己政治主张的政党；一种是在发生社会冲突或运动时，在工会的招募和动员下加入工会组织的抗议活动，从此成为会员，涉入工会生活。此类型的政治生活首先体现在其对组织的忠诚性：一旦加入某一组织，该成员很少会更换所属政党或协会。其次，党员和工会会员的政治生活通常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组织性特征。这两个特征在社会运动时期表现就尤为明显，同时会渗透到作为政党或工会分子的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这种政治生涯的升迁，通常是由地方或某一部门开始，逐渐过渡到大区或者国家层面。在这个过程中，该成员会受到来自组织内部的培训。最后，这种组织化的政治生活也呈现出等级化特征：组织干部决定组织的发展宗旨、方向、文化理念并通过培训的方式传输给普通的组织成员。这种组织化了的政治生活一般都强调集体利益的至上性。
在个人主义逐渐占领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思想角落之后，上述参与方式显然不符合时代思想潮流而逐渐被青年一代所疏远。虽然仍然会有一些青年人热衷于政党或工会生活，但一般仅涉及一些有政治职业发展期望的青年人，或者是一些农村青年。
2.自由型参与
自由型参与是与职业型参与相反的一种参与模式。它强调参与过程中个人的自由化选择和集体的民主化运作。这种类型参与的首要特征是强调个人选择的至上性。青年人因为个人潜能发展(体育、娱乐、知识、精神等)或社会生活的需求而加入某一组织、协会，但他不会把这种参与当做一种职业来规划，他对协会活动的涉入会有一定的限度：首先这类青年涉入活动比较随意，他有随时根据自己意愿加入、退出或者更换协会的可能，也有一次加入几个不同协会，从事几种不同参与活动的可能；其次他也不会太关心协会内部的组织情况，但是在涉及协会决策及负责人的选举时，他会积极参与。同样，他所在的组织的发展和运作方式也有别于政党或工会，采用一种横向的同等协商的方式而不是纵向的自上而下的方式。
这种类型的参与活动一方面有利于个人潜能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另外一方面对于推动社会及集体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可以说是实现了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和平衡。[17]
3.务实型参与
务实型参与通常是从青年人的个人社会经历出发，被某一个社会际遇见闻所触动而从此积极介入政治和社会活动。如在自己孩子的学校里遇到没有合法公民/居民身份的家庭，遇到倒毙路边的流浪汉，看到他的黑人或亚洲人朋友受到种族不公待遇，等等。受情景激发，这个青年人首先会向他所同情其境遇的人提供帮助，帮他们准备维权相关的法律行政材料，或陪他们去行政警察司法机关。在向这些弱势/边缘人员提供援助的过程中，他会渐渐地结识其他有同类正义行为的人，在以后的行动中，这些有社会正义和责任感的青年公民通过相互交流和合作，渐渐形成一个网络。
这种参与类型的核心宗旨是“行动”，把“行”放在第一位。他不会醉心于空洞的公共演说和呼吁，也没有特别的个人政治目的(有别于职业型参与)，而是深入到实际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如果对推动问题的解决有帮助，他会把他所帮助的人推向台前，引导和帮助后者在社会公众、媒体或政府前进行心声表达。为了壮大自己所在团体的力量，务实型参与者会积极寻求和其他类似团体的交流和合作，并会通过积极宣传的方式让社会了解他们这个团体，争取更多人的参与和社会的承认与支持。
当然，以上三种分类未必就能囊括所有类型的青年政治参与活动，但它们反映了在制度性范围内，除了参与投票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各样的青年参与行动。并且这些参与行为，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在不断地更新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制度、公民政治参与，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应该用动态、辩证、多维度、多视角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变迁。
(二)抗议性参与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长河，会发现和青年人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的政治活动都和抗议有关。青年人代表着社会的先声，在关键历史时刻，他们往往第一个站出来走上街头捍卫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普世价值。在中国有1919年的五四青年运动；在法国，1940年巴黎被德军占领时，也是高中生首先走上街头，抗议德军的侵略行为。“近几十年来，每当有践踏人权的行为、种族歧视行为发生时，无须一些政治组织和传统工会的组织，青年人也会自发积极站出来进行抗议。示威游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18]2002年也一样，极右翼候选人成功进入第二轮总统大选对绝大部分法国青年人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动。极右翼势力因其极端的政治主张(如仇视外国人，反对给予外国移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主张法国退出欧盟等)和领导人勒庞的个人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曾虐待战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罪行曾有公开的不当否认言论)，在很多法国人眼里是和新纳粹分子同等并论的，如果该政党上台执政，法国人认为他们自大革命以来所倡导和建立的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构架将受到威胁。第一轮投票结果出来后，5月1日，在巴黎，150万法国人上街游行，“F是法西斯!N是纳粹!打倒国民阵线!”(极右翼政党的法语缩写为FN)、“年轻人不会让国民阵线好过”的标语飘满街头，自由引导人民女神双眼流泪的画像在游行队伍中随处可见。在这次游行中，青年人的声音尤为高昂，18～30岁的青年选民的参与度要比其他年龄段的选民高出12个百分点。游行队伍呼吁人们出来投票，呼吁人们抛弃政见之别，在第二轮总统竞选时把票投给希拉克(在游行队伍中有很多青年人原本是支持左派政党的)。事实上，5月1日青年人的游行在呼吁法国选民参与投票上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在4天后即5月5日的第二轮总统竞选投票中，选民参与投票率达到了79.7％，比第一轮投票的参与率高出8.1％(第一轮投票的参与率为71.6％，为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率历史最低)，基本上和1995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的参与率持平(1995年为79.7％)。在这轮投票中，分别有88％的18～25岁和84％的25～30岁的青年人把票投给了希拉克，而所有投票给希拉克的选民的平均值则为82％。[20]也就是说，青年人捍卫国家民主制度的激情和责任感要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以游行示威的方式来动员人们参与投票，这在法国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让学者重新思考街头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关系，同时，也重新思考青年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问题。如果把非制度性参与也看作是一种民主制度的表达维度，一种公民参与形式，那么青年人的政治参与实际上是很高的，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事实上，在青年人疏离选举投票的同时，一些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则在逐年增加。根据法国一家研究中心2008年进行的调查，有64％的18～29岁的青年人曾经参与过请愿活动，48％的青年人曾参加过示威游行，比30岁及以上的公民高出8个百分点；而在1981年，采用这两种参与手段来表达意见的青年人则分别为47％和34％。另外，因为这个年龄段相当一部分的青年人还处于受教育阶段，他们参与抵制活动、罢工、占领办公室、工厂的比率要低于其他年龄段，但自1990年以来，这些抗议活动也处于上升趋势。[21]
四、影响青年人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的几个因素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能力和社会性能力有着相当大的关系，[22]而政治融入度是和社会融入度及文化融入度密切相关的。公民的个人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直接影响着其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和政治参与度：处于社会劣势的人在政治活动、政治参与问题上一般也是比较消极的；相反，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有利于其参与政治活动。另外，个人的工作、生活状况对其政治涉入活动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一些调查显示，失业、工作不稳定、社交圈子狭窄，[23]都会不利于一个人参与政治活动。如前文所述，青年人之所以投票参与率要低于其他年龄段的选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年人的社会和工作状况还不稳定，变动性比较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稳定成为导致在这个年龄段的公民中产生“押后参与”现象的直接因素。
在影响当代法国青年群体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诸多的社会性因素当中，有三个因素值得特别探讨：一是家庭因素，二是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变迁因素，三是教育因素。
(一)家庭与政治代际传承
在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中，家庭作为青少年政治人格、倾向、态度、价值观的初始形成场所，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日常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对孩子政治人格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换句话说，在共同的家庭生活的影响下，孩子通过对父母政治观念、政治倾向、政治行为和技能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观察、体验甚至模仿，从而形成两代人之间在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方面一定程度上的沿袭和继承。在Harris Judith看来，这种父母对孩子的政治影响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类型。[24]直接影响如前所述，即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交往中，父母的政治观念、倾向对孩子的影响；间接影响则是指，父母的职业和社会特征决定了他们自身及孩子的社会化圈子，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网络、受教育经历、文化实践等都会受制于这个圈子，因此，父母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所属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社会化程度和特征、表现，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孩子的政治社会化程度和特征。
因为研究角度、调查方法及所属时代等的不同，对家庭内部的政治代际传承程度，不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有所不同。综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研究结果看，这种家庭内部两代或者三代人之间的政治传承，并不是具体体现在他们在政治行为、政党选择上的一致性或者高度类似性，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政治价值观上的继承和沿袭。[25]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内部的几代人之间不一定会在大选期间把选票投给同一个政党，会参加同一个工会或者会有共同的政治生活方式，但在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上，祖父母、父母、孩子则会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如更偏向于左派还是右派，但具体是支持左派或者右派阵营中的哪个政党，父母和孩子之间则会有一定的差异。
(二)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变迁的影响
家庭固然对青年人的政治观念、政治生活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一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作用的结果，如学校、同类群体、媒体等等的影响。但无论是家庭也好，或者上述三者也好，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体系、社会状态并受其影响的。如Pierre Brechon所言：“家庭观点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出来的，它扎根于一定的思想体系，受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26]Ronald Inglehart强调“后物质主义时代”(基督教影响日益削弱、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上升等)的来临对青少年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影响。[27]具体说来，也就是指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的变化对青年人政治人格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西方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在法国，60年代以学生运动为特征，70年代则以城市抗争运动为特征)，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爱国奉献精神而逐渐占据上风。个人主义一可诠释为公民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利益、自我价值的至上追求，二可解释为对传统、对体制内事物的否定和反抗。在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社会价值体系的演变会直接影响到其政治观念、政治行为方式。在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法国青年人的政治参与自80年代以来更多地呈现出反传统、反体制内参与渠道的个人意愿自由选择特征。他们不再遵从社会或者国家为他们指定的参与方式和渠道，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选择自己的参与方式和愿意介入的参与范围与内容。
与此同时，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政治动员对青年人政治意识及政治行为选择的影响日益削弱(如40％的青年人不愿意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青年人的政治参与呈现更多的主动性和个人理性选择特征，参与动机则是更多地出于事情和问题本身是否使他感到有参与的兴趣和责任。从这一点讲，比起历史上的公民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类型的参与(如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过程中青年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推崇和膜拜)，今天法国青年人的政治参与行为要更为务实和具体。如果参与可行，目标具体，容易或者说可以实现，则容易激起青年人的参与热情。[28]当然，务实并不代表没有价值取向，青年人所参与或发起的反种族歧视，帮助社会弱势/边缘群体的活动，本身就渗透着对人类一些普世价值如人权、平等、社会正义等的尊重和捍卫。
(三)受教育程度与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
受教育程度对青年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也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尽管青年人无论其受教育情况如何，对政治阶层通常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群体内部不同人的政治态度、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性。
第一，根据法国国家青少年和民众教育中心2008年的调查显示，受教育水平与青年人的政治兴趣呈正相关关系。19岁以前结束学业(获得高中及以下学位)的青年人中，只有27％的人表示对政治感兴趣，而在21岁以后结束学业(也就是说，取得大学本科或以上学位)的青年人，则有54％的人表示对政治感兴趣。
第二，在政治取向方面，在19岁之前结束学业的青年人中有14％不愿意定位自己的政治取向，相比较而言，只有5％的在21岁之后结束学业的青年人不愿意定位偏向于左派或者右派。另外，法国极右翼势力容易取得受教育水平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青年人群的支持。以2002年和2007年的总统大选为例：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29％的没有获得高中学历的18～30岁的青年人支持勒庞，第二轮投票中这个群体的青年对勒庞的支持率为22％。而获得高中或者以上学历的18～30岁的青年人对勒庞的支持率在第一轮仅为13％，在第二轮为10％；在2007年，在第一轮投票中，22％的没有获得高中学历的18～30岁的已经参加了工作的青年人支持勒庞，而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学生对勒庞的支持率则只有3％。[29]
第三，在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看法问题上，根据法国国家青少年和民众教育中心的调查，在21岁之后结束学业的青年人对代议制作用的认同感为52％，而在19岁以前结束学业的人则仅为34％，也就是说，在19岁之前就离开学校的青年人对议会、对代议民主的评价和信任度相对来说比较低。
第四，19岁之前就结束学业的青年人更希望通过激进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变革，而这个比例在21岁之后结束学业的青年中只占19％。
第五，在抗议式参与方面，和人们的惯常想法相反，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青年人，越倾向于使用非制度性参与。根据法国国家青少年和民众教育中心的同一份调查显示，有57％的在21岁以后结束学业的青年人曾参加过示威游行，而这个数字在19岁以前结束学业的青年人中只占30％。
事实上，受教育程度对法国青年的政治融入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导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青年人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不平等。鉴于学历、教育在法国社会的重要地位，良好的教育和学历背景对一个青年人社会、职业地位的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低学历水平很容易成为青年人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被社会排斥的青年人进而讨厌、排斥、否定这个社会，疏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受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部分青年人政治参与度的消极因素。
五、结语与反思
当代法国青年人疏离于政治投票及政党、工会集体活动，转而采用其他更为直接的参与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传统政治参与有效性的理性反思，是一种对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创新与重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个人经历、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参与方式及参与度，但法国青年人作为一个群体，却是在方式、渠道、内容、范围等方方面面改写着法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
和法国的青年人相比，我国的青年群体在政治活动涉入程度、政治参与能力、参与理性方面都和前者相去甚远。体制上的不利因素使我国青年缺乏相应的参与渠道,失去了一定的政治参与技能训练机会。但青年参与程度低并不代表这个群体没有参与需求和渴望，网络论坛的活跃恰恰见证了青年人强烈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需求，正是因为意愿表达渠道不畅通或者缺乏，青年人才转向网络，把网络作为重要的意见表达渠道。
青年时期是躁动的、感性的、理想化的，如果对青年人的政治参与行为和参与需求不加以合理科学地引导和疏通，这种需求很容易诉之于体制外的甚至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参与行为。目前，网络语言暴力泛滥现象，一方面固然可以归因于部分民众缺乏应有的公民文明素养，但另一方面，这种粗鲁和莽撞行为，却是我国民众长期缺乏理性民主训练使然。青年人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他们的政治素养，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文明程度。因此，拓宽青年政治参与渠道和机会，在参与过程中培养理性、文明的现代公民，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良性推进，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法国目前存在着四种公投。前两种立足于国家利益层面，即立法公投、修宪公投；第三种属于地方公投，某地方行政辖区内的全体公民就该行政辖区的集体事物进行投票表决；第四种是涉及欧盟层面上的公共事物的公投。
②法国实行双首长制，即总统和内阁总理同为行政首脑。总理由总统提名，国会通过。如果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在国会大选中不能取得多数席位，则总理一职通常由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代表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