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论吴宝康教授学术思想（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教授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档案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1.跟上新时代，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1984年初，吴宝康在《明确树立档案科学观和政策观，开创档案工作新局面》一文中说：“我们的思想和认识，一定要跟上新时代的到来，要适应发展着的档案工作新情况。”同年，在《档案事业的建设与档案学》一文中说：“档案学也应该研究在‘新的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到来的形势下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985年，吴宝康提出：为了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档案工作必须实现八个转变。他说：“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明确认识档案是一种知识宝库，一种信息资源，档案部门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部门，只看成是保管库的认识，显然是已经过时了。”“为了实现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要求，档案的利用工作必须在更高水平上，彻底地、全面地但又是逐步地有计划地从封闭转变为开放，从只注重对档案的实体管理转变为加强档案的信息管理，从为机关服务转变为面向社会，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从单一转变为多样，从零散转变为系统，从低效转变为高效，从单独一馆的档案利用转变为网络式的馆际综合利用。”
1986年7月29日，他在一个专题报告中谈到档案学的发展趋势时，提出了“关于档案学未来发展的十大趋势”，包括：①系统论、信息论及控制论必将引入档案学的研究；②基础理论将日益加强，应用研究将更加向广度、深度发展；③科学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④档案现代化管理的研究必将有所发展；⑤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研究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中心课题；⑥图书、档案、情报一体化和文书、档案一体化终将实现；⑦档案学深入到档案的内容中去研究；⑧档案学研究将更加重视研究方法；⑨档案学研究将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⑩档案学研究将脱离档案专业教育而独立地发展。
1993年，他在《出路在改革，关键在利用》一文中说：“在世纪之交的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档案部门的出路就在于大胆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于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迎接档案学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1988年3月25日，他在《档案学的未来发展》中谈到档案学研究面临重大转折时说：“进入了80年代，确切地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面临着新技术革命和信息社会到来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档案工作经过恢复、整顿，进入了重新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我考虑可以从1984年算起，这是我国档案事业从传统的档案管理向着信息管理方向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到来，与我国开放改革、整个世界所处的新技术革命的时代是密切联系的。”“在这个新阶段到来时，出现了两个‘一体化’：即文书与档案工作一体化，图书、情报、档案工作一体化。档案学的研究就要为完成这个转变而努力，即档案管理从传统的档案实体管理向信息管理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档案学研究必须在完成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发挥其理论的指导作用，以实现自身的历史上又一次新的飞跃。”“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实现新的飞跃，档案学本身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怎么提高呢？我想今后档案学研究必须及时地提出尽力扩展新的学科研究领域，我们不能只限制在研究内部管理方面。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现在的‘内向性’研究的学科发展为既有‘内向性’的研究，更有‘外向性’的研究学科，把内向外向研究结合起来，发展档案学科。”“怎样实现这次飞跃，加强‘外向性’研究呢？我有一些设想，总的来讲，是要加强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这个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这一理论问题。”接着，他又提出“从如下三个方面去发展，加强档案学的‘外向性’研究，以实现新的飞跃。”这三个方面是：“要很好地发挥档案的历史价值作用”，“发挥档案的现实作用”，“努力发挥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应的建立三门学科：档案史料学、档案情报学、档案经济学，并以此“同历史科学、信息事业及科学、经济建设等挂上钩，联系起来，那么未来的档案学必然得到发展，其地位必然得到提高，并在实现新的飞跃中前进。”
1991年，在《中国档案学研究在发展中》，吴宝康提出：“如果档案学能从传统方式的档案实体管理向着全面的档案信息管理提高一大步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档案学研究又实现了第二次飞跃，至少也是在实现第二次飞跃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因此研究传统方式的档案实体管理向着全面的档案信息管理的转变和发展，便是当前中国档案学（也是中国档案事业）实现第二次飞跃的基本内容和历史任务。”
1993年12月22日，他在一次发言中说：“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如果我们不是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前进，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实现档案学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也不可能在当今信息时代到来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去努力实现档案学的又一次新飞跃。”
3.国际档案事业与国际档案学的发展前景
早在1984年，吴宝康就提出与论述了档案事业的国际性。他说：“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出现，决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世界上不管哪个地区、哪个国家，都有档案工作，现在可以说都有档案事业：一个国际性的档案事业也正在发展中。所不同的只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情况不同，档案工作的发展有早、有晚，有发达、有落后。”
1985年，他说：“我们必须打破闭关自守、因循守旧、狭隘保守、墨守成规的思想，开阔视野，解放思想，实行开放，面向世界，了解世界，加强同世界各国档案界的联系和发展友谊，全面了解和研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档案工作，从中得到比较和借鉴，从而把我国档案事业建设得更加繁荣发达。”
1986年，他说：“我们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的建设与发展，终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要为国际所重视，引人注目，跻身于国际档案学界，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占有一定的地位，为发展世界性的档案科学做出我们的贡献。相信中国的档案学及其建设经验，必将在国际档案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1994年，吴宝康《论国际档案学的建设》一文，提出了有关建设国际档案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是他关于国际档案学理论的代表作。他提出从世界范围内考察档案学发展的历史；从世界范围看档案学可在更高的层次上分为国家档案学和国际档案学；对国际档案学的定义；国际档案学的发展要建立在各国国家档案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列举20条世界各国已经存在或基本存在共识的档案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了建设国际档案学要认清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潮流趋向；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实现两个一体化是国际档案事业的方向性趋势；实现这一趋势与建设国家和国际的信息网络为世界各国和社会发展服务，是当前国际档案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吴宝康说：“今天能够提出建设国际档案学的任务，这本身从档案学史上来看，就已显示了档案学又向科学成熟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1996年10月20日，他在为一书作序时谈到在我国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时说：“在国际档案大会后，感到全面（世界性）地建设档案学的任务更迫在眉睫了。……全面建设档案学必须以各个国家对档案学的研究为基础。没有各个国家对档案学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有全面的世界性的档案学。但是国际档案事业的发展呼唤着档案学的全面建设，这种客观发展的需要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挡的。档案学的全面建设又是当今国际档案事业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方向，只有不失时机地促进全面建设档案学，才能更有利于国际档案事业的发展，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
四、重视运用唯物辩证法
（一）学习与运用矛盾论
发展观、矛盾论与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点，而矛盾论又是这三者的中心。凡是承认矛盾论的人，他们都是以发展观为前提的，而只有承认矛盾论的人，才能掌握分析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1960年，吴宝康说：“我国的新档案学，只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分析档案和档案工作中的矛盾和发展规律，来为无产阶级服务。”
吴宝康十分重视毛泽东的矛盾论学说，这一学说是他探讨和论证档案工作的发展以及“以利用以纲”方针的主要理论依据。早在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发表的《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一文已有所论述。1962年，《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笔记》这篇长文更是吴宝康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精心学习与运用矛盾论的力作。
1.档案工作有没有矛盾，有什么矛盾
1962年，他说这“是近几年来在档案工作的科学研究实践中提出来的”，“是为着研究解决档案学中的一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为了研究档案工作发展的根本原因，从而寻找档案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些客观规律，以便正确地进行对全国档案工作的业务指导，有效地建设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9年他说：“从毛泽东所著〈矛盾论〉中的原理来看，档案工作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档案工作也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在矛盾的斗争中成长和发展。”
2.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档案工作发展的全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他说“是档案文件的收藏（收集、保藏）和档案文件供用之间的矛盾。档案工作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它内部所始终固有的这一基本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档案工作不断向前发展。”1959年，他说：“档案工作的矛盾当然是很多的，但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矛盾是大量档案文件的产生、形成、保存和社会利用需要与利用工作之间的矛盾”。
3.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吴宝康说：“档案工作中的这一矛盾在档案工作领域内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因而也就成为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档案工作所固有的这种特殊的基本矛盾，就构成档案工作这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离开了档案的圈子，而在较大范围内说，档案工作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就含有特殊性。但是在档案工作范围内来看，那末这个特殊的基本矛盾又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又含着普遍性。我们必须把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和它的普遍性联系起来认识。”
（二）矛盾的主要方面与“以利用为纲”
1.档案工作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论述了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后，吴宝康提出，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哪一方呢？“我认为供用是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档案工作这一事物的根本性质——服务性，就是档案工作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用所决定的。”1958年《档案学专题讲授大纲》中写到“大量档案的产生和存在与客观社会的需求和利用之间的矛盾是档案工作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客观社会的需求和利用是矛盾的两方面的主要方面。”“矛盾双方的互相影响与互相转化。社会实践中日益发展的利用要求，推动档案管理的日趋完备。档案管理的日趋完备又促进利用的不断发展。”
2.档案工作六个基本环节的相互关系，“以利用为纲”方针
1959年，在《论当前档案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一文中说：“档案工作的内容包括六个基本环节。即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和利用。所谓以利用为纲实际上就是抓住档案工作的主要环节来带动其他各项工作。以利用为纲是档案业务工作的基本经验总结，它也体现了档案业务工作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并且正确地反映了档案工作诸环节的固有关系。”“‘以利用为纲，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仪革命服务’方针的提出，实际上也是社会的利用需要和利用工作起主要作用的这一档案工作规律的运用。我们抓住了以利用为纲，也就是抓住了档案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档案工作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档案工作诸环节间的关系，必须学会在实践中正确解决它们间的关系。正确解决它们间的关系，是档案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1962年，他说档案工作的“收集、整理、保管等固然是基础的方面，但利用或提供利用则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1958年提出的档案工作以利用为纲的方针，在十年文革期间受到了林彪、“四人帮”之流的恶意攻击，以及由其煽起的极左思潮的批判。1979年，吴宝康《“以利用为纲”的方针不容歪曲》一文对此进行了严正的反驳，并对这一方针的正确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他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方针或一种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也只有依靠实践来检验，它决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当然更不是以林彪、‘四人帮’的喜恶为标准的。”
1982年，他说：“不同意见的探讨正日趋一致。在利用工作与基础工作的关系问题上，一般说来，利用是目的，利用工作是中心、起主导作用，基础工作是前提条件。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不同意这样看法的人也许是少数甚至是没有的。”
3.建设档案利用理论及其基本线索
1986年5月15日在《建设档案利用理论 丰富发展档案学》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以利用为纲”思想的新发展。他说：“这次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的报告本身，……尽管在文字上没有‘利用为纲’的字样，但是当我们很好地研究和仔细地去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字里行间充满了‘利用为纲’的思想理论。……我认为这个报告可以说是‘利用为纲’思想理论，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
1986年10月，他说：“现在，已经到了有必要、有可能提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中心课题的档案利用理论的时候了。对于档案利用工作从利用到开放、开发的过程的演变和发展，加以科学的描述，也就构成了档案利用理论的基本线索。”
1988年3月22日，他说：“对于利用问题，档案部门先提‘利用’，后来提‘开放’，到现在又提‘开发’。我认为从利用到开放，到开发，这是对档案问题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4.管理为基础，利用为中心，服务为根本
1995年，在《略论利用与编研》一文中，他说：“最近我在利用与基础工作的关系上，主张用三句话来概括我们的认识：这就是以管理（包括收集、整理、保管和保护等）为基础，以利用为中心（目的、主导），以服务为根本（方向）。以此作为我们从全局出发的宏观管理的指导思想。它是辩证的、全面的，在贯彻执行时，应视各地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1996年，在《当代我国档案工作的重要文献》中，他说：“我读了王刚同志的这篇重要文献后，深深体会到报告没有陷入过去的思想分歧之中，站得高，看得远，突出地辩证阐述了基础业务工作与服务工作的关系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并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新经验、新矛盾、新问题，加以新的发展和提高。报告提出了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把档案保管好利用好，为社会各方面服务。把利用工作改称并发展为服务工作，这确实是站得高，看得远的发展，利用与服务本来是相通的，这样提出后，更突出并明确了档案工作的服务性质和任务。”
吴宝康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谈到以利用为纲的思想理论是不能丢的。他说：“‘利用为纲’不能丢弃的思想理论内容主要有：(1)利用是目的、利用是主要环节，是中心、是重点，是关键，收集、整理、保管是基础。(2)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质是服务，这是档案工作本身所含的矛盾特点所决定的。(3)档案必须利用，通过利用来充分发挥其作用，为社会服务并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方面紧密联系起来，实现档案自身的社会价值。包含着上述思想理论内容的‘利用为纲’是历史实践留下的思想财富，不仅不应抛弃，而且还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丰富它，使它更完善成熟起来。”
（三）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是《矛盾论》的又一个基本原理。吴宝康结合档案、档案工作的具体实践，在档案学中出色地运用了这一哲理。
1.档案学诸分支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1984年，他在一篇关于科技档案工作的文章中说：“科技档案工作有些什么特点？比如科技文件材料归档后要经常修改，我们当然可以按照科技档案工作的特点，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决不能说这是档案，档案就不能修改，因此科技档案也不能修改。”“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科技档案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但是档案学的基本理论也是必须坚持的。如果基本理论原则不能坚持，那就无法讨论和正确解决问题了。”这里讲的具体特点与基本理论的关系，就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的问题。
1985年，在《建设秘书学的一些设想和意见》一文中说：“科学的区分归根结蒂是按它们所研究事物的特殊性来区分的。这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的。我们应坚持用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来研究我们的秘书工作，研究秘书学的独特研究对象和任务，看看它有哪些矛盾是它所特有的。这样，我们对秘书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认识无疑将会更加明确。”“依我看来，秘书工作所特有的矛盾就是协助领导解决主观意图（对策、计划等）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这个矛盾是秘书学所特有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决定了秘书工作的辅助领导的性质。”“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并掌握秘书学所特有的研究对象——秘书工作所特有的矛盾，那么，秘书学内容的特点就显现出来了，它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内容也就区别开来了，秘书学这门学科也一定能很好地建设起来。”
2.档案、图书、情报一体化
1984年，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来档案、图书、情报、资料、文献等等会越来越一体化。……现在标准化提出来以后，档案、图书、情报三家也正在研究共同的统一的业务标准问题，实际上也是为未来实现一体化迈出的准备步伐。档案与图书、情报、资料相比较，具有本源性的特点，在未来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中，档案必将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1986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所谓一体化，绝不是档案、图书、情报不分，文书、档案不分，不是实行实体混合管理，或用一种原则和方法来统管几种不同的实体对象，更不是谁吃掉谁，谁吞并谁。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图书与档案不分、文书与档案不分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分开了。现在的一体化发展趋势绝不是回到老路上去了，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和发展。所谓一体化主要是从信息开发和管理的角度出发，要求档案、图书、情报信息管理一体化和文书、档案信息管理一体化，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四化建设服务。任何片面强调档案、图书、情报的共性，而看不到三个不同对象的个性，或者片面强调他们的个性，而看不到它们的共性都是不切实际的。”
1993年他在《档案学》一文中说：“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三者是各自独立而又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由于各自研究对象具有它的特殊性，因此在管理制度、原则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但还必须看到他们之间的共性，档案与图书都属文献，都是知识的载体，都是信息资源，图书的手稿是档案，档案文献汇编可以转化为图书。档案与图书都是情报源，情报是针对性的知识信息，档案与图书载有的知识信息可以转化为情报。档案、图书、情报的工作过程，都是实现信息的收集、加工、存贮、检索和输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三者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
1995年在《经济建设中的档案馆工作》一文中说：“必要的时候，为了建设和发展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工作，把工作扩大到一个市、区、县的图书、资料、情报等，搞一体化的网络，也无不可。目前，有些大中企业，在档案工作的改革中，已经实行档案、图书、资料、情报信息资源的一体化管理，这是可取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方向，……一切有利于服务四化建设、有利于服务经济建设和生产建设、有利于服务两个文明建设的信息管理一体化都是可以实行的，这就是当今符合时代要求的根本原则和态度。”
3.文献学——一体化实践发展可能出现的新学科
1988年3月25日，吴宝康在《档案学的未来发展》一文中说：“否认共性，夸大个性，就是否认一体化的趋势的存在；否认个性，夸大共性，就会导致一体化过程中出现脱离实际，发生混乱。因而都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既承认个性，又承认共性，正确处理图书、档案、情报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才能使信息管理一体化的事业得以健康的发展。……一体化过程中档案学不仅不会消亡，而且将有新的飞跃和发展。一体化的实践，可能会出现如文献学这样一些新的学科，那么这是在高一层次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在3月31日的一次学术报告中说：“当然概括三者的新经验，将来搞起一门文献学则是可能的，但即使有了文献学，以上三门学科也绝不会消亡。”
（四）辩证看问题，力戒片面性
吴宝康认为：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必须重视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这里既有主次兼顾，又有主次转化问题。从利用与管理二者关系的大问题，到继承与创新、借鉴与自主、集中与分散、现代与传统、利用与保密等具体矛盾，都必须辩证看问题，力戒片面性。
1981年10月6日，在一次学术报告中说：“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都是可以探讨的，可以百家争鸣的。但我们一定要多多学习辩证法，学会辩证法，辩证的看问题、处理问题和工作，切忌主观性、片面性、机械的形而上学。这些年头，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吃的苦是够多了。我们研究任何问题都得有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必须防止片面性和主观随意性。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注意反“左”防右，反右防“左”。
1996年在《当代我国档案工作的重要文献》一文中，在谈到王刚同志的报告时说：“这篇重要文献从实际出发，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概括提出了当前我国档案工作中的八大关系：(1)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的关系；(2)宏观与微观的关系；(3)基础业务工作与服务工作的关系；(4)保管与开放的关系；(5)档案工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6)传统管理与现代化管理的关系；(7)全面规划与重点指导的关系；(8)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吴宝康说，“这八大关系的理论概括和科学论述，不是从天而降，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从历史和当前的实际出发，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高于历史，高于现实的态度，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和原则观察和分析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档案事业所遇到的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并进行辩证、系统、全面、具体的论述，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应坚持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全面性。在新的实践中，必将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以推进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