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观察·
历史分期与理想类型：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兴衰的历史考察 〔*〕
刘 振1， 徐永祥2
(1.天津理工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天津 300380；2.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 要〕 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视为四种“理想类型”：在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主要是以社会为主体，开展生存性福利活动，属于一种社会性明显、专业性不足的“准专业社会工作”；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工作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开展生存性福利活动，属于一种专业性与社会性双重缺失的“经验为本的行政社会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工作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开展发展性福利活动，属于一种专业性明显、社会性不足的“专业化的行政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时期，社会工作主要是以社会为主体，开展发展性福利活动，属于一种专业性与社会性双向发展的“专业社会工作”。不同的社会结构下对社会工作“专业性”和“社会性”的需要有所不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工作”，带来了中国社会工作百年间的跌宕起伏。
〔关键词〕 社会工作；历史分期；理想类型
民国初年，我国沿海城市的市场经济已经有所起步，各种社会问题相继产生。因而，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方法的社会工作，在欧美国家诞生后不久便传入了中国。时至今日，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历史，不仅关乎到社会工作的未来走向，更是与我们对社会工作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尝试在勾勒出中国社会工作百年轨迹的基础上，以历史分期的形式对其加以类型化思考，探析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逻辑。
一、科学社会学：以默顿范式为中心的 社会工作百年考察
自诞生起“成为科学”就一直是社会工作追求的专业目标。其开山之作《社会诊断》高举实证主义大旗，提出比附医学，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诊断，从而做到科学助人。〔1〕自此，开启了社会工作的科学化道路。在后续“证据为本”的实践脉络中，“科学性”一直是社会工作的主导性叙事。因而，本文将社会工作视为一门科学，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审视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
如图1，由于图中没有给出更多的数学信息，呈现的三个方阵不完整，所以当教师问学生们从图中可以发现哪些数学信息以及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时，学生的回答千奇百怪，并且对方阵的数量产生了歧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设想只用两三分钟的主题切入却花费了将近十分钟时间，并且学生们出现争论，在这里纠缠不清。
在引导学生开展整本书阅读时，教师十分有必要对学生进行指导。教师不仅要将优秀的阅读书目推荐给学生，还要鼓励每个学生都参与到阅读当中，对学生的能力、个性以及爱好充分尊重，由学生来选择阅读时的角色，从而积极投入到这本书的阅读当中。教师引导学生开展课堂导读的过程，其实就是将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行激发的过程。学生在进行课外书阅读时，老师应该对学生的好奇心进行全面激发，可以通过课外书的内容设置悬疑问题，学生主动去解答这些悬疑问题，进而让学生积极地展开课外书阅读。
在科学社会学创始人默顿看来，科学是一项等同于文化、军事、经济的社会体制，科学与其他社会体制领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即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2〕著名的“默顿命题”把17世纪英格兰科学迅速崛起的原因归结为，“以禁欲和理性为基础的清教主义(新教伦理)，使职业兴趣发生了科学领域的转移，以及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3〕在默顿这里，社会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给予了科学生成和发展的现实空间，但这只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发展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社会工作是一门为解决工业化、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科学，〔4〕社会工作学科的百年发展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一方面，社会福利需要的变化决定着社会工作服务内容的改变；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决定着社会工作服务主体的选择。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本文着重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福利需要这两条主线，进而解释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兴衰的内在逻辑。
〔12〕任学丽：《从基本重合到有限分离: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二、百年回眸：中国社会工作的四个历史阶段
(一)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生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当时的权力和资源被国家绝对垄断，民间力量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其微弱。〔5〕民国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冲击，西学东渐潮流的裹挟以及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不断增强，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日渐势微，原有的一元化结构逐渐呈现出“国社分离”的二元色彩。正是这种整体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为社会工作的生成和发展创造了结构性条件。
北洋政府时期，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萌生，但国家力量相对较弱。政府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引入及其初步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而当时已经有所发育的民间慈善组织和社会精英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以及西方教会力量针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救济活动，却可视为中国社会工作最初的雏形。〔6〕后来，西方传教士依托教会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开办了社会工作机构(诸如沪东公社、清河实验区)，不断开展社会工作实践活动，使社会工作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回到家，她惊喜地发现，家里焕然一新，电器和家具都更新了最智能的版本，家里的装修风格也换成了前几天她翻看家装杂志时默默留恋的北欧风。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自主性不断增强，但“社会”并没有因国家自主性的增强而被淹没，恰是在国家的扶持下“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教会学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留学生取代了传教士在教会学校的主导地位，开始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7〕1940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成为了全国社会行政事务最高主持机关。此后，政府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干预日渐增强，先后建立了社会工作相关机构，出台了各项社会工作制度措施，创办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刊物，在国家层面给予了社会工作合法性的确认。在政府的推动下，当时的社会工作已经被纳入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宏观框架之中，在教育、研究、实务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8〕纵观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生成与发展，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是一个先由社会力量“引入”，后被国家治理“吸纳”的过程，当时开展社会工作的主体主要由民间机构和教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构成。
最重要的是，教师支架能培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这与Vygotsky(1978）的观点一致，即自我调节是最近发展区的目标。教师的适度指导能帮助学习者从“他人调节”过渡到“自我调节”，实现责任转移（李丹丽2017）。陈晓茹（2014）研究证实了“支架”式语言教学法能有效促进学习者从参与支架式教学到发展学习策略从而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就社会福利需要而言，民国时期中国进入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救助体系已经开始瓦解。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农业生产落后、产品滞销、人民破产、百姓流离失所等等社会问题相继产生；此外，当时的中国还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复杂环境之中，战争、灾荒以及其他各种矛盾充斥着整个社会。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引入和发展社会工作予以应对。但总体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当时的百姓连温饱都无法实现，更谈不上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因此，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更多的是开展贫困救济，主要是满足一种低层次的“生存性需要”。或言之，引入之初的社会工作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性福利活动”。
(二)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取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走上了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合而为一，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了一种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总体性社会”。〔9〕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权力通过“单位”这个组织中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一种“国家—单位—个人”的单位制。〔10〕这么一种国家完全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秩序，全盘包揽着全体社会成员“生老病死”的“单位制”，全面覆盖了“社会”，抹杀了专业社会工作存在的可能性。〔1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第一，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条件下，专业社会工作的生成与发展必须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但在国家全面主导、全盘控制的单位体制下，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因此专业社会工作便没有了生存的载体和存在的机会。第二，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由国家依托公有制组织开展社会福利服务，其社会福利呈现出“家庭保障责任与社会互助精神”有效结合的特点，体现出了“政府包揽一切”的特征。所以，当时的单位、民政部门、社区居委会完全取代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功能，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渐消失。经历了1952年前后三次学科调整，社会工作专业随着社会学一并“取消”。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了“断裂”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资源极度匮乏，经历过近代以来灾荒与战争的洗礼，新中国更是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在当时虽然强调“公平绝对高于效率”，但人们的生活依然是低层次、低水平的。因而，当时的中国社会仍旧只是需要一种倾向直接物质救济的“生存性福利活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特长难以施展，容易被取而代之。
(三)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中的“教育先行”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也使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国家统筹一切的格局逐步打破，“社会”开始萌生。因此，给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恢复创造了结构性条件。但改革开放之初，国家依然比较强大并对社会保持着一种有力控制，当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只是一种“有限分离”〔12〕。在公共服务领域，这种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主要是体现在从“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随着“单位制”的瓦解，原先由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开始向“社区”外溢，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13〕这种以“社区”为中心的城市管理体制，只是一种体制内的创新，政府越位的问题尤为严重，社会要素发育相当缓慢，其中社会服务的主体依然是政府机构(如民政部门)或准政府机构(如社区居委会)，被学者称之为“只见社区，不见社会”〔14〕。
〔5〕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①田间工程和土地平整要求。田块要以道路或沟渠为界限形成格田。河库灌区旱田畦（沟）灌田面坡度宜为 1/600～1/300，畦（沟）长度不宜超过80 m，畦宽不宜大于 3 m，并与农机具作业要求相适应。井灌区固定管道长度宜为 90～150 m/hm2，出水口间距不应大于100 m。水田格田以长60～120 m、宽 20～40 m 为宜，面积不大于0.3 hm2，田面高差应控制在±3 cm以内。平原地区旱田相邻田块高差以0～0.3 m为宜；丘陵地区相邻田块高差应小于2 m，以0.5 m～1.5 m为宜，耕地梯田化。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生产力和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社会成员的生活大有改观，十一亿人民的温饱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我国逐步进入了从偏重于物质消费的“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的过渡阶段。但当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对社会发展有所忽略，一个原子化、碎片化、公共事务冷漠化的社会逐渐形成，〔15〕诸多社会问题和不容忽视的“意外性后果”相继产生。〔16〕如此一种社会问题愈益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既给予了社会工作恢复和发展的机会，也对社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社会工作开始从一种开展简单社会救济的“生存性福利活动”，逐步转变为一种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发展性福利活动”。因而，在当时更多的是需要专业社会工作的知识和技术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效能，形成了一种“教育先行”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17〕1987年“马甸会议”之后，我国有限制地在几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各种限制性条件变为鼓励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政策，社会工作教育开始加速发展；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社会工作专业招生院校数量、招生规模大幅提升，社会工作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但当时社会工作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学界和民政系统，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相对滞后，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及实践场域近乎“一片空白”。综上，虽然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工作教育得到了恢复，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有限分离”的条件制约下，专业社会工作的恢复只是以“教育先行”的形式实现了专业化转型，并没有呈现出社会工作应有的社会属性。
(四)社会建设时期：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在日益凸显，这么一种问题倒逼的情势，最终引起了社会层面的改革，迫使国家转向保护、发展社会。〔18〕如此背景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共十六大之后，“和谐社会”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主题词，通过各种制度规则和政策措施的颁布，“社会”开始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与国家发生互动。〔19〕此时，国家开始主动地向社会释放权力，或是自觉地从一些社会领域中撤离，因而，社会自主性在不断增强，社会自由活动空间在逐渐增大，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界限。在当时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主宰，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的认知模式愈渐明显，“强政府，强社会”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20〕国家与社会良性的互动关系给社会工作，尤其是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伊始，在政府“自上而下”地大力推动下，专业社会工作逐渐发展起来，实践属性愈益明显。且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公共财政机制的确立，更多的社会主体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在政策和环境上提供了支持与保障。此时的社会工作不再局限于行政社会工作的领域。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开始产生，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在不断拓展，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逐渐被国家和社会所了解和接受。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春天”。
在这一部分中，还有值得注意的一条是23条，“广西制定产业、行业地方标准时，可吸收台湾地区标准内容，台湾地区标准高于大陆标准的，可经转化后直接采用”，这一条为台资企业最终产品质量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保障，有利于提高台资企业的竞争力。
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达到了总体性小康的标准，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人民群众需要内容的多样化趋势、需要内涵的精神性转向是此阶段的特征所在。随着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大，社会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推进，社会工作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形势、遇到的问题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1〕在这一时期生存性问题早已不是社会工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此时的社会工作已经完全进入了开展“发展性福利活动”的新阶段，在“质”的层面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全面提升。
三、历史分期与理想类型：中国社会工作 发展的类型化分析
(一)主体与内容：中国社会工作的阶段性特征
上文中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福利需要两个维度审视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环境的百年变迁，并基于主体(国家治理结构中需要谁来开展社会工作)和内容(社会发展中需要开展什么样的社会工作)两条线索勾勒出了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轨迹。那么，中国社会工作如何进行历史分期？每个历史阶段具有怎样的阶段性特征？笔者尝试将社会工作的主体和内容交互分析，建构出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分期框架(见下页图1〔22〕)，继而进行模型推演，从“理想类型”的角度给予回答。
图 1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分期框架图
由图1可见，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分期框架存在横轴和纵轴两个维度：横轴主要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反映的是开展社会工作的主体；纵轴主要基于社会福利需要，反映的是社会工作的内容。这个历史分期框架中的四个象限，亦即中国社会工作的四个历史阶段。象限一：在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主要是以社会为服务主体，开展生存性福利活动；象限二：在计划经济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社会工作主要是以国家为服务主体，开展生存性福利活动；象限三：在改革开放初期(从改革开放到中共十六大召开)，社会工作主要是以国家为服务主体，开展发展性福利活动；象限四：在社会建设时期(中共十六大至今)，社会工作主要是以社会为服务主体，开展发展性福利活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不同，社会福利需要不同，因此，造成了社会工作主体与内容的不同，形成了社会工作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二)专业性与社会性：社会工作的四种“理想类型”
利他性、专业性、社会性是社会工作的三个本质属性。“利他性”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功能和价值所在。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解决随工业化、市场化而来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工作安身立命之本。但在利他主义的指导下，解决社会问题的渠道有很多，譬如民间自发组织的志愿性服务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性服务(如民政工作)。较之上述二者，社会工作有其优势所在。相较于志愿服务，作为一种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活动，社会工作的优势在于其“技术性”特征，亦即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相较于民政工作，社会工作是一种由社会力量组织开展的社会服务，其优势在于可以补充政府一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足，此即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可以说，“专业性”和“社会性”两种优势正是社会中需要社会工作这一门“科学”的原因所在。上述四个象限中，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素与社会性要素也是各有不同。在“主体—内容”历史分期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进而建构出社会工作的四种“理想类型”，具体模型展演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社会工作的四种“理想类型”：专业性与社会性的百年变迁
第一，“准专业社会工作”(对应图1中的象限一)：“准专业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性”明显、“专业性”不足的社会工作，以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为代表。民国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已经有所起步，社会问题频发，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相对较弱。因此，迫切需要作为“社会力量”的社会工作参与到社会服务和社会救济中去。此外，由于民国时期生产力落后、灾荒不断、战争连年，百姓的生死安危是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当时的社会工作只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性福利活动，对“专业性”要求不高。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处于从志愿性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转变的过渡期，只是一种“准专业社会工作”。
第二，“经验本位的行政社会工作”(对应图1中的象限二)：“经验本位的行政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与社会性“双重缺失”的社会工作，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工作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种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的“总体性社会”。此时的公共服务领域，国家“全盘包揽”，社会性因素“消失殆尽”。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生存性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更多的是需要一种生存性福利活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正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工作专业性和社会性需要的“双重缺失”，致使“单位制”覆盖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功能，“经验本位的行政社会工作”(以民政工作为代表)对专业社会工作形成了替代。
第三，“专业化的行政社会工作”(对应图1中的象限三)：“专业化的行政社会工作”是一种强调专业性但社会性缺失的社会工作，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工作为代表。虽然，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打破了过去“国家包揽一切”“政社不分”的总体性社会格局。但当时国家与社会之间只是一种“有限分离”，从事社会服务的主体依然是体制内的“行政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的“社会性”特征并没有彰显。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百姓的生存性福利已经得到了基本保障，中国社会开始逐渐转为需要一种发展性福利活动。所以，恢复社会工作教育，提升行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能力，一改以往行政社会工作简单社会救助的工作内容成为了必要。在这一时期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要求开始提升，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特征尚未显现。此时的社会工作处于一个行政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转型期，是一种“专业化的行政社会工作”。
第四，“专业社会工作”(对应图1中的象限四)：“专业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与社会性双向发展的社会工作，以社会建设时期的社会工作为代表。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建设的开展，社会领域开始加速发展，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也在逐步发育、日渐显现。此时社会工作机构陆续产生，社会工作服务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短板和欠缺得到了补足，社会工作真正成为了“为社会的社会工作”。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愈益显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性福利活动，其专业性不断提升。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由社会力量来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处于一个社会性和专业性双向发展的阶段。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也可以视为社会工作的四种“理想类型”。四种“理想类型”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其专业性要素和社会性要素不同所致。但值得指出的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其他三类社会工作的消失。虽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当下现实中我国各地区、各领域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发展并没有做到“齐头并进”,社会工作的四种“理想类型”依然长期并存：一些社会工作机构虽然由“社会力量”组织，但其专业性悬空，属于“准专业社会工作”；一些社会工作机构虽然具备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特质，但其过度依赖于政府，不具社会性，属于“专业化的行政社会工作”；此外，专业性、社会性皆不具备的“经验本位的行政社会工作”在一些地区和某些社会工作领域仍旧存在。如此现实条件下，我们应该认识到专业性、社会性共同发展的“专业社会工作”才是社会工作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针对专业性和社会性特征尚未发育完成的社会工作，我们应该正确引导、分类治理，帮助其拾起“被忽略的实践智慧”〔23〕、实现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转向”〔24〕。
陈斌[9]等提出了一种复叠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计算结果表明，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当冬季室外环境温度较低时，该机组均能正常运行，提高了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的低温适应性。
四、结 语
1.1 一般资料 选取自2015年1月至2018年1月沈阳市骨科医院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80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患者临床资料完整；确诊满足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2]，愿意配合研究。排除椎管内占位、腰椎不稳、神经根受压、肌力减退、重要脏器功能不全等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常规组，每组各40例。常规组中，男性24例，女性16例；年龄52～82岁，平均年龄(67.8±2.3)岁。观察组中，男性25例，女性15例；年龄54～80岁，平均年龄(67.5±2.7)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处在二区三角形CGF区域的P3，是一种高成本高功能的价值溢出状态，表明高校资源的高投入获得了高回报，但要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需要有新的投入。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到社会福利需要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如此背景下，就需要社会工作积极回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有所改变、有所创新、有所作为。〔25〕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表达的是一种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全面需要，更是一种给予人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感受性需要。虽然这一阶段脱贫攻坚的任务尚在，但简单的社会救济已经不再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议题，“发展性福利活动”的概念也不能囊括社会工作的全部。在新时代，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幸福性福利活动”，这就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发展之中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依然需要社会工作的长期存在，而这种不平衡与不充分不仅包括了经济、地区、城乡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包括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社会领域”发展的不充分。故而，新时代需要社会工作“社会性”的进一步提升。现阶段我们要做的则是在进一步明确社会工作专业定位、完善社会工作制度结构的基础上，增强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建设，强化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转向，从而建构社会工作的“不可替代性”，化解社会工作百年发展中的“弱势因素”。
〔3〕〔美〕罗比特·K.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注释：
〔1〕何雪松：《社会工作的理论追求及其发展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0〕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如果和周围的其他国风相比较，则《唐风》的特点更为突出。 《魏风·葛屦》：“维是偏心，是以为刺”，《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这种决绝的态度，《唐风》中绝不会有。 《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这种热烈直率的表达，《唐风》中也看不到。 一切都是那么幽深厚重。
〔4〕徐永祥：《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
本地员工的管理也一度让杨涛头疼。随着业务的增长，Kilimall本地团队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文化习俗和管理方式的差异，中国员工和非洲员工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个非洲本地员工上班迟到，中方管理人员罚了对方5块钱，这在国内本是一件正常的考勤行为，没想到对方却非常愤怒，不仅自己要马上辞职，还鼓动其他非洲员工一起辞职。让杨涛措手不及的是，这些本地员工还向政府举报，诋毁中国公司不尊重非洲员工，触犯法律。
小区内晚饭后散步的人比较多。面积不大的草坪上有两位女人和两条狗。两位女人很显然是两条狗的主人。两条狗的体形相去甚远，其中一条体格健壮，另一条身材娇小。两位女人咬着耳朵，不知聊的什么话题，不时爆发出笑声，很开心的样子。两条狗相互间似乎颇有好感，不停地向对方示爱，或许正处于发情期。吕凌子漫无目的地在小区内转了一圈，又莫名其妙地回到了草坪边。草坪上的两条狗已经把该做的事情做了，体格健壮的那条正躺在草丛里用舌头舔自己后腿跟那个玩意，那个玩意看起来非常丑陋。
〔6〕孟亚男、栾文敬：《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实务及其本土化探索》，《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回眸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百年历史，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条件有所不同，造成了社会福利形态的不同。而在不同的福利形态中，对社会工作“专业性”和“社会性”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恰是由于这么一种“专业性”和“社会性”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工作”，带来了中国社会工作百年间的跌宕起伏。
〔7〕刘振：《试论留学生对民国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的贡献》，《社会工作》2013年第4期。
〔8〕张岭泉：《“国家—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社会工作》2012年第10期。
〔9〕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2〕〔美〕罗比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793页。
〔11〕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通过使东方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使东方主义臣服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在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国家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相反，西方则总是被赋予积极的特征：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强悍、进步。在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人民则被称为“他者”（萨义德 2007：1-36）。萨义德认为，在西方文学家或者学者眼里的“东方并非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同上：136），是被西方控制的对象。
〔13〕徐永祥：《城市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与社会工作》，《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
〔14〕徐永祥：《政社分工与合作：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研究》，《东南学术》2006年第6期。
〔15〕杨君、徐选国、徐永祥：《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6〕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7〕刘振、徐永祥：《中国社会工作的生成路径与发展困境——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天府新论》2017年第5期。
〔18〕童星：《从“成果共享”到“共享发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9〕王小章：《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社会建设为重心”》，《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20〕耿显家：《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组织发展轨迹考察——基于“国家与社会”角度的分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1〕顾朝曦：《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夯实社会工作人才基础》，《社会治理》2017年第5期。
〔22〕图中虚线表示已有发展趋势，但尚未完全达到，即处于一种过渡阶段。
〔23〕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24〕徐选国：《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性转向》，《社会工作》2017年第3期。
〔25〕王思斌：《积极回应新时代对发展社会工作的要求》，《中国社会工作》2017年第31期。
作者简介： 刘振，社会工作学博士，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发展史、社区工作；徐永祥，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构建以现代家庭为中心的困境儿童保护政策及行动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6BSH058)的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5.018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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