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续编》中吴宓与方敬的交往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记论文,中吴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129-09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4.016 共和国时代的吴宓，虽久居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远离政治、文化和学术中心，但仍喜交游，与不同阶层及不同角色面目者保持着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人际交往。仅《吴宓日记续编》之《中文人名注释索引》列入的人物就多达649人，其中大部分在建国后都与吴宓有过来往。如果再加上有名有姓而未附注释、未列入索引者及有姓无名者、未记姓名者，《吴宓日记续编》提到的人物就更多了。不管是交往时间的漫长、交往次数的频繁，或是交往方式的多样、交往对象的重要与交往身份的特殊，方敬都是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但除方敬后人于1998年5月撰写的《吴宓与方敬》一文外，尚无翔实专门的梳理与论述。该文说：“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观点和文学见解上有差异，但是在长时期相处中，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不仅有公事的接触，还有私人的交往，建立起了超乎一般同事之上的友好关系。”又说：“他们都去世了。记下他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对了解吴先生晚年的处境和际遇，理解吴先生的精神品格，懂得吴先生为什么是一个真纯的人，是有意义的。”[1]本文拟借助《吴宓日记续编》中关于方敬的诸多记载，考察吴宓与方敬的交往，以期更全面丰富地呈现二人的交往情形。 吴宓1949-1950年的日记已焚毁，《吴宓日记续编》所存这两年的若干草稿残片并无关于方敬的记载。1951年1月1日，吴宓在日记中写下“外文系主任方敬、教授赵维藩来拜年”[2]21，从此，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正式出场。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里最后出现的时间是1973年7月25日，“上午8时(雨止)出，至大礼堂参加全校师生大会，陈洪主席聆方敬副院长播讲《教育革命》，8∶30开讲，至10∶30毕”[3]509。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了22年有余，遍布从第1册到第10册诸卷，是贯穿《吴宓日记续编》的重要人物之一。方敬与吴宓交往所跨越的20余年漫长时光，几乎伴随着吴宓在共和国时代“第三个二十八年”悲喜人生的始终。 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的时间长，频率高。由于方敬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职务曾多次变动，吴宓对方敬的称呼也多有变化，计有外文系主任方敬、敬、方敬教务长、方公(敬)、方敬教务长(兼副院长)、方院长、方副院长敬、方院长敬、方敬副院长、方公等十余种。从总体上看，方敬出现的频次是惊人的，并有明显的时段特征。文革前相对较多，文革中明显减少，有的年份只有寥寥数次，有的年份没有相关记载(如1949、1950、1970、1971、1974年)。其中1949-1950年日记已被吴宓托付保管的陈新尼教授在文革初期擅自焚毁，编入的只是“日记草稿残片”，1970年日记在文革中“全部丢失”，目前内容系“根据作者所写交代材料、笔记和家信整理”[4]133，1974年日记于文革中“失去”而仅剩一纸书目，《吴宓日记续编》上述四年的日记内容没有涉及到方敬，自然可以理解。虽有丢失或因病未记，但相对完整的1971年日记里也没有与方敬交往的记录，说明二人交往也有在特殊年代里几乎中断的情形。 一、交往方式：在同事与朋友之间 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偶然遇见、专门访晤、赠送礼品、参加会议、宴饮请客、拜年过节、撰写信柬和传达口信等。兹就前四种方式举例简述如次： (一)偶然遇见 由于同处西南师范学院校园，吴宓与方敬作为同事，经常偶然相遇。仅《吴宓日记续编》记录下来的就可以列出先后17次：(1)“上午10∶00往晤敬，遇于溪桥。”(1951-05-03，以下列出“年-月-日”格式，均为《吴宓日记续编》中的日记时间)[2]128(2)“出遇敬于途。敬婉命勿为外二增授课，恐学生力不任云云。宓唯唯，心疑系劣生团员邹万福赴诉。”(1951-05-27)[2]142(3)“抵校适值会散，多人群出，遇敬。”(1952-06-29)[2]376(4)“阴，小雨。夕出遇方公(敬)，步谈少顷，询兰病甚悉。”(1955-06-25)[5]207(5)“宓从良教，拟寻人事科长张莹，而途遇敬，遂即述其事，作为口头检举。”(1955-08-27)[5]251(6)“人校遇敬，告邹开桂准留，但需宓担保，云云。”(1955-10-03)[5]284(7)“邮局遇方敬教务长，立谈久之。”(1955-12-26)[5]337(8)“晚出独步，遇敬偕他客。”(1956-08-04)[5]479(9)“早起，徘徊大门内外，遇敬，谈抚事。”(1957-01-27)[6]18(10)“三四节(10—12)办公楼外遇敬，至教务处闲话，告《住院感想》文，谈济之著作及白屋诗。”(1962-01-25)[7]296(11)“于11∶20亲送交教务处成绩股收。遇敬，拟同来宓舍，旋以已近午饭而止。”(1962-01-29)[7]298-299(12)“上午8—12偕徐仲林至文史图书馆(遇敬)，指示其陈列之各种参考书。”(1962-08-08)[7]394(13)“8∶30出，新大礼堂遇敬等(接见新生)……”(1962-09-04)[7]417(14)“正午，回舍，途遇敬，握手为礼。”(1965-06-09)[8]147(15)“遇方敬，彼此笑颔，未及握手。”(1966-06-20)[8]462(16)“午在食堂遇方敬，宓与交言。”(1972-07-01)[3]137(17)“下午3—4出，先至中文系察知无学习……遇李一丁、方敬！”(1972-11-24)[3]236这17次偶遇情形各不相同。从地点看，有遇于溪桥的，遇于途中的，也有遇于邮局的；有时候在大门内外，有时候在办公楼外，有时候在新大礼堂；或在教务处，或在文史图书馆，或在食堂。从时间看，从早起到8∶30到上午10∶00，从三四节(10—12)到11∶20到近午，从正午到下午再到傍晚，直至晚上，全天除睡眠外的全部时段都有与方敬的偶遇。从偶遇情形看，有步谈少顷者，有立谈久之者，有至教务处闲话者；有宓与交言的，有仅握手为礼的，有未及握手的。偶遇后相处时间有长有短，最短的连握手都来不及，稍长者可以握手为礼，再长者才可以彼此谈话，且有少顷与久之之别；而谈话的情形既可以是边走边谈，也可以是站着谈，还可以是换个地方谈。“遇”在不期，“偶遇”更在不期，抬头不见低头见，随时随地皆有相遇可能。不难看出，吴宓与方敬作为同事交往，既频繁又平等，既随意又自如。 (二)专门访晤 在偶然遇见之外，吴宓和方敬之间有目的的彼此互访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方敬访问吴宓的次数有20次(不含拜年)。其中1951年7次，分别为4月1、25日，5月11、17、28日，10月7、15日；相关表述依次为“敬匆匆来过”[2]103，“今日上午宓邀敬来”[2]120，“晚8∶00敬主系会，见门粘宓请假条，来探病”[2]134，“敬、藩来探病”[2]137，“汪彭庚来，旋偕敬同来……4∶00敬再来”[2]142，“已而敬来，谈系务”[2]224，“晚敬来”[2]228。其后，1952年1次(11月2日)，1954年2次(6月20日、12月20日)，1955年2次(1月13日、12月29日)，1956年2次(1月13日、12月18日)，1957年1次(9月11日)，1961年1次(9月30日)，1962年3次(5月10、21日，8月31日)，1964年1次(3月26日)。限于篇幅，相关内容及卷册页码不再列出。从访问频率可以看出，1951年的方敬特别看重吴宓。1964年以后，现存吴宓日记中就没再看到方敬登门的记录了。相比之下，吴宓访问方敬的次数还要少一些，仅有12处(不含拜年)，分别为：(1)“宓访前日归自京之敬于其宅。”(1951-09-30)[2]220(2)“午饭后晤澄，遵即访敬于其家，自陈诗案，求指示。”(1952-01-09)[2]275(3)“晚饭后……宓走访敬。”(1955-09-09)[5]263(4)“晚8∶00至10∶30访敬于其家，进新都糕及软糖。”(1956-06-09)[5]445(5)“晚访敬，而澄亦至。”(1956-11-24)[5]563(6)“上午9∶00谒方敬教务长，商改宓四月二十三日为《院刊》所撰文。”(1957-04-29)[6]70(7)“8∶30—10∶00和平村十四舍楼上访敬。”(1958-03-29)[6]257(8)“晚7—9访敬，先见敬夫人何频伽，谈。敬旋归自重庆。”(1960-01-16)[9]278(9)“晚饭后，往谒敬(先遇夫人何频伽于宅门外)，与敬谈约一小时。”(1961-07-20)[7]120(10)“9∶30—10∶30访敬，谈中文系进修生退出《文言文选读》课事，盖敬已先默认之矣。”(1961-10-08)[7]199-200(11)“于是9∶30偕骏至教务处谒方敬教务长，请求决示。”(1962-08-04)[7]390(12)“谒敬，谈(1)外出讲学，待陕师大改期。”(1964-01-10)[10]吴宓这12次访问的频率分布比较均衡，除1956、1961年为2次外，其他8年均是1次。这种均衡说明吴宓对方敬的情感比较稳定，态度是诚恳的。 (三)赠送礼品 赠送礼品也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常见方式，《吴宓日记续编》记载了几处吴宓与方敬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交往。方敬赠送礼物给吴宓主要集中在50年代，共计3次，分别为：(1)“会散后，敬赠城中带来厚糖面饼一，以充晚、早餐。”(1951-07-13)[2]172(2)“敬赠宓英文《联共党史》(简编)一部。”(1951-10-07)[2]224(3)“敬赠宓杭州带回之邵芝岩制小紫毫笔一枝。”(1956-11-24)[5]563有食品、文具，也有《联共党史》。吴宓赠送礼物给方敬则集中在60年代，1962年有3次：(1)“作短函，以《吴宓诗集》一部赠送方敬教务长。”(1962-02-12)[7]312(2)“另作私函，以鼠啮之《法文小字典》赠敬。”(1962-09-03)[7]416(3)“宓以在德国所购之《英法德文小字典》一册奉赠敬，敬收谢。”(1962-09-10)[7]423除了书籍还是书籍，送了字典再送字典，相对较为单一。关于吴宓赠送方敬的三件礼物，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一是吴宓与方敬相交多年，《吴宓诗集》是吴宓唯一公开出版的诗集，仅1959年以来，吴宓就先后赠送诗集给同事赵荣璇、表嫂岳峻明、诗友潘伯鹰、高梦兰、市政协副秘书长方镇华等，1959年7月30日捐赠给学校图书馆的书中也有“《吴宓诗集》二部”，为什么迟至1962年2月12日才送给方敬呢？是疏忽大意还是有意为之？如果是有意为之，则更要追问为什么以前不送而现在送了？促成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二是所送鼠啮之《法文小字典》在次日日记中还注明“在美国时所购”，且改为“呈交敬批阅”[7]417。到底是赠送还是借阅？为什么又改口不言“赠”了呢？是因为品相问题还是有其他考虑？三是奉赠《英法德文小字典》后的“敬收谢”有别于《吴宓诗集》赠送后的“即得函复”与《法文小字典》交付后的没有反应记录，是方敬仅对《英法德文小字典》称谢呢，还是都有称谢而吴宓前两处漏记或忽略了？吴宓与方敬交游中的这些疑点，都还有待进一步考释和破译。 (四)参加会议 会议是人们聚集起来开展讨论和交流的社会活动，“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仪式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转模式”[11]，参加各种会议是吴宓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中不少会议都有方敬出席、讲话、总结，会议也就成了吴宓与方敬交往的重要平台之一，二人不时在会前、会中和会后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相关会议五花八门，既有省级、市级、校级、系级和教研组的会议，也有工作会、学习会、座谈会、报告会、行政会、学术会、检查会、辩论会。吴宓作为院务委员和一线教师，参加校内级别最高的院务委员会和基层的教研组会议，都在情理之中。任学校领导后的方敬仍经常出现在基层会议中，显示了方敬工作上的兢兢业业和深入细致。举一个具体例子：1965年2月5日，“下午2—6上班，古典文学教研组会议，议开学二月十一日前(一)备课(二)助阅函授生考卷二事。而方敬副院长及工作组尹院长，陈、吴、范同志悉监临……最后由方院长作总结，甚详明”，“散会后，宓与方院长同出，至楼门内，复强方公伫立，毕宓所言，略谓……方公答曰……遂别去”。可见方敬参加最基层的教研组会议并非一般空谈，而是有专门的准备，有详明的总结，让在座的参会人员如吴宓等有多方面的收获，觉得“方公所言极确，宓甚服”。对于吴宓而言，这样的会议还为会后和方副院长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甚至“强方公伫立”，继续倾述“故老教师如宓等者，今后断不宜授课，但仍可以知识及学术之材料、解释供给前进之青年教师，譬如在延安时，设兵工厂聘用英美籍之工程师、技术人才，又何不可？前两年进修班之办法殊善，惟宓授课不免多疏误耳”。更有意思的是，吴宓随后还在日记中加了一段按语：“按，会散时，方公已甚倦，且有他事，宓乃强与谈关于宓后来之事，且宓言极不合当前形势及政策。宓之痴愚及错误甚矣，于是大悔恨。”[8]40-41既体谅方敬，又反思自己，“强与谈”与“大悔恨”之间看似矛盾，实则体现了吴宓对方敬的真情。 二、交往内容：政治的与个人的 方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诗人。他和“汉园三诗人”关系密切，是何其芳的妹夫，有诗集《雨景》、《声音》、《受难者的短曲》、《行吟的歌》、《拾穗集》、《飞鸟的影子》等。他与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等一起创办《工作》半月刊，主持《工作》杂志社，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阵地》等，也是《诗创造》、《诗》、《创作月刊》等刊物的重要作者，被视为“九叶诗派”的外围诗人[12]，或被直接归人“九叶派”[13]。1945年李广田撰长文《诗人的声音》“论方敬的《雨景》和《声音》”[14]。1948年陈敬容刊文《和方敬谈诗》并“为新诗前途祝福”[15]。钱光培讨论“中国新诗史上的方敬”时认为他“以丰厚而扎实的创作成果展示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诗所达到的高度”[16]。方敬还有散文集《风尘集》、《记忆与忘却》、小说集《保护色》及翻译作品集多种问世。当然，方敬还以其长期的教书育人生涯和丰富的教育管理实践培养了不少人才，是学者型的领导，也是文学家本色的教育家。方敬既是吴宓的老朋友，是同行，是知己；也是吴宓的直接领导，是教学的管理者，是政治的指导者。方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吴宓与他的交往内容非常丰富，既有政治话题，也有个人事务。兹择其值得重视的三个方面略作讨论。 (一)寻求政治指导 对于自己与方敬的私交，吴宓很早就有了定位。1951年4月25日，吴宓在从方敬处得知重庆市文联会已内定聘自己为古代文学门的五名代表之一后，专门邀请方敬来家里商量，准备将席位让给友人，而“敬谓当局思考周密，最后决定如此，非忽略诸君，宓可勿辞”。随后吴宓表示“从之”，而且说“论私交，宓愿为敬之专门顾问，祈敬为宓之政治指导”[2]120。事实上，以后的吴宓也一直把方敬视为值得信赖的政治指导，最典型的当数1951年底至1952年初“土改诗案”中的政治指导。 1951年12月6日，吴宓得知自己的“《国庆》诗、《赠兰芳诗》四首”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密查，十分忧惧。1952年1月8日，在西师教师学习委员会成立会上，又被文教部新派来学校主持思想改造的董学隆“举西师某教授反对土改之诗句‘易主田庐血染红’加以责斥”，虽“未明揭宓姓名”，吴宓已“甚惊忧”[2]275。他次日上午就“撰《易主田庐血染红》诗案坦白文”，且在午饭后庚即“访敬于其家，自陈诗案，求指示”。方敬一方面认为“诗案非政治行动，乃思想问题，不必作专案坦白，只宜检查宓自己之思想。将来在改造学习小组中，暴露宓所具之封建思想，届时可举宓所作诸诗为例证、为材料，即藉此坦白可矣”，又“诵宓《送兰芳土改》诗，谓文教大会小组中研究此诗，指‘僧诵佛名行杀戮’句，疑宓讥刺人民政府名为宽仁而实嗜杀行暴云云”，在吴宓“急为之解”后说：“政府本尊重而礼待宓，敬更深知宓平生不参加政治，决无行动嫌疑。惟宓思想未纯，又素重感情，所谓温情主义者，难免不良之人，如□□□等，乘机以诗文或他事与宓接近，而别有所图，宓恐堕其术中，为所利用，是宜慎防云云。”[2]275-276方敬这几句话，既有明确判断，言其不必作专案坦白；又进一步深入，疑吴宓讥刺人民政府名为宽仁而实嗜杀行暴；还有心理安慰，深知吴宓平生不参加政治，决无行动嫌疑；更有示警预防，吴宓恐堕其术中，为所利用，是宜慎防。方敬的这次指导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政治指导，只是不知吴宓领会了多少。十余天后，1952年1月21日，方敬在有院务委员、党、团和各民主团体成员参加的座谈会上有所自责，发言中“曾两提宓名(一)敬与宓以情相结，而宓有封建思想，曾犯错误(指诗案)。敬未能事先觉察纠正，是敬之失”，吴宓随即理解方敬“未明指宓之诗案，故宓亦无须即坦白”，明白“敬对宓仍有回护周旋之意，而讦宓于敬之小人恐已不止一二人也”[2]283-284。方敬发言中“以情相结”的自述与“未能事先觉察纠正”自责，既显示了对吴宓的情感与态度，又完成了对组织的交代与表态。感情丰富如吴宓者，在明白其“回护周旋之意”后，内心的情感震动与波澜可想而知。十余天后，1952年2月7日下午，在系组分别检讨(续三反运动)的三组学习会上，在方敬自陈自责并接受众人评断之时，吴宓“感情所激，不能自忍，遂发言，谓宓实累及敬。遂自陈解放以来，当前有三途(一)改造(二)分别内外而奉行公事(三)就死。自譬如马，乐得御者如敬，而畏新来御者如董学隆等人。去夏颇觉坦适愉快，冬则诗案起，当为敬之所不及料。宓一切无所隐讳，生死等观，听命而已”[2]293。吴宓这段发言，不仅承认自己连累了方敬，而且自降身份，把自己比为马，把方敬比为御马之人，以得到方敬这样的御马者为乐。这就鲜明而形象地表明了吴宓对自己与方敬关系的认知，以及对方敬的领导与指导的倚重。至于吴宓作为方敬“专门顾问”的一面，《吴宓日记续编》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记载，且容另文讨论。 (二)谈论文化名流 方敬是诗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吴宓在与方敬交往的过程中不时谈论同时代的文学界名人与掌故，共话诗人与诗歌。这些内容既是吴宓与方敬交游的见证，也是了解相关人士及其活动或评价的线索，丰富了《吴宓日记续编》的价值与内涵。 1956年6月9日，“次敬述在京所见所闻诸友生如冯友兰、冯至、钱钟书、李赋宁等之情况”[5]445。方敬交游圈颇广，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就可以据所见所闻带回一批文化人的最新消息，其中和吴宓的友生圈形成交集并被吴宓记录下来的就有冯友兰、冯至、钱钟书、李赋宁等。这种共同的朋友和共享的交际圈，也是吴宓和方敬能够长期维持良好私人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口耳相传的信息传播是当年偏居西南的吴宓了解全国友生消息的重要方式，那么方敬这样的友人就是相关消息传递的重要渠道。1957年4月19日，“8—11赴袁炳南宅茗叙……客为方敬、叶麐。多谈述近世新派文人如梁宗岱、巴金(李芾甘)、田汉等之生平性行，及卞之琳近爱文怀沙之妻，伊倾心归卞，幸得离合如意，卞已与伊结婚，甚圆满，云云”[6]55-56，这即是一处文人圈内传播情事掌故的例子。虽没有记录下来具体的“梁宗岱、巴金(李芾甘)、田汉等之生平性行”，但可推知大抵多少会与甘少苏、萧珊、安娥等女性相关。具体记录下来的卞之琳与青林的情事和婚事，是建国后少有的逸闻趣事。材料显示卞之琳结婚时间是1955年10月。时隔年余，才成为远在北碚的文人圈的谈资。特别是透露“近爱文怀沙之妻”、“伊倾心归卞”、“幸得离合如意”三部曲，远比年表式的简单著录来得精彩，可供研究者参考。让读者有些不满足的是，吴宓本人或方敬对这些文人情事的态度如何，日记没有记载。好在一月过后的1957年5月23日，又有一次类似的文人雅集，吴宓记录了自己与方敬的态度。“晚8—10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