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出版的前瞻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前瞻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出版现状的剖析
中国出版业对世界出版业曾作过无与伦比的贡献。中国古籍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价值之高，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相比的。正由于此，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在世界文化历史长河中始终闪射着独特的光芒，并成为维系炎黄子孙的强大精神纽带。
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充满挑战、机遇和希望的新世纪，世界对新世纪的预测认为，21世纪里华人、华文将会对世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应该和可能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出版，作为科学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承前启后的知识产业，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发展关头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出版界实现了两个重大的转变。
其一是，随着整个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出版体制也随之转变，即脱离了几十年“吃皇粮”的局面，实现自收自支，出版事业由此具有了两重性，它既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事业，又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出版业既要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又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需求，既要重视社会效益，也要重视经济效益，并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种转变，也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由生产型向经营型的转变。
其二是，出版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内及外，逐步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地方出版社，改变过去单纯服务于本地的局限性，实行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战略调整，使中国出版界跟上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经济对外开放的带动下，中国出版界打开了对外合作出版的局面，建立了版权保护制度，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组织，使中国和世界出版迅速加深了了解和合作。出版物的功能被拓宽，开始向多功能发展，既注意了宣传教育功能，也注意了传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功能；既注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又注意吸收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可以这样说，中国出版业已对中国的经济、思想、文化建设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个重大转变带来了中国出版业的巨大发展。从出版社数量的增加到出版队伍的发展，从出书品种的增长、质量的提高到多种出版手段的丰富，都促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世界出版大国的行列。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把出版提到一个空前重要的地位，不是偶然的。
那么，更进一步微观地看中国出版，我想提出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即“世纪之交的出版竞争阶段论”。这个阶段论，以进入90年代为界，可以看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竞争特征。
80年代，大批新社创办，它们没有传统的因袭，以新的思维和办社思路登场，以灵敏的嗅觉捕捉选题，出了一批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读物，如“走向未来丛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等等。但也促成了80年代中后期一波又一波的出书热，如“言情热”、“武侠热”、“工具书热”等等。图书市场呈现出冷热不定，变幻无常的症状。80年代的竞争，基本上以选题的竞争为特征。
进入90年代，社会的大环境有了变化。中国青年读者群政治思想上的迷惘期一过，客观上要求重建精神家园，大批建国以来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各类经典著作突然走俏，一批老社大社一展雄风的时机忽然到来。借助大批重印书，再版书，上述类型的出版社开始显示强大的后劲。出版界经过短暂的休整，开始进入拼实力，打阵地战的阶段。这个阶段呈现出的特征是：
1.“出版工程”成为重要的出版行为。在贯彻“阶段性转移”思想和设立“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措施的催生下，示范性、导向性、标志性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对现代新科技知识的普及成为出版界的重头戏，大中型丛书套书成批步入市场，投资数千万元的出版大工程现在已有若干项。
2.出书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出书与大型读书活动结合，出书与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传媒手段结合，出书与音带像带结合，出书与高科技手段结合如电子出版物的出现等。图书形式的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
3.书籍整体设计水平的大跨步前进，已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新突破口。以年轻的装帧艺术家提出的“书籍形态学”为标志，中国出版界对书装的理念正出现革命性变革，书装水平大幅度跃升的时代已经到来。
4.各种“出版战略”思想迭出，出版社呈现更加个性化的追求和发展。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市场、大企业”思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精、金、进”战略，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一本书主义”，金盾出版社的“农村包围城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化”追求等等，无不尽显新一代出版人的智慧，这标志着中国出版界正从感性走向理性。
5.对外合作出版，已从单纯的赚取外汇的观念上升为产业观念，从一味追求卖版权转变为版权相互交易。从第五届北京国际书展起，中国买进版权数量已开始超出卖出版权数量。此届北京书展，购进版权数在2500项左右，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出版界的注意，美出版周刊为此搞了专访。
6.出版界的出版行为出现合纵连横的态势。社店联合，社社联合，社与企业的联合已不是纸上谈兵。如河北、广东两家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二十世纪书法经典”系列，另外几家联合出版大型画册《中国三峡百景图》等，一些大型出版工程也有了强势企业的介入。
可以说，中国出版界现在已经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尽管客观上制约出版发展的因素还很多，出版活动中也还有一些消极现象，如重复出版，从众心理，短期行为等等，但从本质上看，从主流上看，中国的出版业已是今非昔比，在“水波不兴”的表征下，中国的出版也确实有着激烈的竞争和强劲的发展态势，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之为迅速增强出版实力的阶段。
对这一阶段论的认识，是前瞻21世纪中国出版的必要的理性准备。
二、跨越世纪的主题
我们谈跨世纪，研究跨世纪出版战略，其终极关怀的目标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怎样从一个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述，就是人们应该有一个出版的“强国梦”。
“强国梦”就是中国出版业跨世纪出版战略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主题，一切出版战略思想应该以此来展开与生发。
目前的世界出版业，每年出版各类图书约64万种，并以每年平均4%的增长率递增。但是分布极不平衡，发达国家约占70-80%，在64万种图书当中，中国占去10万种，台湾地区1.6万种，香港地区3500种，几近1/6，各国年出书超过10万种的有美、俄、德、英、日、中，所以可以说在出书品种上中国居于前列，够得上出版大国。
但是，出版大国不等于出版强国，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出版实力的，不是出版物的数量，而是出版物的销售规模。我们可以用数字来说明问题，1995年中国大陆图书的销售额约150亿人民币，大致折合18亿美元，美国同期的图书销售额约190亿美元，中国尚占不到美国的1/10。在总量中中国大陆甚至还赶不上台湾地区，而香港地区约为中国大陆的35%。这可以看出，从出版实力上看，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
当然，出版强国，还不仅仅是一个销售规模的指标，还有其他诸多因素。比如，国际版权贸易数额，但凡一个出版强国，其版权贸易都是一宗大的财政进项；比如，有没有大的跨国出版集团；比如，要有一整套成熟的出版理念与规范等等。这许多方面，我们目前与出版发达国家还是无法相比的。
此外，一些出版强国还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和新动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的出版公司间的兼并、收购，相互参股潮，二是对继续领先世界同行的战略的研究与实施。如日本讲谈社，这个有800名编辑，年营业额约280亿人民币的超一流出版机构已经谋划了发展出版业智慧财产权的战略。
从上述这些方面看，我们中国出版界的差距是全面的，我们要实现“强国梦”，应该从这全面差距中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特别提出跨世纪“主题”问题，就是感觉到实际工作中一些舆论与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是十分清醒，或者说还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表现有二，一是片面地鼓动上电脑，上办公手段现代化；二是过度地强调了多媒体电子出版物的急迫性。误以为抓这两个新的东西就是出版跨世纪的全部内容。这是一个认识上的极大的片面性的误区。中国出版界现状中的一个弊端就是人浮于事，机构人员过于臃肿。在人员未精简之前，盲目鼓吹办公手段现代化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办公手段只能与经济的发展，和机制的变革进程相一致。在非常必需的，人工不能代替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添置，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一些发达国家，有的企业停止提“办公手段现代化”的口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多媒体出版物的问题，也要冷静对待，象日本讲谈社这样资金雄厚的出版社，研究多媒体已有数年，他们认为，多媒体出版物一是投资过大，二是其销售市场的形成，有赖于家庭电脑的普及，而在日本起码2005年之前。家庭电脑还不敢说能够普及，因此他们对多媒体出版物是主张积极跟踪研究，但对投入生产则持慎重态度。所以在日本对多媒体问题还没有中国炒得这么热。这里可以借用刘杲同志的说法：“电子出版物，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需要根据国情作出合乎实际的安排，要避免落后于实际，也要避免超过了实际许可的程度。”
所以，实现出版的强国梦，要抓住问题的要害，不能在战略上迷失方向。
三、可能性与现实性
中国出版的优势劣势，制约其发展的内因外因，已经十分明晰，21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中国出版界圆强国梦的绝好时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可能，而在于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切实可行的战略性举措。
我们所处的内外部条件是优越的。第一、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阶段性转移”的部署，使中国出版界已从上规模转到了上水平，从一般性图书、丛书套书转到了精品工程，“阶段性转移”对出版工作带来的是长远性的影响。
第二、“国家图书奖”的设立，“五个一工程”的实施都从根本上促进了出版工作的健康发展。
第三、中国出版界经过了多年改革探索，对自身发展规律有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把握，比如青年读物就经历了从论说到叙说再到韵说再到辩说的过程，新的出版形式不断出现，如《和总书记谈心》等书都体现了这点。由单本书进到丛书、套书再进到系列性选题的几次开发等等都证明了出版行为较之过去更加自觉。
第四、中国对外合作及版权贸易的大规模展开，迅速促进了出版的发展，更重要是带来一系列出版观念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书装理念的革命性变革，提出书籍既是商品又是艺术品的新观点，这是出版工作的美学化追求、艺术化追求、精神层面的追求，而非单纯商品的追求。我常常讲，哲学史上说法国是革命家、德国是思想家、中国呢？中国应该是思想家、革命家、艺术家的综合。中国的出版物将会以西方人达不到的工艺性而重新屹立于世界出版之林。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书装方面带来的革命先引来了世界出版同人的关注和震动。比如中青社出版澳大利亚《黑与白》一书，其装帧的水平使澳大利亚原出版商认为是目前世界上六个文本中最漂亮的一本，并由此提出今后该社所有图书的中文本版权全部委托给中青社。中青社的《书籍设计四人说》一书，台湾出版商说其设计水准已超过了台湾。以致在北京图书博览会时，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赵斌特意告诉香港同行，要特别盯住中青社的书籍设计。
第五、出版界宣传观念的趋向成熟。有人总结为一造势，二吸引、三促销、四鉴赏。这就走出了历来将宣传单纯理解为树立形象或单纯促销的偏狭认识，将宣传工作与企业CI战略相融合，成为企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以上这些有利因素，为我们出版在今后几年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今后数年内如何发展，向哪些方向发展呢？我考虑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出书范围上会有更贴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间，我们的出版物基本形态是政治思想教育。文革后，加大了大众、通俗读物的比重。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在原有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大众通俗化的基础上，将会增加资讯性、实用性，专业学科性、消闲性读物的比重，整个图书的结构会发生较大变化。某类图书阶段性的流行、畅销将被视为常态现象，大型出版工程会有较多增长，出版社将会追求更加鲜明的个性表现。大的出版社图书形态构成将呈现丛书套书大型化系列化和大中型画册及装帧精美的高档读物相结合的状况。图书出版的整体策划将改变传统的编辑模式，一本书多元经营的思想将被出版界接受和推广。
二、出版社CI战略将浮上台面。CI战略，即企业发展全盘概念。中国企业（包括出版文化企业）的现状不是没有CI，而是缺乏中心。CI的核心，是要形成一个企业的产品开发和营销的主题，并由此表现出一种企业的艺术追求，展现企业“真善美”的风采。CI追求的目标有二，一是树立全面的企业形象，二是实现长远的营销效益。因此，它要求CI战略的连贯性、长期性。世界上公司导入CI战略的美国有80%，日本有60%，中国不足10%，而这10%中也只是偏重企业视觉识别符号而没有进一步拟定企业发展的全盘概念。今后的发展，图书市场一定会由卖书进化到同时卖品牌。由买书到买品牌是读者的成熟，由卖书到卖品牌是出版社的一种成熟。中国出版界卖品牌已露出苗头，如金盾牌的农村读物，清华牌的机算机书。品牌的真正价值除了产品内在质量高以外，还有管理和售后服务。金盾就是以服务打败了竞争对手，他们跑了全国县数的90%，送货上门，这是别的社没有做到的。
三、出版集团的组建将会有实质性突破。国外现代企业发展有两个主导性趋势，一是大型化，二是专业化。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行业的小型化趋势，如计算机行业。但从总体上讲，这两个现象是规律性的。只有求得规模，才能占有市场份额。“集团化”的实质就是“重组战略”，我们可视其为“阶段性转移”的必然的延伸。即由侧重出版物内容的改革转向侧重出版业的经营改革。这种改革的实质，就是追求资产优化。现在出版界的情况，一是资产结构不尽合理，二是行业中仍有潜在的新的生长点有待开发。不搞资产重组式的集团化，就不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出版界的生产力潜能，就会制约行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客观发展的情势，要求我们必须将现由行政管辖组建而成的拉郎配式的出版集团转向由资产结构重组的出版集团试验。在此基础上明确集团内部的核心业务或核心产业，进而调整布局，选择新的投资方向。在重组问题上，最大的可能一是新闻与出版联姻，借助行政上的管辖权，有条件的部门会将二者统摄起来，以二者的优势相互吸纳，比如团的系统就有条件做到这一点。二是地方出版集团在不打乱现有行政秩序的情况下社与社之间相互参股，完全用经济纽带绑成利益共同体，一方面可以解决由于出版分工造成的贫富不均现象，另一方面又便于以集团名义筹集资金，干一些有双重效益的大型骨干工程或精品工程。三是同类型的出版社组建新的出版共同体，如科技社之间的联合。四是有特殊条件的出版社也可能单独发展壮大为出版集团，如有的部委将书籍出版与音像出版统在一起管理，将平面的出版（书的出版）与立体出版（音像电子出版）相结合，多元经营，这就有可能培育出中国的“剑桥”和“牛津”来。外语教研出版社要在五年内达到五亿元的销售码洋，要建成中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有这样的宏伟想法，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其振奋人心的事情。这样大型的出版企业不是我们主观的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而是客观形势逼迫你必须这样做，因为市场大了，就必须有大企业来支撑。美国十家大出版机构图书销售数占到全美图书销售总额的50%，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贝格斯曼出版公司1994年销售总额200亿马克，其中图书占63亿马克，相当于380亿人民币，也相当于中国全国图书销售额的2.6倍。出版集团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文化产业系统，中国只有培育出自己的若干个出版业巨子，才能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应对迅速发育的市场。
台湾的出版界同人，从“大中华圈”出发，设想未来两岸出版业共同发展的模式可能是：细密分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具体讲就是：利用大陆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及优秀而充足的专业人才，将大陆建成编辑印制中心；利用香港最佳的地理位置，加上优越的运输环境，将香港建成最佳图书发行中心，由此展开全球性华文图书市场行销网络；利用台湾资讯优势和国际交往经验，将台湾建成最佳的选题企划中心。这个设计非常诱人，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成为华文图书市场的策划、制作与销售基地。这当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
四、出版行规的出现将维护竞争的有序发展。我们现行的出版管理，多是由行政法规来管理，但出版工作的现实状况是，既有合理合法的行为，又有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现象，单靠行政法规难以企及。我国出版工作中的某些恶性竞争现象，有许多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版界都不曾有的，对此我们的行政法规没有界定，或者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比如重复出版问题，出版资源的恶性抢占（一本好书，被许多社出版或改编成各种各样读本出版），老社被当作“肥牛”宰割问题，往往都是行政法规所无法触及的。我们过去一切都依赖于行政法规，可行政法规不可能管得那么具体、细致。现在，行业规范已经现出苗头，这种规范是民间的、自觉自愿的，既自律，又律他。在全国文艺出版社的兰州会议，已经有了些行业间的议定，比如对企业参与拍卖竞争稿件，实行集体抵制，又比如对译稿不付版税，再比如凡文集出版必须有60%新作的要求等等。这是我国文艺出版社之间制定的行规，虽只是个开始，但影响深远。在落实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过程中，我相信中国出版界将会出现由行政管理进到行政管理与行规制约或行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相结合的阶段。出版职业道德问题将在行业规范面前受到张扬或批判。出版的“道德法庭”将会建立，自然也就不排除对违反行规者进行联手制裁的情况，这样将比单纯的行政法规更有效地维持出版的有序竞争局面。
五、发行改革和大市场的建立势在必行。首先是新华书店组织下的卖方市场多元化，主要表现将是：①卖场大型化，如图书进入大型商厦等；②卖场连锁化；③卖场专柜化；④卖场多功能化，如买书与看书相结合，买书与进餐、休憩相结合等。多元化的核心是突破现有新华书店门市售书的旧有程式。
其次是直销形式的引入将突破图书流通中的“瓶颈”，直销方式也将呈现多样化趋势，如组合大套化，价低量多小套化、传销化、展销机动化以及图书电话行销、邮购行销、电脑行销、有线电视行销、学校部队等特殊团体行销，读者俱乐部方式行销等。
这种发行方式的变革，将逐步扭转目前买书难、卖书难的状况。至于是否会有大的发行企业出现，我的看法是不大可能，因为中国目前的状况不是没有大的发行企业，新华书店系统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书籍连销销售店，问题是经营方式要作根本的变革才行。同时，发行工作要有一个规范性，现在可以说是没有规范。中国的“二渠道”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已经不单单是发行功能，事实上一些是地下出版社。所以对“二渠道”的问题应认真研究，拿出解决办法。
六、对外合作出版将上一个新水平。首先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变化上。过去我们中华文化曾被世界上视为神秘文化，在对外合作中，我们又过分强调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反而不重视消除东西方文化的隔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图书的外向发展。画家丁绍光写过一篇文章，他讲到他的成功之道，为什么那么多画家在西方混不下去，他却脱颖而出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画家被国外排名最靠前的一位，排在第39位。他说他的成功是由于用世界性的语言来描绘中国的故事。由此联想我们的对外出版为什么腿短，走不到世界上去，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用世界性的语言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可以说是世界上保存最多最完整的文化，但“世界文化遗产”的选题却出自西方，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课题，好象是由西班牙来搞，每年搞一个，我们的文化遗产在里面有几十项，原先还要卖给我们版权，后来因为我们考虑到其中文字不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没有要。这样的课题我们没有搞，而是一个民族文化基础不如我们的国家的出版界搞了，每年增加内容，据一个报道我国每年还要增报好几十项。大约是受这个选题的影响，北京电视台也派了采访组去欧洲，要拍52集世界文化遗产。由电视台来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缺少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只有从吸收、借鉴、融合各民族文化入手，寻找中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在对外合作出版过程中，既要讲汉语，又要讲“世界语”。我们设计一系列带有世界意义的选题，策划多种文化背景都比较关注和能够接受的选题，应该是可行的。与此同时，中国出版界购进大部头、大套书、有质量、有份量的国外版权会急速增长。外国出版界、特别是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将会丢掉过去的傲慢姿态，将中国出版界当作“上帝”。十年前，我曾亲自领教了美国百科全书总裁的盛气，今年在国际书展上再见到美国《出版周刊》的老板，明显感到态度有天地之别。
七、全球化经营意识和高科技手段将与出版工作更紧密地联姻。未来五到十五年时间，世界将由工业经济时代向信息经济时代转变。我们分析1996年美国《幸福》杂志全球500家最大公司的排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些最成功的大企业集团，无一不是在全球化经营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其决窍就在于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出色地利用了信息资源。这种全球化信息波也将冲击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出版社的经营也将被逼向信息化转变，全球经营意识的确立非常紧迫，由此，高科技信息设施和手段问题成为出版发展极其重要的课题。具体地讲，就是出版社有必要尽快创建自己的电子邮箱网站，这可以说是一个比以主要配备电子计算机为特征的办公现代化更为急需，更具商业价值的重要举措。何为网址，通俗地讲就是通过计算机上网的机构在国际上联网中的地址，正是由于网址的存在，才使得进入国际互联网的用户，可以十分方便地在成千上万的联网电脑中，找到他想访问的主机。
网址有四大特点，一是注册在先原则，谁先注册，网址归谁；二是唯一性，每个网址在国际互联网中是唯一的，不存在相同的两个；三是不变性，无论某机构的地址或计算机位置如何变动，网址可永远不变；四是直观性，网址可与拥有该网机构的名称一样或类似，直观且便于记忆。进入信息社会后，网址无疑具有愈益巨大的商业价值，由此，国际上已出现环球网址抢注风潮。国际性大公司几乎全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环球网址。有的公司被人恶意抢注之后要花沉重的代价才能买回。世界大的出版公司均已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将自己的出版信息溶入了几十万个电脑网络联结在一起的巨大信息库中，他们自己也从中获取巨大利益。今后若干年，要了解世界最新出版动态、获取最新合作出版项目、不得不借助于此项手段。有材料介绍，西方国家会以高技术和英语使用作为手段遏制中国，这更显示出建立我们自己的网站的战略意义与现实需要。
八、出版人才的培养将成为战略性安排。出版竞争，走向国际，关键是人才问题。人才不是凭空而来，而在于教育。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利用战争得来的赔款，大力发展民族教育，近百年来，他们的教育水准远远高过我们。我曾去过日本一个山村小学，那里10个教师，7个是大学毕业，7个会弹钢琴，我们中国城市的中学都达不到这个水平。十年前，日本政府宣传鼓动日本青少年要做“国际人”，随之就有一系列诸如“洋上大学”、“青少年友好访问之船”等活动，动辄成千上万人，日本成为一流的经济强国靠的就是这些非常的教育手段。
中国出版业要实现体制改革，与市场对接是一个新情况，出版业自身的急速发展使队伍急速扩展也是一个新情况，现在全国出版从业者已从十多年前的20万人扩展到50万人，未来五年内，又将会有成百上千的社级领导退出领导岗位，会有成千上万的编辑人员退离。年轻一代责无旁贷地会负起跨世纪的历史重任。但就年轻编辑队伍目前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在队伍建设上将面临两个转变，一是要从偏重于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教育转为整体素质的教育，二是从单一的学科性教育转向通识性教育，这是由出版工作的规律和时代的特点决定的。应该以这两个转变为手段来提高现有队伍的水平。还有一条，是在出版行业的进人用人上，很可能会有个特殊行业的从业条件和标准为参照条件。在日本，出版社进入的门槛很高，比如讲谈社，每年进20个人，报考者有数千，人们视之为“进京赶考”，考中了，全家欢庆，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就是考不上，也不丢人，认为敢报考讲谈社本身就不简单。我们出版社在用人上也必须提高标准，未来的要求很可能是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三者的综合。
最后，我想可以用两句话来结束，这就是“书国新疆土，大可竖汉帜”。我们这一代出版工作者应该有这么一种霸气，一种豪气，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在下世界头十年内赶上国际出版水准，在我们手中实现中国的“出版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