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胜论文,格局论文,洪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E292/294.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5-0035-07
1368年明朝建立，大举北征。元朝退出中原，避居塞外，史称“北元”。北元君臣一心“欲图恢复”中原，以“意图中兴”元朝为目标，拒绝承认失败，给新生的明王朝带来了极大的政治与军事压力。洪武君臣受到洪武元年(1368年)、三年一系列军事胜利的鼓舞，认识上从最初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进而发展为彻底消除北元威胁，“永清沙漠”，实现“惟我大明，主宰华夷”的全面一统思想。[1] (卷下《诏阿札失里》)为此，洪武五年明朝第三次发动大规模的北征军事行动。结果，中路明军主力在岭北惨败，朱元璋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南北政权对峙局面，对北元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这一切反映在边防思想上便是“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落实在具体的边境军事策略中则是“尤必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若专务穷兵，朕所不取”。[2] (卷七四，p1424)① 进而确立了洪武朝北边的基本边防理念，即“在稳固防守基础上的主动进攻，以主动进攻所获取的成果进一步巩固防守”[3]。
为此，明朝在北边必须控制漠南交通要道和适于牧放的肥沃之地，尽可能将边境线北移，压迫北元无法在漠南立足，从而在客观上形成脱离直接接触的战略纵深，造成有利于明朝的边地防御态势。元明之际的东胜州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靠近黄河，州南君子津自古以来就是漠北通向河套的交通要冲。明初于东胜州故地改立东胜卫，遂为北边边境上重要的防守据点。从洪武初年起，东胜卫屡经置废与迁移，折射出不同时期明朝对北方边境建设构想和实施的演变。关于东胜卫的研究成果当推吴缉华先生的《明初东胜的设防与弃防》[4] 一文。由于吴氏论文发表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文中关于洪武朝东胜卫设置的时间、控制地域、兴废过程等问题似有可商榷之处，为此再加辨析，以求正于方家。
一 洪武朝东胜置卫的背景
洪武元年年底，元将扩廓帖木儿为明将常遇春追击，放弃大同，西奔甘肃。洪武二年，元顺帝命脱列伯、孔兴领兵进攻大同。八月，明将李文忠出雁门、马邑、白杨门，击败当地元军，俘获了平章刘帖木儿、脱列伯等将领，攻克东胜州，一直追至莽哥仓才回师。此战的意义很大，“先是，元主北走，屯盖里泊，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欲图恢复。至是，脱列伯被擒，孔兴走绥德，其部将复斩之来降。元主知事不济，无复南向矣”[2] (卷四四，p860)。东胜地处中国农牧交错地带，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非常突出，特别在明与北元南北对峙的情况中，能否取得对东胜地区的控制对于双方的战略意义都显得非常紧要。这是明军第一次攻取东胜，由于明军战线过长，短期内无法形成有效控制，所以未能留军驻守，东胜旋为元军所据。
洪武三年，明廷组织两路大军分兵北伐。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二月“乙酉，指挥金朝兴取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2] (卷四九，p972)，这一次明军才最终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此间，扩廓帖木儿曾全力组织“兴复”战争，导致边境局势持续动荡，消除套中元军成为巩固东胜与陕北的当务之急。因此，洪武三年汤和“与中山王、宋国公至定西，袭元将扩阔帖木儿营。西北取宁夏，至察汗脑儿，获其猛将虎陈。定东胜、大同、宣府，皆以劳先诸将。九月，还京师”[5] (卷五，方孝孺《信国公追谥襄武封东瓯王汤和神道碑》)。杨荣所撰《武定侯郭公英神道碑铭》所载郭英事迹与此略同，谓“庚戌(洪武三年)升本卫指挥副使。从征迤西，克定西，讨西夏察罕恼儿，抚安忽辰平章”[5] (卷七)。另，二人《明史》本传虽然内容简略，主要方面仍大体一致。据此可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草原地区的元军主力此次被消灭了。同时，明朝在陕北延、绥等地驻军向其东北方向的元军也发起攻击。这样至迟在洪武三年年底，明军已经清除了东胜州附近主要的元军残余，初步巩固了东胜周边局势。为确保对新近占领区的有效控制，明朝有必要在当地设立相应的机构进行管理，这是东胜设卫的客观要求。
二 东胜第一次置卫的时间与东胜卫辖区
1.洪武四年东胜第一次置卫
《明史·地理志二》说东胜州于“洪武四年正月，州废，置卫……领千户所五，失宝赤千户所、五花城千户所、幹鲁忽奴千户所、燕只千户所、瓮吉剌千户所，俱洪武四年正月置”[6] (卷四一，p973～974)。尽管史籍所载言之凿凿，但吴缉华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些资料，都说明了在洪武四年东胜卫已经设置，而实际上则颇可疑”[4]。吴文的依据是以史籍中尚存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和二十六年置东胜卫的记载，进而怀疑洪武四年置卫的真实性。吴文之所以产生疑惑，源自对相关史料钩稽不足和对现有史料的分析不同所致。吴文认为从洪武四年东胜置卫到洪武二十五、二十六年的置东胜卫之间，史料中再未见到关于东胜卫的直接记载，于是产生了上述认识。笔者不同意这一判断，仍认为《明史·地理志》所记洪武四年立东胜卫不误，理由如下：
其一，《明史·地理志》所载史实本于《明太祖实录》，这是东胜置卫问题的基本依据。对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置卫一事，《实录》记载详细，谓“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诏置失宝赤千户所一，百户所十一；五花城千户所一，百户所五；幹鲁忽奴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燕只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瓮吉剌千户所一，领百户所六。以都连帖木儿、刘朵儿只、丑的为千户，给三所印……复遣侍仪司通事舍人马哈麻赍燕只、瓮吉剌千户所印二，往东胜州命伯颜帖木儿、答海马里卜兰歹、也里沙朵列图、阔阔歹为千户”[2] (卷六○，p1179)。史料中具体涉及到置卫的过程和方式，胪列了大量的人名、地名、部族名、建置数量，绝非捕风捉影，整体是可信的。
其二，东胜卫的主要军事官员从开始就是朝廷派出的将领，而非以单纯安置北元降人为目的的羁縻举措，洪武四年正月“升东胜卫指挥佥事程暹为巩昌卫指挥使”[2] (卷六○，p1182)就是佐证。这一方面说明东胜卫在当时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东胜卫被纳入明朝正常的卫所军事制度之中，受明军统一管理、指挥，与明朝在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广泛设立的羁縻卫所不同。
其三，东胜卫的内迁和废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据载，洪熙元年(1425年)兴州左屯卫屯田军士范济上书曾言：“洪武五年，太祖皇帝命将出师，肃清沙漠，以粮饷不继旋师，即撤东胜卫于大同，塞山西阳武谷口，训兵练将，清野以待。”[7] (卷六，p159)② 范济虽为屯田军士，但史载“其人，故元进士，洪武中以文学为广信知府，因事谪戍兴州，今年已八十有四”[7] (卷六，p162)。据此范济当生于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到明朝建立时约27岁，谪戍兴州至少有26年以上的时间。此人既是洪武朝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目睹者，又多年在边卫从事军屯，必然对军务非常了解，他的说法应当是准确的。因此，从洪武五年以后，由于东胜卫内迁大同，原东胜卫地区一方面内迁了人口，一方面取消了军事机构，所以才有了洪武二十五年以后的置卫、筑城等说，实际上与《明史》所载并不矛盾。
2.洪武四年至五年的东胜卫辖区
前述东胜卫所领五千户所的位置目前难以确指。和田清先生对此做过考证，他认为失宝赤就是锡包沁，后为鄂尔多斯右翼诸部之一。瓮吉剌、幹鲁忽奴、失宝赤、燕只都是蒙古部落名，五花城为地名，它们均在今套中东北部分布。[8] (p12～13)其说似有可商榷之处。
瓮吉剌即元代弘吉剌，它在漠南有广阔的属地。其中心是应昌路城，地在今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约2公里的达尔罕苏木境内的鲁王城，此地也曾是元顺帝暂住之处。瓮吉剌属地在元末迭经红巾军和明朝远征军的蹂躏，部落必然分散、逃徙，避入邻近的丰州、东胜州地区是自然之选。幹鲁忽奴部也出自弘吉剌，因此当属西迁之部族无疑。
燕只即燕只斤，燕山只斤为其衍误。和田清先生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推测燕只斤千户在河套以内，毗邻陕北。曹永年先生根据陈得芝先生有关元代驿站的考证，认为燕只是燕只哥赤斤的省称，地当在河套以外的大黑河流域。[9] 再检陈文，谓“燕只哥赤斤、红城屯田地，应在振武(今和林格尔县北土城子)、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一带，今大黑河流域之地”[10] (p12)。两说分歧很大，和田清说合乎常理，又有《实录》证据；而曹永年说考证翔实，不容推翻。如何解决这一分歧成为找到燕只千户的关键。我们应该重新分析《实录》的记载，《实录》称“延安卫指挥李恪、绥德卫指挥朱明等追败故元残兵于燕山只斤，禽获五百余人。又攻阿不剌思寨，获马三百余匹”[2] (卷五九，p1156)。这里提到了陕北军队是“追败故元残兵于燕山只斤”，燕只斤是陕北明军追逐并最终战败元军的地点。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有黄河阻隔，明军不大可能很容易地跨河追剿。但当时发动战事的时间是在洪武三年十二月，应为1371年1～2月份，适值隆冬，其时河套黄河基本封冻。据称东胜卫撤防后，蒙古人常利用河套东北角的皇甫川、灰沟村一带的黄河冰情直入套内，遂成为蒙古践冰入套的通道之一。那么反过来考虑，明军也会尾随北撤的元军，越过冰封的黄河河面，攻入大黑河流域。再联系洪武四年正月(1371年2月)东胜州都连帖木儿降明一事，则陕北明军追剿和东胜蒙古降明的内在关系便豁然明了。此外，《实录》曾载洪武九年三月“胡兵屯山西燕只斤之地”[2] (卷一○五，p1754)，再次证明燕只斤的确位于黄河以外而非套内。和田清不察，遂谬。因此，笔者在燕只千户的地望问题上赞同曹说。
至于失宝赤，《元史·兵志》载：“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11] (卷一○一《兵四·鹰房捕猎》，p2599)失宝赤就是昔宝赤，是属于元帝和诸王的猎户。他们分布的范围极为广泛，元代在农牧交错地区的草原、山川地带曾大量设立失宝赤。
至于五花城之名早在辽代即已见诸记载，《契丹国志》“云中路控制夏国条”有“置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12] (卷二二，p211)。类似记录为官修《辽史》、《金史》所无，十分重要，以此可知五花城初建的大致时代和渊源。而且在蒙古五千户中，也惟有五花城之名见诸图籍，如《读史方舆纪要》之《榆林图》、《黄河图》，《边政考》图做武花城，而《河套志》则五花城、武花城并见，文字题注云在沙壕西。[13] (卷四)③ 其地望仍不够明确，惟诸图将此城标注于河套中东北角，并自东向西依次排列为东古城、金宿城、连城、五花城……这里的金宿城应是辽代的金肃城，早年也是重要的驻军之地。④ 连城位于今托克托县黄河南岸，五花城在此西或西南部不远。
五蒙古千户所归隶东胜卫就意味着东胜卫在东北方向领有大黑河流域大部，向西南跨黄河管理了河套东北部地区。
鉴于大同都卫(后改行都司)边区是新近占领的地区，塞外仍有元军虎视眈眈，边防形势相当严峻，洪武四年三月，“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边沙漠，宜各设千百户统帅士卒，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储粮草就给本营，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2] (卷六二，p1197)。明军连续几年对北元战争均占上风，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分兵三路，大举北伐。中路徐达于二月到达山西，三月于土剌河战役获胜，五月初在岭北战败。这表明直到五年五月份之前的两三个月内，明中路北伐军处于优势，必定也给北元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元朝君臣图谋复兴的信心。然而到五月初，漠北战事急转直下，徐达军遭扩廓帖木儿、贺宗哲的联合进攻，死伤惨重，大败而归。虽然明人声称“达固垒而收之，故彻侯功臣无死者，虏亦不敢入塞”[14] (卷一九)，但实际上，漠北元军极有可能尾随而至。因为同年七月“丙辰，中山侯汤和等兵至断头山⑤，遇虏兵，与战不利，平阳左卫指挥同知章存道死之”[2] (卷七五，p1383～1384)。由此看来，洪武五年的失败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利于明朝的结果，而且其影响更为深远。明太祖放弃了大军远征漠北、以武力彻底消灭北元的想法，改为利用有利地形，保塞固守的防御策略，落实在东胜地区就是如范济所言将东胜卫迁往大同。
三 东胜卫内迁后的东胜州地区
从洪武三年二月明朝正式占领东胜州到洪武五年七月以后东胜卫迁往大同，明朝对东胜的控制维持了两年多一点。虽然明军岭北惨败，边卫内迁，但北元已无力发动类似于几年前规模的反击也是事实，而且陷入内部纷争的北元残余力量中仍有陆续投降明朝的，其中也包括来自东胜地区的降人，如洪武五年十月“丁酉，鞑靼五千九百余人自东胜来降，命居临濠，月以薪米给之”[2] (卷七六，p1401)。正是由于明朝放弃了以全面军事进攻消灭北元的战略构想，遂使明朝当时在东胜地区既没有行政机构也没有军事机构的存在。限于自身力量，北元方面也无法对本地区实施有效统治，东胜成为明与北元共同影响但均缺少有效管理的特殊地带。于是在处理这批降人时，明朝只能采取迁入内地的做法。此外，边境地区大量居住的人口难以有效控制，对于当地人的人心向背，明朝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将边民也一股脑儿迁入内地。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丰、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有差”[2] (卷八五，p1516)。这次大规模的边民内迁，目的地在凤阳，所迁之民中除了边地汉人外，肯定包括了蒙古降户。边民内迁客观上消除了元军南下掳掠的物质诱因，降低了经济损失，减少了防卫任务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元人与边民的联系，有利于防止元军“窥边”。边民内迁实际上是对在沿边“只设千百户”、“不设有司”制度的补充，进一步强化了极边地区的军事色彩。
洪武十一年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死后，直至洪武二十二年间，明朝坚持固守边境的做法，长时间未向漠北用兵。此期由于东胜卫已内迁大同，原东胜地区的民户亦迁往中立府(今安徽凤阳一带)，因此东胜遂成为境外弃地，本属东胜卫担负的防御职责也不得不向南转嫁由河曲县承担。于是洪武十五年镇西卫要求将原来戍守保德的本卫军士改戍河曲，原因正是“其太原府河曲县接连东胜，乃险要之地，无兵屯守”[2] (卷一四五，p2273)。河曲县北距东胜的距离尚远，从中可以窥见东胜卫内迁以后明朝边界向内收缩的程度。
四 洪武二十五年山西籍兵与东胜卫的复置
洪武五年以后，明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组织对北元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明朝在沿边地区采取稳固边防的做法，巩固了洪武初年稳定下来的边塞线。及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盘踞辽东的纳哈出投降后，明与北元对峙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明朝再度深入漠北进攻北元核心地区，经过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在捕鱼儿海和哈剌哈河两次战役的打击，北元元气大伤。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兵溃出逃时死于也速迭儿之手，部众开始大规模南投明朝，明朝终于获得了主动权。为了进一步稳定新拓边境地区的局势，巩固胜利果实，明朝一方面分派大将赴北边边地练兵，一方面派皇太子出巡陕西。在此基础上，明朝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对北边边防进行了重大调整。洪武二十五年三月，明朝向北方大部分地区派出将领分领北方各卫，对各自负责的防区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惟对燕王辖区以及大同诸卫没有指定统辖将领。燕王情况较为特殊，此处不论。山西大同方面，同年八月代王朱桂就藩大同，但立即依靠他来管理大同边外军政事务并不现实，而且还缺乏相应的基础性建设。对此，朱元璋的想法仍是要众建边卫以固边防，重点就在大同以北的北元漠南故地的控制上。
众建卫所，就需要有大批防军驻防，必须首先解决兵源问题，遣将籍军正由于此。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派遣24员将领分赴山西各地，“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2] (卷二二○，p3224～3225)。这是一次以山西境内民户为对象的大规模的征募军队行为。四个月后，即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诸将向朝廷汇报了籍军成果。[2] (卷二二三，p3264～3265)平阳府除了乡宁、岳阳、垣曲、解州四县外，从绝大多数属县籍出9卫军共50400人；太原府、汾州、辽州、沁州属县全部被籍，得7卫军共39200人。这次征兵除大同府、潞安府、泽州不及外，山西余境全被涉及，造成9万户人口较多的民户成为军户，转归五军都督府管辖。除了大规模籍军以外，明朝还“诏致仕武官自指挥而下，俱往东胜、大同等处置卫，人赐钞百五十锭”[2] (卷二二○，p3228)。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所籍戍边人数很可能达不到“广置屯卫”的要求，明廷只好从两个方面对其加以完善。其一是从数量上补充边军人数，即除了此次“籍选”成军外，还增加了谪戍“恩军”。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载，“初，靖州会同县山贼王汉等恃险聚众，据天柱龙寨，连接五开、龙里群盗为乱，乘间时出剽掠。命靖州卫发兵讨之，兵至斩获甚多。至是械棋首从五百余人至京，廷臣请诛之。上曰：蛮人为乱，何代无之，但诛其首乱者足矣。其余悉发戍东胜州”[2] (卷二二四，p3278)。这些靖州俘虏就是发配边关充军的，是典型的“恩军”。其二是调整前一年新置卫的地理分布，以求平衡。改变军卫分布的原因中无疑包括了减轻军粮运输负担的考虑。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2] (卷二二五，p3295)⑥。按照洪武二十五年的部署，东胜地方本应增至五卫，可在实际建置过程中，如《明史》所说，“二十六年罢中、前、后卫”[6] (卷四一《地理志二》，p973)，减少了三卫建制，仅立左右二卫。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以当时的实际来看，实属迫不得已。因按兵制规定，东胜五卫将达28000人，后勤供应顿成问题。朱元璋原意是以兵农合一的屯田制就地解决供给问题，但从削减三卫的情形来看，东胜当时并未储足维持开置五卫屯田兵士所需的存粮。削减三卫不仅意味着减少了60％的戍军，更重要的是减轻了60％的往东胜运粮的负担，从边防布局上看也更趋于合理。对于这次重新设立东胜卫的意义，史称“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6] (卷九一《兵志三》，p2236)。
五 东胜卫在明初边防中的作用
1.东胜诸卫的设置起到了屏障河套腹地的作用
从历史沿革来看，河套之中自古形成了众多的城镇堡垒，明朝就不断有人在边论中引证这一现象作为以实兵占据并控制河套的依据。终明一朝，虽议者频频，但朝廷始终未在套中旧址驻兵屯守。其原因，除了实际困难之外，有一点必须注意到，就是明初在河套的控制线已越出套中，达到河外。从宁夏沿黄河到东胜一带均有守军，即使力量不强，在明初国势鼎盛的背景下，其防卫作用依旧存在。顾祖禹有“是时自东胜迤西，路通宁夏，皆有墩台墙堑”[15] (卷六一《榆林镇》，p2653)的说法，其依据正是成化朝兵部尚书王复曾经追述的情况：“洪武间，东胜以西路通宁夏，墩台基址尚存。永乐初，残胡远遁，始将守备军马移入延绥，弃河不守。”[16] (卷四○，p799)⑦ 王复提到的墩台指的就是明初在者者口之类的地方所设的防御设施。对此，顾祖禹的记载是：“者者口，在河套北，北敌入套之冲也。明初，置墩四十于黄河南，列障者者口，以为守御。又有加塔剌马安赤步等口，俱为守御处云。”[15] (卷六一《榆林镇》，p2681)者者口的具体地望根据《钦定大清一统志》所说为者者渡，“在(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北二百四十里，巴汉土尔根河入黄河处”[17] (卷四○八《鄂尔多斯·山川》)。所谓“者者渡”⑧ 就是“者者口”。巴汉土尔根河，汉译为“小黑河”，在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240里，东流入黄河，其地约当今毛卜剌昆兑河。其余守御处位置与者者口情况类似，都是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一些流入黄河南岸的短小河流的河口，同时也是渡口的地方。
原在河套内活动的北元残余历经近十年的战争，损失很大，他们向南无法深入宁、庆、延、绥，向北又有沿河边堡制约，相度形势，惟有归降明朝。在洪武朝，陕北、河套全为内地，加之沿河戍兵，边患极少。那么东胜卫本身作为这一新边防线的主要支撑点，其所发挥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梁份评价说：“其地平衍，登望台瞭望，则一人匹马可见。夷皆远去，莫敢近者。盖东胜虽在山西偏头之西，实当河套之东北，河套既有三面黄河之阻，且有东胜为之重捍，故居腹里矣！”[18] (卷六《河套》，p371)
2.东胜诸卫东连宣府、开平，西与宁夏遥相呼应，支撑了洪武朝的整个北边防线，地位关键
东胜诸卫的地理位置连接了洪武朝北边防线的东西两段。在朱元璋洪武二十五年的规划中，原本指望在大同、东胜两个区域分别驻扎五卫(28000人)防军。由于军粮运输条件的限制，更多地考虑到对东北方向开平卫突出部的策应，明朝在此年对军卫分布格局做了较大的调整，减少东胜地区的军卫数，增加到大同以东地区。洪武后期，随着其他北方边境线不断地向北推移，终于形成了有明一代蒙明界线中最有利于明朝的防线。明人把新的边界线描述为：“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19] (卷一《镇戍通考》)在边防中，东胜卫非常重要，被认为是“大虏之警，守在东胜”[19] (卷一《经略总考》)。明人对东胜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视，除了增置军卫、扩建城垣、调军戍守屯田外，更向东胜守军配备了火器——碗口铳、地雷等加强其防御能力[20]。东胜的重要性亦由此可见。
3.东胜卫的建立、添置与内迁过程，反映了洪武时期明朝对北元边防态势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的力量消长
从洪武四年首次设立东胜卫到建文四年(1402年)的再次内迁，东胜诸卫先后经历了两次建置与内徙的重大变动(见下表)。东胜卫的初建是明朝全力北击北元、力图以武力彻底消灭元朝政权指导思想下的产物。而岭北惨败后的内迁之举既是服从了明朝战略思想变化的要求，也是北元军事压力短期难以消除被迫寄居大同的无奈选择。洪武朝后期恢复旧地和增置军卫是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塞王守边”策略和巩固新开辟疆土行为的组成部分，很明显，是一种分地防御中较为均衡布置军力的措施。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了30年间明朝对东胜控制方式的反复调整，也体现了北元与明朝双方实力的彼消此长。
4.建文四年包括东胜诸卫在内的军卫内徙原因和影响
建文四年，朱棣称帝后将原属山西行都司的大批军卫内迁至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行在(北京)周边，与大宁都司整体内迁的目的一样，无非是强化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区，使得军力集中。显然这种大规模放弃洪武朝新拓疆土的举动绝非军事力量捉襟见肘的临时性考虑，而是朱棣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其父的新边防思想的表现。经过“靖难之变”，洪武朝的“塞王守边”制名存实亡，朱棣并不打算恢复旧制。一是经过明朝严重内乱争斗以后，“塞王守边”制尾大不掉的弊病凸显无遗，因此朱棣倾向于以“天子守边”控制下的镇守总兵制代替“塞王守边”制以消除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二是多年镇守北边的军事实践使朱棣与其久住南京的父亲在如何应对北方政权问题上的理解必然存在某种差异，即在军力配备、后勤保障、双方作战方式等具体问题上朱棣有更深切的体会。所以调整北边防务、实施军卫内迁正是这种边防思想变化促成的。
客观上，东胜地区属于山西行都司的外围防区，后勤供应补给线过长，军粮转输艰难，损耗巨大，即便采用开中筹措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虽然洪武朝大力推行军屯，企图以军养军，但军屯成效不大则是不争的事实。加之从明代开始，我国进入又一个气候趋于干冷的历史时期[21]，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胜等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点也需要考虑。这样，东胜诸卫的驻守成本必然很高，长此以往，更可能成为北边边防的包袱。
从实际影响看，东胜诸卫内迁并没有像明人不点名批评朱棣的那样消极。其一，永乐朝虽然边卫大量内迁，但蒙古人对边境的袭扰却大大减少了。由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北元屡次遭受内乱破坏，政治军事力量日渐分裂，走向衰弱，已无力大犯明边。特别是朱棣屡屡发动战争，“五出三犁”，深入蒙古高原，沉重打击了蒙古政权，因此边境地区军队的内迁并无不良后果。其二，边卫内迁后，缩短了防线，既有利于边境地区凭借山险设防，又可减少大量的军事财政支出，在国力强盛的前提下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注释：
①参见余同元《明太祖北部边防政策与明代九边的形成》，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②《明史》卷一六四《范济传》所载为“洪武初年尝赫然命将，欲清沙漠。既以馈运不继，旋即班师。遂撤东胜卫于大同，塞山西阳武谷口，选将练兵，扼险以待”，可参照。
③《边政考》武花城题注与之相同。
④《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朔州条载，“金肃军防秋军一千”。
⑤断头山，明代史籍中多次出现，其具体位置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宁夏东北方向。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宁夏镇》载：“断头山，镇东北三百里。明初汤和北征，败绩于此。又景泰间，石亨言贼将犯大同，其巢穴在断头山，去宁夏不远，是也。”一种认为在东胜州地区。如章潢《图书编》卷四三《边防考》载：“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地最腴，且宜牧马。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倾向于后者。另据张鼎彝《绥乘》卷五《山川考上》考订，断头山位于今昆都仑河西侧的乌拉山(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版)。
⑥《明太祖实录》此处所载置卫的方位似有误。《国榷》卷一○所载为“辛巳，置大同、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东胜左右、宣府左右、镇朔、定边、玉林、镇虏、宣德等卫，皆城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⑦参见王复《处置番夷疏》，《明经世文编》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828页。
⑧另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六记为“遮遮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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