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军事战略思维的基本规律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规律论文,战略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军事战略思维的基本规律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指导一个国家制定具体军事战略的主观依据。与军事战略相比，军事战略思维的基本规律是抽象的、相对稳定的。从冷战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中可以看出，其在军事战略思维上具有以下一些规律。
一 以军事手段谋求国家利益
冷战后，日本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通过军事途径谋取“政治大国”的地位。与近代赤裸裸的军事扩张相比，冷战后日本更注重通过“国际军事贡献”逐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日本的所谓“国际军事贡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或开展广泛的军事合作，赋予日本插手国际军事事务的“职责”。比如，日美同盟、日印军事合作、建立“亚洲版北约”①等。二是制定相关法规，从法律上规定自卫队“走出国门”的“义务”。比如，《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PKO)、《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修改法》、《海上保安厅修改法》、“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等。
具体地说，冷战后日本以军事手段谋求国家利益表现在：第一，重视在国际军事舞台发挥作用。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军事行动展开了猛烈的打击。日本先后向这支多国部队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在所有提供资金的国家中仅次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战争结束后，科威特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登巨幅广告，向国际社会的支援表示感谢。但是，在其所列感谢的国家名单之中并没有日本。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撼了日本政界，也进一步坚定了其运用军事力量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决心。日本学者西修就指出：“当今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其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不论走到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日本生产的汽车和家用电器。虽然在这方面明显显示了日本的存在，但在海湾战争中却没有显示出日本的存在。海湾危机期间，日本的资金筹措尽管缓慢，但仍凑足了100多亿美元，为多国部队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科威特政府于海湾战争后在美国报纸上刊登的感谢广告中却没有提到日本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底，是因为日本贡献所采取的形式并不明显。”②著名政治家小泽一郎也曾说过：“吉田首相只是将经济优先的政治作为冷战条件下的一种战略选择。经济优先不是吉田首相的政治哲学所规定的、一成不变的政治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日本）应该尽早地从对吉田主义的误解中摆脱出来，确立新的战略。”③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新的战略”就是突破国际军事束缚，成为一个拥有军事武装力量、能够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普通国家”。可以说，这些观点代表了冷战后日本政界和军界许多人对通过军事途径谋求国家利益的认识。
第二，以貌似“理性”的态度处理“海外派兵”与国际军事束缚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国家战略目标与国际军事束缚之间的矛盾，日本采取了较为“务实”和灵活的、貌似“理性”的态度，即以“国际军事贡献”为幌子作掩护，为实现海外派兵寻求“合情”、“合法”、“合理”的途径。在日本看来，“国际军事贡献”一方面为发展军事力量制造了“合理”的借口。有助于减少周边国家对日本的疑虑；另一方面又扩大和提高了日本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和地位，对其“走向世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学者福冈政行指出：“日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即如何找到在国际社会中责任越来越大的经济大国应有的表现同日本国宪法所揭示的和平主义之间的联结点。”这个所谓的“联结点”就是“国际军事贡献”。④
当然，通过所谓的“国际军事贡献”解决国际军事束缚与海外派兵之间的矛盾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这仅仅是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日本所谓的“国际军事贡献”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是隐藏着日本企图“参与建构世界秩序”的野心。比如，为了争夺在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日本强行通过《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并派遣了1000名自卫队员开赴伊拉克展开支援活动。日本《赤旗报》对此发表社论指出：“尽管首相反复强词夺理地说‘不是去进行战争’，但是伊拉克的现实很清楚地表明，一支加入非法战争的与占领军同流合污的军队必然成为攻击的对象，日本此举是自愿步入战争泥潭。更严重的是，小泉首相提出的派兵理由竟然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确保石油资源’。为了确保资源而出兵占领他国，这与历史上日本向亚洲各国出兵的侵略理论有什么区别？”⑤
二 借助同盟力量拓展国家利益
借助同盟力量保护国家安全是战后日本军事思维的一贯规律。在经历了四次交锋⑥之后，坚持“自主防卫”的“鹰派”与主张“集体防御”的“鸽派”在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就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轴，伺机增强“自主防卫”能力问题逐渐达成共识。这表明，冷战后日本军事战略思维原则开始凸显借助同盟力量拓展国家利益和寻求“自主”空间的内容。
1996年4月17日，日美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言中提出：“两国间的安全保障关系，在实现共同安全保障目标的同时，将继续成为21世纪维持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形势的基础。”至此，拉开了日美同盟“重新定义”的序幕。经过重新定义的日美同盟将自己定位为地区乃至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发生了质的转变，立足点由军事防御转为主导地区及世界秩序；联盟形式由“美主日从”转变为协同、平等、统一的合作关系；联盟性质由军事同盟转为全面合作同盟。小泉上台后，继续巩固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基轴地位，加强和拓展两国全方位的合作。日本政治评论家森田实指出：“小泉内阁执政三年来，日本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发生了具有改变日本战后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化。所谓革命性变化的最明显标志是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⑦
冷战后日美同盟性质的转变说明日本军事战略思维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坚持“与强者为伍”的战略思维传统。从自愿纳入“华夷秩序”到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从1894年日英同盟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英美法协约国和德意日“轴心”，体现出日本注重“与强者为伍”的思维传统。1978年，日本自民党政策丛书《综合安全保障》对“与强者结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结盟政策有利有弊，利弊得失全看如何运用。日本运用结盟政策有两个“秘诀”：一曰不加入“弱者同盟”而加入“强者同盟”，与强者为伍；二曰结盟后也应力避同敌对国家关系恶化。⑧实际上，“与强者为伍”体现的是一种依靠强者力量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战略思维。
冷战后，日本巩固日美同盟正是坚持这种战略思维传统的重要表现。日本学者冈本行夫认为，如果废除日美同盟将产生一个“安全真空”，日本只能做出三种选择：(1)武装中立。这意味着日本全面扩充军备，以应对任何形式的威胁。(2)建立地区性的集体安全框架。这一选择要求亚洲的主要大国将它们的军力裁减到日本的水平，并且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 (3)由联合国常备军事力量负责日本的安全。但是，以上三种选择是不现实的。因此，“对日本而言，与美国结盟的价值更加明显，由于它除了自卫权外不得使用武力，所以把日美同盟视为保证其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⑨。更重要的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日美军事同盟，为日本发展军事力量，干涉和介入地区及国际事务提供了战略平台。事实上，从购买空中加油机等战略进攻型武器到共同开发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从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到出兵伊拉克，日本在军事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得到了美国的默许和大力支持。
第二，在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寻求“自主”空间。冷战后，日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日美同盟中，美国的出发点往往是自己的战略需要，而不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国家利益。因此，坚持日美军事同盟仅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寻求“自主”空间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终途径。1996年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声称：“日本防卫的最有效框架是日美两国间密切的防卫合作。这一合作是建立在自卫队适当的防卫能力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的。”1997年，新《防卫计划大纲》明确提出：“对现有防卫力量的规模和机能重新审视，使其更加合理、高效、精干，并通过努力充实必要的机能和提高质量，建立起一支能有效应付多种多样事态的适度且自主的防卫力量。”2003年，日本内阁副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强调：“美日同盟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两国之间的防务关系是互为补充而不是从属依赖。”⑩2004年，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西田恒夫指出：“冷战结束后，对美国来说，日本的利用价值增大，可以要求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合作。如果是这样，那么日美就应该成为互利的关系。不能永远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中心依赖美国。”(11)显然，日本已经开始拓展“自主”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日本甘愿继续充当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亚洲棋子”，其军事战略思维必然深受美国因素的影响，缺乏自己独立的战略眼光。对此，日本政治评论家森田实指出：“小泉政权主动选择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充当布什政权的政策承包人的道路，其目的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实现日美一体化。这实质上是一种从属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了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向布什所希望的方向转变。”(12)
三 对周边安全环境保持高度戒备
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他们总是格外关注周围环境带来的危机，担心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这种忧患意识对日本军事战略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日本防卫当局看来，日本始终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时刻面临着“假想敌”的军事入侵或来自周边地区的“有事事态”。因此，对日本军事战略思维规律的考察离不开两个问题：一是对军事“威胁”的判断；二是如何应付所谓的军事“威胁”。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结束。但是，在日本防卫当局对周边安全形势的判断中，仍然把两个方面的“威胁”列为防范的重点：一是朝鲜和中国的“威胁”，二是恐怖主义“威胁”。
关于“朝鲜导弹威胁”。1998年8月，朝鲜发射“大浦洞-1号”中程导弹（一说卫星），越过日本上空落入太平洋。日本《防卫白皮书》立即提出：“朝鲜研制导弹及涉嫌研制核武器问题，是造成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13)2003年，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再次发射地对舰导弹。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安全保障研究会在《新假想敌——关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建议》中提出：“朝鲜的弹道导弹是日本迫在眉睫的危机。”防卫厅长官石破茂甚至扬言，只要朝鲜将燃料注入导弹，日本就应着手实施军事攻击。
关于“中国军事威胁”。2002年12月，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了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警惕中国的军事力量》的报告，指出“中国军力的增强可能对日本及其周边国家形成严重威胁”。(14)2004年9月，小泉首相的军事智囊团“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恳谈会”在一份国防评论报告书中指出，应把中国视为日本的“军事威胁”。(15)12月10日，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和2005-2009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明确提出：“中国在推进核武器、弹道导弹以及空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并试图扩大在海洋的活动范围，日本必须关注这些发展势头。”(16)2005年12月，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公开声称：“这个邻国（中国）不仅拥有核弹，而且12年来其军费开支不断递增。它开始构成一个相当大的威胁。”(17)
关于恐怖主义。“九一一”事件之后，尽管没有直接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但日本还是将恐怖主义列为影响国家安全的“21世纪的新型威胁”。日本森野军事研究所在《日本的安全环境与面临的威胁》中指出：“仅就军事而言，必须考虑到过去预想的来自陆海空正规军的直接进攻与恐怖活动、游击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非对称军事威胁同时发生的可能性。”(18)防卫政策研究小组委员会起草的《日本防卫政策的构建》研究报告也认为，冷战后日本面临的威胁不再是“美苏两大国之间的对立结构、以国家为单位的大规模战争”，而是“起因于在冷战结构下被掩盖的民族、宗教冲突，进而出现恐怖活动、管理失败的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电脑网络恐怖事件”等所谓“21世纪的新型威胁”。
2001年4月小泉上台以来，为了应付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朝鲜导弹威胁”和恐怖主义，日本陆续出台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和“有事法”等法案。其中，《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将应付可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该法认为，恐怖主义事件对日本周边的安全局势构成了严重威胁，日本有“责任”和“义务”参加国际反恐行动。“有事法”认为，所谓的“有事事态”包括“已发生武力攻击之事态或事态紧迫、预料将发生武力攻击之事态”。实际上，在日本防卫当局的战略判断中，能够对其进行“武力攻击”或构成“军事威胁”的主要国家就是朝鲜和中国。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强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也属于“有事事态”。(19)
从日本对军事威胁的判断和出台的法律可以看出，冷战后日本军事战略思维具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假想性。冷战后，日本强调“军事威胁”并不是因为其遭受真正的威胁，而是出于以下两个目的：一是为自己发展“军事力量”寻找借口，二是为自己立足亚太、走向世界扫清“障碍”。显然，建立在假设前提之上的军事战略必然背离现实的国际战略形势，阻碍日本与亚洲各国建立正常、友好、健康的关系。2003年5月17日，针对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和频频向海外派兵，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最近日本以各种借口大肆开展‘自卫队’的‘海外活动’，并在‘支持反恐’的名义下参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日本的最新举动不仅将使因核问题引发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更为复杂，还将引起周边及亚洲国家的紧张，也将使朝鲜认识到加强国防力量的正确性”。他并且表示：“在日本把朝鲜当作主要标靶的情况下，朝鲜将更加坚定地采取各种必要的准备措施。”(20)如果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必将严重破坏东北亚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平衡，进一步引发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为地区安全形势增添新的变数。
四 重视攻防兼备而又侧重进攻
冷战后，重视攻防兼备而又侧重进攻是日本军事战略思维的另一个重要规律。具体表现为导弹防御计划与“先发制人”战略方针的统一。
1994年，防卫厅成立了“弹道导弹防御研究室”，就建立TMD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1996年2月，日美两国交换了美国无偿向日本提供TMD有关情报的文件，签署了“协议备忘录”。1998年9月，双方正式达成导弹防御技术合作协议。12月，日本以朝鲜发射导弹为由，决定在未来5-6年投入200-300亿日元研制TMD。1999年5月，日美签署联合开发TMD的“谅解备忘录”，开始启动整个研究工程。为此，日本政府还追加了9.6亿日元的研究经费。2003年12月4日，《朝日新闻》报道称，防卫厅计划花费5000亿日元购买美国开发的两阶段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的一部分可在2007年运行，在2011-2012年部署完毕。2004年9月，小泉在改组后的首次内阁会议上提出建立应对弹道导弹等“新威胁”的防御体制。(21)2005年12月，日本内阁批准将日美联合研发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推进到开发阶段。(22)据悉，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目前已经拥有“爱国者Ⅱ型”反导弹系统、“宙斯盾”防空系统等先进的武器装备，组建了多个反导弹战斗团，具备了一定的导弹防御能力。
TMD一旦完全建立，将在日本军事战略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TMD可以使日本拥有较强的防御能力，防止遭受“敌国”的导弹袭击；另一方面，又为其有恃无恐地实施“先发制人”战略提供坚实的后盾。1999年7月27日公布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公开提出，只要政府“认为在法理上允许”，就可以拥有对敌方基地实施攻击的能力。这不仅突破了日本军事的防御态势，而且开始凸显“先发制人”的战略原则。2003年2月13日，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公然宣称：“如果日本有确切情报证明朝鲜有用导弹袭击日本的计划，那么日本一定会对朝实施先发制人打击。”(23)日本防卫研究所2004年发表的《东亚战略概观》提出，如果朝鲜着手以日本为目标的弹道导弹发射准备工作，日本就可以“先发制人”，对其导弹基地进行攻击。(24)
显然，冷战后日本在重视本土安全防卫、不断强化和完善军事防御体制的同时，又强行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制定“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力图在军事对抗中把握主动权。其军事战略思维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侧重“主动攻击”。实际上，强调进攻历来就是日本军事战略思维的重要原则。明治维新后不久，全面走向扩张道路的日本在军事战略上就涂上了浓厚的进攻色彩。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将攻势战略推向了顶峰。1936年，日本在其颁布的《用兵纲领》中就提出，作战基本纲领是“陆海军协同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冷战后，随着其实力的渐增，日本逐渐背离了“专守防卫”的战略方针，再次凸显“先发制人”在军事战略中的作用。为此，日本还加强了战略进攻型武器的研制、开发和装备。日本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甚至表示，如果政府修改目前的“防卫战略”，他们的企业完全有能力造出与“先发制人”政策相匹配的各类进攻性武器。其中，三菱、东芝等多家公司组成的日本航空航天开发事业集团研究开发了具有较高水平的E-767预警机、F-2战斗机、OH-X直升机，并自行研制了XAAM-4型中程空对空导弹，其性能超过美国最先进的同类导弹。(25)日本在2000-2005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提出，海上自卫队将建造两艘1.35万吨级护卫舰。航空自卫队将改进F-15战斗机的自动警戒控制系统，并引进四架空中加油机，提高战斗机的远程作战半径。2002年9月，日本成功发射H-2A火箭，标志着其火箭技术已经进入世界领先水平。在此基础上，日本将发射四颗军事侦察卫星，用于监控全球配合自卫队“远程作战”。(26)2003年度日本《防卫白皮书》提出，2004-2005年财政拨款2000亿日元购买PAC-3型“爱国者”导弹系统以及美国的“标准”三型导弹。2004年12月，日本2005-2009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则提出，着手研究进攻型精确制导远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并将这种导弹作为反击手段，以抵御敌人对距本土数百公里的孤岛进行进攻。(27)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海公海海域发现1艘“可疑船只”，立即派遣14架飞机、20余艘巡逻舰、宙斯盾舰和一艘护卫舰主动出击，不仅击沉了该船只，而且造成2名船员死亡、15人落水。
第二，强调“防御”的作用。二战中，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使日本遭受沉重打击。这对日本军事战略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战结束后，日本格外关注各种可能发生的、对本土安全构成威胁的不稳定因素。其军事战略的重心也从一味强调进攻转移到本土防御上来。冷战后，虽然日本一意孤行地制定了具有明显进攻意图的“先发制人”战略，但与一味强调进攻的“攻势战略”相比，日本在重视进攻的同时，又十分注重保障本土安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尽管美国提出的导弹防御计划遭到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但日本还是积极与之共同研制开发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指出，由于日本缺乏防御朝鲜导弹袭击的能力，因而需要和美国一道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他还声称：“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是我们的主要选择之一，我们应该积极建设这一系统。”(28)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也声称：“为确保我们有能力应付未来的弹道导弹威胁，继续推进日美共同研发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是正确的做法。”(29)
需要注意的是，冷战后日本军事“防御”的目的不仅是保卫国家安全，而且也是为实施“先发制人”战略提供有力后盾。导弹防御系统可以使日本在军事保护伞的保护下，更加有恃无恐地发动进攻。2003年5月31日，石破茂就直言不讳地声称，“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不仅作为防御手段，而且作为遏制手段都具有意义”(30)。
注释：
①2001年以来，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韩国频繁接触，积极筹建“四国机制”，企图制造一个“亚洲版北约”，插手地区事务。
②『改革者』1991年10月号。
③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05頁。
④福冈政行：《无海图的日本政治走向何方》，《日本问题资料》1992年第3期。
⑤『赤旗』2004年1月10日。
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将日本纳入遏制共产主义的“太平洋沿岸岛屿链条防卫线”。由此，在“鹰派”和“鸽派”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自主防卫”与“集体防御”战略选择的争论。第二次是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全面复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助长了日本的“大国意识”，再次引发了两派之间关于“自主防卫”与“专守防卫”的争论。第三次是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鹰派”与“鸽派”围绕《防卫计划大纲》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第四次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两派关于冷战结束后日美军事同盟存在的必要性展开了争论。
⑦『時事解説』2004年4月6日。
⑧参见江新凤：《日本战略思维探究》，《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4期。
⑨《华盛顿季刊》2002年春季号。
⑩转引自〔美〕《行列周刊》2003年1月21日。
(11)『週刊現代』2004年11月8日号。
(12)『時事解説』2004年4月6日。
(13)日本防卫厅：《日本防卫白皮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14)『日本経済新聞』2002年12月29日。
(15)中新网2004年9月15日电。
(16)尽管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官房长官细川博之等人一再辩称“没有强调中国威胁论”，但是，日本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日本的防卫大纲首次变相提出“中国威胁论”。参见《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12月12日。
(17)美联社2005年12月22日电。
(18)『軍事研究』2003年1月号。
(19)记者提问：“假设中美之间真的因台湾问题而发生纠纷或武力冲突，那么，美军的舰队极有可能从驻日海军基地出发，奔赴台湾海峡。那时，面对外来干涉，我想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肯定首先想到用导弹摧毁美国的驻日海军基地，断其后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如何应对？”石破茂答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首先要行使‘个别自卫权’，因为美军遭到袭击。同时，由于袭击了日本领土，日本也会行使‘个别自卫权’。”参见王屏：《与防卫厅长官谈“有事法”》，《澳亚周刊》2003年9月号。
(20)参见大洋网2003年6月9日。
(21)参见《纽约时报》2004年9月24日。
(22)参见《联合早报》网站，2005年12月24日。
(23)『朝日新聞』2003年2月13日。
(24)参见新华网东京2004年3月24日电。
(25)参见武圣：《设立专门军工机构 武器性能国际领先》，《环球时报》2003年4月30日。
(26)参见《参考消息》2002年11月28日。
(27)『読売新聞』 2004年12月3日。
(28)中国日报网，2003年2月13日。
(29)《联合早报》网站，2005年12月24日。
(30)《参考消息》200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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