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研究：评价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政治教育论文,学科论文,评价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02-0030-06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正式确立到今年已有30个年头了。1984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宣告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正式确立。30年来，经过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其他学科领域专家与学者的提点和帮助，本学界广大同仁的辛勤努力，本学科建设突飞猛进，在学科理论研究、学科点建设、专业建设、学生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步。然而，在纪念学科成立30年之际，我们还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本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期今后能够纠正这些不足。本文在这里主要围绕学科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对这些问题是否能成为“问题”进行专门解读，可能还有一个见仁见智的过程，不可能形成共识，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研究成果的粗略评价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方面，30年的理论建设主要循着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等几个大方向进展，形成了许多研究文献和理论成果。仅就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来说，它又主要体现在教材、专著和研究论文三大方面。从反思的视角看，这些理论研究成果的表现形态还不够丰富，大量的是在经验总结的层面上浮现，缺乏学理性和学术性凝练。因此，今后学科理论研究学理指向的首要努力方向就是不断提升理论研究的层次，凝练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
我们认为，在学科初创时期，人们为了改变学科研究成果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经验总结风格，同时又充分表达出对学科主要理论进行学理探索和逻辑思考的意图，使其更加突出鲜明的学理意蕴和学科色彩，从而将最初的研究成果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并编撰相应的教材。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这种处理是有学术远见的，明确了学科发展的学术性定位。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学”较之“思想政治教育”仅一字之差，却表征着这门学问究竟是需要学术学理性的建构还是仅仅停留在工作操作意识层面的区别。因此，学科初创时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建构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意义，为学科建构奠定了初步基础。
学科初创时期由于当时学科理论赖以生成的研究文献资源以及研究者自身认识和研究能力的局限，乃至实践方面的经验积淀不够，使得初创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无论在学科视野、研究方法，还是在理论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足。总的来说，经验性研究的特征仍比较凸显，缺乏学理性研究的深刻意蕴，与其他学科相比，学科性、学术性不强。
在之后多年来的学科发展中，最初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表述方式和研究范式几乎成为一种“定式”。30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学方面的教材搞出了很多，有关专著也推出不少。就教材而言，这些年来各地编撰了不少同类教材，算来起码也有二三十种之多，它们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或称“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等。从内容体系上看，仔细比较后发现有一些区别，但在其概念内涵、内容体系、基本结构、表现体例等主要方面大同小异，并没有很大的创新性、突破性、拓展性。这就难免使人们感到学科创新的气息不够浓郁。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的成立，以及一批具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的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专题性研究得到加强，这不失为一种好势头，但专题研究的总体状况仍不够理想。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大量出笼，不断推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学术专著，改变了原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偏重教材建设的状况，并且形成了研究题材和研究风格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格局。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即人们的研究更多偏好于一些跨学科的领域和问题，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本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甚至基础理论的研究，则由于其难度太大而变得少人问津。这种研究难度既表现为基础理论研究本身的艰深，还表现为这种研究需要突破原先格式和定势的影响。
如何从原先大而全又缺乏精深的这种研究格式和定势中汲取合理的东西，同时又要从中“跳出来”，成为学界同仁经常考量的一个问题。这些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状况显示，其研究领域已基本固化，结构没有多大变化，仅仅是内涵上作少许的增补，对一些新问题和新的社会精神现象缺乏研究，或者即便有相关研究也缺乏解释力和现实针对性。这种定型定式究竟意味着保守还是意味着成熟，看来还是一个值得计较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使人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中如何创新的问题，或者至少对以往的研究定式与表述观点有所超越。从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形态入手，思考如何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学理指向，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学理指向的形态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有多种形态，主要表现为本体形态和方法论形态两种。学科理论研究的本体形态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成果本身表现的理论特征与理论表述的抽象程度，这些理论研究可能表现为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等三大方面，它们各自又有不同的更具体的表现形态，如表层理论方面的政策研究、工作研究、经验总结等。而方法论形态是指这种研究成果在分析方法上所体现的层次等级，我们不妨采用布卢姆的分析理论将之分为抽出要素、抽出关系和抽出结构原理等三层。两大形态之间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我们这里提出的学理指向，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要注意不断丰富本体形态和提升分析层次，并且通过研究本学科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和学科难点来凸现这种学理研究趋向。
1.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要注意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三者的统一和专门化的深入研究
关于理论“硬核”，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曾经作过专门论证，他主张用“科学研究纲领”作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评价科学的进步。他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理论体系。它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理论体系就会受到反驳或否定。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所谓反面启示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研究中“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论规则。所谓正面启示法，则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论规则。[1]
我们可以将上述理论改换一种说法，即一个立得住脚的学科之理论体系，应该有三部分构成，即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理论硬核居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起统摄作用；而中层理论则起连接理论硬核与表层理论的作用，它一方面对理论硬核起保护、辩护和具体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支持、涵养、修补受到外部冲击而不断破损的表层理论的作用；表层理论则在外围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保护、调整、修复、更新等。三种成分有不同的特征，理论硬核基本是稳定不变的，是不容怀疑有时甚至是不可定义的。而中层理论则成为一种既有稳定又有变化的“缓释缓冲带”，过于抽象的理论硬核内容经由它的诠释或转渡可以变得具体而明确，而外部实践对理论硬核所发起的质疑、否定与冲击则经由它的解释而得以和缓、化解或消退，同时中层理论又会不断支撑、修复和调整受到外部环境强力冲击、经常处于破损状态的表层理论，让它们继续发挥具体化、世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解释、安慰、排解、说服、激励等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是否应该存在如上的结构和如何形成这样的结构，本身是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分层理论同样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那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的结构分析可以分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
从狭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含核心概念或元概念)和基础理论(不容置疑的一些基本理论)，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硬核理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性理论的揭示及其解释工具或方法论意义方面的理论，构成其中层理论。而思想政治教育的上述理论在实践活动中化为工作指南、政策、措施、要求、计划等实际工作运行的理论依据，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表层理论。
从广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层理论除上述学科理论体系外，还意含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理论分层。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特定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社会实践方式或工具，其内容体系的“理论硬核”应该是指特定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基于核心价值体系生成的其他思想理论以及传输这些教育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运行机制和方法，则扮演“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的角色，亦即起保护带和方法论规则的作用。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亦即理论硬核)是“仁”，而由“仁”又展开“义、礼、智、信”等次级价值，这些次级价值中又各自包含着丰富的价值内容和行为规范要求，它们构成了一个丰富庞大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价值体系中，存在着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三者的关系。同时，为了实现这种价值目标，古代中国社会中又形成了一整套教化理论、制度与仪式，它们主要是作为某种工具性理论而存在的，是为意识形态充分发挥作用而服务的，因此它们本身不是这套价值体系中的理论硬核。当然，就一定意义看，我们现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结构还不甚明了，它的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理论结构体系，这是值得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逐步凝练和逐渐认识的。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既需要区分不同的理论层次，并加强各个层面的专门研究，同时也需要兼顾与统辖各个理论层面的研究。
2.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要提升分析层次
根据布卢姆等人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有关理论，[2]我们平时所说的善于“分析”，可以表现为三个层次，即抽出要素、抽出关系、抽出结构与原理。这里所指的抽出要素，尽管是分析的第一层次，但依然有其丰富要求。首先，我们必须找对要素；其次，我们必须对要素进行不断递进的连续细分。而现今人们可能一开始就是对事物进行笼而统之地认知，连要素都提不出来。即使能提出要素，则可能也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程度，无法做到进一步细分。比如，我们在学生素质发展方面早已提出德、智、体、美等要素，但对它们的进一步细分，如“德”包括哪些要素、“智”包括哪些要素等问题缺乏进一步的追问和系统的研究。在抽出关系方面，我们的研究也做得比较欠缺。比如，我们现在对上述要素即德、智、体、美四方面的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是搞得那么明白，如德育与美育、德育与智育、智育与美育是什么关系等，缺乏必要的研究。我们还要看到，如果我们分析的对象越复杂，它所包含的要素越多，它所内含的关系也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抓住那些最本质、内在和必然的关系展开研究，而舍去一些非本质、偶然、表面、临时的关系，才可能达到结构与原理层面的分析。
依此来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分析层面实际上是不高的。大部分仅仅处于抽出要素的层面，而缺乏关系分析。比如，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内容、途径、方式、方法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但缺少对各要素和环节之间关联性的深究以及将它们综合起来作整体性研究。受此分析程度的限制，所获得的结构与原理方面的理论成果也就不那么丰富。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学理指向的主要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时，需要更加明确学理性指向。在当前尤其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1.要界分诸如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由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
一般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最内在和本质关系以及表征这些内在、本质和必然关系的基本概念(最抽象概念)之间联系的一门学问，它从哲学的视角和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进行哲学分析两者相结合的层面，着重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依据、本质特性、教育范式等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构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而言具有“顶层设计”的意蕴。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还应该研究有关概念预设及其意义，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使用着许多概念，其中包括范畴、核心概念和一般概念等，它们实际上是人们用于解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但它们能否实现“解释”的任务，它们是否堪称“理论硬核”，并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即其中有些概念有效，有些概念则缺乏解释力，因此需要对这些事先预设的概念进行意义评价(包括内涵、外延的界定，在学科内的功能定位和价值等)，这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既然称之为“原理”，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就应该跟一般的概论有所区别，跟教育哲学也有区别，或者至少说它们在研究内容上应该有所分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应该是精要阐述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活动及其基本理论的一门学问，它主要倾向于形而上或本质学意义的解读。而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应该是粗略反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状况的一门学问，主要偏重于现象学意义的解释。
上述三者有联系又有区别。但目前我们对三者的关系缺乏适当的区分，并且在实际上也没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大量是“概论”属性的东西，即便是一些自称“原理”的本子，实际上也基本停留在“概论”的水平，包括我们当下的讨论也不可能超越目前这种格局。
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的专题研究，而不再像以往那样总是追求一个拥有庞大体系、面面俱到、但不够深入的平面性研究?这些年来已有一些专题研究成果出现，使这种努力初见端倪，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沈国权，2002)、《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沈壮海，2007)、《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研究》(徐志远，2009)、《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金林南，2013)等，但专题研究的总体状况不够理想。
2.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亟待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第一，要着力研究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所规定的一些理论问题及其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
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看到，这里所说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包括意识形态掌控力的“现代化”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说，如何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关能力，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断进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深入人心并指导人们的言行，因而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进一步提升生产与再生产思想、价值的能力，包括推陈出新，及时汲取外部资源和共同价值的能力；要增强理论诠释能力，特别要注意解说道理的自圆其说和合逻辑性；要不断发展现代沟通能力，充分运用平等交互沟通或互应沟通，而不是传统的“我训你服”、“我打你通”等训诫式的“宣传”路子；要善于用最简洁明了的方式说明真相和披露事实，从而达致沟通目的(沟通信息、增进感情、改善关系等)，要培育和发展自我超越能力，即不能老习惯于在观念领域打圈圈，而要善于将一定的思想与价值转化为法治、制度、公共政策，转化为良好的行为方式，同时又要注意从良好的制度运作中凝练出优秀的制度精神，等等。
第二，要着力研究青年学生“三观”形成的一般过程及其主要环节与演进条件。
可以认为，有关“三观”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一种教育活动，其间可能暗含着理论创新的机遇。这里所说的“三观”，既可以指大的方面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可以指小的方面的三观，即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大学生的“三观”如何健康发展，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需要看到，作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美国，实际上也重视学生的政治观、道德观方面的教育，并由不同的学科人士在进行着专门的研究，如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研究方面有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杰克·丹尼斯、赫伯特·海曼等人，而在道德教育方面有科尔伯格、拉思斯、谢弗、库姆斯、麦克菲尔、里考纳等人，这些研究领域相互之间暂时还没有发生某种学术交集，而是分头开展着研究。而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搞综合性、整体性研究，将“三观”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解读。这样的做法既有好处，又存在着粗放研究的问题。这里当然可以存在两种基本模式的选择：学科研究究竟是先综合、再分化，并在分化的基础上形成高度综合，又在高度综合的基础上再进行更高的分化、不断循环发展为好，还是先分化、再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再行高度分化，又进行更高度的综合、不断循环发展为佳?对此可能不可一概而论。我们目前采取的“先综合、后分化”的研究方式，可能失灵，但也可能有理论创新的空间。
再细化地看，青年学生的“三观”各自的形成过程及其环节又有什么特殊性和普遍性?在此过程中有哪些干涉变量的作用?这些变量对“三观”形成的影响权重是怎样变化的?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在这种形成过程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都是连在一块的。
第三，关于大学生信仰问题及其有效教育的研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难题。
一般而言，信仰是关于最高的(或极高的)价值的信念。一方面，信仰是一种信念，它具有信念的基本特征，是人们对于某些尚未被证实的事物状态或事物属性的确信，是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奉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指南，也是一个人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根本原则和核心态度。另一方面，并不是一切信念都成为信仰，信仰是信念的一种特殊的、强化的、高级的形式。这主要表现在：只有极高或最高价值的信念才能成为信仰；信仰在两种意义上强化了信念，在内容上信仰把无数个信念融为一个系统，在作用上比信念对主体的影响更强烈。成为信仰的信念更能调动人的全身心，包括意志、情感、智慧和力量等，去为之奋斗。信仰有其丰富的构成，依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形成不同的构成要素。从内容看，可以有政治信仰、道德信仰、宗教信仰、人生信仰、民间信仰等；从层次看，可以有理性信仰、知性信仰和感性信仰等。信仰的不同构成在整个信仰体系中有其不同的作用，可能存在着如下的状况：政治信仰是方向，道德信仰是基础，人生信仰是主体，社会(民间)信仰是异化表现，等等。据近年来大量社会调查的数据以及人们的社会经验表明，大学生信仰问题已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学生信仰问题的主要状况是：政治信仰在不断式微，人生信仰在苦苦探索，道德信仰在反复调适，宗教信仰在悄悄滋长，社会(民间)信仰在不断激活。
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内涵和要旨无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确信。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看，包括了政治信仰、道德信仰等内容，但与个体的人生信仰的追求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根据矛盾学说，事物之间必须具有同一性才具备转化的可能。如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只有对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确认，而缺乏对无数个体利益的关怀的话，那么这种价值体系要持续地对个体发生影响力是比较困难的。再从有选择的注意力视角看，由于组织和个人出于不同的视角，也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和立场，因此其注意力甚至视角都有各自的选择。大学生平时生活所接触的社会因素绝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的因素，在这种基础上，要让他们时刻关注那些非日常生活的要素如政治生活和国家大事，决非易事。因此，认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问题，是教育中必须突破的难点。
四、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使命和未来走向
综上所述，明确学理性指向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深化和创新的重要基础，为此，需要在未来学科理论研究的总体策略和方向上作进一步的调整。
1.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需要改变经验论的研究范式和习惯思维方式局限，强化研究的学理性。这并不意味着不要重视对实际问题的研究，而是说即便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问题，也要善于从学科学理的角度，善于利用丰富的学科知识，去分析研究问题，寻找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路径。
2.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需要更多走向专题分化研究。从学科发展规律看，在初创阶段整体性的却比较粗线条甚至混沌的综合性研究基础上，有必要进入分门别类的分化研究阶段，即进行专门化、精细化的研究，随后再走向新的综合性研究。我们认为，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正处于需要加强分化研究这一阶段。
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需要拓展跨学科的视野，重视学科交叉性研究，通过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叉学科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学科视野偏窄、思维方式单一的问题阻碍着其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汲取其他学科的有价值的学术资源是十分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需要重点发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交叉性学科。若从学科交叉的角度看，它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和深层次融合；而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发展的整体进程看，这个过程也是其分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