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以其南进中原作战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丹论文,辽代论文,中原论文,作战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7）04—0085—07
自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元立国，到公元1125年天祚皇帝耶律延禧被金兵俘获，契丹辽国在中国北方大地上雄踞了二百余年。有辽一代，其南，先后与中原五代诸政权及北宋王朝南北对峙；其西，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东西并立；其东，与朝鲜半岛的高丽山水相连；西北和北部，还散布着一些时附时叛的游牧部族。可以说，在契丹辽国的周边，多数时间是强邻环峙，虎视眈眈，正如《辽史》所言，是“居四战之区”[1](卷46《百官志二》)，那么，一旦相邻、对峙的双方既得利益失衡，血腥的战场厮杀即在所难免。尤其是在辽代前中期，契丹铁骑曾多次南进中原与五代诸政权和北宋王朝的军队作战，更是这一时期辽朝对外战争的“主要内容”。
我们说，战争的胜负除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及人心向背等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外，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是相当的重要，特别是气候环境，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直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检索相关史籍资料即不难发现，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其南进中原与五代诸政权及北宋军队作战的胜负结局的影响，也是辽代战争史和军事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论题。笔者不揣浅陋，钩沉史料，拟对此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古代北方草原干冷气候环境下形成的契丹人喜凉惧热之特殊体质
契丹源出鲜卑宇文部①，公元4世纪末，兴起于东北西部的草原、丘陵地带。《辽史》云：“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族同类，东部鲜卑之别支也，至是（指元魏时）始自号契丹。为慕容氏所破，俱窜松漠之间”[1](卷63《世表》)。“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1](卷32《营卫志中》)。可见，“松漠之间”当是契丹人的发祥之地，其大致地理位置即为今西辽河上游的西刺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及其以北一带。西刺木伦河和老哈河在辽代时被称为潢河和土河，《辽史》中的一则关于契丹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即发生在潢、土二河的交汇处：“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卷37《地理志一》) 此亦进一步证明，今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东部的西辽河上游及以北之广阔草原、丘陵地带，即是契丹民族形成及发展壮大的主要活动地域。
从具体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状况看，这一地区西与蒙古高原相连，东抵大兴安岭山脉，北至呼伦贝尔草原，南邻努鲁儿虎山和七老图山，属于北半球的中高纬度地区，加之这一带地理海拔相对较高，属大陆季风型气候，年、日温差较大，冬春多风沙，年均降水量少，所以，便形成了这里气候的较寒凉和干燥之特征（指在总体的年平均气温和湿度状态下）。这一地区的这种气候特征在辽代历史文献中也是有所记载的。如《辽史》即云：“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盖不得与中土同矣。”[1](卷60《食货志下》)“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1](卷31《营卫志上》)“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卷32《营卫志中》)。此外，在辽代前期到过契丹腹地的中原人的《笔记》里，以及此后使辽的北宋人的《语录》中，亦有相类之记述。如五代时中原人胡峤曾在契丹辽地生活了七年，辽穆宗应历三年（953）才逃归中原后周，他在《陷虏记》中即记述：“……至黑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2](P8)。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人路振出使契丹辽国，他在《乘轺录》中也记载说：“（中京）西至炭山七百里。炭山，即黑山也。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中京）西北至荆头五百里，地苦寒，井泉经夏常冻”[2](P20)。辽道宗大康元年（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人沈括出使契丹辽国，他在《熙宁使虏图抄》中描述辽地大安山一带的气候状况时亦言：“四月始稼，七月毕敛；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陨霜，三月释冻”[2](P85—86)。尽管以上这些契丹辽地“寒冷”的记载不排除其中有的可能是因该地区特殊的地理“小环境”（如海拔相对较高等缘故）所造成，抑或有某些中原人先入为主的惧寒之心理因素掺杂其中，但经综合分析，以及与这一地区的当代气象资料做一比对，我们即仍可以判定辽代及辽代之前这一地区的气候确有寒凉干冷之特征。据1963年的《内蒙古农牧业资源》一书记载：“大兴安岭北部约在十月下旬（距地表）20厘米开始冻结，内蒙古高原地区为十一月上旬。解冻日期大部分地区在三月下旬，北部为四月上旬，向北更推迟到四月中旬或以后”[3](P20—22)。可见，这一记录与八百多年前宋人沈括所言“七月陨霜，三月释冻”已颇为接近。对辽金时期西辽河上游地区农牧业地理颇有研究的韩茂莉教授曾听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青格勒先生介绍说，辽庆州遗址附近背阴的山沟盛夏七月还有冬季未解之冰，这与宋人路振所记辽代黑山地区“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现象极为相似[4](P150—151)。
契丹腹地的寒凉干冷气候环境，也必然造就并形成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特殊的喜凉惧热之体质特征。即如《辽史》所云：契丹人“善战，能寒。”[1](卷34《兵卫志上》)《契丹国志》亦言：契丹人“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5](卷23《兵马制度》)。
说契丹人“天生”地惧怕炎热和喜好凉爽，可以用以下两个具体的史例来佐证之：
其一，有辽一代的契丹诸帝，在每年盛夏时节进行的“夏捺钵”活动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寻找合适的地点去避暑，史称坐夏“纳凉”[1](卷32《营卫志中》)。
本来，位于中高纬度的两河（潢河、土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即便是在盛夏时节，其气候的炎热程度和持续时间，也难与中原地区相比，但辽代的契丹族皇帝及其他契丹贵族们，仍忍受不了这里的短暂“暑热”，每至盛夏，仍要奔赴避暑的“夏捺钵”行宫驻地，一直住到金风乍起的初秋时节才离开。《辽史》记载了辽代后期道宗皇帝耶律洪基的“夏捺钵”避暑、议政等活动情况：“夏捺钵无常所，多在吐儿山。道宗每岁先幸黑山，拜圣宗、兴宗陵，赏金莲，乃幸子河避暑。……子河在吐儿山东北三百里。怀州西山有清凉殿，亦为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南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1](卷32《营卫志中》) 除上述道宗皇帝“夏捺钵”的避暑地“吐儿山”、“子河”、“怀州西山”外，根据《辽史》“本纪”及“游幸表”等史料记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到天祚皇帝耶律延禧，辽朝立国二百余年间，其他契丹皇帝的“夏捺钵”纳凉地点还有多处，如辽太祖的“室韦北陉”②、辽太宗的“沿柳湖”和“频跸淀”、辽穆宗的“玉山”、辽景宗的“燕子城”和“冰井”、辽圣宗的“炭山”和“永安山”、天祚帝的“散水原”，等等。此外，宋人路振在其所著《乘轺录》中亦言：“虏（契丹帝、后）小暑则往凉殿，大热则往刑头，官署部落咸辇妻子以从”。我们知道，契丹辽国之军政有“行朝”之特色，尽管辽代契丹皇帝“夏捺钵”时于“纳凉行在所”要举行“南、北臣僚会议”[1](卷32《营卫志中》)，商议军国大事，但谁都不能否认，捺钵“坐夏”，亦正是契丹贵族逃避盛夏时节炎热天气的一种“制度化”举措。
其二，辽太宗耶律德光灭五代之后晋，因恐惧那里盛夏的酷热，只好弃中原而“北归”。
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十二月，南下的契丹铁骑，在耶律德光的亲自指挥下，用武力一举推翻了10年前由他亲手扶持建立的石晋政权。契丹灭晋，耶律德光也于大同元年（947）正月，“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并“以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府”；二月，又将国号“契丹”改为“大辽”，同时还“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1](卷4《太宗纪下》)。所有这些，已俨然是一种欲占晋之地后迁都、将统治中心南移中原的架势。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后，耶律德光便率文武百官和大部分军队，带着从后晋皇宫搜刮的“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仗”等，[1](卷4《太宗纪下》) 匆忙离开了汴都开封，北上“归国”。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原地区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具有喜凉惧热特殊体质的草原契丹人将无法忍受那里的酷热，所以，辽太宗耶律德光便决定忍痛割舍之，就连原本欲雄心勃勃一统中原之宏愿，也不得不放弃而另做打算了。我们从耶律德光北归途中对其侍臣所讲的一番话中即可窥其端倪。他说：“（辽灭晋）所归顺凡七十六处，得户一百九万百一十八。非（若不是）汴州炎热，水土难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镇州为中京，以备巡幸。欲伐河东，姑俟别图。”[1](卷4《太宗纪下》) 耶律德光因恐惧中原盛暑酷热而弃汴北归，《契丹国志》的记载更加明确：“帝（耶律德光）谓晋百官曰：‘天时向暑，吾难久留，欲暂至上国省太后。’”[5](卷3《太宗嗣圣皇帝下》) 就连时任辽朝中书令、正在辽太宗身边的汉官赵延寿也建言：“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5](卷16《赵延寿传》)。“上国之人”指的即是契丹人。的确，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契丹人，对本是凉冷之地的两河流域的夏季短暂之暑热都要寻地而避之，更何况是中原腹地炎炎烈日下的漫长的夏季之酷暑了。也正是由于契丹人“天生”具有在北方草原凉冷气候环境下形成的喜凉惧热之特殊体质，也才有了契丹骑兵南进中原作战时的战略性“季节选择”之举措。
二、契丹骑兵之特殊装备——战马、弓箭、人与马的披甲等对气候环境的特别要求
古代骑兵不同于步兵，其装备比较复杂而特殊，并且，这种复杂而特殊的骑兵装备，对行军和作战时的气候环境及由之而衍生的地理环境等，都有比较特别的要求。辽代契丹骑兵亦不例外。
首先是契丹骑兵的坐骑——战马对气候环境的特别要求：喜晴干忌雨泞。
战马之四蹄为实心圆柱形，每蹄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很小，所以，战马行走之“路”的地形条件应以平坦、干硬为最佳；相反，若雨天道路泥泞，必使马蹄深陷淤泥之中，是为骑兵行军作战之大忌。古代兵家都对出征作战的驾马兵车和骑兵战马不适雨天道路泥泞之气候及地理环境早有论述。如《吴子·应变第五》中即有：“武侯问曰：‘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为之奈何？’（吴）起对日：‘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六韬·犬韬·战骑》亦云：骑兵行军作战有“九败”，其中之一便是遭遇“污下沮泽，进退渐洳”。“沮泽”，即指水草茂盛的沼泽；“渐洳”，是为植物腐烂而形成的泥沼。同理，辽代时契丹骑兵行军作战最忌讳的当然也是遭遇因连日阴雨而造成的道路之泥泞，于此，我们可以从当时北宋的北疆边防设施的建设来证明之。北宋时，为严防契丹骑兵南下越界侵扰，宋人曾沿辽、宋白沟河一线之边界内，自西（起自太行山东麓的保州）向东（至海边）的数百里边防线上，利用自然形成的陂泽和人工开凿的沟渠，再加上与之相连的“西线”（太行山以西）之“榆塞”，便构筑了一道东西向的有效抵御契丹铁骑南进侵扰的天然屏障[6]。关于宋人主张利用气候环境及其衍生的地理条件御敌，以及建设防御契丹骑兵侵扰的“水防”（陂泽、塘泊）工程，《宋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中多有记载。如宋太宗朝，宰相宋琪（此人曾仕辽，在燕王赵延寿府中做过幕僚，后投中原，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曾上《平燕蓟十策》，在第四策“备边”中即明确指出：“中原（指北宋）所长：夏秋霖霔，天时也；山林河津，地利也……乘时互用，较然可知”[7](卷264《宋琪传》)。还有，时任知沧州节度副使的何承矩亦曾上书宋太宗赵匡义，请求利用北部边界一带的天然陂泽，再加上人工开凿的塘泊、水渠等，使之联网成片，即“可以遏敌骑之奔轶。……太宗嘉纳之。”[7](卷273《何承矩传》) 至宋真宗咸平年间，何承矩再次书奏真宗皇帝，主张“用地阵而设险，以水泉而作固，建设陂塘，绵亘沧海，纵有敌骑（契丹骑兵），安能折冲？……今顺安西至西山，地虽数军，路才百里，纵有丘陵冈阜，亦多川渎泉源，因而广之，制为塘埭，自可息边患矣。”[7](卷273《何承矩传》) 此间，在宋廷的人力、物力支持下，何承矩还亲自主持了这一带的“水防”工程建设。尽管如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陂塘之水“穷冬冰坚，旱岁水竭，亦可以济，未为必安之地”，但遇到多雨的年份，陂塘蓄水，仍可“以少兵控扼之”，使“敌骑无以过矣。”可见，在宋人的理论与实践中，多雨季节的气候环境及其所衍生的泥泞地理条件，对契丹骑兵行动的阻御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是契丹骑兵的常用兵器——弓箭对气候环境的特别要求：喜干忌湿。
生活在北方草原、丘陵地带的契丹人一直以渔猎和游牧为其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谓“控弦之士”，指的即是擅长骑射的契丹男子，正如《辽史》所言：契丹人“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1](卷59《食货志上》)“挽强射生”，表明契丹人狩猎时使用的常规兵器正是弓箭。此外，在《辽史》所载之契丹“正军”每人自备的军用物品中，亦有“弓四，箭四百”[1](卷34《兵卫志上》)。契丹骑兵所使用的“弓”，虽如《燕北杂记》所称是为“燕北胶弓，坚劲不易折”，然其弓“弦”却是用牛、马等动物的皮革制成的，其弛、张程度，与气候环境即息息相关：天晴空气干燥，弓弦绷紧，将帅、军卒均可正常拉弓放箭；若遇天雨潮湿之气候环境，弓弦弛懈，便会大大影响箭的射程和命中率，甚至出现无法正常张弓放箭的现象。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即记载了一则因天气缘故导致契丹骑兵无法正常使用弓箭而被宋军击败的真实战例：宋真宗咸平四年（辽圣宗统和十九年，1001）“十月甲寅，（宋）北面前阵钤辖张斌与契丹遇于长城口。时积雨，敌（契丹骑兵）弓用皮弦，皆缓淫。斌击败之，杀获甚众。”[8](卷48)
复次是契丹骑兵的防护装置——人、马之披甲对气候环境的特别要求：喜干凉忌湿热。
据《辽史》记载，辽代契丹骑兵披铁甲，战马亦披铁甲或皮甲，并且“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1](卷34《兵卫志上》) 等亦均由军卒自行筹备。辽代契丹骑兵将卒和战马均披铠甲，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保护人、马在作战过程中免受或减少来自敌方兵器的伤害。但是，披甲也无形中极大地增加了人、马身体的负重。据《宋史》记载，宋代提举军器所制造的军士全装甲，每袭45斤—50斤[7](卷197《兵志·十一》)。另据孟古托力（孟广耀）先生考证，中国古代一袭完整的战马铁甲具装，重约80斤—100斤[9]。辽代契丹骑兵之人、马甲具重几许？史料没有记载，估计与宋代或其它朝代相比，也不会有较大的差别。契丹骑兵人与马如此沉重的披甲负担，如果在雨季行军或作战时遭遇降雨，甲片缝隙及甲片与身体之间会蓄水，其负重之增加，可想而知，那么，在如此情况下，肯定会影响骑兵战斗力的有效发挥。还有，如果是在炎热的夏季行军作战，顶盔披甲的骑兵将卒和战马，很快就会大汗淋漓，因脱水而中暑，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
三、因契丹骑兵对气候环境的特别需求而催生的特殊战略之则规——“主动”南进中原作战的季节性选择
由于生活在较高纬度的草原契丹人形成的喜凉惧热之特殊体质，以及契丹骑兵的特殊装备——战马、弓箭、人与马的披甲等对气候环境的特别要求，因而，便自然催生了有辽一代以骑兵为主的契丹军队“主动”南进中原作战时的特殊战略则规——尽量避开多雨、炎热的夏季，选择少雨、干燥和凉爽的深秋至初春时节。关于这一特殊战略规则，《辽史》中即有明确记载：“其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三路往还，北京会兵。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出兵）以正月，秋（出兵）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1](卷34《兵卫志上》)。此外，天显十一年（936）七月，五代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曾遣使乞请契丹军队南下助他灭唐立晋，辽太宗耶律德光即“复书”明确答复他“以俟仲秋”才能兴兵进击[5](卷2《太宗嗣圣皇帝上》)。亦可证。
《辽史》“本纪”比较详细、具体地记述了契丹军队每次南进中原作战的史事。以下，笔者选择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辽代前期太祖、太宗两朝契丹军队“主动”南进中原与五代诸政权军队作战之记录，从中我们即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契丹军队“主动”南进中原作战时确有“季节性选择”之实际。如：
太祖五年（911）三月，契丹军队“略地蓟州”。
太祖六年（912）二——三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征刘守光。……至自幽州”。
神册元年（916）十一月，契丹军队攻蔚、新、武等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
神册二年（917）二——三月，契丹军队攻晋新州等地，“刺史安金全遁。……斩首三万余级，杀李嗣恩之子武八。”
神册二年（917）四月，契丹军队攻幽州，“不克。”
神册三年（918）正月，耶律阿保机“以皇弟安端为大内惕稳，命攻云州及西南诸部。”[1](卷1《太祖纪上》)
神册五年（920）九——十月，契丹“皇太子率迭剌部夷离堇汙里轸等略地云内、天德。……节度使宋瑶降。”
神册六年（921）十——十二月，耶律阿保机“率大军入居庸关。……下古北口。分兵略檀、顺……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
天赞元年（922）二月，契丹军队“复循幽、蓟等地。”
天赞元年（922）四月，契丹军队“攻蓟州，拔之。”
天赞二年（923）四——五月，耶律阿保机“命尧骨攻幽州。……节度使符存审遣人出战，败之。……尧骨抵镇州。”
天赞三年（924）正月，耶律阿保机“遣兵略地燕南。”
天赞四年（925）二月，耶律阿保机谴“萧阿古只略燕、赵还，进牙旗兵仗。”[1](卷2《太祖纪下》)
天显四年（929）十月——天显十二年（937）正月，契丹军队“入燕门，次忻州、太原。……（唐将）敬达、光远大败，弃仗如山，斩首数万级。”[1](卷3《太宗纪上》)
天显九年（934）九——十一月，契丹军队“次云州，拔河阴。……略地灵丘。……围武州之阳城，阳城降。”
天显十一年（936）九月——天显十二年（937）正月，契丹军队“入燕门，次忻州、太原。……（唐将）敬达、光远大败，弃仗如山，斩首数万级。”[1](卷3《太宗纪上》)
会同六年（943）十二月一会同七年（944）三月，耶律德光谴“赵延寿围贝州，其军校劭珂开南门纳辽兵，太守吴峦投井死。……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晋兵驻澶渊。纵兵追及，遂大败之。”
会同七年（944）十二月——会同八年（945）三月，契丹军队“南伐，次古北口。……围恒州，下其九县。……分兵攻邢、沼、磁三州，杀略殆尽。……师拔祁州，杀其刺史沈斌。”
会同九年（946）九——十二月，契丹军队南下，“赵延寿与晋张彦泽战于定州，败之。……进围镇州……南院大王迪辇、将军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间道以进，杜重威遣贝州节度使梁汉璋率众来拒。与战，大败之，杀梁汉璋。……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所部二十万众来降。（晋灭）”[1](卷4《太宗纪下》)
以上所列举太祖、太宗两朝契丹军队“主动”南进中原作战计19次，其中，选择在深秋九月至次年初春三月之间南进中原作战的有16次，约占全部“主动”出征次数的84％；而选择在夏季四月至八月南进中原作战的仅有3次，约占全部“主动”出征次数的16％。并且，契丹人的这种选择秋、冬及春比较凉爽干燥季节“主动”进攻中原地区的“战略”是一以贯之的，即，不仅仅是辽初进攻五代诸政权时是这样，后来与北宋对峙时亦如此，因而，才有宋琪在给赵匡义所上的《平燕蓟十策》第四策“备边·王师备边破敌之计”中特别强调北部沿边守军于秋冬季节要格外提防契丹军队南下侵扰，应集中兵力，以守为攻的建议：“每秋冬时，河朔军州，缘边砦栅，但专守境，勿辄侵渔，令彼寻戈其词无措。或戎马既肥，长驱入寇，戎主亲行，胡群萃至，寒云翳日，朔雪迷空，鞍马相持毡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劳。令骑士并屯于天雄军、贝、磁、相州以来，若分在边城，缓急难于会合。近边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万卒，小者千人，坚壁固守，勿令出战。”[7](卷264《宋琪传》)
四、“天”助“天”惩：气候环境对契丹骑兵南进中原作战利弊影响之举例
影响辽代契丹骑兵作战的气候环境有多种。对经常南下作战的契丹骑兵而言，有些气候环境可以选择，并且，可选择良好的气候环境，会对契丹骑兵南进中原作战产生十分有利的影响，但这却仅限于其“主动”出征作战时。除此，若是敌方“主动”出击，比如辽与北宋的战争，有些时候是北宋统治者为收复所谓的“燕云失地”而“主动”出兵“北伐”，契丹骑兵则属于“被动”迎敌作战，此时，对辽朝方面来说，其适宜契丹骑兵作战的气候环境之选择性便很小，或不复存在。有时，即便是在契丹骑兵“主动”南进中原的作战过程中，也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非常不适宜契丹骑兵行动的恶劣气候环境，对战争过程和结局都会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宏观的良好气候大环境对契丹骑兵南进中原作战产生的有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上述所例举的太祖和太宗两朝契丹骑兵16次选择在深秋至初春时节适宜契丹骑兵行军作战的气候环境下“主动”南进中原作战，大都取得了局部的或全局性的胜利，有目共睹，毋庸赘言。而史料中反映的一些微观的、具体的“气候小环境”对契丹骑兵南进中原作战产生有利影响的战例也不少，比如，辽圣宗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十一月，契丹骑兵在耶律休哥的率领下南进中原，先在望都击败宋军，然后进屯滹沱河北。不待多时，数万契丹大军又转攻瀛州，与宋军刘廷让部在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展开了激战。此次辽、宋君子馆之战，契丹军队即充分利用了有利于骑兵作战的气候环境，大败宋军，致宋军伤亡惨重。据《宋史》记载：雍熙三年（986）“冬，契丹数万骑来侵，廷让与战君子馆。时天大寒，（北宋）兵士弓弩皆不能彀，契丹围廷让数重。廷让先分精兵属李继隆为后殿，缓急为援。至是，继隆退保乐寿，廷让一军皆没，死者数万人，仅以数骑获免。先锋将贺令图、杨重进皆陷于契丹。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契丹遂长驱而入，陷深、祁、德数州，杀官吏，俘士民，所在辇金帛而去。博、魏之北，民尤苦焉。太宗（赵匡义）闻之，下哀痛之诏。”[7](卷259《刘廷让传》) 可见，此次辽、宋君子馆之战，不仅在有利于契丹骑兵作战的寒冷气候环境下，“天”助契丹骑兵获取大胜，而且对此后辽、宋战争局势的改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始，契丹军队从之前“被动”地应对宋军的频频“北伐”，变成了“主动”南攻，并最终迫使北宋政府在公元1004年与之签订了澶渊停战协议，结束了双方长达40余年的战争状态。
在契丹骑兵南进中原作战中，某些不适宜骑兵行军作战的气候环境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战例也很常见。比如因降雨及由此造成的道路泥泞，就曾多次阻止了契丹骑兵的进军步伐。如，辽太宗天显三年（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七月，契丹骑兵与后唐军队的易州之战，即因为遭遇连续降雨之天气，水深路泞，契丹铁骑被后唐军队击败，损失惨重。据《资治通鉴》记载：天显三年（928）春，后唐王都以定州城降契丹，后唐政府急遣王晏球率军攻王都，王都向契丹求救兵。“（七月）壬戌，契丹复遣其酋长惕稳将七千骑救定州，王晏球逆战于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时久雨水涨，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死者，不可胜数。……契丹北走，道路泥泞，人马饥疲，（败）入幽州境。”[10](卷276《后唐纪五》)
暑热是辽代契丹骑兵出征作战的大忌，前已述及，每当其“主动”南下中原攻伐进击，都尽量选择在凉爽的季节。但若恰巧逢暑夏“被动”迎敌，或凉季出兵而围城久攻不克，战事被拖延至暑季，遭遇炎热之天气环境，即必然对战事结局造成极不利之影响。如，辽太祖神册二年（917）四月，契丹骑兵南进中原，“围幽州，不克”。此次战事即一直拖延至盛暑六月。契丹军士“望（幽州）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1](卷1《太祖纪上》)
当然，有时气候环境也是一柄“双刃剑”。本来，正常的冬季寒冷气候环境是比较适宜契丹骑兵行军作战的，但若遭遇非正常的严寒天气等恶劣气候环境，同时这种气候环境又被敌方抢先“巧用”，也会使战局发生逆转，造成契丹骑兵的败北。如，辽圣宗统和十七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冬，契丹军队“南伐”，辽、宋双方战于遂城。当时的天气十分寒冷，滴水成冰，宋军即巧妙利用了当时严寒的气候环境，不仅破坏了契丹军队的攻城计划，并最终迫其撤军。据《宋史》记载：“咸平二年冬，契丹扰边，延昭时在遂城。城小无备，契丹攻之甚急，长围数日。契丹每督战，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丁壮登陴，赋器甲护守。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契丹遂溃去，获其铠仗甚众。”[7](卷272《杨延昭传》) 此外，在契丹骑兵行军作战时，若遭遇较长时间的连续降雪天气，亦会与契丹军队的出征“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1](卷34《兵卫志上》) 的特殊军事后勤制度发生矛盾，若此，也会造成战事的失利。如，辽太祖天赞元年（后梁龙德二年，922）正月，契丹骑兵与晋王李存勖的军队先后战于望都和易州。“会大雪弭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契丹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举手指天，谓卢文进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归。”[10](卷271《后梁纪六》)
由上可见，对契丹骑兵来说，有时“天”助之则会取胜，“天”惩之则会失败。但是，此之“天”，非“神”非“圣”，非“妖”非“怪”，乃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诸种“气候环境”是也。
注释：
① 见魏收《魏书》卷100《库莫奚、契丹传》：“库莫奚国之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另，辽会同四年（941）的《耶律羽之墓志》在追述其先祖源流时亦言：“其先宗分佶首，沠出石槐”。此“佶首”应为《辽史·营卫志》记载的契丹族始祖奇首可汗，“石槐”即是《三国志·鲜卑传》中所记东汉时的鲜卑族首领檀石槐。
② 陉，古代北方民族语，特指高亢寒凉之所在。《新五代史》卷17《晋家人传》即云：“陉，虏（指契丹）地，尤高凉。虏人常以五月上陉避暑，八月下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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