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十周年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前，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的重要谈话，为开好党的十四大奠定了最重要、最坚实的思想基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南方谈话发表后的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谈话精神的教育和鼓舞下，在领导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问题上也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新觉醒的新时代，成为引发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新觉醒的教科书。
一、南方谈话在重大历史关头再次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进一步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自觉
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找到生长的沃土，从而真正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南方谈话以饱满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品格，高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重大历史关头再一次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迈开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科学结合起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新步伐。这是南方谈话之所以成为引发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新觉醒教科书最显著的标志。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再次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取得巨大成就，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进程也由此得以加快。但20世纪80年代末、90代初国际上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样极其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低潮，出现了资本主义势力大有一统天下的表象。同时，中国的深层次改革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且严重的政治风波带来的思想混乱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有这些，使得对于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乃至世界向何处去等类似的重大问题，变得异常迫切。显然，对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南方谈话根据当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能够提出的新观点以及当时人们所能够接受的新论断，以无可置疑的鲜明态度为世人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范例。
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一个半世纪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1](P537)南方谈话正是充满了这样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的精神，在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高高地树起了一座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丰碑。
一方面，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害以及由此出现的严酷低潮，南方谈话以不容置疑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向世人宣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也是很朴实的道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邓小平同志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是先进社会制度总是要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但其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确实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指出，历史的教训会转化为现实的财富，人民将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反面教材中经受锻炼，吸收教训，反过来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他自信地告诫全党，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学会做这种转化工作，化挫折为动力、化教训为良师。
而另一方面，南方谈话不仅以不容置疑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向世人宣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在各项工作中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更引人注目的是，讲话以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论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比如，关于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观点；关于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关于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三个有利于”）的观点；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的观点；关于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因而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观点；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观点；关于要保持基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处理影响改革全局的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但具体政策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观点；关于改革开放要有创造性，对于看准了的东西，就不要争论，敢于大胆地试验、大胆地闯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要注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观点；关于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经济建设要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同时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的观点；关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关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抓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还是搞法制靠得住些的观点；关于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关于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观点；关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靠科学才有希望，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新论断（有些论断以新的视角重新强调就有着特殊的意义）使邓小平理论得到了应有的完善而达到成熟，科学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品格，大大启迪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使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自觉，使理论创新、开拓进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自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南方谈话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地高举起理论创新的大旗，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沿着南方谈话指引的方向，迈开了历史性的理论创新的新步伐。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是改革攻坚和扩大开放面临的繁重任务，1989年12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就代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向全党发出了理论创新的动员令和进军令，指出：“我们不仅要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要对新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的研究和概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P11)1991年4月2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广大的人民群众每天都在创造新事物、新经验。这就要求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深入实际进行理论的探索、概括和创造。”[1](P27)南方谈话的发表，使全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上达到了一个新的自觉，引发了一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党的十四大以后，江泽民同志又多次强调理论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向着深层次拓展。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极端重要性的同时，突出地把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提了出来，表明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上的特有清醒。党的十五大以来，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和新挑战，江泽民同志又在理论创新的问题上作了大量的新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新论断。特别是在2001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在科学总结我们党80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及如何辩证地理解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辩证关系的一系列重大新论断，掀起了一场面向新世纪的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新高潮。这表明，由南方谈话开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不断迸发出理论创新的无限生命力和推动力。而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觉醒中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
最能说明问题的当然是成就。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的重大成就，构成了诠释南方谈话重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最好素材。
（一）不失时机地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我们党进一步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系统地提出了现代化建设赖以遵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各项任务的艰巨性，深化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科学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提出要以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统揽全局，丰富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由此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论断。如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重大成就。围绕着这一重大课题，第三代领导集体大胆开拓，在探索过程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比如，关于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关于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规范收入分配，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的观点；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同时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的观点；关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观点；关于要优化经济结构，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观点；关于要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对农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确保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的观点；关于要大力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稳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观点；关于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实施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走出去”战略和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观点；关于正确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辩证关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观点，等等。这些论断，构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战略、新理论。
（三）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集中体现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先后提出，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同时要根据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为此，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要牢固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切实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努力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段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人心向背从来都决定着一个政党的兴衰存亡，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大问题。
（四）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稳步实施一系列新举措的同时，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重大论断，同时，还提出了关于扩大基层民主，城乡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的观点，关于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推进的观点。这些基本观点，连同关于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观点，关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统一战线工作问题的观点，关于对外交往的观点以及关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八项主张等等，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崭新内容。
（五）在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观点；关于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的观点；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观点；关于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的观点；关于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的观点；关于文化建设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观点；关于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的观点；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要大力加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观点；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的观点；关于要根据文化上的新变化，不断增强我们党在精神文化上的感召力的观点；关于发展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的观点；关于我们要发展的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问题上的高度清醒和远见卓识。
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止上述五个方面，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具体体现在各项具体政策之中。所有这些，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示出理论创新的巨大威力。如果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潮，社会主义面对资本主义势力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社会主义必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干扰，如果考虑到一系列率先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先后改向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等特殊历史情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20世纪9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上做出的新贡献之珍贵，南方谈话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之重大，就更加显而易见。
二、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为深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拓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径，奠定了最具突破性的思想基础
之所以突出地强调南方谈话关于科学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科学论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构成的重大意义，是因为这个现在看来已经不是大问题的问题确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既敏感因而最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又相当难以把握和处理的特大课题。新生的社会主义在坚持自己根本制度的同时，当然既要学习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国家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又要警惕和防止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演变企图。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和著名的论断，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也曾有着明确、科学的指导思想且在一段时间内处理得也比较好，但由于复杂的国际斗争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一直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胜，使得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出现的曲折大都与这个问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要么对资本主义基本上排斥、借鉴一些皮毛的东西，要么无视资本主义企图扼杀、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在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同时不自觉地全盘接受，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丧失机遇到丧失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上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正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在改革的道路上始终迈不开应有的步伐，丧失了本应大发展的历史契机，成为最终葬送本国社会主义前途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特大事件，中国国内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并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等等，都对我们如何科学对待资本主义提出了挑战，有人担心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会增大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世界范围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态势日渐明朗，不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回避这个问题。不正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正是在这个关节点和关键问题上，南方谈话以不容置疑的鲜明态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强调了科学对待资本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新论断，为进一步深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拓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径，奠定了最具突破性的思想基础。这是南方谈话之所以成为引发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新觉醒教科书的又一重大标志。
特别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关节点，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制度属性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些不带社会制度属性的文明成果能否为我所用？究竟应该怎样判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左”和右？如何对待“三资”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问题？如何处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像证券、股市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应不应该大力发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如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会对人们的思想构成严重的束缚，就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就会导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停滞不前。而这些问题，说到底都与科学对待资本主义问题息息相关。
邓小平同志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南方谈话中，他直面实践提出的这些亟待破解且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分别作出了明确而又科学的回答。这是引发全党马克思主义新觉醒最关紧要的地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郑重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科学总结历史的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判断各项事业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2-373)
显然，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对于科学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精辟回答，不仅极其明确、彻底，而且是全方位的、系统的。对一系列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的回答，大大解放了全党全民族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全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觉悟，使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思想意识进一步深入人心，由此引发了一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判断，突破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所不敢突破的禁区，引发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带动了改革的全局，促进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态势的形成；而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观念深入人心，则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束缚人们思想的陈旧观念，大大拓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视野和理论视野，使进一步科学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特大课题，成为可能，顺理成章。
关乎全局的根本问题解决了，找到了答案，关于像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发展“三资”企业究竟对社会主义有没有利，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不允许试这些具体问题的回答，也就迎刃而解了。邓小平同志郑重告诫全党：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就是“左”。显然，南方谈话以这样不容置疑的语调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给予的鲜明回答，犹如石破天惊，解答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都肯定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要也就是因为正确回答了科学对待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考虑到进入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事实，考虑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冲击和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严峻考验，考虑到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泛滥以及严重的政治风波给思考这个问题带来的疑虑和困惑，南方谈话中关于科学对待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对于引发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构成的重大意义，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今天，虽然不能说我们在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毕竟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政治智慧。而这当然要归功于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科学洞见。
历史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前后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之间从来都有着内在关联。十年后的今天反过来审视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没有关于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的科学回答，没有大胆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科学论断，没有“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及时提出，没有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阐发，就没有尔后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新的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经济体制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和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社会这样勃勃生机的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更不会有今天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喜人局面。再作进一步的假设，如果没有全党在科学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思想大解放，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站得住脚，都成为一个问题。或许可以说，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就没有党的十四大关于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样三个重大战略决策的作出，就不可能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年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关于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一系列全新思路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理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新理论等一系列重大新论断、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也就不可能有十五大召开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问世和此后“七一”重要讲话的形成。从南方谈话到2001年的“七一”讲话的近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对外开放日渐扩大，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综合国力的提高之快，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问题上取得的成就之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其中，南方谈话对于科学对待资本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思想增长点
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南方谈话以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给予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回答，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思想增长点。这也是南方谈话之所以成为引发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新觉醒教科书的最根本的标志。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历来都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理论一旦正确地反映了实践，就会对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四大充分贯彻了南方谈话的精神，也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的发展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娴熟的驾驭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一方面及时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上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将这些成就创造性地运用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在领导中国人民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自然领域多种严峻考验的过程中，在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上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多方面体现了南方谈话的深远影响。
（一）全面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两大课题为主攻方向，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同时，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入新世纪，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体制大转轨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避免了通常难以避免的社会震荡。
其中，不失时机地确定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定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确定实行更加完善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为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最关紧要的大政策。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通过推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大力推进计划、财税、金融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等，使我们胜利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并开始了完善这一体制的历史进程。同时，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着力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所有这些，使我们胜利地提前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开始了稳步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发展战略的新阶段。
（二）正确处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地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稳步推进。
其中，科学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及时展开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工作，为使全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到思想上高度统一，进而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提供了赖以遵循的科学指南。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建设方面最重大的贡献。着力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承受的能力相适应，成功地保持了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社会良性运行态势，走出了一条在经济变革空前剧烈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新路子；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治国方略，同时，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实施了村民自治制度，依法坚决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稳步向前推进；着眼于“打得赢、不变质”，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不失时机地实施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使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保持民族地区稳定的同时，大力加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形成了一个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良好的态势，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工作也开辟了新的发展局面；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党的建设与党的基本路线互相推动、全党注重抓党的建设的良好局面，“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提出以及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使党的建设朝着纵深的方向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方针，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道路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一方面坚持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原则实现祖国的最终完全统一，另一方面又坚决开展了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的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开创了全方位开放的外交新局面，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得以逐步提高，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三）勇敢地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激烈竞争、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新挑战，全方位地广泛开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在这个方面，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固坚持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文化建设的目标，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得到了有效的提高。文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在经济体制实行巨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互相激荡，马克思主义受到各方挑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明确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既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实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较完整地体现和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上述三个方面的重大成就，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上写下了浓重一笔，为进一步前进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新的思想增长点。总之，南方谈话蕴含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起到的警醒和教育作用，由南方谈话引发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及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的巨大指导和推动作用，都已被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所充分说明并将继续得到说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南方谈话到“七一”讲话，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新觉醒日渐深刻和广泛，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和行为的高度自觉，由此对于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起到的重大历史性作用，都将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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