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主体过滤主题，通过体裁发掘题材——听国庆五十周年音乐会作品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裁论文,音乐会论文,题材论文,国庆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共同主办的两场同样名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重点献礼文艺项目（音乐周）演出”的音乐会，先后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1999年10月7—8日、10月12日）。不同的是，前一场是清一色的交响音乐作品音乐会，由中国交响乐团承办并演奏，李心草指挥；后一场是声乐、器乐作品的综合音乐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承办，除了诸多演员加盟之外，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及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担任大型作品的演奏、演唱，许知俊指挥。毫无疑问，尽管不同的作品类别，并呈现多种风采，但作为具有鲜明主题性质是绝对确定的，况且，后一场音乐会本身，就以“祖国，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歌”作为命题。
需要加以区别的是，主题音乐会和我们称之为“主旋律”的文艺创作并不是一个对象概念，但是，当它们以“共和国”的名义加冕的时候，这两个本无必然一致性可言的对象概念，便自然而然就会叠合在一起，无论在形式直观，还是在意义指向，都生成出一种十分厚重的仪式感。
一般而言，在同一主题笼罩下，尽管题材有别、体裁不一，总会出现某种类似性，但这两场音乐会给人的感觉，还算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无疑，这与众多创作、表演人员的努力，以及各有所别的个性存在有关，况且，同一主题经过众多主体的过滤，其本身也会呈现出新的观照，仅就这一点来说，两场音乐会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不足的是，两场音乐会对同一主题的过滤和相似题材的发掘以及如何给予一个合式的存在，则差别相当悬殊。或者说，不同作品在体量上的差异非常明显，仅就新作品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力作”，仍然没有突现。一种十分厚重的仪式感，到头来，似乎还是没有“足量”。这里，除了各不相同的创作、表演功力外，不得不使我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悬念，就是当主题框架一旦确定了之后，无论对创作者还是对表演者来说，如何去理解、诠释，以及给以合适的艺术定位，是必须经过多层面的深刻体验的。依照艺术规律，则仅仅生活体验是不够的，至少，艺术体验以及不断积累的艺术经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即便是生活体验，面对如此宏伟堂皇的叙事对象“祖国”，仅仅抽象体验，也是绝对不行的。我的体会，只有在具体的生活体验基础之上，才可能深刻起来，也才会使得这一叙事变得愈益的宏伟和堂皇。进一步，在艺术体验的积累方面，其可能性空间则极其广泛，在这里，往往是体裁的历史局限会设定一道道界限，于是，唯有通过突破方能有新的“栖息居所”，仅仅“重复”（依托传统）则难以“出新”，仅仅“唯新”（借鉴外来）又难以“成型”，难度就在于此。
具体就作品来说，在声乐创作方面（有好几个作品都摘取了“五个一工程”桂冠），总体印象，还是合唱作品略胜于独唱作品，除了我自己的“审美惯性”之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发生在主唱之外的音响背景上。就此而言，理由很简单，当合唱在管弦乐队的协奏之下，自然而然，不同音响质量（在此，还无关作品自身的音响结构）的平衡是恰当的，因而对人的现场感受来说，也是比较协调的；相比之下，独唱部分由于用了预制音响（俗称“卡拉OK”式的伴奏音带），则现场的音响质量极其走样，其平衡感严重失态，包括独唱部分通过电声路径的扩大以至“夸大”。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一位作曲家走出来，真想去跟他说一句：求求你给我们写一点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不然我的耳朵快要听坏了！甚至，还生出一种又返回到“高强硬响”时代的虚幻感觉（因为这类声乐作品通过电声和流行音乐类型的作品通过电声，毕竟在音响意义上是绝然不同的）。其实，这不仅仅是表明我个人的兴趣所好，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一种艺术方式的合适与真实。合唱作品虽然没有这种人为制造的“走样”和“失态”，但那种应和主题自然而生的震撼与感动，似乎也没有多少，此刻，不仅又使我想起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那笔神采，那排浪涛，即便远离飞扬和惊骇的年代，却依然还在。当然，话说回来，和平年代的作品比较难写，尤其当歌舞升平的节日狂欢覆盖一切的时候，忧患和激荡之情尽管依然，却毕竟容易排遣。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平心而论，这些作品还是比较悦耳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旋律上都是写得比较流畅的，不会给人造成一种感性“别扭”。然而，这种重视旋律的做法，尽管在当今中国人的音乐审美进程中还是占据主导，但是，它同样会导致一种新的弊端，就是容易造成音响面目的单一形态。相反，多维度形态的丰富性就容易消减，甚至丧失。其实，音响对人的感受驱动是多方面的，虽然，人们容易倾向于对旋律曲调主题的依托，但这并没有必然的结构保障，仅仅是一个历史现象，是通过传统带来的。况且，旋律本身作为音响结构的一个综合型态，是多种元素的有机叠合，除了最最显见的高低和长短以外，力度的强弱和音色的浓淡，同样是一种极富感性直觉驱动力的结构增长点。举一个例子，在国庆之夜天安门晚会的结尾主题曲《祝福你，中国》的混声歌唱（包括：童声、女高音、男低音独唱和合唱）中，真正令我感动的，就是由童声独唱（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的那块纯净质朴的“小金属”。虽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感性体验，但是，我相信类似情况的极其普遍和典型。
在器乐创作方面，显然，其样式要比声乐部分更加丰富一些。其中，通过特定题材对象“澳门”、“天山”、“长白山”来歌颂祖国的同类作品，由金湘创作的交响组曲《我的澳门》给我的印象比较深一些，虽然囿于时间篇幅，这次音乐会仅仅展示了其中的一、二乐章，然而，作品以曲调主题的贯通作为主导逻辑，不仅可以尽可能充分地展现交响体裁的结构张力，尤其是单一材料的长时段、大面积展开，而且，能够比较得体地给出一个应和其题材的叙事笔调，从而增强了某种历史感，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完整展示，因此也只是个别印象而已。此外，两个有不同历史断代意义的作品《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理由，一在于如何通过音乐作品表达时代气息；二在于如何通过交响乐方式处理已有歌曲。类似问题以前有过，对前者来说，交响序曲《红旗颂》就是这样一种作品；对后者来说，钢琴协奏曲《黄河》不乏一种典型。从这次展示的新作品来看，这两种既定作品模式，不仅成型，而且成为一种传统。可以说，由杜鸣心创编的管弦乐《春天的故事》和由王建中、杨立青创编的钢琴协奏曲《走进新时代》，都或多或少“服从”了这样一种定型，并几乎熟练地“承袭”了这样一种传统。不仅原歌曲旋律成为主导逻辑，而且，在作品的结构样式上也是非常统一的，以至于在风格上与原歌曲所要表达的时代气息，也没有出现“感官叠影”，一种有可能通过不同体裁错开的“感性距离”，基本上被消解了。与此方式不同，倒是叶小纲创作的交响曲《春天的故事》给我留下了不俗的印象。乐曲分四个乐章，内含一定的标题性。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以交响乐的方式展示那首在先的同名歌曲《春天的故事》？我的感觉，作者的用心良苦，甚至，简直有一点“煞费苦心”：一方面是千方百计的回避，或者以“旋律曲张”的变态方式给以后的结构留出足够的裂缝与罅隙，以便有更多的回旋空间；另一方面，是将其完整的旋律与广东民间音乐巧妙地叠合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可双解的样态来。虽然，与以上两部作品相比，这部作品在结构样式上不甚统一，并且，在风格上与原创歌曲也相距甚远，但是，仅就此两个“用心”而言，就已然在根本上决定了作品将出现一个新的面目样态。我感觉，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策略：动力在先，再色彩其中。所谓“动力在先”：不管是通过调式调性方式，还是通过线条动作变形，至少，为其结构展开有所预设，由此而生的驱动将对整个乐曲的基本走向进行统制；所谓“色彩其中”：就是在基本驱动已在轴心的前提下，色彩性意义只在边缘，说白了，原创歌曲的主题曲调在整个作品当中，仅仅起一个装饰性的功用，尤其，对只能感受旋律“大音”的耳朵来说，它已然成了一个必须费力识别辨认的“希声”。另外，“旋律曲张”的手法，在作者的作品中非常显见，哪怕对略知其作品的人来说，即便处在不知不觉当中，也会生出某种似曾相识的感动，不仅时常可“见”其别类作品的“影子”，甚至，直接与其别类作品主题“互用”，比如，其第三乐章的抒情乐段，与其为电视剧《至高荣誉》的主题曲调一样，于是，一个属于同一作者品牌的曲调家族，仿佛就围绕在主体周边。也许，正是得益于这种“技巧”，当他再把两个已在的曲调（《春天的故事》和广东民间音乐）叠合起来的时候，就显得十分自然，因为他已经留足了可互相“错缝”的“接口”，以至于在面对一个如此熟悉的“大象”之时，竟然，会感到一种极其陌生的“无形”。
国庆大典已经结束，由此而生的一切，在成为过去的同时，又将成为对新起点有所预设的一个潜在的前提。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但凡具有鲜明主题性质的创作，恰恰是最最难写的。因此，仅仅凭借情感逻辑而动，其深度将总是有限的。于是，这里所说“通过主体过滤主题，通过体裁发掘题材”，其实质理应是：情感逻辑、技术逻辑、生活体验、艺术体验的综合驱动。如此的话，才能够不断“出新”，并创作出具持续影响性的经典力作。进而，才能够给一个主题注入生命的“活力”，并赋予一种名义历史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