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士性《广志绎》管窥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明代论文,渔业论文,海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318(2016)03-0013-07 明万历时期的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对浙东宁、绍、台、温这几个沿海地区的海洋渔业经济有很多记载，据其在《自叙》中所言：“余言否否，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①，可知这些记载都是他在这些地区游历的所见所闻，可以说是实地考察记录，其中很多记载在正史中是没有的，史料价值相当高，有必要对其进行一定的研究。因此，文章拟以王士性的《广志绎》为考察对象，对明代时期浙东沿海地区的海洋渔业经济进行研究，以期阐明海洋渔业经济与陆地农耕经济的不同特征，以及海洋渔业经济对沿海地区居民生活的影响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 一、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的地位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对人们根据自身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从事相应经济生产和生活的形象描述。浙东沿海地区的人民就是“靠水吃水”之属，即以海洋为依托从事海洋经济生产，以海洋渔业为主，其次有海上贸易和煮盐业，这是一种不同于陆地农耕经济的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宁、绍、台、温紧邻海洋，海洋渔业经济是这些地区具有重要地位的经济生产部门，当然，海洋渔业经济并不是唯一的经济生产部门，不是所有的居民都从事海洋渔业经济生产，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说：“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②，可见台、温地区除了渔业生产之外，还有农业、商业，宁、绍地区也一样，因文章专以海洋渔业经济为研究对象，其他的经济门类暂且不论。 海洋经济包括渔业、海上贸易及煮盐业，《广志绎》中对渔业经济的记载最多，主要表现在其从业人口上。据明人王忬说：“百八十年以来，海滨之民，生齿蕃息，全靠渔樵为活”③。可见渔业经济是明代海滨地区极其重要的经济生产部门，同样作为海滨地区且人口众多的浙东宁绍台温地区，海洋渔业经济显得更为重要，是仅次于农业的一大经济生产部门，农业人口之外的大部分都从事渔业，可以说是“非农即渔”，渔民构成了这些地区人口的第二大组成部分。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④，又说：“浙中惟台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其地东负海……舟楫不通，商贾不行，其地止农与渔，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犹朴茂近古”⑤，可见台、温地区渔业和农业是其两大经济生产部门无疑。王士性说：“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飘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⑥台、温二地的粮食供应能影响宁、福二地的稳定局势，证明台、温二地的农业占据首要位置无疑，那么渔业则是仅次于农业的另一大经济生产部门。 宁、绍地区渔业也是仅次于农业的一大经济生产部门。宁、绍平原的农耕面积比台、温二地要大得多，其粮食生产量并不低于台、温二地，但其粮食仍不能自给，宁波还要“常取足于台”，原因在于“宁波齿繁”，《广志绎》记载：“又如宁、绍人什七在外，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⑦，“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⑧。可见宁、绍地区人地矛盾已经很突出，耕地面积严重不足，非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多出来的这些人口不可能全都从事商业，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商品经济虽然很繁荣，在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苏、杭地区农业之外可能就是商业，但宁、绍地区还达不到这种程度，游离于农业之外的人口除一部分从事商业外，其余大部分应该都从事渔业，就宁、绍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除了农业没有理由不选择渔业作为谋生方式，况且还有部分人口是亦农亦渔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故稻不收谓之田荒，鱼不收谓之海荒”⑨，故宁、绍地区渔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经济生产部门。 二、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的生产状况及其商品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渔业是宁、绍、台、温地区的第二大产业，渔业在这些地区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人们的生计必然有着重要影响。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俗尚居奢俭之半”⑩。此话虽有些夸张成分，但也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渔业是一种高风险行业，从事渔业付出的代价较其他行业要大得多，但很多人不得不以此谋生；其二，渔业收入是这些地区居民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有很多甚至是唯一来源，渔业不但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因为从事渔业所获得的财富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比从事农业获得财富更来之不易，这不能不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台州地区，其地“舟楫不通，商贾不行，其地止农与渔，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犹朴茂近古”(11)，农业和渔业都不容易获得大量财富，自然不具备奢华的经济条件了。 但以上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即渔民获得的海产品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食用，而是为了通过市场交易将这些海产品出售换取货币，然后再买回自己所需的生活必须品，如柴米油盐等，尤其是宁、绍地区非农业人口非常多，这部分人口所需的粮食自然要从市场上购买，除购买所需生活物品外，一般都能有所结余，因此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故不甚穷。就宁波来说，这些海产品主要销售在当地，甚至有外地海商到宁波交易海产品，《广志绎》记载：“每期下三日网，有无皆回，舟回则抵明之小浙港以卖。港舟舳舻相接，其上盖平驰可十里也”(12)，宁波的小浙港是重要的海产品集散地，商贾云集。据《四明谈助》载：“以上水族产不一方，而舟运肩挑，皆先聚于牙行，复为发开”(13)；又据明人张邦奇说：“甬东为海圻孤绝处，鲛门虎蹲……海乡之民，以沧海为菑畲，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诸处，海贾往往相逐，出入蛟门”(14)。可知宁波是浙东一个重要的海产品集散地，当地渔民及外地渔民都在宁波进行海产品交易，浙东的其他几个地方也有类似的海货交易市场，只是没有如宁波这样的规模。既然海产品的销售和生活必需品的购买都是要通过商业买卖完成，没有商贩是不可能的，王士性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但为何他会说“不通商贩?”“不通商贩”在此应作如此解释：指没有大规模的商业交往，不像杭、嘉、湖那样“舟楫为居，百货所聚”(15)，往来的多是一些“竞贾贩锥刀之利”的小商贩，而且主要是本地的，他们把本地的特产如海产品等贩卖到外地，又把外地的商品运到本地贩卖。实际上，明代往来于浙东地区的福建商人就不少，据明人张瀚《松窗梦语》记载：“宁、绍、台、温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16)，可见浙东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商业往来非常频繁。 由于当时宁波、台州地区海面渔业资源丰富，从事渔业的人不仅多，捕鱼规模大，而且经验丰富，《广志绎》载：“明、台滨海郡邑，乃大海汪洋无限，界中人各有张浦系网之处，只插一标，能自认之，丈尺不差。盖鱼缎在水游走，各有路径，阑截津要而捕捉之，亦有相去丈尺而饶瘠天渊者。东南境界，不独人生齿繁多，即海水内鱼鰕，桅柁终日何可以亿兆计，若淮北、胶东、登、莱左右，便觉鱼船有数。”(17)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几点：其一，从事渔业的人确实不少，“人各有张浦系网之处”；其二，经验在这个行业中非常重要，下网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饶瘠天渊”，空载而归；其三，这两个地区海洋渔业资源丰富，“何可以亿兆计”，捕鱼规模较其他地方也要大得多，鱼船数量众多，而且是大船，即当时所谓的“巨舰”。 浙东沿海地区虽然渔业发达，但也不是时常都在海上，每逢鱼汛时才大规模出海，因为不以时出海不仅捕不到鱼，还有生命危险，鱼汛到来后鱼的数量多而且很密集，很容易满载而归。浙东沿海渔民捕鱼不止限于浙东海面，也到其他地区水域捕鱼，《广志绎》载：“浙渔俗傍海网罟，随时弗论，每岁一大鱼汛，在五月石首发时，即今之所称鲞者。宁、台、温人相率以巨舰捕之。其鱼发于苏州之洋山，以下子故浮水面，每岁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鱼如山排列而至，皆有声。”(18)石首鱼又叫黄鱼，或大黄鱼，《四明谈助》载：“石首鱼尾鬣皆黄，一名‘黄鱼’。鱼首有鲩骨，坚白如石，故名。四五月间，沿海群民，发巨艘入洋山竟取，有潮汛往来，谓之‘洋山鱼’。”(19)鱼汛期间鱼不仅数量大，而且很密集，是成群结队而来，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捕到鱼。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也有相似记载，他说：“石首鱼，四五月有之，浙东温、台、宁波近海之民，岁驾船出海，直抵金山、太仓近处网之。盖此处太湖淡水东注，鱼皆聚之……金山、太仓之民，仅取以供时新耳，温、台、宁波之民，取以为鯗，又取其膠用广而利博。”(20)由于金山、太仓附近海域处于陆地江河淡水与海水交汇的混合区域，浮游生物繁盛，是鱼类产卵、繁殖、生长的理想场所，故鱼类非常丰富，其中就包括石首鱼(黄鱼)。石首鱼(黄鱼)被认为是东海四大经济鱼类(21)，每当鱼汛期间，鱼群数量非常巨大、集中，浙东渔民捕鱼规模因之而大，多以巨舰(巨艘)捕之，明人王忬说：“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犯禁”(22)；另据明人郑若曾在其《论黄鱼船之利》中记载，当黄鱼鱼汛来临时，江、浙、闽三省沿海渔船出港自江苏淡水门跟着鱼汛南下，“宁、台、温大小以万计，苏州沙船以数百计，小满前后放船，凡三度，谓之三水黄鱼”(23)；《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盖淡水门者，产黄鱼之渊薮。每岁孟夏，潮大势急，则推鱼至塗，渔船于此时出洋捞取，计宁、台、温大小船以万计，苏松沙船以数百计，小满前后凡三度，浃旬之间获利不知几万金”(24)；明清之际的谢泰定在其《蛟川形胜赋》中对黄鱼鱼汛期间浙江沿海捕鱼及售卖情况有生动的描写，他说：“时维四月，则有蝤水春来，黄花石首绵若山排，声如雷吼。千舟鳞集，万橹云流，登之如蚁，积之成丘……鱼舟泊岸，多于风叶之临流。”(25)郑、顾所谓的“三度”即王士性所说的“三水”，即每年的三个鱼汛期。石首鱼在浙东海洋渔业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捕石首鱼在有明一代甚至清代成为浙东渔业经济的一种重要传统，每到鱼汛期间，不仅是浙江宁、绍、台、温地区的渔民，连福建的渔民都到浙东海域和江苏海域捕鱼，其中以浙东渔民捕鱼规模最大，无论是渔民人数还是捕鱼船只数量及大小都是如此。王荣国说：“明代，我国远海渔业得到发展，以福建为例，渔民已多往浙江捕鱼，因为‘鱼自北而南，冬则先至凤尾。凤尾在浙直外洋，故福、兴、泉三郡沿海之渔船，无虑数千艘，悉从外洋趋势而北。至春，渔乃渐南，闽船亦渐归钓’。”(26)可见在鱼汛期间抓住时机捕鱼对于海滨之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之后大批海商又到宁波出售海产品，使宁波成为浙东极为重要的海产品集散地，这是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非常发达的重要标志。 三、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中的关键人物及其投资风险 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浙东海洋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人物、重要技术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都有重要记载。王士性认为，在捕鱼过程中有两个人物非常关键，即渔师和柁师，渔师关系到鱼的收获丰歉问题；柁师关系到船员的生命安全问题。《广志绎》载：“渔师则以篙筒下水听之，鱼声向上则下网，下则不，是鱼命司之也。柁师则夜看星斗，日直盘针，平视风涛，俯察礁岛，以避冲就泊，是渔师司鱼命，柁师司人命。”(27)渔师通过鱼游动的声音来判断鱼群的规模及离水面的深浅，“鱼声向上”证明鱼群离水面较浅，在渔网捕捞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下下网比较容易捕捞；如果“鱼声向下”，证明鱼群离水面较深，在渔网不及之处，捕捞起来费劲，不容易捕到鱼。捕鱼需要靠很多技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渔师就是拥有技巧的人，其经验非常丰富。柁师主要通过观察天气和风涛来判断当前及未来的海面状况，以及观察礁岛能否避风停泊，这也是需要一定的航海知识和经验的，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而随意出海，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状况则可能船没人亡，因此柁师对船员的生命安全至关重要。 这两个人的作用比求神拜佛要管用得多，一般“宁波渔船出海前先上香拜菩萨，并供以酒菜。船老大向娘娘菩萨参拜许愿，祈求捕鱼丰收”(28)，但王士性在关于浙东沿海地区渔业劳作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及海神信仰及相关祭祀活动。实际上当时浙东地区海神信仰很复杂，海神有妈祖、渔师菩萨、渔师娘娘、如意娘娘等(29)，尤其是妈祖信仰当时已流行于浙东地区，镇海、鄞县建有多座天妃宫就是证明，至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为何没有相关记载，由于缺乏资料佐证，笔者不宜妄加论断。然而，“渔民的海神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其目的归结到一点，即平安捕鱼、多捕鱼、捕好鱼。这是渔民海神信仰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但海神祭祀活动只能是消除渔民的紧张心理，获得心灵上的宽慰，从而增强漂泊于大海的信心与勇气，去追求海洋渔业的经济利益”(30)。海神信仰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要想有所收获，关键还得靠有着实际经验的渔师和柁师。这两个人的角色跟船老大很像。王荣国说：“船老大是掌舵人，是关系到船上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危与海上渔业丰欠的关键性人物。渔船出海前必须选定船老大，出远海尤其如此。船老大的选择除了渔民自家独资造船自家人充任外，一般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几家合资造船，船老大由大家推举产生；二是船主备船，船老大雇人充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要求充任者必须有丰富的海上生活与渔业生产经验以及临时应变能力”(31)。可见船老大同时兼备渔师和柁师的能力，既要管船员的生命安全，又要管鱼的收入丰歉，但王士性也没有关于船老大的记载，有可能是由渔师和柁师中的一个兼任。 《广志绎》载：“舟中床榻皆绳悬。海水咸，计日囷水以食，窖盐以待。鱼至其地，虽联舟下网，有得鱼多反惧没溺而割网以出之者，有空网不得只鳞者。每期下三日网，有无皆回，舟回则抵明之小浙港以卖。港舟舳舻相接，其上盖平驰可十里也。舟每利者，一水可得二三百金，否则贷子母息以归。卖毕，仍去下二水网，三水亦然。获利者，鏦金伐鼓，入关为乐，不获者，掩面夜归。然十年不获，间一年获，或偿十年之费。亦有数十年而不得一偿者。故海上人以此致富，亦以此破家”(32)。由这段文字可得出几点认识：第一，出海时间受到船上的物资储备的限制，不能在海上长时间停留，因此“每期下三日网，有无皆回”，不回就有可能被困在海上，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第二，从事渔业与从事农业一样，丰歉情况时而有之，在同一年有人丰收，有人歉收。第三，投资渔业风险较农业大得多，而且还要受高利贷者盘剥，有人因其致富，有人因其破家，没有农业稳定，但其回报也相当丰厚，“间一年获，或偿十年之费”，因此有人愿意去冒险。第四，渔民收获的海产品是要直接投入市场的商品，不是一般的劳动产品，渔民的直接目的不是要自给自足，而是要获得金钱，再换取所需，这是在明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常见的商品交换。 四、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繁荣原因 综上所述，明代浙东地区的海洋渔业经济非常繁荣，从业人员数量、船只数量及大小、海产品交易市场规模等方面，都堪称沿海各省之最。在明代倭患严重，“寸板片帆不许下海”，尤其是嘉靖时期厉行海禁的情况下，以及海洋渔业经济伴有极高的风险，浙东地区海洋渔业经济仍继续发展繁荣，直至清代也是如此，其中缘由值得思考。 其一，明代浙东地区人地关系紧张，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加剧浙东地区民众对海洋的依赖程度，广大民众不得不向海洋索取生存资源。这一点从王士性的记述中不难看出，实际上明清时期的很多有识之士对此也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郑若曾在其《倭寇论》中说：“向来定海、奉、象一带贫民以海为生，荡小舟至陈钱下八山，取壳肉紫菜者，不啻万计”(33)；明人王忬说：“百八十年以来，海滨之民，生齿蕃息，全靠渔樵为活”(34)；《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故稻不收谓之田荒，鱼不收谓之海荒”(35)；康熙时人闽浙总督范时崇说：“凡沿海一带穷民，俱以海为田，藉渔为活”(36)等等。可见因人地关系紧张而导致沿海民众对海洋的依赖程度不可谓不深。 其二，明代浙东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与周边地区经济往来频繁，且海产品市场活跃，从事海洋渔业经济可以取得丰厚的利润，加之沿海民众敢于冒险的精神，即使渔业经济没有农业稳定，在丰厚利润的驱动下广大民众也甘愿为之冒险，故浙东地区的海洋渔业经济长盛不衰。这一点从王士性、陆容、郑若曾、顾炎武等人的记述中不难看出。 其三，明代浙东地区人地矛盾突出，加之相当多的土地被用于生产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供应紧张，需要大量购买外地粮食，民众只能从海洋中获得海产品，再以其利润购买粮食，形成海产品—货币—粮食的经济模式，由此催生发达的海洋渔业经济。《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浙之米价每溢于吴，浙商輈舻昼夜不绝，居民之射利者又乐与之，以至吴民尝苦饥，而浙商倍获利”(37)，要获得高价米粮，广大的非农民众只能通过从海洋渔业经济中获得的利润来换取。 其四，浙东沿海民众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中对海产品有严重的依赖性，海产品需求很旺，这也是明代浙东地区海洋渔业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五，明代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来自海洋渔业税收，尤其是在浙东沿海几个府州，此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政府也需要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故在例行海禁过程中地方官员的实际操作有所变通，这就是在抗倭战争的环境下浙东海洋渔业经济仍在发展的原因(38)。《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永乐间，以渔人引倭为患，禁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后以小民衣食所赖，遂稍宽禁……总督胡宗宪以海禁太严，生理日促，转而从盗，奏令渔船自备器械，排甲互保，无事为鱼”(39)；嘉靖时任浙江都御史的王忬说：“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将前项船只尽数查报，除小者不税外，其余酌量丈尺，编立字号，量议收税”(40)；同为嘉靖时期的巡盐御史董威“题定渔船各立一甲头管束，仍量船大小纳税，给与由帖，方许买盐下海捕鱼”(41)。广大民众的生存需要与政府的财赋需求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海禁太严对民众和政府都有损害，这一点胡宗宪看得很清楚。故一些地方督抚在海禁实际操作中会有所变通和张弛，以致浙东海洋渔业经济没有因为抗倭战争而中断。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在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中得到很好的发展，并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故陆容也不得不承认：“余尝谓濒海以鱼盐为利，使一切禁之，诚非所便”(42)。 然而，宁、绍、台、温地区虽然从事渔业的人非常多，但由于生产资料拥有权的原因以及能力的缘故，不同船员的经济地位和待遇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很多人都是雇工，拿着微薄的工资，经济地位极低，稍有犯错还有可能受到船主的劣待，《广志绎》载：“长年则为舟主造舟，募工每舟二十余人。惟渔师、柁师与长年同坐食，余则颐使之，犯则棰之，至死不以烦有司，谓之五十日草头天子也。”(43)船主很显然是掌握渔业生产资料的人，是雇主，当然也是渔业收入的最大拥有者；渔师、柁师和长年因为有丰富的知识和技能，经济地位较高，待遇较好，因此也能获得较为丰厚的报酬，也有可能渔师、柁师和长年本身就由独资造船渔民自家的家庭成员担任。可见这个行业也如同农业存在着地主和佃农一样，也存在着封建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体现出封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不是每个渔民都掌握渔船、渔网等渔业生产资料，就像农民不一定都有土地、耕牛等农业生产资料一样，都要靠地主才能维持生计，当然，渔民中也有“类似于自耕农拥有小块份地”一样掌握一定的渔业生产资料，但跟大船主相比力量薄弱，船小网小，只能在近海地区劳作，绝没有力量远航。 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说：“但今日之利，皆势力之家专之，贫民不过得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鱼而还则已，否则遇有鱼之船，势可夺，则尽杀其人而夺之，此又不可不禁也。”(44)不难看出，陆、王二人所述有相似之处，即掌握生产资料的势力之家(船主)在海洋渔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具备远洋作业的能力，获利最大，而没有生产资料的贫民只能受雇于势力之家(船主)并受其剥削，靠微薄的工资为生。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陆、王二人所述势力之家(船主)与雇工的关系来看，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生产关系不仅是一种封建生产关系，而且已蕴含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势力之家(船主)出资，雇工出力，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同时代丝织行业中“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表现出来的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削无产者的生产关系。陆容虽然没有论及长年、渔师及柁师的情况，但二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这种经济类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生产关系有一个形成过程，不会突然出现在王士性所处时代，而在陆容所处的时代应该早已有之，而且笔者也认为势力之家(船主)与长年、渔师及柁师的关系应该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是由于他们有着关键的知识和技能，势力之家(船主)对他们的依赖很大，对他们的剥削较普通雇工要轻很多而已，这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与高级管理人员或高级工程师的关系相类似，但本质上还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陆容的记述中还可以看出，明代浙东海洋渔业经济中存在着不正当竞争、暴力兼并、弱肉强食或赤裸裸的海盗式掠夺等妄图独霸行业或市场的商业行为，这种情况在王士性所处时代应该并没有消失。 同时，根据陆、王的记述，结合前文王仔、郑若曾、范时崇等人的论述推知，占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的贫(穷)民由于船小人少，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只能在近海捕鱼，维持基本生计，不具备远洋捕捞的能力，获取丰厚利润显然不可能，自然不能与势力之家相提并论，在海洋渔业经济处于从属地位。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⑩(11)(12)(15)(17)(18)(27)(32)(43)(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点校：《广志绎·自叙》，《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5，263，263，269，270，265，266，264，269，271，264，268-269，270，270，271，270-271页。 ③(22)(34)(40)(明)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载(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97，2997，2997，2997页。 ⑨(35)(37)(39)(41)(清)顾炎武著，戴扬本，严文儒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四册《浙江备录下·绍兴府志·军志》，《顾炎武全集》第十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7，2447，2374，2447，2447页。 (13)(19)(清)徐兆昺著，周冠明等点校：《四明谈助》卷二十八《东城内外上·甬江贩鲜货》，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957，947-948页。 (14)(明)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载(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四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5页。 (16)(明)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4页。 (20)(42)(44)(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载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98，98，98页。 (21)参见孙善根，白斌，丁龙华著：《宁波海洋渔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6页。 (23)(明)郑若曾：《论黄鱼船之利》，载王祖畲等：《太仓州志》卷十五《兵防下·防海议》，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034页。 (24)(清)顾炎武著，顾宏义，严佐之，严文儒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册《苏松备录·职方考镜》，《顾炎武全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91页。 (25)(清)谢泰定：《蛟川形胜赋》，载(清)俞樾：《镇海县志》卷二《形胜》，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104-105页。 (26)(28)(30)(31)王荣国：《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31-135页。 (29)详见魏亭：《明清浙江海洋社会研究》，宁波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第26-29页。 (33)(明)郑若曾：《倭寇论》，载(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七十《御倭杂著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57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三册《闽浙总督范时崇为遵旨议复郭王森条陈海防十事折》(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七日)，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338页。 (38)参见孙善根，白斌，丁龙华著：《宁波海洋渔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8页；傅璇宗主编，钱茂伟，毛阳光著：《宁波通史》(元明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