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族崇“虎”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族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氏族集团中的一切成员都起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物体或现象，而这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物体或现象也就成了他们的图腾〔1〕。这便是原始宗教式的图腾崇拜。
古时候（指上古时期）的巴族曾是中国南方的大族，她们自然也不例外，是一个以“虎”为图腾崇拜的民族，这在文献史籍中已屡见不鲜，如巴人“魂魄世为白虎”、“弜头虎子”、“白虎复夷”、“白虎夷王”等，无疑说明巴族是崇虎的民族。考古发现的资料中也充分证明，在巴族主要活动的区域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出土的一些巴人的青铜器上都见有专门铸造和精心雕刻的动物、植物、人形图像，尤其是在兵器上表现最为突出。在以上这几类图纹中以虎纹、鸟纹、手心纹、鱼纹、兽面纹、蠕虫纹等为其主要图纹，其中虎纹占居首位。经对出土的青铜器图纹统计，仅“虎”纹图像就多达30多种。因此，从事巴族历史研究的学者们根据文献史籍中的记载和各种有关巴族的传说故事以及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普遍认为，这类青铜器上的“虎纹”应是巴人的图腾。
不过在我们检阅各类有关巴族文化研究的著作时，发现围绕以虎图纹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学术论文确实相当多，认为周代的巴人有着崇虎的习俗，但若再往前追溯也就没有怎么论及了。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考古发现的资料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学者们对巴族本身的历史资料还不太熟悉。故此，对追溯早期巴人崇虎的历史暂时还没有真正提到认识上来。至于巴人崇虎是否始于周代？周代以前的巴族究竟有没有崇虎的踪迹可寻？巴族又为何而崇虎？这当然一直是学术界无不关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湘、鄂、川等地考古发现的资料，并结合文献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和传说对以上提出的几个问题，尤其是对巴族崇虎的历史渊源作一探索，不妥之处，敬望专家和同行教正。
一、有关巴人崇虎的文献资料记载情况
持巴人崇虎说的学者，特别是从事民族学、历史学的学者大都是依据《世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的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焉。”进而认为，巴人是崇虎的民族。更有学者根据巴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上精心铸雕的各类虎图纹，认为虎是巴人的族徽。不过，所谓的廪君化为白虎的故事，大概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巴族崇虎的历史传说故事。如《世本》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诞，指的是住在巫山地区的古蜒族，他们与巴人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又《晋中兴书》曰：“賨者（板楯蛮），廪君之苗裔也。”因此，有学者在研究廪君的历史时认为：“廪君是巴人之后，巴人是伏羲之后，伏羲是古羌人之后。”〔2 〕至于巴人是不是伏羲古羌人的后裔，这里我们暂且不论，但据上考知，廪君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巴人始祖，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其实，文献史籍中早就记述有虎族在南方活动的情况。如《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爰有熊、罴、文虎……一曰爰有熊、罴、文虎。”所谓文虎，郭璞云：“周虎也。”这里提到的文虎大概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虎部落。在《山海经·中山经》中也记载曰：“视水之东七十里有虎首之山。”所谓视水，据郭璞解释：“或曰视宜为瀙，瀙水今在南阳也。”而南阳位于汉水流域的北侧，与前面所说的“文虎”（即虎部落）分布于南方的地理位置是基本相符合的。
在西周昭王时期，分布于江汉地区的虎方、荆方等国经常与周王室作乱，故周昭王亲自带兵南下征伐。但后来在征伐荆方时死于汉水流域，俗有“昭王南征而不返”之语。《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吕氏春秋·音初》也载有“周昭王亲将征荆”，《水经注·沔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在这里还需提及的是，所谓昭王南征伐荆方，在金文中也有记载，专家们已作过研究，认为荆方就是虎方，而虎方也就是巴方，当时的中原人常将南方即江汉地区的荆、虎互称谓。对此，后文中要详考，此不赘述。《左传》昭公九年记曰：“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即证明巴族当在江汉地区，只是在这段文献记载中省去了荆、虎二字，而用巴、濮代替了荆、虎。但这时期的濮实际上在巴人的分布范围内，故已有学者认为，这时期的濮应从属于巴国〔3〕。
春秋时期的楚人曾称虎为“于菟”。如《左传·宣公四年》记载：“初，若敖娶于郧，生闘伯比，若敖卒，从母畜于郧。淫于郧子之女，生子文焉。郧夫人使弃诸梦中（古云梦泽），虎乳之郧子母，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故命之曰闘穀於菟。”《毛诗·召南·驺虞》毛传：“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闻一多说：“驺虞之合音近菟，盖方俗呼虎为菟。”又《方言·八》记云：“虎……江淮楚之间……或谓之‘於
’。”《汉书·叙传上》也曾谓：“楚人……谓虎於
。”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谷口满先生根据《左传》中的这段历史记载研究认为：“由虎父哺育的传说，正反映了作为虎崇拜集团的若敖氏是云梦泽的宗教主人。或换句话说，这个传说意味着若敖氏掌握了云梦泽的祭祀权。……虎是云梦泽神话性的祖先，也是神。”〔4 〕张正明先生也从图腾崇拜及民族语系等方面研究认为是郧楚通婚，而从民族关系来说就是巴楚通婚〔5〕。这里提到的虎崇拜集团， 无疑应与古时巴人在云梦泽活动过的历史有关。巴人与楚人为邻，其祖先早在楚人南下崛起以前就世世代代在江汉地区活动。石泉先生曾考证：“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汉水中游以西钟祥与荆门市间曾是巴国的活动区域。”〔6〕徐中舒先生也指出：“两周时代，巴、濮两族尚居在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7〕如前文所示，这时期的濮也是从属于巴国的， 楚人南下，其势力不断强大，虽然逐渐将世代居住于古云梦泽（即江汉地区）地区的大批巴人赶到了鄂西、川东一带，但在楚地仍还有巴人遗民在这里活动，也就是说，巴人并非全部族举足迁徙。居住在古云梦泽一带的巴人世代保留着对祖先虎神崇拜的风俗，这是很自然的事。
大家知道，巴楚风习自古相互交融，先进的楚文化启导着巴族的发展进化，但巴人曾世世代代居住在长江中上游地区，他们长久地保留着自己富有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而这种民族、民俗文化自然也会在楚地深深扎根。因此，巴人崇虎之俗也曾一度对楚人产生影响，只是春秋时期，楚人才完全控制住了世代以虎为崇拜的巴人，故称崇虎的巴人为“于菟”族，实际上也就是“虎族”。在楚人腹地江陵、荆门、钟祥、枝江等地屡屡出土有巴人的青铜兵器，如柳叶形剑、戈等，有的剑、戈上还铸雕虎的图像即是佐证。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巴族更加受到楚国的强烈攻击，并已基本上西退到三峡乃至以西的地区。如在川东云阳李家坝遗址地层中出土有春秋时期楚式鬲和矮把豆〔8〕，即表明楚人的势力已到达这一地区；在洞 庭湖一带活动的巴人也是逐渐向湘西山区进发。因长江三峡、鄂西、湘西一带早在夏商时期就已是巴人的根据地，故巴人向西退逃凭江据守，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焉。”《华阳国志·巴志》也载有：“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这都是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白虎巴在长江三峡以及川东等地活动的情况。据徐南洲先生研究，所谓“白虎为害”，实际上是白虎夷领导的巴人起义〔9〕，这是有 道理的。
上面仅仅根据文献史籍的记载，对巴人崇虎的历史作了简单介绍和粗略分析，若是单从以上记载来说明虎族曾在南方即长江中游地区活动的话，可能有人会说理由还不够充分，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这一区域里的考古发现的资料情况来作进一步研究。
二、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南方虎族的分布情况
前面我们根据文献史籍的记载，大致上了解了商周时期所谓虎族（虎方）在南方活动的历史情况，现将这一区域考古发现的有关虎族方面的实物资料情况介绍如下。
1.在两湖平原，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虎形器出土于湖北省钟祥六合，在六合遗址中出土有新石器时代末期即石家河文化（也有学者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时期的虎面饰品，虎面为玉石雕琢而成，正面浮雕出形象逼真的耳、眉、眼、鼻，两侧边缘与背面为斜穿的小孔贯通，供穿线用〔10〕。
2.1989年9 月在与湖北为邻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出一座商代大墓，墓中出土一件青铜重器卧虎尊，形作半卧欲起状，张口呲牙，突目粗眉，两耳耸立，长53.5厘米，高25.5厘米。同出的还有青铜重器卧虎大方鼎、扁圆状夔足鼎9件，在其中的7件鼎的器耳上都铸有卧虎〔11〕。
3.解放前曾在湖南安化出土一件商代青铜卣通体饰虎纹，虎踞坐且以足及尾支撑，前爪抱持一人，张口啖食人首，人体与虎相对，手拊虎肩，脚踏虎后爪上，转面向左侧视〔12〕。此外，在宁乡还出土有较多的玉虎。
4.1993年在江汉平原的西部江陵（江北农场二砖瓦厂）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的西周时期的青铜虎形尊，该尊长35厘米，高22.4厘米，造形精美，栩栩如生，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工艺艺术品〔13〕。
5.公元1118年（北宋重和六年）在湖北省安陆出土的“安州六器”〔14〕的铭文中曾记载了周初伐“虎方”的历史事件。如两件中方鼎（《大系》6.7）铭文曰：“惟王令南宫伐反（叛）虎方之年， 王令中先，省南国，串（贯）行，
（设）王
在夔
，负山。”所谓“夔”，据李学勤先生研究，应即后来楚国熊挚所居的夔，地在湖北秭归县城东，“中”在那里设置了周王的行帐，背山而居〔15〕。
6.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发掘的一些楚人墓中，常出土有大量的漆木器，最引人注目的是虎座飞凤，一般所见的虎身上都立有一凤或双凤（虎座飞凤以鄂西江陵、荆门一带出土最多，而且最富有特色）。对于这些凤虎相斗的漆木器，张正明先生曾作过精辟考证：“凤虎相斗也是楚国美术作品的一个屡见不鲜的主题，结局自然是凤胜虎败。让大凤把小虎踩在脚下，这是楚人心态露骨表现，颇有厌胜气味。”巴人是崇虎的民族，楚人是崇凤的民族，“而楚人与巴人是宿敌，这就养成了楚人贱虎的心理”〔16〕，因此，这可以说是“楚人战胜巴人的象征”。
楚人的漆木器如此，楚人的青铜器同样也是如此。1979年3 月在丹江水库（鄂西北与豫西南交界处）的淅川下寺M1内出土了两件精美的春秋晚期的龙耳虎足青铜方壶，壶的圈足底部皆铸有两虎，虎作踞伏状，以背承壶，虎首，高鼻突眼，唇吻外卷，口吐长舌，给人的视角上有一种作挣扎状的感觉〔17〕。猛虎伏地，以背承大壶，自然也反映出了楚人贱虎的心理。
8.在四川、湖北、湖南、陕西、贵州等地出土有大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类铸有虎纹的巴人青铜兵器，虎纹多铸于戈援本部、矛骹部、剑身基部，一般为侧面形，虎纹多只刻一耳或两足，有的虎身饰斑纹〔18〕。
另外，在这一区域内还常出土有青铜重器虎钮錞于，史籍中称为“巴氏虎于”，这也是巴文化遗物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器物之一。錞于在古代是多用于战争方面的一种军乐，如《周礼·地官·鼓人》载“以金錞和鼓”，《淮南子·兵略训》云“鼓、錞相望”，《国语·晋语五》中说“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等，类似的记载较多，不胜枚举。总之，从考古发现的錞于，以及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錞于的历史由来已久，而巴人的錞于的时代一般为战国至两汉，多数錞于顶端的盘内中间的重要部位都铸有一虎形钮，还有的铸双虎形钮，这无疑显示出了“虎”在巴人心目中占有神圣的地位。
这一区域发现的如此之多的虎形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直到战国及两汉时期，尤其是春秋以前的虎形器的出土，不仅为考证商周时期的虎族（虎方）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分布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使我们对虎族在南方之说有了新的认识。这里还需说明的是，即使是秦灭巴以后，在鄂西、湘西、川东等地仍然见有虎形纹的青铜器，表明巴族崇虎的历史源远流长。
三、虎方即巴方再探讨
最早的“虎方”文字记载首推殷墟甲骨文了，尤其在武丁时期的卜骨中，屡见记有中原商王朝南下征伐“虎方”、“巴方”的历史事件，现择举有关的几例卜辞如下。
1.“……贞，令望乘眔与乏虎方？十一月。”
2.“……贞，令望乘眔舆侵伐虎方。”
3.“……舆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4.“……舆其途虎方，告于西，十一月。”
5.“……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
伐巴方，受又。”
6.“……□□卜，□，贞王佳妇好令沚伐巴方。”
甲骨文中所谓的“虎方”当指何处？据李学勤先生对1、2条的考证，所谓望乘，“他曾是商朝经常率师出征的武将。‘眔’义为及。‘乏’假为‘犯’，《说文》：‘侵也’。卜辞是记载武丁令望乘和舆侵伐虎方。”〔19〕又据邓小琴先生研究说，殷有伐虎方之文是指白虎之部〔20〕。有趣的是，古代的巴人是世代崇拜“白虎”的民族，这似乎已被学术界所公认。因此，可以认为，武丁时期所伐的虎方应是古代南方的巴族。第3、4条所说的“虎方”，有学者研究认为：“‘途虎方’当与‘征虎方’或‘伐虎方’同义。《集韵》说：途，‘途虎方’当与‘征虎方’止也’。乃镇压之义。”〔21〕第5、6条也是记载殷王武丁之世，派妇好率沚伐巴方的事实。这时期的巴方应当在江汉地区的西部。王劲先生认为：“西陵峡峡江沿岸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中不乏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也正是甲骨文中所载之史实的佐证。”〔22〕，董其祥先生也认为：“商王武丁命其妻妇好率领沚国之君名（即古戎字）者征伐巴方，那么巴方当时当距殷不远。”〔23〕
由此可见，商王武丁时期，南土虎方（即巴方）已成为了当时商王朝征伐的主要对象，不过当时南土虎方的势力也是比较强大的，他们拥有两湖地区这块富饶的土地，物产丰富，经济雄厚，因此他们经常与商王朝作对，故商王武丁不得不多次派出军事将领望乘、妇好率师南下征伐，且每次出征前都要向先王祈祷占卜，然后出征。这不仅在甲骨文卜辞中屡见有记载，而且在江汉、鄂西等地区地下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中也提供了佐证。在这一区域里，发现有大量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在这些古文化遗物中，虽然有强烈的自身特色的土著风格，但也确实含有浓厚的中原夏商文化的若干因素，当是甲骨卜辞中所载之史实。如此看来，甲骨卜辞中所载之史实。如此看来，甲骨卜辞中所说的“虎方”、“巴方”，其地望当在江汉、洞庭湖、鄂西地区。
“安州六器”铭文中记载的“虎方”也从地望上得到了证实，中方鼎中所谓的虎方，实际上就是指西周时期的巴国〔24〕。刘先枚先生考证说：“虎方为南国之南民族，即春秋时期的巴人，因以虎为图腾，故名虎方，《尚书·牧誓》借为‘彭人’，后代称土家族。”〔25〕在西周金文中我们还屡见有“”“”“”字，其中的“”字当释为“虎”字的省形，“”（
）指的是“荆”字。因此，所谓昭王伐荆方也正如项英杰研究认为的那样，昭王所征的荆方是虎方〔26〕。将“虎”写成“”（）字，当与“安州六器”中方鼎所称“反虎”一样，都含有周人对虎方的贬意〔27〕。吴其昌的《金文历朔疏证·卷一》中明确指出：“虎方即荆方”，亦即荆楚之地。
归纳上述诸家学者考证意见，可以认为，商周时期在江汉、鄂西地区当活动着一支较强大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就是史书中所指的巴方（即虎方），虎方被中原人称作荆方。文献资料又表明，夏商时期的长江中游地区，曾是巴族的活动区域。如《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郭璞对所指孟涂到巴的居住地作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又《竹书纪年》卷上也曾载曰：“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这里是说早在夏代，中原地区的夏王朝就已经与南方巴族有了密切联系。从近20余年来的考古资料看，在这一区域里发现有大量的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巴文化遗址，江汉地区、长江三峡、汉水上游、湘西的澧沅流域等都有发现，但最丰富的地区在鄂西地区。故袁栋庭先生在《巴蜀文化》一书中说：“古代的巴并不止指今川东地区，而包括从汉水中游到长江中游地区的广大地域，……包括今天四川、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省部分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可称巴，巴地之人均可称巴人，巴人所属之族均可称巴称。”〔28〕四川、陕西、湖北、湖南等部分地区当是虎族（巴族）的根据地，这已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承认。至于江西地区，前文已提到在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卧虎尊及卧虎大方鼎这类稀罕之宝的虎形器，与商时期的虎方也应有一定的联系，正如孙华先生所说：“吴城文化是虎方的遗存，铜卧虎是虎方的象征。”〔29〕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江西新干商墓的卧虎尊与江陵出土的虎形尊的形状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虎尊的背上都立有一形象逼真的小鸟。这种背部立一小鸟的造型，在湖北、湖南地区的商周时期青铜器上极为流行，显为南方商器的风格。如此之造型，不仅有着较高的工艺，同时也应当具有写实的含义。
总之，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以及甲骨文、金文中所记载的“巴方”、“虎方”、“荆方”，加上专家和学者们对巴文化历史的研究和考证的结果，都表明甲骨文、金文中的虎方活动区域就在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区，巴人是世代以虎为图腾的民族。正由于此，中原殷人在卜辞时把当时这一地区崇虎的巴人有时称为巴方，有时呼为虎方。“虎方”、“巴方”、“荆方”均分布于商之南土，或即南蛮地区，他们都居住在一个区域，同属于一个文化谱系，是一个较大的联盟部落团体。这支联盟部落团体不仅在夏商时期长期与中原商王朝作对，而且商末周初还曾跟随周武王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如《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勿庸质疑，此时期巴族的势力是较强大的，其活动区域正如《左传·昭公九年》所云：“昔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所谓巴、濮，他们“原来都是江汉平原上农业公社的成员，他们本来就是一家，后来由于统治部落不同，才把他们分裂为巴、濮两族。”〔30〕巴族世代占据着两湖地区，同时也与周边地区频繁往来和文化交流。其东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虎形青铜器，表明这里与两湖地区的虎方关系密切；其西汉水上游的陕南城固、洋县地区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纹铜兵器和虎形面具，也表明与两湖地区的虎方相关；另外，成都平原地区也发现有虎纹铜器、铜兵器等，当是巴文化西播与蜀文化交融的结果。
由上述情况来看，此时期以“虎”为崇拜的巴族在这一区域表现得十分活跃，而中原人在甲骨卜辞，以及后来的西周金文中常将这一区域以“虎”为崇拜的巴人称为“巴方”、“虎方”、“荆方”（荆方可能是以荆山而得名，荆山位于鄂西地区，其地在上古或远古时期均为巴人的分布范围）。故此我们认为，中原人对当时南土崇虎的巴人的这种称呼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四、巴族为何以“虎”为图腾崇拜
说到虎，人人都会汗毛竖起，无不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之感，对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的人们来说自然也是如此。但就当时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地理环境而言，这里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气候温和适宜，河流、湖泊纵横密布，农牧业相当发达，是十分理想的居住地，也是各类禽兽、虫鸟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孟子·滕文公上》曾记载当时是“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楚辞·大招》中也有“魂乎无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险隘，虎豹蜿只，
鳙短狐”的记载，说明当时南方是禽兽遍地的地方。而对当时尚处于思维低下的巴人来说，当然会对这些动物产生敬畏，并力求驾驭这些动物也或加以崇拜。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曾指出：“动物有很多方面像人类，躯体又常有比人类为大，自然更逼得人类害怕，而对他们崇拜。动物一方面是人类的仇敌，一方面又是人类的同伴，在畜牧时代两者的关系尤为密切。动物崇拜在宗教史上占了很大部分，各民族所奉的神灵常因环境而异，所以崇拜动物的种类也视地方而不同。在北方的大抵是熊与狼，南方的则为狮虎为鳄鱼。”〔31〕
前已言及，早期的巴族因分布于中国的南方，自然会对当时南方的各类动物产生种种神秘的感觉，尤其是当时的中原王朝经常南下征伐掠夺，战争时时发生，加上当时的自然灾祸严重，如洪水、火灾、疾病等经常威胁着他们，甚至会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故早期巴人为了祈求神巫来保佑自己，幻想征服自然，消灭战争，除驱灾祸，趋吉避凶，自然也就寻求了“虎”来充当本民族的保护神。巴人信鬼神在《后汉书·巴郡南蛮传》中有记载：“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巴人所崇的“虎”，《说文》中曾解释曰“山兽之君，从虍从儿，虎足象人足也”，《玉篇》中说“恶兽也”，《风俗通义》记云“虎首阳物，百兽之长也。能热缚挫锐，噬食鬼魅”，《述异记》也云“虎：千年则牙锐，而角生”。正是因为虎为兽中之王，威猛可怕，所以巴人就选择了猛虎来作为本民族的图腾或作为族徽。值得注意的是，巴人崇“虎”的这一风俗自原始社会末期开始，经夏商周一直延续到现在。这里我们不妨借助湘西、鄂西、川东等土家族地区至今仍保留着的一些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等方面的资料来作为佐证。
土家族人们世代都普遍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巴人廪君，即《后汉书》记载巴郡南郡蛮中的五姓之一的巴氏。巴氏又为“巴氏子务相”〔32〕，“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清同治本《长阳县志》记载：“县西二百三十里，昔廪君死，精魂化为白虎。”后来据著名的民族学家潘光旦考证说：“巴人发祥地的武落钟离山，是今湖北长阳的西北，离县城七八十里。”廪君死后化为白虎，而白虎要吃肉，饮人血，因此，他们的后裔年年都要杀人祭“廪君神”，俗称为“还人头愿”，祈求消灾免祸。在土家族分布地区，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后来，由于这种习俗太残忍，故将由“还人头愿”改为由巫师“椎牛”，取牛头还愿，牛肉集体餐食，牛头敬祭先祖。鄂西南一带还将“还人头愿”改为“开血口还愿”。还愿时，主坛巫师用刀在自己头上划一个口字，将血滴在长串纸钱上，挂在还愿农家住宅大门上或烧掉，这样就报答了祖先，以示虔诚。
又如土家族人死后，普遍流行着一种跳丧舞。其舞姿也多是模仿虎的动作，口里唱着丧歌，歌词是：“白虎当堂坐，撒忧尔嗬。白虎是家神，撒忧尔嗬。白虎当堂坐，撒忧尔嗬。无灾又无祸，撒忧尔嗬……”又“左打三锤龙现爪，右打三锤虎现身”等都深刻的反映“白虎”在土家族人心目中占有神圣的位置。
在土家族崇拜活动中还有一种风俗叫“坐堂白虎”。一般是每户都要有一个白虎坐堂，家家都设坛祭神虎，在坐堂正中贴一虎或设白虎神位，卡花图案也绘有虎，石碑坊上也刻有虎。土家族青年男女订婚给爷娘送粑粑也必须有绘白虎图像的大饼，结婚时要以白虎神为证：“白虎当堂我先生，几时劝婚姻？”拜堂时也要“一拜天地，二拜向王（即虎神）……”此外，巴人后裔土家族自古以来一直称老虎为“老巴子”，如老虎来了，他们即说是老巴子来了，巴即代表古代巴族，意是老虎为巴族人的祖先，显系对祖先“虎神”崇拜意识的一种真实反映。
在清江河流域的长阳一带，民间还流传有向王天子白虎蛮神，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寅属虎的说法。在清江河沿岸地区还曾建有较多的象征祭祀廪君虎神的“向王庙”，据统计，这种所谓的“向王庙”仅长阳县就有40余座。“向王庙”内供有向王天子和德济娘娘（亦即盐水女神）。在宣恩城内，向王庙里供有白虎神，咸丰县设有白虎堂，长阳渔峡口建有白虎寺。更值得注意的是，长阳、鹤峰在成立土家族自治县时，其游行队伍前面竟也抬着一只特制的白虎。据上可见，这种爱虎、崇虎、歌虎、祭虎等已渗透到了土家族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这种宗教活动的意识观念，也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研究图腾时所说的那样：“凡图腾都是一图腾的老祖宗，也是他们的监护神和防御者，它给他们供给食物，驱除灾祸，给他们降示预言以指导他们趋吉避凶。如果它是一种毒蛇和猛兽，那更好，因为那样它更能为儿孙们尽防卫之责。”〔33〕由此可见，巴人世世代代以“虎”为图腾崇拜，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中得知，不仅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陕西等地出土有商周时期的虎形器，而且在巴地出土的一些青铜兵器上也均见有精心雕刻和专门铸造的虎图纹。其虎形象一般是一只张牙舞爪，四脚五爪，怒目短耳，长尾，昂首鼓腹，显露出不可一世的猛虎。这些考古发现的各类虎形器、虎图纹等又为我们研究早期巴族崇虎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巴人除以虎神来驱除灾祸、趋吉避凶外，还应与军事战争有一定的联系。如在巴人的一些作战兵器上发现铸有各类虎纹，在出土的一些巴人铜錞于（军乐）的钮部多系虎钮。笔者以为其用意大概是指当时巴人在作战中常以猛虎的气势来压倒对方，用敲击虎錞于的声音来壮军威，鼓励勇士冲向前方。“巴人尚武”，习演征战“武舞”之风极盛，这在史籍中屡有记载，如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曾明显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也。”《尚书大传·周传》中也载：“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除上面介绍的巴人在作战时手中握有虎纹铜兵器外，还常带有虎形面具。如在汉水上游陕南城固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就发现有数十件“虎形面具”，据研究，“虎形面具”应与巴人有关。
回想当年，巴人将士在作战时，手中握有虎纹兵器，部分将领头上带有“虎形面具”，他们高唱战歌或大声吼叫，跳着各种恐吓性动作的舞。以他们创作的这种独有的能鼓舞将士斗志的即原始式的“巫傩舞”（武舞）去与对方交战，而且在交战中，巴人又经常是得胜而告终。后来周武王克殷后，也仿照巴人的这种“巫傩舞”演奏了大武之乐。与巴人为邻的楚国在长期友好交往中同样也受到了巴人这种“巫傩舞”的强烈影响。如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令尹子元“振万”，所谓万，即是大武之乐的别称。演奏这种大武之乐歌舞的自然也应是巴人，如《文选》录宋玉《对楚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可见巴人的这种歌舞在当时楚郢都也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更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在湖北荆门市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铸有铭文“大武
兵”四字的巴人铜戚〔34〕，1994年在湖北沙市又收集到一件与“大武兵”相同的巴人铜戚〔35〕。据考证，这种所谓的巴人铜戚实际上应就是演出大武之乐所用的道具〔36〕。西汉时期，这种“巫傩舞”仍在民间流传，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在记载古川东地区的巴人别部板楯蛮歌舞时也有“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的记述，看来巴人这种“巫傩舞”也得到了汉高祖刘邦的赞赏。
还有一个也应论及的问题是，巴人可能还有纹身的习俗。如《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说有“文虎”，郭璞云：“雕虎也。”《礼记·王制》也曾记载：“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楚辞·招魂》中亦有：“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这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招魂》中的“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指的就是世代祭祀“白虎”的巴人。所谓雕题，就是把某图纹画刻在身上；所谓蛮，史书中曾有“南蛮”、“巴蛮”的记载，即指中原人对当时南方民族的泛称。那么史籍中屡见记载的所谓“文虎”、“雕虎”、“雕题”等是否就是穿在武士身上的雕（画）有虎纹的护身衣呢？我们认为，既然在作战的兵器上铸（刻）有各类虎形图纹，青铜錞于的钮部铸成虎形，青铜面具又作虎形等，那么，在巴族将士的战袍上或身体上又为什么不可能雕（刻）画他们世代所崇拜的“虎神”图纹呢？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中引用和列举的一系列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以及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资料证明：巴人不仅有崇“虎”的历史，而且崇虎的历史源远流长。往前至少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往后延续到两汉以后直至现在，如分布于鄂西地区、湘西地区一带的巴人后裔土家族居民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一古老的崇“虎”遗风。不过单就文献中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巴人崇虎的鼎盛时期似乎是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即商周时期，因此史载中屡见有“虎方”（即巴方），考古发掘中常发现商周时期的虎形青铜器、玉器，尤以虎纹青铜兵器出土的最多。很多学者认为，巴人周代才开始崇虎，更有的学者认为是“廪君”死化白虎以后开始的，这些观点值得商榷。从以上介绍的甲骨文、金文中的记载和江汉地区屡次发现的商周时期大量的青铜虎形器、玉器的情况可知，早在商代，“虎方”（即巴方、巴族）就已经在长江中游地区活动了，江汉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用美玉琢刻而成的虎面具，为确定巴人崇虎历史的上限提供了实物资料。近年来，从事巴文化历史研究的学者不仅根据文献记载将巴人的历史追溯到了原始社会末期〔37〕，而且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也将巴人的历史追溯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即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时期〔38〕。现在我们根据对巴人崇虎这一风俗的探索，同样也可以将巴人崇虎的历史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我们深信，随着对巴文化历史的深入研究以及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巴人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夏商时期就已有了崇“虎”风俗的历史事实必将会得到证实。
注释：
〔1〕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171页，张锡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2〕彭官章、朴永子：《羌人·巴人·土家族》， 《吉首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3〕〔7〕〔30〕徐中舒：《论巴蜀文化》93页，四川人民出版，1982年。
〔4〕（日）谷口满：《虎乳子文传说与若敖氏》， 《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5〕张正明：《巴楚文化关系概述》（提要）（打印稿）。
〔6〕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1988年。
〔8〕《三峡工程淹没区云阳境内试掘获重大成果》， 《中国文物报》1994年11月20日。
〔9〕徐南洲：《是“白虎为害”还是巴人起义》， 《天府新论》1986年3期。
〔10〕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297页，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12〕《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上），文物出版社，1985年。
〔13〕《江北农场献交西周虎尊》，《中国文物报》1994年3 月13日。
〔14〕据《金石录》记载六器：“凡方鼎三、圆鼎二、甗一”。
〔15〕〔19〕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南土》，《文物》1976 年2期。
〔16〕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楚艺术论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
〔1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75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8〕李明斌：《巴蜀铜兵器上虎纹与巴族》，《四川文物》1992年2期。
〔20〕邓少琴：《巴蜀史稿》71页，《重庆地方史料丛刊》，重庆地方史料组编，1986年。
〔21〕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第六章《国家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22〕《鄂西峡江沿岸夏商时期文化与巴蜀文化关系》，《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23〕《巴史新考·甲骨文中的巴与蜀》，重庆出版社，1983年。
〔24〕邓少琴：《巴蜀史迹新探》10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25〕《“湖北金石志“周楚重器铭文拾考》，《江汉考古》1991年3期。
〔26〕项英杰：《虎方考释》，《中国文化》1945年第1期。
〔27〕朱俊明：《古荆为巴说》，《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4期。
〔28〕《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29〕《铜卧虎的联想》，《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28日。
〔31〕林惠祥：《文化人类学》2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32〕《后汉书》卷八十六，第2840页，中华书局，1987年。
〔33〕《闻一多全集》第1册《伏羲考》，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
〔34〕王毓彤：《荆门出土的一件铜戈》，《文物》1963年1期。
〔35〕《新发现的“大武”青铜戚》，《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26日。
〔36〕张正明：《楚文化史》第282、2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7〕杨华：《远古时期巴族与三苗文化的关系》，《民族研究》1995年9期。
〔38〕杨华：《从鄂西考古发现谈巴文化的起源》，《考古与文物》199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