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领域思想解放的表现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领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77年冲破“两个凡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理论界通过揭批“四人帮”在经济理论上的谬论，逐步澄清了“四人帮”散布的错误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辩明了理论是非，对于拨乱反正，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工作重心的转移，起了积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突出体现在四个主要理论问题上：商品经济问题、按劳分配问题、生产力问题和经济规律问题。
一、理直气壮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行的，要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改善人民生活，不发展商品经济也显然是不行的。要在实践中发展商品经济，首先就必须在思想上纠正对商品经济的错误认识，从理论上正本清源。
1977年下半年，国务院准备于次年7 月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通常称之为“双学”会议），12月5日， 国务院为此专门发了《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明确提出了“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通知说：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才能排除城乡资本主义的活动，才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注：《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1977年12月5日。）
这个通知反映了当时党和政府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态度。《通知》的发出虽已是1977年底，但它的准备至迟在该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当年是国务院财贸小组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曾主持起草了《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文章，他对这篇文章产生的经过，作了如下回忆：
“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在搜集材料中，发现‘四人帮’在商品生产方面的很多谬论，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有差别，在这点上，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个很大的倒退。本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加以区别，这是苏联理论界的一大进步，毛主席对此也充分肯定。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搜集材料，写了《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该文供讨论稿于1977年12月30日写成，1978年5月22 日《人民日报》发表。同时，准备‘双学会议’，发了一个通知：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文章写好后首先给一位副总理看，他很痛快，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前加上了一个‘理直气壮’。随后又把文章和通知送给先念，他也赞成。这就打破了‘四人帮’在商品生产上设置的禁区。”（注：1996年4月24日邓力群回忆。）
《通知》发出后，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宣传毛泽东经济理论会上，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连续作了三四次专题讲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双学”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特别强调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强调了财贸工作的重要作用。但讲话还特别强调了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注：《人民日报》，1978年7月12日。）这个讲话稿， 是由邓力群组织有林、卢之超、卫建林、林子力、李智盛等从1977年底开始起草，后又经过胡乔木多次修改而成的。公开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这种思想在理论界也有所体现。
1977年下半年，在按劳分配的讨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按劳分配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它和商品货币相结合，就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对这种观点的前半部分，理论界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对后半部分，多数人有不同意见，引起了争论。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确实仍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种痕迹表现在：商品仍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重性；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因此，仍然有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性。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注：刘光第：《按劳分配和商品货币相结合就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吗？》，《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2日。）
1977年12月21日，李岩石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向群的《斥“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商品制度的污蔑》文章中肯定地认为：“我国现行的商品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商品制度，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使它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发表最早的批判“四人帮”关于商品生产错误理论的文章，随后类似的文章陆续见诸于报刊。在这些文章中，《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可看作是代表政府对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作的全面的总结。
这篇署名向群的文章，从酝酿起草至1978年5月22日公开发表， 经历了近一年时间，它的内容全面，论述深刻。以这篇文章为代表的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文章，在批驳“四人帮”有关谬论的基础上，从如下方面，阐述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看法。
1.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文革”期间，阻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理论是，“社会主义商品制度‘必然会孵化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分析商品生产的理论入手，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
2.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也是等价交换。理论界认为，商品交换是实现消费品分配的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商品交换中通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也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在这一点上，它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二者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前提的，它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是与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
3.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四人帮”把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原因，归之于包括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把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内容”，说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的经济基础”，于是得出“资产阶级法权，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又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样的结论。理论界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这是“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概括、最典型、带有纲领性的语言，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本身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4.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通过上述论证，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必须大大发展。在实际工作中，还提出要积极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在增加农副产品出口的同时，要提高工矿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在出口中的比重。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和某些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装配业务。技术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办法，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归还。要有计划地建设一批出口基地。对承担出口商品生产的企业，要以创汇多少和是否认真执行合同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在外汇分配方面，应当给有关地区和部门一定的好处。（注：见余秋里1978 年7月2日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8 年7月3日。）
5.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集体经济还没有壮大到可以保证农民生活和满足城乡多种需要的情况下，农民家庭副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农民的家庭副业，过去被错误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是必须割去的。1978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民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澄清了这个原则问题。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民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是受社会主义经济支配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从属性的经济，绝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尾巴”。因此，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也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1978年7月， 李先念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允许小自由，对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不要乱加干涉，对集市贸易要加强管理，不要随便取消。”（注：李先念1978年7月22日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1978年8月16日。）
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一直实行按劳分配的，“文革”期间特别是“文革”后期，“四人帮”抓住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大作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实际上否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四人帮”从理论上、实践上诋毁和破坏按劳分配，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和人民生活，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粉碎“四人帮”后，按劳分配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按劳分配原则。
对按劳分配问题，邓小平早在没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就开始关注了。他在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 专门谈了尊重脑力劳动的问题。在1977年8月1日接见方毅、刘西尧的谈话，1977年8月8日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谈话，1977年9月6日接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的谈话，1977年10月31日听取空军、装甲兵汇报工作时的指示，1977年11月3日会见美籍教授王浩时的谈话，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都讲了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问题。
其中在1977年10月31日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建立岗位责任制。质量问题为什么这样重要，精神奖励是需要的，物质奖励也必须要。开滦煤矿自始至终有精神奖、物质奖。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要结合起来，这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指出， 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主要是看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他认为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表现在劳动得好、贡献大上。他主张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他提出奖金制度要恢复，稿费制度也要恢复。
华国锋对此也曾在许多场合表明过自己的态度。1977年8月23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10月29日在听取煤炭工业部汇报时的谈话，1977年11月9 日下午听取冶金部汇报时的谈话，1977年12月30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时的谈话，1978年2月7日下午，视察首钢时的谈话，1978年2月26日， 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特别强调了按劳分配问题。
李先念在1977年10月29日的谈话，1977年11月9日下午， 在听取冶金部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10日， 在国务院讨论国营企业中试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指示，也谈了这个问题。他在1977年10月29日的谈话中，说：“资金不能否定”，还专门谈了黄埔港的经验。该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搞计时加奖励，后来改为计件工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周总理和李先念的支持下，他们一直坚持下来。在所有港口中它始终没有积压，装卸任务完成得最好。
1977年9月28日， 陈云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也充分肯定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1977年4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提出坚决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彻底批判“四人帮”在政策上合理体现的按劳分配原则诬为“物质刺激”。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再一次明文规定：“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当时也十分重视，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很多有关的理论文章。（注：其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就主要有如下一些：1977年3月11日， 向群：《刁小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张春桥授意炮制的两篇反军黑文章》；1977年4月19 日，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提出坚决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彻底批判“四人帮”在政策上合理体现的按劳分配原则诬为“物质刺激”；1977年4月21日， 叶金：《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7年5月17日，靳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吗》； 1977年7月16日， 国家计委大批判组：《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1977年11月22日，赵履宽：《驳“四人帮”在劳动报酬形式问题上的谬论》；1977年11月22日，刘光第：《按劳分配和商品货币相结合就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吗？》；1978年2月27日，严实之：《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8 年3月27日，本报评论员：《坚持贯彻按劳分配政策》；1978年4月9日， 社论：《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方针》；1978年5月5日，《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发表后，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讲话和各地的拥护性的文章也很多；1978年7月25日， 宋平：《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1978年7月29日， 本报特约评论员：《谈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几个认识问题》；1978年12月2日， 李文：《物质鼓励和物质刺激能划清界限吗？》。）
1977年2月下旬，北京地区经济学界召开经济理论研讨会， 后又陆续召开了多次。其他地区也开展了类似的学术讨论。1977年下半年，于光远就按劳分配问题，专门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对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时期有关按劳分配的文章发表了很多。在这些文章中，最著名的是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该文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和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从1977年12月开始着手起草的。对这篇文章，邓小平看了两遍，两次找政研室的负责人谈对文章的意见，具体地指导了文章的起草和定稿。
1978年3月28日， 邓小平在接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和邓力群时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然后他说：第四部分还要好好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还有脑力劳动的问题，文章中讲得不够。生产力愈向前发展，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愈来愈多。当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还要搞体力劳动，将来还要保存手工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做菜烧饭是不是都变成自动化了？我不相信会完全变成自动化。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要把这一点强调一下。文章再改一改，改好后再送我看一下，然后再发表。他说：“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注：《坚持按劳分配》，《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2页。）
过了一个月，4月30日，邓小平又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去， 仍然是谈文章的修改问题。他说：“今天找你们来，主要是谈按劳分配的文章。文章其他部分都可以了，最后一部分中讲到工资改革，有些话要说得活一点。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别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是不是一定是八级，还可以考虑。上海在八级之外，又加了半级。不一定就是八级，改成十级，十二级都可以嘛！也许不需要搞上海那么多级。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
这篇文章送请李先念审阅，李先念看了两遍，给予了肯定，提了意见。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将这篇文章发表。
该文针对“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而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详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1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2）按劳分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3）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 是与一定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这些观点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要实行按劳分配。
这篇文章的正式发表比《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早了6天，在当时都引起很大的震动。
1978年5月17日， 当时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在一个小会上专门点了这两篇文章的名，说：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
但是，对文章的指责和批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支持和响应。
如7月22日， 李先念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这样说道：“现在最关紧要的是两条，一条是真正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多劳多得，反对平均主义；一条是千方百计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坚决纠正那种‘各行各业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脚’的现象，保证做到增产增收，分配兑现。”（注：《人民日报》，1978年8月16日。）
三、大力发展生产力
“四人帮”在生产力方面的错误论调主要是鼓吹所谓“唯生产力论”，在粉碎“四人帮”后，理论界开始批驳这一谬论。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当时人们所迫切要求的是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通过改革、引进来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大力发展生产力，这种思想在全国上下是一致的，大家的心情是急迫的。
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注：《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1977年8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的第五部分，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华国锋1978年7月7日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要发展生产力，要向国外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注：华国锋：《1978年7月7日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7月12日。）
1978年9月16日，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128页。）
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当时就认为要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邓小平在1978年9月18日听取鞍山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时的讲话、10 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10月11日在工会九大的致辞中，都讲了这个意思。
他说：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注：《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0页。）“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各条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我国工人阶级也要虚心学习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注：《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成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6、139页。）
但是，对于怎样进行改革开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在迫切心情的影响下，言论、行动上表现出偏激，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口号，盲目地主张大规模地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也有一些人比较冷静，考虑问题比较全面。这种情况，在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有比较集中明显的表现。
要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速度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这次会议的主调。出国考察回来的人，在大会上介绍国外考察的观感，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游资很多，要寻找出路。外国听说中国要改革开放，要吸引国外资金，纷纷表示愿意给中国投资。一位从国外考察的同志回来说：“在国外考察时，他所到各州，州长说：我们有钱，就在饭桌上可以定下来给你们多少，几十亿美元没问题，一百亿美元以上，饭后谈几次，可以定下来。……”当时很多人对此谈得都很激动，“陈云很冷静，他专门找有关同志说：引进资金那么多，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配套资金吗？……后来陈云跟先念谈，建议会议告一段落后，最好用几天的时间，听听不同的意见。”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做了一个总结发言，这个总结，把陈云的想法适当地考虑了进去，不是一面倒。但是，此稿拿出去讨论时，仍然遭到一些人的尖锐激烈的批评。（注：1996年4月24日邓力群回忆。）
这些为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开放的初步尝试，有过失误，主要是不顾国情，大规模地引进资金，引进成套设备，影响了经济的正常的顺利地发展，但这个失误，就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是探索和尝试阶段的失误，是难免的。而且它所积累的经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的引进开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四、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四人帮”在经济规律方面的“左”的错误，就是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重视经济管理，以政治干预经济，使得相当多的经济领域的领导干部，“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这种流毒如不加以肃清，就势必阻碍经济的发展。
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到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改革的尝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已经开始酝酿了。
1978年6月20日， 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要把提高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还说：“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财贸战线，同样存在于农业、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战线。这是目前整个经济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着重解决的迫切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注：《人民日报》，1978年6 月27日。）这里只是提出了提高经济管理水平问题，没有明确提出“改革”这个概念，但经济管理水平如何提高，当中就隐含了改革的意义。
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不利用价值规律，违背这个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就不能以最少的消耗取得充分的效果，就必然产生严重的浪费和亏损，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我们必须在全党，在全体经济工作人员中，在财贸工作人员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增加企业利润、厉行财政监督的教育，这样就能大大地促进生产，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有些同志对研究、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二者是统一的。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注：华国锋：《1978年7月7日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7月12日。）
在1978年7～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胡乔木于7月28 日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这个发言事后又经过多次修改，于10月6 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发表。
胡乔木的文章是在很好地领会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精神，系统地总结当时社会上对经济规律的认识，针对当时经济管理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写成的。文章讲的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反对长官意志决定问题，提出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此前大家包括毛泽东都只讲前两个积极性。还提出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体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针对当时高指标、大口号的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文章说：“这些同志忘记了，‘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不能在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以外，自己创造出另外的什么规律来强加于经济。”（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胡乔木文集》第2 卷，第402页。
）文章强调：“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408页。）作者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首先是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409页。）要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文章呼吁，要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组和经济改革，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明确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并对之作了具体分析。作者提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将继续长期存在，在我国还需要大大发展。这些真知灼见在新时期中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文章刚发表出来，人民出版社就要求出小册子。胡乔木没同意，说要继续修改，然后再出。为了作好修改工作，他特意抽出半个月时间，到天津、上海调查了一些工交企业和生产队，找经济部门开了好几个座谈会。
在国家计委党组的同意下，薛暮桥等在1978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过去20多年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遭受的挫折和损失，特别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注：参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也提出了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问题。
五、经济领域思想解放的特点
这个时期经济领域思想解放与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相比，表现有所不同，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首先，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以及理论界，对这些经济领域中的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从领导到群众，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理论工作者，在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方面，都有一种紧迫感，都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认识、这种思想，在对上述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的看法就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而且，这些一致、统一，不仅仅只是在正确的方面。
其次，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直接针对的是“四人帮”的错误论调，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而逐步深化的，遇到的阻力和遭到的批评较小。“四人帮”在这四个经济理论问题上都有一套错误的论调，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就是针对这些错误论调开展起来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不断冲破重重限制，开辟着思想解放的道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人们的思想禁锢逐渐被打破，不仅仅表现在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哲学领域，在经济领域中也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对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的《工业二十条》、《科学院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平反，使“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歪曲开始得以有针对性的驳斥和清算。与哲学领域相比，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主要是直接针对“四人帮”，是随着揭批“四人帮”的运动的深入而展开的，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为标志的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则是针对“两个凡是”。它以真理标准问题为突破口，对“两个凡是”发起冲击。两相比较，前者的针对对象“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他们专横跋扈的时代已成过去，后者针对的对象是坚持“两个凡是”者，他们正在台上，他们可以允许并大力支持人民对“四人帮”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但却不能容忍这种批判触及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也允许人民解放思想，但却无法容忍思想解放到危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正由于如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和严厉批评，从而在当时的思想界、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由该文而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后来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淹没了先它而发的由经济领域掀起的思想解放的初潮。
再次，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表面上虽没有针对“两个凡是”，但实质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这一时期的理论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地引用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语录，作为作者的立论根据。如《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文章开头引用了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论述按劳分配的原则一大段话，又详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仅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就引用了九处。这个现象说明，尽管“四人帮”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言论仍十分谨慎小心，不得不处处打着革命导师的旗帜，不得不引用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作为立论的根据之一，以防被人揪住辫子，抓住把柄。当时几乎所有的有分量的经济理论文章都如此，大量引用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但在引用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时，则又多是引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论述。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论述批驳“四人帮”的谬论，实际上也就是拿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的思想否定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这些文章表面上看都没有违背“两个凡是”，但实质上是在反对“两个凡是”。尤其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发表后，紧跟着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一些人就更加明白了这些理论文章的实质和真正目的，所以，1978年5 月17日，这两篇文章被点名批评。
最后，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不可避免留有时代和历史痕迹。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两个凡是”思想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人民的思想解放是一步步前进的，当时的理论工作者在总结历史经验、反思过去失误、提出新的符合客观实际新思想的同时，也不能不留下历史和时代的印迹。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在思想的不断解放过程中，经济开始了恢复和发展，多年来没有改善的人民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在改革和开放方面的尝试，不仅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了思想准备，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规模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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