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山文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蒙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山论文,作用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5—0144—06
政治发展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权力的正向演变，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特指民主共和逐步取代封建专制的历史。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开端，近代中国真正的政治转折则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明朝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登陆中国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次次遭遇多元化思潮的震撼和冲击，尤其是1840年至1911年的70年间，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穷尽皓首，上下求索，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却为政治思想的启蒙提供了借鉴和选择，为政治斗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政治思想的启蒙是政治权力正向演变的前提条件。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政治权力更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进的政治理念——“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研究香山文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蒙作用，旨在窥斑见豹，抛砖引玉，进一步重视香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一、香山文化顺应时代潮流而后来居上
香山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母体嫁接的产物，是民主、自由、法制等现代政治的精髓在皇帝脚下落地生根、栩栩成长的橄榄树。香山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宋元时期，香山文化渐渐成型，“浮”出水面。清朝末年及民国时期，香山文化才扶摇直上，光芒四射。
香山文化是后来者。从时间上看，岭南文化的兴起远在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和湖湘文化等中原文化之后。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岭南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仅2200多年。而在岭南文化版图内部，香山文化也晚于八桂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从地理上看，香山在远古是一片汪洋。15世纪初，香山仍然还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① 757年，朝廷在香山岛设地方行政单位文顺乡，驻地濠潭设戍边军事单位香山镇，说明香山有文字记载的行政管辖史迄今不超过1500年的时间。按照皇权建县为治，香山的历史则只有800多年。1152年， 朝廷将南海、番禺、新会和东莞四县各划出一部分，设香山县。因此，香山文化的中心是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波及周边的南海、番禺、新会和东莞的一部分。
香山文化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非主流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岭南文化的源泉。岭南文化总体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依托，但它是土著古越文化和南迁的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融合而成的新型文化，既传承了中原的儒家文化，又变异与发展了儒家文化。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岭南文化的最新缩影。[1] 地理位置决定了岭南文化的“靠边站”地位。岭南位于封建统治下的“中心之国”的最南端，北边横亘着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隔断了中原主流文化进入的通道，使岭南成为当时封建统治下的非主流文化区之一。居住的人口决定了岭南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古代岭南地区是百越族聚居之所，原居民很少。由于交通、语言、气候、饮食等原因，百越人不愿北上中原赴长江黄河，土著岭南人极少接受主流文化熏陶，养成了鄙视和抵制北方文化的思维习惯。香山文化也是一种有别于宫文化的民间文化和异于内陆文化的草根文化，它既有回归传统的“寻根”情结，又有超越传统的要求和倾向，同时还有重农亦重商、安土重迁的心理表征，所以，香山文化本质上是多种文化“杂交”后的民间文化。对于延续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文化而言，香山文化的“崇洋媚外”和务实重利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挤和阻挠，但无疑它也是冲破既定思想和行为樊笼、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新生事物。这种难得的创新，乃引导中国经济、政治、社会进入近现代化潮流的涓涓甘露。
香山人群体从清朝起开始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由于在岭南后生成的地缘和不断移民的人缘，香山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在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流与长期互动中积累而成的基因，他们得风气之先，又领风气之先。经过唐、宋、元三代的文化萌芽和明、清早期的文化沉淀，香山人群体18世纪始，几乎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发展的每一个领域均各领风骚。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转型，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提出自强图存、救国兴邦、巩固清朝统治的良策，先后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等大量社会精英。每一个精英群体中都有成批的香山人的身影。如洋务派“制器”、“练兵”，兴办近代企业和新式教育，用洋枪洋炮装备军队，开展对外进出口贸易。在这些活动中，涌现了唐廷枢、唐廷植兄弟，容闳、徐润、莫仕扬、郑观应等香山买办家族。1860年前后，社会各界开始出现维新思潮，早期有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容闳向太平天国建议的七条纲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2](P106) 郑观应的《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等，为戊戌变法营造了思想舆论环境，而其中洪仁玕、容闳、郑观应等均为香山籍人士。孙中山先生1894年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之后，才由寄望社会改良彻底走上革命道路。[3](P37) 无论建立兴中会、中国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还是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等革命活动，都有诸多香山人跟随在孙中山左右，直至最后把皇帝赶下中国最高政治舞台，宣告封建专制统治的终结。
二、澳门乃西方政治文明融入中国的驿站
澳门充满历史的魅力，是中国近代化的试验田。在社会系统的整体架构中，经济是政治的起点，文化是政治的灵魂。澳门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政府拥有主权）。鸦片战争前，澳门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唯一居留地。西方的各种文明先在这里中转进入内陆，中国通过澳门了解和走向世界。
澳门属香山县，原名香山澳、蠓境、濠境、濠境澳、娘妈澳。祥兴二年（1279年）三月，南宋老臣张世杰拥太后及残军在海岛遭遇狂风暴雨，部分士兵漂流到澳门路环、氹仔两岛，成为澳门最早的居民。明朝初年，澳门半岛北部出现农村。洪武十九年（1386年），望夏村村民建立民兵组织“望夏乡民知守义团”，保卫乡梓防止海盗。当时，政府一再“禁海”，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禁而不止”。1506年至1521年间，广东当局延邀外国商人到电白开展贸易。同时，澳门向西30英里的浪白窖岛上，通商贸易也很繁盛。据漫游东方的耶稣会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遗嘱记载：自上川岛出发，太阳落山时抵达往北六里路处的另一岛屿，“该岛名为浪白窖，其时葡人与华人在岛上交易”。[4](P698) 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大兴土木，不到10年，南湾（当年晾晒水渍贡物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城镇。明万历五年（1577年）开始，葡萄牙人一直向当局“纳税”（500两银子），直至19世纪中叶。澳门开埠是葡萄牙人进行殖民扩张和经济侵略的初步尝试，翻开了香山历史文化的新篇章，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商品是文化的载体。澳门在中外贸易中经历了繁荣—衰落—复兴—再衰落—再复兴的波浪起伏。葡萄牙人登上澳门岛后，发现只需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倒卖货物即可获取高额利润。他们便以千吨左右的大帆船航行于澳门—果阿（印度）—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之间。一方面，通过澳门在沿海地区收集丝棉、瓷器等货物，运往东南亚、美洲等地，另一方面，又将外国的胡椒、檀香木等一些货物运到澳门，销往中国内地。1631年以前，从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1400多万两，从日本输入的白银约1亿两。[5](P100) 17世纪30年代起，清政府下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严禁商民出海，并实行“迁海令”，澳门贸易急剧下滑。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在广州、泉州、宁波、江南松江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1688年设粤海关澳门总税口、管部行太和大码头、南环、娘妈阁、关闸等四个税馆，将澳门正式纳入外贸管理体系之中。澳门每年征税白银约29600两，几乎占粤海关征税总定额83362两的1／3。② 18 世纪初，澳门失去中国海外贸易的垄断优势。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广州的贸易地位被1842年开埠的上海所取代，澳门的外贸亦逐渐被香港代替。澳门300多年的兴衰，使中国人感受和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传教士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使者。传教士一边传播上帝福音，一边传递资本主义文明。1552年，方济各·沙勿略到上川岛（属台山县）传教，12月病死在岛上。1553年至1554年间，到过浪白窖的耶稣会士巴莱多抵达澳门，并修建草屋数间以作传教之用。1562年，澳门已有望德圣母堂（疯王堂）、圣安多尼堂（花王堂）和圣劳伦佐堂（风顺堂）等三座教堂，教徒约600人。1563年，第一批耶稣会士到达澳门。1567年1月23日，罗马教皇任命卡内罗神父为第一主教，正式成立澳门教区。随后，教堂陆续增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始建于1563年的圣保罗教堂（三巴寺）。1568年卡内罗到澳门后，开设医院，沟通教会与民众的关系。1569年，澳门已有五六千名基督徒。1580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澳门，推行学术传教。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士金尼阁继续开展学术传教，回意大利募集7000多册典籍图书，于1620年运抵澳门，受到中国士大夫的热烈欢迎。
知识精英是文化交流的先头部队。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中有大批的才俊学者，如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艾儒略、金尼阁、罗雅各、汤若望、邓玉函、南怀仁等。徐光启称赞他们“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6](P321) 澳门培养了中国最早的西学人才。圣保罗神学院是远东第一所教会学校，从1594年12月1日建立后，在241年里，招收了大量中国学生，比较著名的有吴渔山、陆希言、龚尚时、许方济、尚西满、康玛宝、游文辉、徐必登等，[7](P145) 他们在神学院学成之后，翻译和撰写了一些论著，如游文辉、徐必登参与制作《两仪玄览图》，陆希言著有《盛年主保单》二卷、《亿说》一卷、《周年主日口译钞本》二卷和《澳门记》等。[8](P322) 中国学生留洋是从17世纪开始的，由圣保罗学院直接挑选的学员和传教士在内地各省挑选推荐给澳门教会的多为十多岁的幼童。郑玛诺是中国第一个留洋学生。与鸦片战争后以容闳为代表的留美学生相比，这批留欧学生在中国社会未产生很大影响，史籍记载不多，但为数不少。据方豪先生考证，意大利1732年创办的中国学院在136年里，招收的中国留学生有106人。[8](P323) 不可否认，他们开辟了中国学生去西方接受教育的先河。
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指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9](P32) 澳门是弹丸之地，小巧的人口规模和临海的地理位置孕育了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郑观应商战思想实践、容闳策划戊戌变法、孙中山建立民国等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澳门既是中国近代化的摇篮，也是政治启蒙的“温室”。
三、华侨和买办在中国政治近代化中功不可没
华侨出国侨居创业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华人大量成为华侨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19世纪后半期的华南社会，人口增加所引起的“人多地狭”，商品经济和城市工商业的发达，以及“土客械斗”等因素，产生了庞大的移动人口。西方列强在亚太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到海外各地做工的华侨日益增多。[10](P1) 有学者统计，1801—1925年，我国在外的“契约华工”有300万人；也有学者认为，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我国至少有700万华工在世界各地。[11](P10—12) 早期华人侨居海外大多生活贫困、艰苦创业、白手起家，部分华侨经过激烈的竞争和拼搏，成为华侨资产阶级。华侨是革命之母。他们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这些国家的殖民地，耳濡目染资产阶级民主，心系祖国发展富强，反帝反封斗争比较坚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容闳和孙中山。
容闳是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著名高等学府的高才生，一生追随中国近代变革。容闳1828年生于香山南屏镇，1847年入美读中学，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接受美国政府部门的高薪聘请，毅然踏上报效祖国的征程。他曾一度同情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向起义领袖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投身洋务运动时，又得到曾国藩的器重，受派到美国购买机器创办江南制造局。洋务运动破产后，容闳不但思想上“素表同情于维新派”。与康有为“结为密友”，而且积极参加维新活动，以至其“寓所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12](P145) 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返美定居，密切与康、梁联系，为他们募集捐款。1905年，他两次陪同康有为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改良派反对革命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容闳认识到康有为只是“关注政治权力、权势和财富，而不是改造中国”，转而支持革命，认为孙中山是“最可信赖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80多岁的容闳写信向孙中山“致以衷心地祝贺”，并计划回国（未能成行）。1912年容闳临终时将儿子容觐槐、容觐彤介绍给孙中山回国服务，以了心愿。容闳从政府官员到洋务派，到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一步步转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华侨心理变化的最好例证。
孙中山本身就是华侨，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无不有‘华侨’二字”。檀香山是孙中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据点。1894年，孙中山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此后近20年，孙中山到海外各地，12次来往或流亡日本计6年时间，8至新加坡，9到马来亚，5赴越南，2莅暹罗，4次赴美国，1次到加拿大，至少4次到欧洲，对广大华侨进行发动宣传工作。[11](P36) 香山华侨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对孙中山革命帮助很大。如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的126人中，70人来自香山，包括程蔚南、杨文纳、钟工宇、李昌、宋居仁、何宽、杨著昆、李杞、侯艾泉、陈南、许直臣等；成立后孙中山组织的华侨兵操队，又有李杞、侯艾泉、许直臣、宋居仁、陈南、陆灿等香山人加入，其中宋居仁、李杞、侯艾泉、陈南等参加了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中牺牲的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儿时好友。1903年，程蔚南把他于1881年创办的中文报纸《隆记报》改为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党报。1910年春，孙中山在香港组织同盟会“支那暗杀团”，又有刘师复、郑彼岸、郑佩刚等香山团员。1918年，香山人杨仙逸、张惠长等被孙中山召回组建飞机队，1922年率队镇压叛变的陈炯明时不幸殉难。1917年至1918年，孙中山组织第一次护法军政府时，旅美华侨、香山人姚观顺回来任陆军上校。1921年至1922年，孙中山第二次组织护法军政府，姚任北伐军大本营参军兼卫士大队长。华侨是辛亥革命的主力之一，香山华侨一直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坚强后盾。
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买办起着重要的作用。买办即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买办这一职业最早见于明代，是指为宫廷采购物品的官方代理人。直到1757年乾隆申明“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出现广东十三行后，买办才成为一个专门服役外商、获取稳定佣金、独立于士农工商之外的特殊行业。鸦片战争后，买办成为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据统计，买办“半皆粤人为之”。在19世纪40至50年代，中西贸易掮客、通事、买办中的广东人甚至达到了2／3的比例。买办大多出自广东香山县，比如徐润、郑观应、唐廷枢等。19世纪70年代以来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买办资本的比重非常可观。如唐廷枢、徐润之于轮船招商局、仁济和保险公司、开平煤矿，郑观应之于上海电报总局，郑观应、唐汝霖、卓培芳之于上海织布局，祝大椿之于源昌碾米厂，等等。轮船招商局最初由旧式沙船商人出身的朱其昂主持，招股困难重重，唐廷枢、徐润接手后，很快招足100万股本，上海织布局在郑观应入局前后比较，局面之不同也与之相类。[13](P142) 身为中国人，他们在商业行为中表现出浓郁的民族意识。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初，通过自身的分析、体验和感悟，得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结论，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贫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睡何之哉？”[14](P339) 唐廷枢脱离怡和洋行进入招商局后，运用外国公司任职期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买办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掌握了风险投资、成本核算、资本运营、企业生产管理、现代金融等市场经济知识，催生了中国近代工商业文明的诞生。
华侨和买办自觉不自觉地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动机。社会变革总是发端于经济变革。华侨和买办先富起来，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嬗变的原动力。
四、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
皇帝是封建集权的象征。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和君主专制政体，而且在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次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它是一次政治革新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香山文化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源泉。19世纪后半期，随着中外交往的发展，在通商口岸地带，异于中国正统社会的变革欲望日益高涨，以香港、澳门、广州和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为地理基础，以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为经济基础，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法律、政治体制为制度基础，以中外商人、业主、雇员、外交官、传教士和新式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的边缘社会业已形成，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制度架构、知识结构和价值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接近，而与以清廷为核心的正统社会的距离则更远。新的社会阶层经济上的先发要求政治社会地位的确立，于是在边缘社会派生出来了颠覆中心的越来越强大的社会言论，先是隐约见之于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文章，后集中表现为康有为的一系列著作和上清帝书。百川归流，有容乃大。香山处于边缘社会的核心地带，香山人容易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善于模仿和学习优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商品意识浓厚，开放意识强烈，使香山文化具有传承、包容、先导、民生、创新和开放的特质，[15] 从而闪现出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光。香山文化在中国近代文明发展中“先声亦先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王杰先生指出，香山文化主要是以容闳、郑观应、孙中山等为代表的思想政治文化，靠洋泾浜起家、中西兼用、担任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沟通桥梁的买办文化，以及播中华文明于海外、输现代理念于桑梓的华侨文化而领先于古老而保守的中原主流文化。[16] 这三维文化是香山文化的新特色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发展，孙中山将思想政治文化、买办文化和华侨文化汇集一身，提出了在落后且备受凌辱的中国通过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即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实现以民生为目标的三民主义理想，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夯实了思想理论基础。
孙中山不愧为中国20世纪初的伟人。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中国人的封闭守旧根深蒂固。蒋廷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尽管“西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儒学在整个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维系着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认同，士大夫身上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的民族劣根性没有丝毫改变，为了保住饭碗他们仍然缺乏独立和大无畏精神。[17](P13) 西方世界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国外谋生，19世纪末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侨群体，其中一小部分先进分子，已经“抱有维新之志愿”。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孙中山具备了同时代许多读书人所没有的潜在优势。他出身农村贫苦农家，幼年时接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清朝的会党有关，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孙中山13岁就出国（跟孙眉到檀香山），进的全是外国人办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也就是说，孙中山的人生观形成前就接受了“西洋近代文化”。孙中山在学校里不仅学习西方文化知识，还受到了科学思维方法的系统训练。所以，孙中山的救国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能超越别人”。[17](P69) 抗战末期，有学者断言，“三民主义不仅是‘曲突徙薪’的‘一次革命’论，而实为寻求兴国，共同奋斗，最后不移的方案。它可以解决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完成三百年来全国人民朝暮相处的民族革命，因为它是适应世界潮流、历史趋势，把中国‘变’成一个近代国家，和列强并驾齐驱的正确理论。”“只要我们能依照国父的遗教（指三民主义——引者注）迈进，民族复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它已经在任何方面——无论文化、政治、经济等都替我们铺好了光明的大道。”[18](P8、265) 孙中山先生排满反清的热情和毅力非凡，1895年到1910年，两次广州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和广西中越边境的防城、镇南关、钦州、廉州上思、河口等起义，屡败屡战，毫不畏惧，即使在伦敦被捕也不改变和放弃救国救民的初衷；他胸怀博大，心忧华夏，与时俱进，在《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上初次正式向全世界公开三民主义方案后20年，以所信奉的主义和方略的大纲为基础不断进行补充和调整，表现了一个革命家锲而不舍的执著追求和思想家浩气长存的伟大风格。孙中山既是香山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领袖。
辛亥革命为中国政治发展清除了政制上的最大障碍。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官僚资产阶级的命，是一部分人革另一部分人的命，是后起的少数人革先得益者的少数人的命，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空想的命运。从长远来说，辛亥革命唤起了广大工农群众现代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生存、民族前途的关注，为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前车之鉴。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革命的领导者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由此完成了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改造，有的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者，客观上培育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虽有明显局限，但它用法律形式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赋予人民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制定了民国的政治架构，设计和规划了中国的民主政体，是“我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19](P456—460) 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空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增强了中华儿女探索开拓革命道路的信心。
近代中国的政治启蒙经历了一个蹒跚学步而又波澜壮阔的过程。在掠夺与渗透中，飘扬在伶仃洋上空的欧风美雨向中原扩散，瓦解了封建皇权统治。香山文化是牵引近代中国政治启蒙的破冰船，承载勇者的思考、智者的拼搏和梦想者的执著，朝着民族的未来踽踽前行。探索的路上有艰辛，只要我们思考、拼搏和执著，前途总是一片光明。这也是香山文化给当代社会的启示。
注释：
① 《永乐大典》（1408年）里有陈大震《南海志》记载：“香山卫邑，海中一岛耳。”
② 见梁廷枏编《粤海关志》卷14《奏课》和卷10《税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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