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寻求中国的国家安全_世界政治论文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寻求中国的国家安全_世界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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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迅速而深刻。恐怖主义威胁的扩散、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俄格冲突及欧洲地缘关系调整、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G20的出现等,诸多重大事变交织在一起,极大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迁,①并深刻影响到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方向。与此同时,伴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可认为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这对国家安全战略筹划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严峻挑战。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战略创新的时代。

一、变化的世界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体现在国际力量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性质也显示出许多新特征。②世界的整体联系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日趋强化;资本、商品及思想在全球渗透,其迅捷程度超出一般想象;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威胁不断出现,一些过去常被忽视或不活跃的因素和行为角色在国际局势演进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对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的发展,许多研究者和战略家们试图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如“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一超多强”、“又是一个美国世纪”、“全球化时代”、“后美国世界”、“无极时代”等。③诸多不同的视角和理论的大多具有独到的解释力,其中不乏非常深刻和精彩之处。然而,一旦尝试将不同的观点进行综合梳理,又难免有杂乱无章的感觉。这种感觉长期无法消除,到后来才猛然意识到,也许这种杂乱无章本身所体现的某种复杂逻辑正是对国际局势一种不可忽视的认识途径。多维的世界需要从多维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

实际上,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世界到处充满动荡、冲突和矛盾,但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动态平衡。近20年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由于国家间联系的不断强化,更多国家被牵扯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区域的利益纠纷之中,国家利益要在与更多竞争对手的角逐中来实现。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单纯强调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而是需要在诸多领域取得必要的平衡,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手段受到日益增多的限制。国际政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系统效应突出,因果关系繁多。④认识复杂、适应复杂、运用复杂已经成为今天对安全战略谋划的本质要求之一。

由此带来国际局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空前突出,生存发展与失败衰落、安全稳定与威胁动荡、有序制度与无序失范、光明富裕与黑暗贫困、理想希望与失落悲观、历史现实与未来指向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着作用,恐怕用过去习惯的过于简约的理论分析方法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发展。尤其是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增强及其对整个世界体系产生的广泛影响,一系列过程积累起来已经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其影响具有空前的基础性和渗透性,要认识其内在逻辑和对主权国家的影响需要综合众多要素,观察其结构变化和演变的过程,避免受静态方式和固定思维的束缚。

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经历着变革,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在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实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长达30多年的迅速发展,如果这种基本趋势能够得到保持,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可望实现。当然,历史也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绝非易事,几乎无一例外要在克服重重困难和种种矛盾过程中才能最终得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不仅现代化进程必将遇到曲折艰险,国家安全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总之,中国已经进入和平崛起进程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实现历史性跨越;另一方面,传统遗留问题和发展带来的新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复杂互动,矛盾累积很可能达到一个高峰,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空前集中。变革的中国面对变化着的世界,在新形势下谋求国家安全,需要更积极、更深入的战略思考。

“中国崛起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也是体系变迁的主要结果。”⑤即是说,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变革本身就构成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识国际变局,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权力转移,具体表现为权力的积聚与分散。长期以来,权力积聚与权力分散需求之间的矛盾互动一直是国际体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一些国家利用先行发展和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有利地位成长为世界政治的主导性力量,并力图积聚越来越多的权力,其中个别国家更是占尽了先机,可以依靠强权和制度性优势维护和巩固自己的霸权;而后发力量则背负着推进发展的沉重压力,要求分享发展机会,有国家甚至不惜一切参与到权力争夺之中。不同国家对权力积聚与分散的不同需求曾推动国际政治不断演变。从这一角度出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后发国家的快速发展乃至G20协调机制的出现,是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G20既是对国际关系中权力积聚与流散现状的一种客观表现,也反映了权力政治的性质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至少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权力积聚的驱动力量如此之大,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对权力的分散需求。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甚至失去了资本积累的基本能力,成为国际体系自我修复和进化的调节阀门,习惯性地受到冲击,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此起彼伏。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先后当选执政,他们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崇尚自由竞争,这极大地刺激了西方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带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财富和权力几乎不受节制地向金融大资本、向发达国家积聚。在这一时期,柏林墙倒塌了,苏联解体了,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误以为历史已经终结,而事实上西方的强势也确实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与权力迅速积聚的努力相对应,那些追赶的努力也从来没有停滞,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大国更是利用自身市场广阔、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加快了发展速度。于是“金砖四国”出现了,并有更多的国家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和技术进步及传播越来越便捷,到今天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作用超过了国际资本扩张和权力积聚的逻辑束缚时,现代化进程由此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美国为过于乐观和自负付出了代价。在经济上,当金融大资本把贪婪的手伸向普通民众而发明出所谓的次级贷款时,风险就陡然升高了。金融危机实际是经济断裂、社会断裂的必然反映,加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投资与消费关系严重失衡,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说明,即使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美英经济模式正受到强劲冲击。早在冷战结束不久,布热津斯基写了《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书中有关对美国霸权忧虑的文字也许已被许多西方人遗忘,今天读来却很有必要。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对美国全球领袖地位的威胁,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来自外部,它就潜伏在美国社会本身之中,体现为伴随新自由主义而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丰饶无度”的危险景象,而富人贪婪不受制约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⑥在政治和安全上,恐怖主义以极端方式挑战美国霸权,伊拉克和阿富汗成为权力的黑洞,极大地耗散了美国的权力;除此之外那些全球性难题更不是少数几个国家就可以说了算的,而只能依赖于更多国家的共同努力为解决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权力政治的零和性质发生了改变。由此而来,G8已显得力不从心,G20在不经意间就走上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前台。“当今国际秩序实力与制度层面出现的重大变化,把新兴经济群体往国际舞台中心推进。”⑦

随着国际联系日益增强和全球问题增多,世界政治将变得与少数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越来越不协调,一国独掌霸权更是世界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在未来全球政治中,大国还是大国,但大国的特殊性将日趋削弱。未来世界很难按照某个国家或某种势力所设计的方向去发展演变,事实已经证明即使采用极端手段或拥有超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做不到。中国崛起所要争取的也绝不是取代美国而成为领导者或者谋求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而是寻求战略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发展自己促进民族复兴以及与世界关系更为和谐的发展。

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过后,G20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权力的逐步分散趋势难以逆转,回到从前已不可能。但由此认为国际协调和治理可以在全球范围迅速展开却是天真的。由于资本积聚的逻辑根深蒂固,金融霸权也不是经历一次危机就会受到彻底动摇,这次危机为不发达国家开启的机会之窗仍然会是非常有限的,危机之后,国际力量新的分化组合不可避免,一些目前发展势头不错的新兴国家甚至可能重新归于平庸,世界范围最不发达国家和人口的数量都可能进一步增加。

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系能够提供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仍将是有限的,G20能解决一些问题,但绝非无所不能。几年前,《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出版了他关于全球化的专著《世界是平的》,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反响。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力量,国际体系在其推动下已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所谓世界是平的,实际是指一种紧密相连的状态,强调在今天这个因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中,商品、资本、劳动和思想等等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通过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无疑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的大趋势,然而如果因此忽视全球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乃至重大挫折,则难免被历史发展所嘲弄。凡事都有自身演变的过程和约束条件,全球化也不可能直线式发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现行国际体系仍然受资源、市场和发展机会有限的困扰,以资本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并不能自动带来全面增长,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如果主要国家实体经济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出现真正转机,就会反过来累及金融市场,并再次引发金融动荡。果真如此,全球化进程就会严重受阻,甚至原本平坦的世界也会出现断裂。因此世界各国必须勇于担当共同的责任,强化协调配合,推动世界经济转入健康轨道。

“世界是平的”代表一种趋势,但确实存在断裂风险,这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政治安全领域。恐怖势力和极端主义的持续蔓延进一步揭示了国际关系潜藏的深刻矛盾,反映出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地区、一些人群的失败和无望;而在人口众多的南亚,近来安全局势出现恶化的迹象就更值得人们警醒。在今天,平坦世界即使已经到来,也仅仅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人类远离大规模战争也只有60多年。如果考虑到偶然性因素,我们对全球化的发展就更不能盲目乐观。马克思曾指出,如果偶然性不发挥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将带有十分神秘的性质。今天的世界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就迫使主要国家不得不谨慎从事,进行更多的协调,以此推动国际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逐步推进有效的全球治理。

二、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深刻调整

国际体系变迁既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新的条件,同时也提出了巨大挑战。因为变化已经带来权力政治的进一步松动,减少体系的惯性制约,带来机遇和开启空间;但另一方面,在国际体系变化过程中,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弹,如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成为体系变迁中诸多矛盾的焦点。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寻找基本逻辑和内在动力,而且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国际作用的提升,国内外有人以为中国已经占据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对中国的未来展望过于直线和乐观,而有意无意忽略了中国的大半个身子还处于发展中、处于落后状态的严峻事实,更没有看到由于世界渗透性的增强,即使是一些非国家角色、一些非极力量也都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战略上冒进的情况时有发生,到今天仍有一些战略研究还习惯性地把愿望当成现实,而不习惯于对问题进行结构性、系统性的科学分析。实际上,中国要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里,应该力避成为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矛盾聚集的焦点,以此为条件才有可能成功破解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逐步担当起大国责任。

具体到大国关系层面,中国的战略任务十分繁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强化和巩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地位的同时,应如何防范和慑止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随着国家利益拓展和综合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次将进一步前移,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美、日等主要战略力量对中国的戒心有可能日益加重,对中国的防范与牵制也会逐步上升。中国尽管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政治逻辑难有实质改变,其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中国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一般情况下,处于相对实力下降趋势的国家比处于相对实力上升通道的国家对于实力变化更加敏感。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美国实力相对下滑,其对中国实力的上升就会更加敏感,对中国的疑惧也将进一步增加。而且,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在亚太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事务中具有主导性影响,其对华政策和立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其整个同盟体系,并进一步加重一些国家对中国防范、牵制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看,中美之间“崛起”和“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甚至国际关系全局发展变化的长期性因素。

然而,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因素众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要受到日益增多的制约,并非必然走向冲突。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并不是向美国提出挑战。中美之间“谁更需要谁”⑧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积极意义。在今天,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世界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中美彼此也是重要的合作者,而中国的开放首先则是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开放。

今天的战略筹划更是有宽广高远的哲学境界。英国人利德尔·哈特也曾有这样的认识:“大战略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所抵触。”“生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之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看到,如果不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和平进步的最好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⑨这段话也更适用于今天的国际关系。

在变化着的世界中,国家面临新任务并需要做出新选择。亨廷顿几年前曾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他看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挑战,认为美国已经到了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美国就有分化衰落的危险。⑩实际上,变化在今天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常态。在全球范围,单纯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认识当前的世界政治必须要有不同以往的更宽阔有效的视角;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战略筹划既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也必须具有必要的弹性,以适应新条件下国家间的战略博弈。

在新的条件下,中国要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并为世界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在根本上就是要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和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在历史发展的大势之下谋求国家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及时认清世界政治特征的演变和发展大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的可能走向,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谋求社会全面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换言之,大战略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谁也不能“凭借国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蓝图强加于客观世界,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11)过去几百年中,英国、美国曾先后积聚了巨大的权力优势,成为世界霸主。然而在当前国际联系在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不断深化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要独领世界风骚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没有更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就不可能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果一味认准霸权兴替的传统原则,无论是想继续维持霸权优势还是谋求新的霸主地位,试图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一定会被历史所愚弄;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依据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努力,也在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为之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机遇。为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坚持“和平崛起”的基本方向。既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也要切实强化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和合作,加强宏观战略运筹,充分利用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统一、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

第二,充分认识世界变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复杂化趋势,积极利用和创造条件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国际变局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因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更有利于后起大国消解对于自己的防范,避免成为传统权力政治的制约目标。应注重以共同利益为牵引,处理与有关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关系。其中尤其要以平衡美国为重点,构建相互牵制、相互借重、相互协调、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最大限度地分散由中国实力上升带来的外部压力。战略耐心、战略意志、独立的战略思考至关重要。

第三,以迂为直,在与外部世界长期互动中逐步积累战略主动。不论对待自身发展,还是调整与世界的关系,中国都应避免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而应注重长远和大局。因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历史反复证明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若要实现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消除外部威胁,总体上不能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更应尽可能避免正面直接的对抗和碰撞,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也不能不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12)

第四,经营更为广泛的安全网络,营造稳定务实的地区安全态势。如在东北亚方向,中国应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确保半岛稳定”的基本原则,努力推动将六方会谈机制逐步转变成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以淡化美日同盟的影响。在东南亚方向,中国应积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推进与东盟关系的机制化建设。在中亚方向,中国应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稳定中亚局势,强化对中国内陆战略腹地的支持。而在南亚方向,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南亚区域一体化建设,使南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第五,勇于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努力成为国际体系典章制度的重要提供者。这是中国快速发展必然提出的问题,而变化的世界也需要世界各国更多的创造和贡献,中国为此应做好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与此同时,中国还应继续推进国内社会变革,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以此作为面向世界和立足世界的基础。

三、构建和完善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其伴随而来的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必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进程,中国的大战略筹划既要为这一进程提供安全支持,最终也需要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实现和检验。

在相同的内外部条件下,不同战略选择会产生不同效果。尽管对外关系中存在诸多变数,但总体来讲,大战略选择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大战略不正确,操作和技术层面上再强也难有作为。俾斯麦在19世纪德国统一后所实行的平衡和节制政策一旦被威廉二世的扩张政策所代替,德国两线作战的困境就不可避免,其在战争中收获的也只能是失败。在众多大国中,如果从总体上衡量,美国的大战略选择至少到冷战结束都算是比较成功,历史上它的主要战略对手包括苏联无一例外都败在它的手下。在同主要对手的较量中,美国没有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事实说明,美国的战略设计能力非常强,对此必须要有足够认识和准备。中国的战略思考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新的国际条件下,美国是否还具备条件与崛起的中国下一盘大棋,就像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所下的那盘大棋一样。(13)而如果美国战略界确实有人预谋与中国下这样一盘大棋,我们如何有效应对,最终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起步较晚,积极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成为构建和完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迫切需求。中国作为具有深厚战略文化积淀的国家,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应该有条件迎头赶上,进而引领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此,中国应加快推进相关学术建设,锻炼和培养出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和谋划所急需的人才群体。

推动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需要创新思维。局限于某一理论或有限的视野,对于寻求复杂问题背后规律性的东西将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无异于缘木求鱼。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4)

一方面,战略思想及战略传统的延续与改变,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是一种发展中的逻辑。(15)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延续,取决于众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因素,与民族经历、思想文化、军事遗产、地缘条件等都有直接紧密关系。安全战略是现实的,历史上的战略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另一方面,具有生命力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不仅应该在认真梳理和充分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关系背景的改变及由此带来的前提和约束条件的变化,同时应该力争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进和有所创造。理论要具有对历史更强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预见性,尤其绕不开对有关重大问题的研究,其中的关键在于认识历史发展演变的逻辑或内在规定性。只有不脱离问题本身的创造性理论思考才可能具有鲜活的特征,也才能更好地借鉴和传承先前的发现和智慧。在借鉴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承,对待那些传统的和经典的战略理论如此,对待新近出现的相关理论也应如此。在此既需要做“具体的和朴实的”分析,也需要用宏观和概括的视角进行探索。(16)

当然,继承借鉴绝不等于因袭和照搬,其中包括对待发达国家一些比较成熟的国家安全战略理论。梁启超先生曾将学术研究的发展演进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17)以此衡量当前西方安全战略理论及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状况,尽管不能简单断定其已经进入蜕分期,但却可认为其已具有蜕分期的许多特点。因为在这个时期,研究领域的“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18)与此对照,相合之处不少。因此,对于众多的西方安全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在积极引进借鉴过程中,应该取其精要,避免拘泥于细枝末节,更不要盲目追随,在不自觉中继承了原有的缺陷,甚至局限于某一理论孤岛之上。(19)

在继承和借鉴中寻求创新和超越,我们赖以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战略智慧应该发扬光大,以此为基础,才有条件推动学术创新,用更宽阔的胸襟面向世界。当前中国的安全战略研究首先应加强对国际局势演变规律的认识。战略研究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找到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进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推及其未来走向,而战略谋划也只有在遵循国际局势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基础上才能表现出其应有的功效。对于安全战略筹划,寻找规律、适应规律、运用规律就是最大的创新。而要深化战略研究,关键也在于提升对重大战略问题进行规律性研究的能力,如此才能形成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否则很有可能流于形式。真正高水平的战略研究,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理清世界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而为维护国家安全寻找有效途径和方法。

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孕育着新的重大变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将日益增强。中国的战略实践将为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带来大量鲜活的经验和实践材料,这为中国战略研究方向定位,甚至建立中国视角的战略理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强化中国视角或中国特征,这是战略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属性所决定的必然要求。因为“个人、国家与民族是深受其历史文化、行为经验影响的,不同的国家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应当有自己国家的学科”。(20)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大国,其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和战略传统必将深刻影响并塑造中国战略研究的个性。尤为重要的是,战略作为国家主观性和利益主体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认同人类基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同时,必然在基本的利益观、价值观和行为逻辑上形成独具个性的观点和理论视角,并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以及战略思维中天下情怀、道德主义、注重防御等内涵,必然构成今天和平发展、兼济天下大战略的基本逻辑和历史根源。(21)战略研究和筹划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际关系实践服务,要为推动战略理论创新、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独特贡献。中国的战略文化必将在日益丰富的战略实践中得到发扬光大,而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思想将构成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时代呼唤中国特色的大战略。

注释:

①考察国际体系变迁需要较长历史尺度衡量,当前这次变迁应该开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在沃勒斯坦看来,更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世界体系已经进入大变迁,并以此预见美国的霸权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See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The New Press,2003.

②近来关于国际体系演变和转型的分析逐渐深入,如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袁鹏:“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09年;杨洁勉:“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Henry A.Kissinger,“The Three Revolutions”,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7,2008.

③其中关于“后美国世界”的论述可参阅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Norton & Company,2008;关于“无极时代”的论述可参阅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刘建飞教授也有关于无极化的相关论述。

④关于国际关系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可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⑤袁鹏:“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43页。

⑥Zbigniew Brzezinski,Out of Control: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3,Introduction.

⑦蔡拓:“国际秩序的转型与塑造”,《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12页。

⑧Philip Bowring,"Who Needs Whom Mor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3,2010.

⑨[英]利德尔·哈特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495-496页。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42-148页。

(11)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第50页。

(12)[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第12页。

(13)参见[美]彼得·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

(1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15)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16)今天的战略研究越来越需要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的有机结合,但实际情况却是,许多研究显示出这两种途径分离的倾向。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也注意到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这种分离倾向。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页。

(19)这里借用斯奈德和戴森提出的“理论岛”的概念。参见Glenn H.Snyder and Paul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21.

(20)袁明:《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18-19页。

(21)周丕启:《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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