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田猎习武的军训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军训论文,习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E29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1-0075-05
《周易》的军事思想是丰富的，它涉及了对古代军事斗争现象多侧面的理解和概括，其中也包括了对军事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田猎习武的认识，本文即专题探讨《周易》对古代田猎习武现象的认识和它所持有的种种观念。
田猎原是人类最古老的经济生活内容，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于获取生活资料的同时也经受着与自然、野兽搏战的考验，获得着有效斗争的经验，也就是说，田猎活动给予了人们最初的搏战意识和搏战经验。同时，对田猎环境——山林川泽的熟悉和把握程度，也同搏战技术一样显示着人们的智慧水平。《史记·五帝本纪》曾记载：“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尧对舜的考察和评价，就是以对山林川泽的熟悉和把握程度为指标的。也就是说，田猎技术以及对田猎所处复杂环境的认识，不仅是经验也是智慧的指标，因此上古将其作为智慧考察的重要参照，可见田猎不仅可以在搏战技术的培养、提升及对环境把握中来修习武术，更可提升智慧水平。田猎所内含的这种意识、经验、智慧，在文明社会中便转而为人类自身争斗中有用的思想资料。在甲骨文中，对田猎的这种多重性内涵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
据陈炜湛《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统计，在今见10万余片甲骨中，田猎刻辞约有4500片。征伐之举最多的武丁时期，占第二位，为1300片；廪辛、康丁时期为1600多片。在对出土甲骨文中这样规模的主题记录的刻辞研究基础上，人们对田猎性质给予了判断：它具有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意义，也有藉田猎以行逸乐的性质。它具有的意义是多重的，而其中的军事意义不容忽视。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狩猎的性质》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在古代社会，田猎与军旅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平时在田猎的过程中，可以寓有军事训练的内容。在作战凯旋时，每每举行大蒐，藉以炫耀武功，检阅车马徒众。”姚先生例举了甲骨文中商王凯旋时大蒐，获兕、获鹿的刻辞；武丁与妇好分别征伐方国，然后会猎的刻辞；晚期乙辛卜辞记载征人方的来回行军过程中沿途狩猎，“既是训练士卒，习军讲武，同时也是猎兽以补充食用”的刻辞，文中证明了狩猎与军事密切相关的事实，揭示了狩猎所寓函的军事意义。
甲骨文所记的狩猎活动，其田猎的方法与战场实际运用的战法有明显的相通之处。
姚先生文中归纳的“围猎”一法，不仅实用于狩猎，也显示了战场上的阵法与战术运用，它本身就寓函了与战场相通的军事演练意味。“围猎”包含了“狩”、“逐”、“焚”等方法，或曰技术。“狩”的具体方法，甲骨文记载不清，难以描述，但其猎获之多是清楚的，属于动员人数众多的围猎。“逐”是三面包围，将野兽从林中逐出以猎获的策略，文中所引卜辞就有“自东、西、北逐”的说法。“焚”是焚林以逐野兽而捕获之的手法。“‘围猎’是所有狩猎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周礼·大司马》所叙述的春蒐、夏苗、秋獮、冬猎，就其内容来看，都毫无疑义属于‘围猎’的性质。这种狩猎方式需要动员很多人员在一个大的规模范围内，力求将所有野兽驱出巢穴，尽可能地聚而歼之。由于这种狩猎活动与军事行动极其类似，因此，古代也以此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手段。”①这种狩猎方式，无疑需要良好的人员组织，以有效的编队及队列处位的合理预设来实施猎获。而编队与处位在前文的引述中已经涉及了，它在战场上被习用着，就是卜辞所称的“立”(即“位”)。《甲骨文合集》第6480片记录，妇好成功布阵，使“戎陷于妇好立”，巧设埋伏，取得胜利。“位”亦即后来军事著作中着意研究的“阵法”。如成熟于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司马法》就有《严位篇》，通过“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察名实”之“位”的研究，来探索阵的战术。《甲骨学一百年·商代的对外战争》还说明商人惯用所谓“鸟阵雁行”的阵法。“围猎”的不断实施，也就将军事演练，付之于非战场的从容探索与实践当中了。②
狩猎还训练着战场实用的具体的战斗技术。如“射”，无论是单人射，还是多人集体围射，都训练着战场上的射杀敌人的技能。在“围猎”之“逐”的具体实施中，“杨树达分别卜辞中追逐二字，以为追是追人而逐是逐兽(《甲文说》15-16)，是很确实的。逐当是用猎犬追逐，但有时也有用车追逐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田猎与渔》)逐兽在战场上就是追人，《左传》记述战场追人就用“逐”来表达，而车逐也是战场上的具体战斗技术。猎场上的好射手、好车手，无疑也是战场上的优良战斗员。
甲骨文所记，表明了殷商时期寓军训于田猎的自觉行为，田猎具有习武的性质。
殷商的此种风习，也保留在《周易》之中，从一个侧面表达着《周易》的军事思想。和《周易》军事思想的其他侧面一样，作为一部思想著作，《周易》并没有涉及对田猎军训的具体说明，而是在思想的层面，予以原则性的指导，体现了它寓军训于田猎的种种观念。
《周易》取象会意，田猎为当时生活习见事项，也是寓有军训习战意义的重要事项，《易》中不是随意撷取其象以入卦，而是带着多重信息以指示爻位、爻辞的意义。毫无疑问，下述情形都是以狩猎事物设喻而述说《易》理的，然而，在《周易》里，于对种种狩猎事物本身的描述过程中，却清楚地表明它的田猎观，及寓于田猎之中的军事训练观。
《师·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师》卦的这一爻说明，在田猎之中，首先贯彻的是该卦卦辞所揭示的“师，贞”(兴师动戎，以守正为根本)的观念。本爻爻辞示意着，将这一基本的军事观念，浸润于平时，即令狩猎也出师有名，使猎者上下守正、为正而行，于军训习武活动中形成军队的自觉修养。以此训练的军队临战，则军队绝不会是虎狼之师，寇扰黎庶；将帅也不会具有穷兵黩武的习性，为祸天下。
就《师·六五》的具体情况看：五为君位，为阳刚之位，为居中之位，“师·六五”以柔爻处刚位而得中。王弼《注》：“处‘师’之时，柔得尊位。阴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后应，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执言’而‘无咎’也。”禽，泛指禽兽，《周易集解》引《白虎通》：“禽者何？鸟兽之总名，为人所禽制也。”该句之“田”为田地。此爻辞的表面形相即为禽兽侵入田地而犯苗，必兴狩猎之师而执之。在此一层面说明，就是田猎，也要不主动犯物，居尊的长者被犯而后兴师；柔而居刚位，则行师果断；卦中的“六五”与“九二”相应，互为有力支撑；居中而又有刚柔相济之德，凡此种种，皆表现为“六五”具有守正之德，知几之智，所以兴狩猎之师捕获野兽无不利。
与此相反，《恒·九四》“田无禽”此“田”为田猎，说的是，它“恒于非位，虽劳无获也”(王弼《注》)。“九四”阳刚居阴位，本为所居失位，以失正之质欲有所为，妄兴田狩之事，故一无所获。它从反面说明，田猎之事不离守正。
《周易》反对躁于用武的田猎。《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即鹿，追逐狩猎野鹿；虞，掌管山泽之官，了解情况，可以作狩猎之向导；几，此指“知几”，明白事机。“屯”之“六三”，处下卦之上，失正不中，有躁动进取之象，有如狩猎自恃雄武，而没有正确引导，只是空入林中，此时如果不能“知几”，见机罢手，而一意往猎，则必有憾惜。它说明自恃雄武，不明方向，一味躁动刚蛮，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里否定了失正恃武，躁于进取的田猎态度。
田猎也体现着古朴的人道精神。《比·九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五为君位，九为阳刚之爻且处位得正，阳爻得正又居君位，有刚断果决，雷厉风行之质。此孔武有力之君，组织围猎当所向必有大获。但这里仍在狩猎事物中强调了守正而不张扬武力的观念。三驱，即三面驱围的田猎；失前禽，即前面的禽兽跑失；邑人，属下；不诫，不相警备，属下深知君王的用意。《周易本义》解释：“如天子不合围，开一面之网，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故为‘用三驱，失前禽’；而‘邑人不诫’之象，盖虽私属亦喻上意，不相警备以求必得也。”它说明了在围猎当中守正而不耀武的观念。如果参照一下《史记·殷本纪》的说法，这一爻的意义就更清楚了：“(商)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那么，从“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中，我们所见到的便是《周易》完整的古朴的军事人道精神，它将此种精神浸透到了田猎军训活动之中。
上述诸爻辞的描述，说明了《周易》在田猎之中，贯彻的是“师，贞”——守正用武的观念。或者反过来说，《周易》是在寓军训于田猎的古代风习中，注入了它的这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战争观念。
田猎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军事意义。
田猎之义是为诛除丑类。
《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隼，《周易正义》“贪残之鸟，鸇鹞之属”，是为恶禽。“上六”处《解》卦之极，为舒解险难的王公之象，这时，他为解难而果断射除象征秽乱的恶禽，结果是“无不利”的。《解·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狐为隐伏之物，当“舒解险难”之时，象征隐患。“九二”田猎获三狐，清除众多隐患，爻辞说，守持正固可获吉祥。《小过·六五》：“公弋取彼在穴。”弋，系绳于矢而射猎；穴，隐在穴中的狡兽，喻隐患、弊端。《小过》说明，面临“小过”之时，仅可为日常小事，不可为天下大事，处事仅可小有过越。当此时，“六五”作为王公，谨行臣职，毅然凭借弋猎，射杀隐伏狡兽，力除隐患，矫世励俗。在这里，田猎被赋予了除恶励世的意义。
田猎训练，显现着“多惧”备战的意义——虽无战事，仍忧患戒惧，以田猎形式来娴习征战技艺。
《大畜·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大畜”，为卦下乾上艮，乾为天为健，艮为山为止，天在山下，表明稳健贞正之艮蓄止笃实刚健之乾，内在极为充实，故有大蓄之象。就军事意义说，它表达出的意义是，具有刚健笃实之蓄养，然而却一直保持忧惧兢兢，决不掉以轻心这样一种观念。看全卦就清楚了：以“九三”爻为基点，它位处下乾之极，充满刚健品质，是实力、进取的象征，然而，三却又处在一个“多凶惧”之位，同时其周围环境也为充满忧惧的告诫——“初九”，“有厉，利已”(有危险，利于暂停不进)；“九二”，“舆说輹”(大车脱卸轮輹不前行)，下两阳爻，虽同为刚健，然而险象环生。九三的上面两爻仍是告诫，申说着只有不自恃武力才会有吉祥：“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束缚在无角小牛头上的木梏，至为吉祥)；“六五”，“豶豕之牙，吉”(制约阉割过的猪的尖牙，吉祥)。③到了“上九”即豁然开朗——“何天之衢，亨”——天衢宽阔畅达，任由奔驰亨通。这样，“九三”就较为集中、典型地表述了《周易》田猎习武，忧惧备战的观念。具体看这一爻：“良马逐”，是说良马奔逐。因为它处下乾之极，阳刚健沛，又与“上九”天衢合志，良马得天衢，正有奔逐的资质与条件，但其身处下卦之极有刚亢过甚之虞，又处多凶之位，所以不能放纵奔逸，爻辞戒以“利艰贞”，即不可自恃刚健，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牢记艰难，守持正固。“曰”为语气词；闲是娴习、熟练；舆卫，《伊川易传》：“舆者，用行之物；卫者，所以自防。当自日常闲习其车舆与其防卫，则利有攸往矣。”车马练习，故可平日有专门训练，但如前所述，在狩猎当中更近于实战，在甲骨文中就见到驰车而猎，寓这种方式以军训的意义。《周易》在这里不过是将车马驰逐之田猎，赋予了自己的思想观念而已——不可自恃刚勇而穷兵黩武，但不可不保持忧惧，要以娴习的车马技艺，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事。这和《大畜》卦的主旨相一致：大力蓄聚刚健饱满的实力，有此，则可以应对一切。
田猎之获，演习着战争胜利的意义。
《巽·六四》：“悔亡，田获三品。”王弼《注》：“乘刚，‘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虽以柔乘刚，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获强暴，远不仁者也。获而有益，莫善三品，故曰‘悔亡，田获三品’。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巽》卦象为
。就卦象看，“六四”下乘“九三”之刚，乘刚而不安，故有“悔”，但上承“九五”便得到“卑得所奉，虽以柔乘刚，而依尊履正”，具备有所遵循，行正展才的条件，于是“悔亡”而大有猎获。猎获之物不仅留给自己，充当享用、招待宾客的美味，而且可以奉献给君主享用。这和甲骨文所记，征伐凯旋后献俘，进行大蒐献兽，以及《诗经》所记，战胜之后大献其俘，“在泮献馘”、“在泮献囚”(《诗经·鲁颂·泮宫》)，藉以宣传、享受胜利没有两样。可见田猎在演练着战争自始至终的全过程。
田猎习武，预演战事，由商至周被越来越自觉地研究运用，在晚些时候成书的《周礼》当中，就将军旅战事与田猎演习摆在一道看待：“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地官·大司徒》)疏云：“凡征伐田猎所用民徒，先起六乡之众，故云‘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军事与田猎在这种有意识地组织实施中，正是实战与演习的关系。而田猎习武，预演战事的这种观念早在《周易》当中就有了较多的表达，而且还寓有更深刻的认识。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周易》所取田猎之象中，不仅记录着田猎习武的风貌，更主要的是在田猎习武的古风记述中，真切地体现着《周易》的战争观念、军训观念。其中，反对躁于用武的田猎观；田猎所体现的古朴的人道精神；田猎之义是为诛除丑类；以田猎形式来娴习征战技艺；田猎之获，演习着战争胜利的意义等等，质而言之，就是它的战争观念，不过是将其观念注入于习武演练的田猎活动之中而已。因此，我们把它的田猎军训观，看作《周易》军事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转换一个角度观察，从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述，到《周易》清楚的观念，我们看到，其实它还揭示着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那就是贯穿于古代史的军训——田猎文化。任何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的有机伴随物，便是盛重的田猎活动。典型的如传世的秦国十石鼓所记的田猎盛况及其意义，“十碣记田猎之事，田猎亦军事也”。④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战场上金戈铁马，气势恢弘的军事较量与平日娴习弓马，鼓舞斗志，探索战术的田猎演练是相伴随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的田猎观，不仅是其军事思想的表述，也揭示着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
注释：
①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载《古文字学研究》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8、41页。
②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04页。
③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④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