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化与强化：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两个层面与当代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层面论文,当代论文,道德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学术研究的中心论题。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利器，苦心孤诣地铸成的皇皇巨著《资本论》完成了对资本的现象学研究，实现了对资本系统化、立体化、深层次的批判，破解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之谜”，从而实现了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逻辑上升为历史具体，全面完整系统地完成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①。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却遭遇挑战、质疑甚至否定的“礼遇”，而其中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特别是其资本道德批判思想的误解则更常见、更普遍、更严重。有人尽管承认马克思资本概念存在的价值，却是从纯粹的经济学、社会学的视野去看待资本的，因而把资本“改装”为一个无善无恶、价值无涉的物质实体，有知识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本概念的“能指”，却不见社会关系中资本概念的“所指”②。还有人根本否认马克思对资本的道德批判(如艾伦·伍德以及W.苏巴特等)，或者认为马克思作为道德主义者对资本进行了道德分析(如罗德尼·佩弗等)；或者对两者关系加以机械化、割裂化的截然二分的解读，认为两者之间不可通约、不可公度(如阿尔都塞等)。
不仅如此，更多的挑战和问题来自于现实实践方面。反观我国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进步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禁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破冰前进，不断理论创新和勇于实践的结果。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及市场化改革却被曲解误读为“向资本主义靠拢”，“与西方全面接轨”、“向西方看齐”。与此同时，一些人甚至无视市场经济中出现诸多失德败德无德的现象，为资本、财富、市场“正名”被曲解为“全面肯定、一味辩护”，从而一举洗刷它们曾经被赋予的某些“污名”，甚至声言谁若追问“资本原罪”就是“反对改革”、“反对发展”，由此谋求资本现今存在的合法性并使之永恒化(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因它们的历史价值、“文明一面”、“历史进步性”而无条件地给它们“附道德之魅”)。与此相反，也有人妒富仇富，痛恨“万恶之源”的资本。市场良心缺位的现象在当今世界较为普遍，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十分严重。诸如此类的暗流涌动、是非混淆、善恶倒错的现象，大有弥漫拓展之势。
上述认识的混乱和实践的挑战一刻不停地敲打着我们，叩问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它提醒我们，需要全面透彻地重读经典，返本开新，结合实际领会把握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否则，在资本逻辑铺天盖地、“一极独大”，在全球化造成的所谓“趋同性”等诸多令人目眩神迷的“暧昧”现实面前，只能自我迷失，丧失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甚至很可能陷入实践的困境。因此，如何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既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回归马克思、返本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同时也是理性对待和规约资本，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毫无疑问，唯有回归马克思，哲学地对待资本并把握资本的“现实”和本真面目，方能祛除资本之“魅”。从理论上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以辩证思维范式走进马克思文本，敷设有效沟通马克思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或者说将评价资本道德问题的伦理标准设定在何种程度、层面和水平之上。问题由此转化为，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当代有效性以及如何合理发挥其批判锋芒的问题。破解这些问题，显然需要辩证思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解读社会现实的有力武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道德批判思想，依然离不开它。否则，尽管自以为在为马克思说话、捍卫辩证法，却吊诡性地走向辩证法的对立面，反而成为辩证法所批判的对象。
二、资本善恶无涉的认识谬误
如今，马克思有自己独到的道德哲学理论基本上得到学界公认，尽管分歧尚存，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赞同即使在成熟马克思文本当中(如《资本论》及其手稿等)依然存在道德批判哲学。然而，对资本道德的理解，事实上主要有三种基本观点：资本性恶论、资本善恶无涉论和资本有善有恶论(不做本质与运作层面的区分)。其实，这三种观点均具有“片面的深刻性”。在此，我们重点检讨资本善恶无涉论。比如，许多学者认为，作为生产要素本身的资本没有善恶之分；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的道德沦丧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初期，因而资本并非“天然无道德”。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马克思所完成的资本现象学批判，是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诚然，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法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资本做出的不同解读，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真正从哲学视角来理解资本，就绝不可能停留于经验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所圈定的范围。无可怀疑，相对纯粹僵死的自然之物来说，它与生产要素视角的资本解读具有一定的联系、生成的社会性特质。可是，一旦把它置于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普遍联系的整体性世界图画中，这种联系又显得多么可怜、有限和拙劣。唯“物”的生产要素的简化论、还原论与善恶等道德评价问题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是前者视阈之外的一块“飞地”。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有人在进行哲学批判之时，他却在使用无批判的概念；而当他在无批判地进行批判的时候，却自以为在进行真正的批判，显然，“哲人之石”对他而言必定早已抽身而去，遁隐无形。
有人实际上可能忘记了，走进现实往往需要通过批判解读现实的概念即从意识形态批判开始，因为许多关于现实的概念并非揭示现实、“走近”或“走进”现实的方便工具，而是某种遮蔽现实的工具。凭借此类概念工具，得到的充其量只是现实的幻象而绝非真相。生产要素资本论亦复如此。譬如，为什么以此为生产要素而不以彼为生产要素以及如何把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广义的生产中究竟如何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单凭经济学的理论是难敷其用的，它既需要辩证法，又需要价值论。个中原因在于，生产和生产要素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生产之中的，如果停留于一般，只是表明不敢直面现实的虚弱本质，只能表明它在试图超越形而上学以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又重新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诡计之中。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一句话可谓深刻透辟，他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③因此，马克思强调把现实历史前提作为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④而历史的前提批判才能真正走近资本的本真面目。没有历史哲学意蕴的资本概念，造成的结果不是谬误就是偏见。以辩证法、关系性和价值论视阈来审视资本的必然结论是：资本绝非某种主观虚构的幻象，而是准确揭示资本主义奥秘的钥匙和通达客观现实的桥梁。
借用著名经济学家波兰尼的“嵌入”理论，资本(经济)实际上是“嵌入”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了资本(经济)的基本内涵和属性。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中提出“脱域”理论，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不难看出，善恶无涉的要素资本概念实际上是“脱域”、“脱嵌”的资本概念。在“脱域”之后，资本有如自由的化身似乎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限穿越。可是，这种资本概念一触及冷酷的现实便暴露出自己的虚弱本质，捉襟见肘、“现出原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⑤而马克思把资本概念由生产要素层面上升到社会关系层面，从而实现超越对资本的非哲学理解而使之上升到了哲学理解层面。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地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⑥基于此，马克思分析资本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分析人不是抽象地谈人，而是具体分析现实关系所决定的“现实的人”。由此不难理解，“资本的灵魂就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的性质决定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婪性。在此意义上，不是资本家决定资本，而是资本决定资本家。正如由于个人的自决离不开社会关系，所以，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切入来分析资本关系下的人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⑦“把价值判断运用到分析作为一种经济范畴资本家和地主比起分析其自身更为合适。”⑧就是说，由对资本关系、主体关系的分析必然可以引申出相应主体之间的道德关系、价值关系。
由此可见，资本的社会关系性并非我们主观任意强加上去的，而是在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资本本身所固有的。资本善恶无涉论的错误，恐怕正如先去掉它的社会关系性而后再加上社会关系性一样荒谬。职是之故，如果仅仅停留于从生产要素视角来审视资本的话，充其量得到的只是接近了资本的“碎片”、“部分”、“表象”而难以接近资本本身，由此，其结果就好比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只是在路灯底下反复寻找丢失的东西”一样荒谬可笑。
三、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两个层面
重构马克思对资本道德批判的全景图，需要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回归马克思文本。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文本有两类：一类是人本主义逻辑主导时期的“显性文本”，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一类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主导时期的“隐性文本”，主要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等。可见，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是以隐性逻辑或者显性逻辑的方式出场的。詹姆逊认为，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辩证法的实质是这样的：“作为一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新的原创性的思想模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是善与恶的融合，以及对幸福和不幸的历史状态的瞬时把握。《共产党宣言》指出，应将资本主义视为生产力最发达同时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历史时期，我们亟待思索的是，善与恶共存于其中，我们应将其视为在同一段时间里处于无法分离的紧密交织的维度。较之犬儒主义者和目无法纪者对善与恶的超越而言，这是更为有效的方式。”⑨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如同许多论者一样，詹姆逊在此只是点到了资本的善恶同体，没有进一步厘清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以及资本道德的不同层面及表现形式。
通过文本耕读，我以为，马克思对资本的道德批判其实存在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对资本的本性和本质的强道德批判，一个是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及其运作的弱道德批判。前者是恶的，后者是有善有恶的。固然，这两个层面决非毫不相关的绝缘体，而是内在贯通的有机体。
从对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来看，马克思认为，资本本性为恶体现为攫取剩余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剩余价值概念深刻地揭示了资本本性之恶，因为存在剩余价值的社会(劳动)创造性与资本独占性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本质上是剥削性的，因而是不道德、不人道、非人性的根源。他通过活劳动和死劳动之间的颠倒关系指认了资本的性质，“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⑩。因为资本的社会关系性和制度性，由此，马克思批判锋芒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质。诚如科恩在批判伍德时曾经说道：“正如伍德会赞同的，马克思不认为按照资本家的标准来看资本家是盗窃者，而马克思又确实认为资本家是在盗窃，因此，马克思的意思一定是资本家在某种适当的非相对主义的意义上是在盗窃。一般来说，盗窃就是不正当地拿来别人正当拥有的东西，因此盗窃就是做非正义的事，而以盗窃为基础的制度就是非正义的制度。”(11)当然，这种本质批判作为内在批判，是把剩余价值概念(与剥削概念内在贯通)作为核心概念，以内生于经济过程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不是从所谓的抽象价值悬设出发。同时，马克思的这种批判又是“制高点批判原则”(所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立足劳动解放、人类解放，着眼于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来审视资本道德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状况。要言之，马克思回答了资本性恶及其内在原因。
除了本质层面的道德批判外，马克思文本中关于资本运作层面的弱道德批判主要体现有三：其一，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道德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就是说，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绝不是田园诗，而是充满着血与火的罪恶史、苦难史。马克思还说：“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产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3)可见，“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的编年史的”(14)，原始积累是资本无法抹除的“原罪”。因此，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血泪史进行了无情的道德控诉。
其二，对资本运作的异化、不道德、非人性化的道德批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在运作层面“认钱不认人”，唯利是图的倾向。比如，资本在运作中使用童工、任意延长劳动时间、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污染环境以及商业领域的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对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15)而尔虞我诈、血淋淋的剥夺似乎成为方便的竞争武器和牟利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16)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17)这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使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挖空心思、坑蒙拐骗、剥削榨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正如马克思充满愤懑地批判道：“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18)
其三，对资本运作的道德化、人性化的辩证分析。事实上，没有人道和道德支撑，没有资本伦理的存在，资本关系的正常存在和运转必定失去前提。比如，在斯密看来，诚信、节制、公正等道德问题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常重要的道德因素，经济自由没有道德是不能很好地存在下去的，特别是在其鼎盛时期。马克思指出：“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19)可见，资本正常存在的前提必须有资本伦理、市场伦理作保障。
关于资本运作的道德化、人性化问题，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资本运作的道德化、人性化的历史功绩、历史作用，另一方面指出其局限性或者限度。实际上，资本主义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变动不居、不断革新是资本主义的本性。资本、资本道德、经济道德亦复如此。在资本发展走出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后，资本道德也逐渐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走出了无伦理的“牢笼”，资本由野蛮化、不道德开始走向伦理化、人性化。比如，恩格斯深刻地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20)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社会的要求，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语境中，企业讲究诚信道德不是一个或然性的选择，而是必由之路。历史必然性的趋善，是人的活动之结果，也是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修正、调试或者突破。当然，其中存在市场经济本身的“自净作用”，尤其是工人阶级不遗余力的斗争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诚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是“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21)。正因为工人的不懈斗争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以立法的“硬的一手”，从而导致资本人道化。
再则，马克思资本道德化、人性化的悖论与限度的揭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道德由实质道德走向形式道德。资本讲道德从动机上可分为两种：真心实意和虚情假意，即所谓实质的道德和形式的道德。真心不道德、客观不道德的“真小人”价值低于真心不道德、客观讲道德的“伪君子”。正如有学者认为：“‘资本道德’不可能来源于资本自身大而虚幻的实质道德，而只能是基于制度和政府力量的形式道德。我们没有自信奢望通过道德感召的方式让‘道德’取代‘无道德’，让惟利是图的‘经济人’大跃进成大公无私的‘道德人’，而是要通过制度建设与严格执法的方式让道德取代无道德成为资本的显性基因，并逐渐上升为一种传统、一种文化。”(22)不难看出，尽管不排除特殊情形，一般情况下资本道德陷入形式道德的情形确实非常普遍。
另一方面是资本道德本身的悖论及其无法根除资本之恶。以信用道德为例，马克思指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23)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产阶级获得更多财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使利益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突出和激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24)。诚然，无论其中存在怎样的矛盾与悖谬，资本伦理化、文明化，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人性完善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四、弱化与强化：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当代思考
事实上，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历史经验论、历史形而上学以及历史浪漫主义，均无法正确构建资本认知的“全息图”与现象学。以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为例，它们之所以是“空想的”甚或是“反动的”，是因为它们不懂得以历史辩证法的视阈来审视资本，而只是将资本作为“恶”的化身，进而诉诸纯粹的道德化批判以否定资本的全部价值。不加区分地批判资本的道德，或者笼统生硬的资本道德解读，皆无法把握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精神实质，同时也必然遭遇现实的困境。
这是因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现实、面对资本，我们诚然“别无选择”，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资本是善恶同体的“恒在”，无异于宣布马克思资本概念在当今的“部分乃至全部失效”，而超越资本只存在“不可能之可能性”；如果无条件地、不加层面区分地照搬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思想，面对当今全球化、中国以及意识形态变迁等“顽强而冷酷的”现实，势必会丧失应有的解释力、说服力和话语权。因此，唯有适度弱化马克思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充分强化马克思资本运作层面的弱道德批判，掌握好弱化-强化的辩证法，才能充分彰显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思想光芒和时代价值。
1.弱化对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
面对当代资本的现实，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能否拒斥放弃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而另辟蹊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视镜中，资本主义的“千年理性王国”就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被视为“恒在”，因而对之所能做的，顶多只是修正改良而无需超越。由此，一味粉饰现实，劝人屈从于现实的庸俗保守倾向是必然的，与空想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一样，找到通往未来理想的现实道路就绝无可能。在此意义上，资产阶级伦理学是一种“形式伦理学”，无法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伦理学”的科学水平。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道德批判的终极价值旨归不在于悬置“社会基本制度”的批判及替代只探讨对作为经济发展成果的“蛋糕”如何分割与“博弈”，而在于立足对基本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置换的基础上，以正义公平的制度框架为依托，从而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5)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诉诸于实践批判，主张在批判旧世界，批判“千年理性王国”中发现新世界，在“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26)的辩证互动中，最终建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及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强调社会制度变迁的优先性，是由于人的解放不能从人本身去寻求，而只能从人之外去寻求；资本无德的现象诚然直接导源于经济领域的冲突、对抗与不和谐的境况，但一般的原因则是社会状况。
正由于资本之恶以及维持资本的制度之恶，马克思才恨之入骨而痛加批判，其目的绝不在于修复现存制度，而在于彻底颠覆、根本置换现存制度，从而釜底抽薪地解决资本问题。正如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理查德·诺曼说：“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吸引力在于它表现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更美好社会的向往，这种批判和向往来自于深刻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对阶级利益的反映，它是有理性基础的。人们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是基于这样一些判断：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它压迫和束缚人的生命力，阻碍人们充分实现人生潜能，它应该让位于社会主义社会，在那里人们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平等，社会主义不是那种用意识形态的合理化来为社会现状作辩护、保护特权者利益的制度。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是要提供一个实现所有这些判断的前景。”(27)正是凭借对资本主义以及资本逻辑的撼人心魄、振聋发聩的科学道德批判，马克思主义才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令所有伦理浪漫主义，以及“调和折中”、“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辩护士都不敢望其项背。如果没有马克思对资本道德批判特别是其本质层面的道德批判，马克思主义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震撼力、穿透力和魅力必将大为逊色，甚至将不复存在。
正是凭借对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我们才会洞穿迷乱现实的真相。显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甚至与资本家在工资谈判中偶尔也能获得优势，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处于受资本奴役的劣势地位，没有改变经济社会结构所隐含的对工人的强制、奴役、剥夺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制度形式存在的资本剥削劳动仍然普遍存在。这正是对其进行本质层面的道德批判存在的空间和理由所在，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地“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符咒”(28)。为此，我们当下强调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试想，如果我们连资本及其伦理都可以盲目崇拜，甚至当作终极价值去追求，那还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的空间吗？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一点：本质性恶的判定不仅是一种深度本质批判，而且是加强资本运作层面伦理、制度约束以使之走向人性化、人道化的逻辑前提。
然而，基于当今世界资本发展的空间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现实，利用资本并建构资本伦理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当今世界，无论对于资本主义的资本，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仍然有拓展发展的巨大空间，因而承认资本及其伦理的历史合理性而非根本否弃拒斥，成为唯一可能的适当选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强东弱”的确为当代世界的基本态势。因此，如果强化对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人为”消灭资本、强行实行“高级的”生产关系乃至狭隘的“闭关锁国”恐怕就是逻辑之必然。这样一来，不仅利用资本失去了前提，而且不利于凝心聚力、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发展生产力，从而影响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大局。从意识形态变革的视角看，阶级性、党性的话语让位于共性、普适性的话语也需要如此。即适度弱化“剥削”、“掠夺”、“榨取”等强道德批判话语有利于营造和谐的环境。事实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是弱化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的现实体现。这表明，唯有合理弱化对资本本质层面的道德批判，方能契合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
2.强化对资本运作层面的弱道德批判
弱化对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与强化对资本运作层面的弱道德批判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资本道德批判的重点在于，暂时或有条件地悬置资本本质的道德批判问题，转而合理强化对资本运作的道德批判及其规约。之所以强化资本运作层面的批判，原因有四：其一，资本运作伦理的悖论性和矛盾性。比如，以信用制度为例，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29)就是说，信用是一种契约性的道德，其对生产力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并存的。
其二，资本运作伦理的形式理性。恩格斯在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时曾说，商人们总是“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30)，信用制度确实是资本文明化、道德化即资本在操作机制道德化的体现，但是，“伪善(形式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说明资本的一般逻辑依然没有根本改变。换言之，运作层面上资本的人性化、道德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外在的”、“形式道德而实质非道德的”。
其三，资本运作伦理的非法僭越性。“魔鬼存在于每一个缝隙中。”在现代社会，资本日益弥漫、渗透到日常生活与微观存在之中，资本成为真正宰制一切、异化一切的“社会权力”，成为真正的“物神”。由此，现代经济生活崇尚实践理性与形式理性，而对实质理性的态度是消极的，甚至加以抵制打压，因为道德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不能被恰当地奖励或得到相应的回报，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经济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可以说，许多人知道一切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一切东西的“价值”。实践理性不再需要实质理性。实践理性化早已表现出令人担忧的糟糕倾向：“溢出”经济范围、“殖民”于其他社会领域。于是乎，“计算”和“算计”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生活的全部以及全部的生活，这反过来又“强化”、“固化”经济领域中彻底极端的功利化。反观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义而取、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等市场不伦理、经济不道德的现象，既说明道德之于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性，更是凸显了资本伦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强化资本运作层面的弱道德批判的重要性。试想，如果没有基本伦理的规约和引导资本，正常的经济实践和资本关系的存在又何以可能？
其四，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来看，强化资本运作层面的道德批判及资本伦理建构也具有扎实的现实针对性。一般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性前提是存在一个遵守规范、道德良好的有序社会。否则，市场运行势必如同脱缰之骏难以驾驭，势必陷入“丛林法则”的逻辑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从内在性上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道德经济。事实确乎如此。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经济的人性化、文化化(道德化)以及经济、科技与文化(道德)的一体化成为基本走势。而市场不伦理、财富无道德、为富而不仁的现象在当下中国乃至全球十分突出，经济的伦理化确为时代的呼唤。可见，存在不等于本质，实然不等于应然，两者总是存在紧张关系。因此，强化资本运作的弱道德批判，以伦理道德(制度、法律等)来约束资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的历史潜能，提升经济的道德人文内涵，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同时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使其基业长青，并为通往未来理想社会不断蓄积丰富的“正能量”和历史积淀。
3.拒斥资本道德批判强化-弱化辩证法的方法论迷误
马丁·塞利格认为，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包含两个层面：基本意识形态(fundamental ideology)和操作性意识形态(operative ideology)。基本意识形态是指对“现存制度评价的原则”和“运动和政党的最终目标”；而在政治学和政党政策评价中的那些更多地关注“实用的紧迫的紧急需要”的原则，则构成操作性意识形态(31)。这种区分对我们思考资本的道德批判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我们的基本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它如何提炼和表述，批判资本、拒斥资本是我们基本的价值定位和取向。但是，具体的操作性意识形态，则会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甚至与核心理念发生某种“偏离”，但在基本点上则“顽强地”与核心理念保持一致。这对与时俱进地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立场、基本价值，谋求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话语权，意义非凡。
显然，坚持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的张力，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理论与实践、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使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实践批判原则落到了实处，“从天上回到地上”。进一步说，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历史伟绩，但总体上看，我们的发展低于世界水平，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基于当代语境和国情的不同，不能照搬西方的基本价值、基本模式和基本道路来对待资本是我们的基本价值定位。因此，坚持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的张力，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仅是保持弱化-强化的张力的理论依据，也是当代中国走出新路、走出中国道路的必然选择。
相反，拒斥资本道德批判强化-弱化辩证法的基本偏向有两种：一是认为对资本本质层面的强道德批判在今天已然失效、不合时宜，无批判地认同资本、资本伦理及其建构；二是认为只要资本存在、不根本铲除资本本性，资本操作层面的弱道德批判及资本伦理建构就不可能成功，甚至失去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而主张根本剔除资本及其伦理。两者在基本观点和价值取向上大异其趣，但在方法论层面上，“两极相通”，两者都陷入一偏之失，属于机械的形而上学方法论。
具体来说，第一种观点的弱点在于，把资本和资本伦理固化，看不到资本本质层面的不道德性对操作层面的影响，同时也看不到资本及资本伦理的劣根性，因而容易陷入资本崇拜，在基本价值上认同资本，成为“历史终结论”的当代翻版，从而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大异其趣。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的强道德批判是当前完善和建构资本伦理、利用资本的不竭思想源泉，也是最终走出资本关系宰制的不朽价值支撑，更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价值前提。就是说，在认识到资本善恶同体的基础上，尤其是认识到本质层面上资本性恶，从而将资本钉死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是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基本解读，而不是以资本自由为诉求的一般市场伦理和资本伦理的解读，这不仅意味着我们今天应该具有利用资本、承认资本和工具理性的历史阶段性、范围有限性、功能局限性的清晰历史意识，而且是树立劳动本位、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理论必需。立足这一基本立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路必然从道德哲学视阈审视研判资本、坚持批判性评价，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而且是历史的必然。放弃这一基本立场，要想明确历史的方向感，指明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放弃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对资本和剥削进行批判，甚至都不敢承认、不敢直面这一当代现实中的客观存在，那么，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价值前提就会被摧毁、马克思主义的“承重墙”就会被推倒，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而第二种观点的迷误在于，尽管洞明了资本本质层面的道德批判的价值意义，却把此层面机械僵化地理解为“人为消灭资本”，从而为“极左路线”打开缺口。换言之，它否定操作性意识形态的价值，在价值排序上无条件地夸大资本本性之恶，也会导致全盘否认资本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价值的问题。换言之，我们当下(特别是在实践层面)应该聚焦的，主要不在于资本剥削与否，而在于如何剥削，如何运作。当然绝不能粗率地说，当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关系。但是，须知，在微观经济领域，这种关系是扎实而顽强地存在的，骇人听闻的“血汗工厂”、“黑煤矿”、“毒奶粉”已经暴露了在资本运行过程中劳资双方的对抗性关系，清楚地表明资本的一般逻辑及其运作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资本的自我毁灭逻辑不能靠自我救赎，只能依赖于非资本逻辑和社会价值理念的“外在约束”(或曰“超经济强制”)，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更应如此。否则，在一个颠倒了的、着了魔的疯狂世界，资本必然走向自我毁灭、自掘根基，社会就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混乱状态。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价值理念和法律制度对待资本与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因而我们要坚持异中求同与同中述异的统一。“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32)换句话说，资本关系及其伦理具有其普遍性、共性和一般逻辑，关键在于寻求共性中的个性，彰显中国特色、民族特色，从而将资本导入正确的轨道。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初创阶段，不道德无伦理是资本的常态的话，那么，即使在资本主义的伦理化时期，资本讲道德讲伦理一般来说绝非善良意愿的表现，说到底它只不过是资本外在压力的强制和社会力量合力建构的结果。当代中国的资本伦理建构，单凭“看不见的手”——市场自发力量毕竟效果有限(因为“市场失灵”)，因此，需要以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法律、道德等“看得见的手”、“超经济强制”来约束、引导资本，使其趋于道德化、伦理化、人性化。这种资本伦理不等于资本本身的伦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本身的伦理，如私有产权、剥削的合理性以及互惠互利等资本主义原发性资本的伦理；一是约束资本的伦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包括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等等。仅有前者，与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对待资本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判断无异，而正是凭借后者，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才有基本的价值定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基本的价值依托。换句话说，面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基本判断是：资本伦理在当下有价值，由于它存在价值缺陷或价值空洞，使其不可能作为终极价值，而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引领。
因此，主张适度弱化资本本质的强道德批判而合理强化资本运作的弱道德批判，意味着当代资本道德批判的范式的转换和重点的转移，但它基本上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的“毁灭式创新”，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建构性的强本固基与完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剩余价值理论、剥削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由于不处于当代实践的中心而有所忽略，然而绝不意味着要把它推倒、另起炉灶；对于敌对意识形态的公开较量，例如公开为资本永恒性辩护、主张剥削万能、资本至上、金钱万能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虽然一般不会被提到重要的地位，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会放松警惕、拆除底线、无限宽容、放弃斗争(33)。由此可以说，深刻领会马克思资本道德批判的精神实质，把握好资本道德批判弱化-强化的辩证法，是破解当代资本道德迷局之关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与时俱进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原则，在“利用资本”、“发展资本”而又“限制资本”的历史进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好地“利用资本”而不为资本的“另类逻辑”所牵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5页。
②鲁品越：《资本手段与人的道德责任》，《晋阳学刊》2008年第4期。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7-878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⑧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⑨F.Jameson,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London & New York:Verso,2009.p.551.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6页。
(11)斯蒂文·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袁聚录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1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3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2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1-312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8、369-37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4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68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
(22)舒圣祥：《“资本道德”来自何方？》，《财富与管理》2007年第2期。
(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7-498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0页。
(25)侯惠勤、肖玲：《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与当代经济实践》，《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27)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8)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上)，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64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9-50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00页。
(31)Martin Seliger,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Ideolog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4-6.
(3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33)参阅侯惠勤：《弱化与强化：意识形态的当代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大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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