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征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特征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时期，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不断变化着的，在大部分时段里是十分严峻的。一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先后或同时成为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的一些邻国如印度和越南等，也因历史和边界问题同中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国际安全和周边安全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并推行的对外战略，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周边安全[1]。1982年后，中国开始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周边安全环境大大改善，并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转折性变化。本文旨在阐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在冷战时期各个阶段的特征，分析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探索上述特征和因素对21世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一般影响。
一、严峻的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较为严峻。这一时期有三大特征：一是我国在东北、东部、东南三个方向面临着重大的安全威胁，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推行遏制政策所造成的；二是中国北部边陲十分安全，这得益于中国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以及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三是中国政府推行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睦邻外交，促成了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好转，使得周边安全环境在50年代中后期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
（一）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主要威胁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美国不仅拒不承认，反而进一步将对华政策纳入冷战轨道，推行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远东政策（注：关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参见蔡佳禾：《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四章。）。
首先，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1949年上半年，美国政府新对华贸易政策出台，认为对付新中国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是实施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以“尽可能加剧共产党人的困难”。[2]根据这项政策，美国开始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要求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在对华贸易上实施许可证制度，不允许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实施“绝对禁运”，即凡是可以为战争所用的一切物资均在禁止之列。美国甚至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贸易禁运决议，企业将中国隔绝于世界经济之外。美国的禁运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加大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物资供应困难，阻碍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一直持续到1971年才有所松动。
其次，美国在三条战线上同时用军事手段遏制中国。第一条战线是朝鲜半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它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不断扩大战争，越过“三八线”，并轰炸中朝边境地区，严重威胁了中国安全，从而导致中美间的直接军事冲突。中国组成志愿军入朝参战。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军队继续盘踞朝鲜半岛南方，同中苏朝对峙着，构成对中国东北安全的潜在威胁。第二条战线是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新中国解放台湾。此后，美国军事顾问团、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进入台湾，美国甚至同台湾签订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和1958年，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先后两次爆发战争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或通过推行“战争边缘政策”试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引起的。第三条战线是印度支那。朝鲜停战后，美国支持法国军队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企图从南部遏制所谓“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1954年日内瓦会议恢复了印支地区的和平，但美国置国际协议于不顾，继续干涉越南事务，纠集成立东南亚集体防御组织，将印支三国作为防御对象，同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援助南越，在南部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
再次，美国开始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朝鲜战争前后，美国大力发展同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企图构筑起一个以遏制中国为中心的半月形军事防线。1951年2月和1952年2月，美国先后同日本签订《美日安全条约》和《美日行政协定》，使其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军事基地；1951年9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完成了其亚洲遏制圈的外部一环；1953年8月，美国同韩国订立《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军得以在南朝鲜无限期驻扎下去；1954年12月，美国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从而最终将台湾纳入了其亚太防御体系；1954年9月，美国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巴基斯坦等共八国订立《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并将印度支那三国纳入其防务范围。至此，美国终于划出了一条用来遏制中国的军事防线。（注：关于美国对华军事包围圈的建立，参见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156，181～184页。）
（二）中国北部边界安全可靠
建国后我国推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其核心是对苏联“一边倒”。中国公开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不仅是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而且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考虑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指出，为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威胁，必须同苏联结盟，没有任何其他道路可走。在中国的争取下，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为加强两国友好合作、保障两国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发展，这为中国巩固国家政权、保卫国家安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获得了一个安全的大后方。
第一，在全面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以支持中国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为例，1953年和1954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156个援助项目，它们成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的骨干企业，为中国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供了保障。在军事合作问题上，苏联在50年代先后向中国派遣了1000多名军事顾问，并接受大批中国军事留学生赴苏；向中国提供了约5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帮助中国建立海空军，协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包括飞机、坦克、军舰和雷达工厂。1955年4月，苏联还决定帮助中国从事原子能的开发与研究。[3]
第二，在政治和外交上支持中国。苏联是第一个宣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此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同中国建交，从而打破了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在联合国，苏联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斗争，谴责美国对中国的污蔑；在日内瓦会议上，苏联与中国协调立场，在恢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相互配合，共同斗争，为保卫北朝鲜和北越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苏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互相支持，有利于我国拓展国际空间，有利于我国稳定周边安全环境，但苏联在对华政策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大国沙文主义，如要求组建联合舰队、开设长波电台等，中国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这成为导致中苏分裂的诱因。
（三）中国推行睦邻友好政策，致力于稳定周边安全环境
为应付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新中国非常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安全环境。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加紧了安定周边四邻的外交工作。[1](P.127)
20世纪50年代，中国周边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朝鲜、蒙古、越南；二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包括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柬埔寨，到1959年，这些国家均已同我国建交；三是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包括泰国、老挝、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相继同它们签订了友好条约；对于第三类国家，中国同它们往来较少；第二类国家则是中国睦邻外交的主要对象，它们由于历史原因或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拨，对中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戒心或疑虑。中国要获得一个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则必须争取同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提出了用来发展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先后同一些主要邻国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1954年4月，中印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与印度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作为一个亚洲大国、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的发展大国，同中国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区的协定，不仅有利于稳定、巩固并加强了中印关系，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于反对美国的封锁和制裁“起了一定作用”。[4]1955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加强了中印（尼）双边关系，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积极发展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邻国的友好关系，努力寻求共同基础，打消其对华疑虑，如周恩来总理曾九次访问缅甸，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推动了双边睦邻关系的稳定发展。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进一步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赢得了周边国家的好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稳步发展。
中国与若干周边国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达成了一系列解决双边重大问题的条约、协定或谅解，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这样，经过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到50年代中后期，中国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获得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周边安全环境。
二、险恶的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极为险恶的状态。进入60年代，中美关系未得改善，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美苏还支援印度推行反华政策。中国政府从最坏的形势出发，推行“两条线”对外战略，不仅反美，而且反苏。自60年代中期始，受国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国在对外交往上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切实际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四面出击，并支持一些周边国家的民族革命或游击运动，从而恶化了这些周边国家同我国的关系，使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美苏印三个国家。
（一）美国继续遏制中国并威胁中国安全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美国民主党政府均认为，中国比苏联“好战”，因而也更危险。[5]在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及政策顾问看来，中国研制并最终拥有核武器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他们继承了前任共和党政府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将越南的武装斗争同中国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是越南革命的背后策划者，越南革命一旦成功，中国共产主义的影响将扩大到印度支那，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6]。基于上述观念，美国变本加厉地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保持对中国的强大压力，除继续扶植日本、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中国外，主要是扩大对越南的干涉和支持印度反华。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不断扩大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总体上是为了维护并扩大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遏制中国以及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扩张”。1961年11月，美国决定向南越增派支援部队和军事顾问，利用“特种战争”消灭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这标志着越南战争的重大升级，用当时美国政府高级顾问的话来说，美国这样做的目标“是在尽可能最长的时期里遏制中国……阻止中国鲸吞东南亚”。[7]1965年，在特种战争破产的情况下，约翰逊下令美国军队直接参与地面战争，从而使驻越美军从1963年的1.1万余人增加到1968年的50余万人。约翰逊的助手指出，不能让共产党人在越南取得胜利，因为那将给全世界一个印象：地球上最强大的美国无法打败越南的一小撮游击队，美国是个纸老虎。还有人认为，美国在越南失败了，只能刺激起中国的侵略胃口[7](P.290～298)。在“遏制中国”这一核心观念的支配下，美国陷入了其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战争，并导致中国进一步认定美国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和最主要的威胁，中美敌对愈益激烈。
美国还扶持印度抗衡中国，这主要表现在援助印度发动对华边界战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对以印度为首的不结盟国家的中立主义政策，美国政府所持的“中立主义是不道德的”立场有所松动。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后，中印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对印政策，试图将印度培植为西方阵营在第三世界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一个潜在盟友[8]。1959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印时，甚至公开称赞印度。在此基础上，美国开动了援助印度的机器，不仅向印度提供了急需的武器装备，而且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援助。1959～1963年期间，美国提供了总价值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同此前1947～1959年美国向印度提供的17亿美元援助形成鲜明对比[9]。这还不包括美国向新德里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农业援助。当印度政府在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后要求美国进行干预时，美国立即联合英国等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武器，美国还出动C-130空中运输机帮助印度运送部队和给养。美国驻新德里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为印度政府出谋划策，以致新闻界称加尔布雷思为“印度政府的秘密顾问”[10]。这样，美国利用中国同印度的边界矛盾加大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二）苏联逐渐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主要来源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合作关系中的不和谐之音，来源于苏联染指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并意欲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1958年4月和7月，苏联向中国提出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中国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予以拒绝。在此前后，中苏两国在美苏关系、苏东关系、社会主义模式、台湾问题、中印边界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而苏联不顾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的团结，逐渐向国际社会公开了中苏分歧。1959年6月，苏联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原子弹研制技术；9月，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攻击中国是“疯子”，“要发动战争”，还说中国共产党是“假革命”等；7月，苏联宣布召回在华专家，不久就中止了两国间的所有合作项目；1962年10～11月，在苏东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苏联组织其他国家围攻中国，诬蔑中国想把世界“拖入热核战争”；12月，苏联指责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争。中国对苏联公开两党两国分歧的做法进行了反击，从1960年4月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到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发表“九评”，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恶化走向破裂。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对中国实施遏制和包围政策，从而日益成为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挑起边界争端，并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大量军事存在。1960～1969年，苏联共挑起边境事件5000多起[11]，其中较大的几起有1960年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事件、1962年伊宁事件、1968年七里沁岛事件、1969年珍宝岛事件和新疆裕民铁列克提入侵事件。特别是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几乎触发中苏大战[12]。在挑起边界事端的同时，苏联还不断向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地区增加兵力。1964年，苏联在同蒙古签订了秘密的军事条约后，向蒙古派驻了大批装备精良的苏联军队。到1969年，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屯集了100万的兵力，配备了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这样，苏联在北部方向对中国构成重大军事压力，中国逐步明确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
二是挑拨中国同邻国的关系，拼凑反华包围圈。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愈益重视其亚洲战略布局，加紧网罗中国周边的反华势力。这突出地表现为加强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1959年朗久事件发生后，苏联马上声明“中立”，但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西方新闻界评论说，“苏联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明确的中立，就是在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逃避兄弟般的团结的责任”[9](P.232)。赫鲁晓夫的意图非常明确，既不能使日益升温的苏印关系受到中印争端的影响，也不能因为支持中国而得罪他正在千方百计要“和平共处”的美国。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时，恰逢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发生，赫鲁晓夫试图改善中苏关系，表示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上支持中国，以换取中国在导弹危机事件上支持苏联。[13]然而，导弹危机一结束，苏联随即故态复萌，对印度寻求美国支持一事“表示理解”。苏联通知印度驻苏大使说，苏联准备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苏联不断增加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63年9月，苏联政府通过公开发表文章造谣中伤，说什么中国准备通过战争解决边界争端，诽谤中国是“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是“世界和平的威胁”[14]。1964年8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其长期以来所要求的米格21飞机，后来还帮助印度建起生产米格飞机的制造厂。1965年美国政府出于在印巴间维持均势的考虑停止对印军援后，苏联成为印度最大的武器装备供应商。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援助印度，体现了在战略上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从而在南部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
（三）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界安全构成威胁
印度是中国南部边境的最大邻国。作为不结盟运动和亚非会议的积极倡导者，印度是最早接受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周边国家。但随着国际形势和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印度逐渐改变对华政策，先后利用西藏问题和边界争端，无理干涉中国内政，甚至挑起边界冲突。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印度公然支持西藏分裂势力。与此同时，印度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要求把中印边界东、中、西三段中共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度。（注：中印边界未划定的地区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西起中印不（丹）三国边界结合点，东至中印缅三国交界处，长650公里，争议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北起西段的东南端，南至中印尼三国交界处，长450公里，争议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北起喀喇昆仑山口，南至我国西藏阿里与印度达拉克及旁遮普交界处，长约600公里，争议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1954年，印度片面修改地图，将上述三段未定边界改划为已定边界。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要求把上述争议地区共12.5万平方公里划入印度。）此后，印度对中国多次提出的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建议不予理睬，开始使用武力，企图改变边界现状。从1959年8月起，印度在边境地区骚扰我边防军，中印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先后在东西两段发生了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为确保西南边界安全，中国总理周恩来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边防部队脱离接触，举行总理会晤，讨论解决中印争端。印度拒绝了中方脱离接触的建议，但同意举行总理会谈。但次年4月举行的中印总理会晤以及根据总理会晤举行的两国政府谈判，均未解决任何问题。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已决意通过武力来实现其领土要求。
印度在北部边界问题上采取的是所谓的“前进政策”。其具体目标包括以下三项：(1)在中国各边境哨所之间建立起印度哨所并派驻巡逻队，切断中国边防军的供给线，迫使中国边防军队撤出印度企图占领的地区；(2)挡住中国边防军向南部前进的可能路线；(3)占领中印边界西段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4](P.231)。根据这项政策，印度在中印边界全线步步进逼，准备“以武力甚至战争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其扩张领土要求”。从1961年5月到1962年10月，印度在实际控制线的中方一侧建立起43个军事哨所，并多次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人，造成流血事件。中国政府出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西南边界安全的愿望，多次呼吁举行谈判解决边界争端。1961年12月，中国建议缔结一项新的协定来取代1954年的通商和交通安排。1962年8～10月，中国政府三次提出谈判建议，均遭印度拒绝。印度把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不仅指责中国破坏中印间的有关协定，诬蔑中国进行了“侵略”，而且加紧了战争准备。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下令把中印边界的中国军队“清除掉”。尼赫鲁政府天真地认为，中国不会进行武力干预（注：印度政府之所以如此迷信军事行动，部分原因在于它非常了解中国的安全处境以及中国的战略重心所在，并据此认为中国软弱可欺。1959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官员时称：“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他还说：“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印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尽管面临着其他安全压力，但中国决不会在边界问题上表现软弱。1962年10月20日，印度在中印边界全线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予以坚决反击。1962年11月21日，中国在成功地制止了印度的入侵势头后，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准备从实际控制线向后撤军。中国的声明充分表现了和平诚意，揭穿了印度政府所说的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并“侵略印度”的谎言。国际社会反响巨大，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评论道，“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9](P.700)。但印度并未放弃对华领土要求，它对中国的和平诚意仍有戒心，中国建议双方举行边界谈判也未能实现。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及其后，印度完全放弃了它所宣称的不结盟路线，公开同亚洲地区以外的大国建立起战略关系，同中国抗衡。
其一，印度积极寻求同美国共同反华。事实上，早在实施“前进政策”之前，印度已开始向美国靠拢。正如上文所及，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也大力拉拢印度。中印边界战争爆发期间，印度政府彻底抛弃不结盟政策。1962年10月26日，尼赫鲁致信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求给予军事援助。次日，美国开始援印，11月14日，美印签署军事援助协议，为已经启动的军事援助确立了法律基础。11月20日深夜，当印度军队溃败时，尼赫鲁向肯尼迪发出紧急呼吁信，要求美国立即进行军事干预，并派遣15个空军中队参加对中国作战。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印度则“不加掩饰地”投入美国的怀抱。1963年1月，印度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甚至表示，印度愿意“同美国在亚洲各地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来共同遏制中国[15]。
其二，印度努力争取苏联的支持。尼赫鲁标榜印度推行的是不结盟外交，但实际上他想同时与美苏保持准结盟关系。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尼赫鲁在向美国发出公开求援信的同时，也向苏联通报了印度的上述行动，希冀接近美国而又不得罪苏联，并期望进一步发展印苏关系，依赖苏联来制衡中国。同时，尼赫鲁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供应米格21型飞机。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印苏关系迅速提升，两国签订了军事协议，莫斯科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断增加，印苏间密切的军事关系得以建立。
因此，印度彻底放弃了不结盟立场，转而推行一种事实上的双重结盟政策，既接近美国，又联合苏联，以共同遏制中国。由于印度推行上述对华政策，在整个60年代，中国在西南方向上面临着相当大的安全压力。
三、有所好转的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有所好转，但依然十分严峻。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极为险恶的安全环境，中国开始调整对外战略，改变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做法，明确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威胁，适时改善中美关系，放弃对一些亚非拉国家内部革命的支持。到80年代初期，由于中美建交并形成战略关系，美国对华军事威胁逐步消除，但苏联仍对我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周边国家中的苏联盟国如越南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我国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
（一）中美关系改善，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军事压力得以缓解
中美关系得以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即必须对付苏联这个日益增大的威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同美国的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苏联愈益加强对外扩张态势，严重威胁了中美两国的安全环境。经过各自政府内部慎重而又深入的酝酿和长期公开、秘密的接触与谈判，中美双方决定改善双边关系（注：关于中美改善双边关系的战略考虑的精辟论述，参见倪孝铨、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关于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参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2期；关于美国政府决策及中美接触的最新解密文件，参见William Burr,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New York:The New Press,1998.），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俟后，两国逐渐确立起战略关系，中国的安全环境得以大大改善。
首先，美国逐步放宽了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贸易限制。1969年7月，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宽中美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从而发出了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同年12月，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1970年3月和4月，美国又先后宣布放宽中美人员往来限制和对华贸易限制；6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对外援助法案中，宣布取消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定；8月，美国取消了禁止美国海外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1971年“乒乓外交”后，美国宣布了五项缓和中美关系的措施，涉及人员往来、货币、贸易等。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不断放宽直至取消了除战略物资和军事技术外的贸易限制。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放弃了孤立中国的做法。
其次，美国不断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减少直至撤出了在台湾海峡地区和越南的军事存在。1969年10月，美国决定停止美国海军舰只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例行巡逻。同时，美国还表示将逐步减少驻越美军。在此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中，美国表达了将从台湾撤军的立场。[16]1970年6月，美军撤出柬埔寨，同时宣布美军此后在越南的作战行动仅限于提供空中支援；7月，美国宣布减少在南朝鲜的驻军。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美国就《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声明，称美国“确认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1973年1月，美国为结束越南战争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随后，美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1979年1月1日，中美宣布建交，美国撤走了在台湾的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这标志着中国在东部和东南两个方向面临的持续20年的军事压力基本消除。
最后，美国将中国和苏联区别对待，并逐步确立起中美战略关系。1979年建交后，面对苏联在亚洲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特别是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美双方不断加强军事交往，逐渐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这表现在：(1)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中美高级军事领导人进行经常性的互访，强调两国要加强战略关系，扩大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反对苏联在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包括如何对付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扩张；(2)美国放松对中国的军民科技及装备出口的限制，如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波音飞机、先进电子计算机和卫星地面接收站等，不反对美欧公司向中国出口防御性武器和非杀伤性军事后勤装备；(3)美国政府非正式地暗示或默认，中美加强军事合作，是为了应付中苏战争的爆发——在1982年提出的防务计划中，美国政府设想，一旦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美国就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以牵制苏联在欧洲采取行动[17]。
（二）苏联依然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
整个20世纪70年代，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依然构成重大威胁。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苏联除了继续加强在中苏中蒙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外，还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以形成对中国的强大压力。苏联认为，中美接近对苏联构成了威胁，为此，必须增强它在远东的军事实力[18]。70年代后期，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包括T-72坦克、SS-20导弹、逆火式轰炸机在内的最新装备，它的太平洋舰队增加了20艘大型水面舰只，其中包括“明斯克”号航空母舰。1978年，勃列日涅夫亲自带领国防部长等高级领导人视察远东军事部署，观看军事演习，向中国示威。同年年底，苏联建立远东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三个军区以及太平洋舰队。这一切表明，苏联已做好了在远东地区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中国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
其次，组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支持或扶植中国周边国家中的蒙古、印度、越南、阿富汗等作为反华前哨基地，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最终迫使中国向莫斯科屈服。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并随后向亚洲一些国家大肆推销。1971年8月，苏联同印度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两国相约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进行协商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978年11月，苏联分别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同样安全条款的《友好合作条约》。加上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实际上已同中国周边地区的一些反华国家建立起安全合作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对付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根据条约中的安全款项，苏联势力大举进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从而在各个方向对中国构成军事压力。
第三，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在西部方向直接威胁中国安全。1979年9月，阿富汗发生政变，亲苏的塔拉基政府被推翻，苏联恼羞成怒，决意出兵将阿富汗完全控制在手中，从而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南下战略”的第一步。12月，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并迅速完成对阿的军事占领。苏联对华战略包围态势最终确立。
苏联的上述反华措施，形成了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持续紧张。在这三大障碍中，对中国安全构成新的威胁是苏联扶植越南反华。1975年越南统一后，苏联开始拉拢越南，除继续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外，苏联免去了越南在抗美战争期间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并答应给予26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支持越南对中国的领土和领海野心，支持越南意在吞并柬埔寨的“印支联邦”计划。1978年11月，苏越签订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此后，越南成为苏联的反华先锋和基地。苏联在越南境内大肆修建军事基地，在北部设立了针对中国的雷达站，在中部和南部建立起针对中国的导弹发射场，苏联海军还进驻金兰湾，并在此修建了大型海空基地和导弹基地，部署了针对中国的远程导弹[19]。1979年1月，在苏联的直接支持下，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中国南部边境方向出现了一个新的安全威胁源。
四、势头良好的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现良性发展趋势。1982年，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中国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战略，实施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美国拉开距离，与苏联改善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这样，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安全环境逐渐成为现实。
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其根本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苏既争夺又对话，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美苏两国互打“中国牌”，中国联合美国等对抗苏联的“一条线”战略，不仅不利于中国成为美苏之外的一支独立而又重要的国际力量，而且不能充分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20]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中国适时调整对外战略，不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在谋求中美关系严格遵守中美公报的基础上正常发展的同时，争取中苏关系在消除三大障碍的前提下得到恢复和改善，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在中国调整对外战略以及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出现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美苏两国亦就对华政策做出调整。美国共和党里根政府认为，保持美中战略关系对付苏联仍是非常重要的，但美国不期望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同盟，而是要通过加强美中经贸和科技关系、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抵抗苏联威胁的合作力量。也就是说，美国不是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全球战略价值的大国，而是看重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战略影响[21]。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里根政府开始推行一种务实的对华政策，强调中美要保持“长期的、持久的和建设性的关系”，一方面在战略上借助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促进中美经贸和科技合作关系的发展。从1982～1989年，中美围绕售台武器、湖广债券案、胡娜事件以及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争执的同时，双方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在政治、安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加强联系、交流、对话与合作，多样化和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为防止中苏接近、防止苏联从中美分歧中获利，里根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美关系的积极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同中国的高层往来，同中国进行战略对话，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二是放宽对华技术转让限制，促进美国对华技术和产品出口，使中美贸易出现长足发展。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改善中苏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建立一个和平而又安定的周边安全环境。
苏联也根据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变化就对华政策做出调整。为改变因侵略扩张而造成的日益孤立的国际境地，苏联决定缓和苏中关系。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愿意改善苏中关系，并敦促双方就此举行谈判。随后，中苏达成了进行谈判的协议。中国提出，改善中苏关系并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苏联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即苏联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苏联减少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苏军撤出阿富汗。尽管苏联暂时回避了中国的前提，但中苏毕竟开始了高级政治接触，双方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也不断增加，1969年以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渐渐消除了，两国关系终于走上了重新正常化的轨道。
中苏关系缓慢的正常化进程，是随着苏联逐步减小对中国的压力而一步步地实现的。塔什干讲话后，苏联新闻舆论停止了对中国的恶意攻击，把中苏关系导向合作方向的善意报道和评论增加了[18](P.116～117)。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采取切实步骤改善中苏关系。1986年4月，在中苏第8轮谈判中，苏方表示，可以把柬埔寨问题作为地区冲突问题同中方讨论。这样，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宣布(1)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2)正在同蒙古讨论从蒙古撤出相当一部分苏军的问题；(3)可以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他还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双边关系。随后，苏联开始了消除三大障碍的进程。1987年1月，苏联开始从蒙古撤军。1988年4月，苏联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并承诺在1988年5月15日之后的9个月时间内，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在两年内从蒙古撤回75%的驻军。同时，在苏联的敦促下，越南宣布最迟在1989年9月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至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消除。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并发表《中苏联合公报》，标志着中苏关系重新实现了正常化。
三大障碍的消除以及中苏关系的重新正常化，不仅消除了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的重大威胁，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相关问题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步伐。
首先，中国同越南就边界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举行了长期而又艰苦的谈判。在中越关系问题上，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但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举行的多次谈判未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坚持原则，不仅反对全球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霸权主义，提出必须从战略高度出发，着眼于全球整体局势和东南亚形势，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争端，进而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22]。1983年3月，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点建议，但直到1991年8月，双方才就柬埔寨问题和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达成了共识。9月，越南外长阮孟琴访华，中越关系终于进入正常化轨道。
其次，中国争取同印度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1981年6月，中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即将东、中、西三段边界“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12月，中印双方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此后，虽然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发生摩擦，但谈判始终进行着。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其他国际问题，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努力维持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印度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不允许在其境内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此外，中印双方同意在国际事务中加强磋商与合作[23]。这样，中印长期以来的冷淡关系告一段落，中印关系也重新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总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成功地处理了同美苏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了中苏、中越、中印等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消除了周边各个方向上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
五、分析与启示
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阶段性特征表明，四个重要因素始终影响着中国周边安全的变化与发展：(1)总体国际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格局；(2)周边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对华政策；(3)中国的总体对外战略和周边政策；(4)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即中国在国际体系或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四个因素相互影响，有时甚至是互为因果的。
在长达40年的冷战期间，中国所处的总体国际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即美苏对峙的基本国际战略格局未曾出现变化。这一格局始终制约着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中国的对外战略与周边政策。但在另一方面，两极格格局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美苏关系的或冷或热，随着美苏两国欧亚政策的变化，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两极格局的内部结构在不断地变动着。虽然国际环境和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不以一国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一国特别是某大国内政外交的重大变化，常常会对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的结构变革造成巨大冲击（注：关于一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对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的影响，参见H.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7[th] edition,Englewood Cliffs,N.J.,1995.）。反过来，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的内部变化，亦会对国际体系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产生影响，促使其或调整或改变内外政策，如美国与欧日等盟国关系的波动，中小国家变换立场或加入西方阵营或投入苏联怀抱等。就冷战时期的中国而言，在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好坏，只能取决于周边国家对华政策、中国对外战略和中国综合国力其中一个因素或所有三个因素的变化。
周边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对外战略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50年代，两极格局以及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促使中国采取“一边倒”对外战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北方安全、东南方严峻的基本态势。60年代，中苏从盟友演变为相互对立，美国继续敌视中国，中国采取既反苏又反美的“两条线”对外战略，结果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十分险恶。60年代末70年初，苏联对华威胁增大，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中国审时度势，推行“一条线”对外战略，联美抗苏，促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在进入70年代后有所改善。进入80年代，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新时期的国家利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或结成战略关系，也不联合一个大国去反对另一个大国，从而促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大大改善。
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相应提高，是中国周边安全发生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在研制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逐步建成独立的核力量，增强了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尽管美苏同时对中国构成威胁，但由于中国具备了核反击能力，中国周边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后，摆脱了60年代的国际孤立，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利于中国改善周边安全环境。进入8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核战略力量有所加强，综合国力大大提升，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得以逐步改善，并在90年代后进入了良性发展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正确的对外战略的大前提下，运用综合国力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影响，有助于改善乃至稳定周边安全环境。
由此可见，国际格局和周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两大外部因素，中国对外战略和中国综合国力则是两个重要内因。相较之下，内因远比外因重要，其中，正确而又适时的对外战略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目标明确且行之有效的总体外交战略，不仅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并提升国际地位，而且会促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得到大大改善。在1982年以来的新时期里，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或曰大战略，其基本目标是：(1)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即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包括周边环境），确保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根据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中国的立场，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3)全方位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特别是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这一外交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积极影响，已为冷战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大大发展，二是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了历史争端，三是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一个大致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是国际体系中正在崛起的大国。在新的世纪里，中国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一个持久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和国际安全环境，仍需继续坚持以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基本战略目标的大战略，在此基础上推行“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外交政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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