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心灵的“乡土”——论阎连科的《风雅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雅论文,乡土论文,心灵论文,阎连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批评卷）］
当今的写作越来越流于风格的竞技。争相炫耀顽念、怪癖、奇特之处，却极少在意内里的修持与完善。“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不能说它没有个性”，已成为很多作家响当当的座右铭，评论对此亦不乏撺掇与鼓励。我们善于容忍、鉴赏和放大怪异，用陌生化的评论语汇将其阐释、装点得门面辉煌而深刻——这在某些文化批评的文本中演绎得更为得心应手——然而，为什么不问问情感的反应？在整饬为理性的阐释之前，那更为直接的情绪反应？这并非鼓吹廉价的感动或感激，而是对真诚、真情甚至诚实的鉴别、感悟与共鸣。个性不等于魅力，实际的情况是，若能连续看当代某人两部以上的长篇而无厌腻之感，我几乎要向他脱帽致敬了！此处绝无排斥和压抑怪癖之念，只要它是心灵自然萌生的部分。但如今的文坛怪癖混杂了太多的伪饰与作秀，如不加区分地欣赏、宽宥，会无意助长急功近利的行为。而它最终亦会毁了作者，在怪癖的面具下把才华扭曲地浪掷。仿佛患了“怪癖侏儒症”，心智在全力供养怪癖的生长中，丧失了恣情的伸展动力与空间。当然，人不可能每次都重起炉灶，但必须提防沦为自己精心创造的某种风格的“异化物”。能够认识并做到此的人并不多，对那些能走出面具光环的作品，我们不该吝惜自己的赞语。它裸露了作者曾极力遮蔽的、残酷的真实，尽管读后可能不以为然，甚至颇为失望，但就创作而言却是境界开拓的必经阶段。本文对《风雅颂》的阅读感受便生发于此。
阎连科的长篇新作《风雅颂》自江苏人民出版社今年6月推出以来，已激发不少批评。最大的“罪状”是两条：影射北大，诋毁高校知识分子及人文传统。前者招来愤青的耻辱烧书，后者引发了“因为不懂，所以放肆”的质疑。且不论这种议论和举措适当与否，对图书而言，却预示了一个“火红的开局”。阎连科似乎是个天生的“刺头”，《受活》里的“绝术表演”，《丁庄梦》的艾滋病村，《坚硬如水》中令人咂舌又哭笑不得的革命性爱，《日光流年》里的割皮卖淫，他的每本书都带点“出格儿”，而评论界也对这表象的“出格”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仿佛一招一式都有其深意。这中间是否存在某种灵犀的“互动”，颇值得回味。反正阎连科是执着地“出格”下去了。《风雅颂》突然变换乡土的家数，剑指知识分子“丑陋的裤裆”，其中是否有“故挑事端”的嫌疑和默契？夸张的语言，奇崛的想象，大开大阖的情节，成为阎连科“三斧子”式的优长，又是一种难言的病症。自1997年《年月日》的发表为其赢得“苦难大师”的美誉后，阎连科作品里再也找不出一个可爱、鲜活的人物。虽不能以此判定小说的优劣，却是一个信号：作者似乎丧失了日常言说的能力，那种细致亲和的、生活化的言说。一种意味深长的“失语”。这是理解阎连科的关键，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它称为“极端化写作”①，阎连科对现实主义的偏激态度亦由此而来。如果承认语言和心灵的密切关联，甚至前者就是心灵的符码和结构，那么上述失语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的缺憾，它指向文中弥漫的怨怼与仇视。关于这种情绪的根由，小说并未正面说明。叙事主体只是被怨怼驱迫着寻找滋生它的情境，如天灾人祸，瞎眼瘸腿，奸淫掠杀等，这让随后而来的个人反抗变得虚妄不实。所谓反抗，只是借他人的举动暂时地满足了怨怼的一次出击与宣泄，并没有根本解决怨怼主体自身的危机。一种“不及物的抒情”（这也是《风雅颂》试图超越之处）。就文学是“关于”抒情的这种说法的最好、最纯粹、最复杂的意义上讲，阎连科的小说是关于情绪的，而并非思想。力图从阎连科的作品中挖掘社会学或政治学等方面的意味，我以为都是深刻的误读。（上述对《风雅颂》的批评，亦是如此。它们高估了阎连科写作的现实包容力和渗透性。）随着怨怼之气被文学过度倚仗、支取与耗费，这种情绪本身的坚持也变得可疑、可憎起来。说到底，除非找到新的精神资源，否则仇恨将是一柄双刃剑，在阉割了世界的丰富性之后，亦将导致自我的厌弃。《风雅颂》便体现了这种深沉的厌弃感。
《风雅颂》里有两个触目的词：“知识分子”和“耙耧山”。其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虽然表面看去有些不伦不类。后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阎连科的“耙耧”系列小说，那么“知识分子”的反复闪现是否意味着作者在题材上的转型呢？目前评论界在这个问题上浪费了太多唇舌，这和我们对新颖与深刻的期待有关。小说中“知识分子”和“耙耧山”最初是作为两种对峙的身份提出的，它们纠缠在主人公杨科——一个农家出身的大学教授身上。就杨科在两种身份间的挣扎、掣肘而言，任何指责作品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扭曲、诋毁也好，妖魔化也好——都不应忽视“耙耧”的牵制。换言之，“知识分子”与“耙耧”乃是一整体。小说的叙事结构也证实了这一点。既然以第一人称杨科的视角敷叙成篇，那么，所有对知识分子或高校的“污言秽语”，只有在“我”的语境中方具效力。一种主观型的叙事。与其说它们道出了外界的真伪、事实，不如说真实地泄露了“我”与世界、甚至“我”与自身之间无可救药的对立关系。这在杨科为村人的孩子摸顶时的表现得最为直白：
我一个一个地摸，心里一遍一遍地说，你如萍不爱我，清燕大学不爱我，京城不爱我，甚至连京郊的精神病院也不爱我杨科教授，可玲珍爱我呀，耙耧山脉爱我呀，县城和城里的天堂街那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爱我呀。②
村人因杨科“教授”的身份对其礼遇有加，“耙耧”的这种青睐反过来加深了主人公与京城、如萍等的隔阂、对立。（此后，杨科曾以炫耀在天堂街的辉煌性史来试图打击与副校长通奸的妻子如萍。）“知识分子”和“耙耧山”在此已超越单纯的身份标签，它折射着“我”的今天与过去，两种不同的情感逻辑（“不爱”与“爱”）与记忆。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去除“耙耧”的重量，那么“我”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是否还存在呢？若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说《风雅颂》单纯致力于讽刺当代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伪命题。在杨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是一枢纽，它辐射到“清燕大学”、“京城”、“精神病医院”以及李广智、赵如萍等人物，而“耙耧山”则牵带出“前寺村”、“天堂街”、“县城”以及付玲珍、小敏、妓女、村民等人，由此构成书中的两条主线。我们发现，两条线索的交汇、触碰以“知识分子”和“耙耧”的抵牾关系体现出来，但背后却瓜葛着古老的城乡矛盾，这正是“知识分子”与“耙耧”纠缠不休的实质与根源。一个巨大、难堪的隐痛！它造成了杨科的精神分裂和自卑，一个悬浮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杨科出场时，目睹妻子与人“坦诚”而卧、那没头没脑地“惊天一跪”（原文是我“晴天霹雳地在他面前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便是由潜意识里的农民自卑所致。我不打算接受诸如“知识分子天性懦弱”这类的精致说辞，它太避重就轻。事实上只有从城乡对立、边缘人苦闷爆发的角度来理解杨科的举动，上述场面才不致流于莫名的滑稽。这也更符合全书自我剖白的基调。说白了，所谓“知识分子”与“耙耧”的身份危机不过是城乡对立的一种换喻式思维。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不妨看看杨科与村民的精神沟通与维系方式。在乡人眼中，杨科是耙耧山脉第一个到京皇城里的读书人。“不仅在京皇城里读了书，还留在皇城的大学教了书。”而杨科在向村人自我介绍时，亦不忘在“教授”的头衔前加一个“从皇城回来”的定语。这里，“京城”对“教授”并非只是简单的修饰与限定，“教授”或“知识分子”所唤起的崇拜与景仰是建立在城市对乡村的（权力）压抑与吸附上的。对一个乡民来说，“知识分子”与“城市”所激发的是同质的情感逻辑与格局。“知识分子”犹如长在“城市”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颗曜曜的果实，倘若只是乡间的一个教书匠，“摸顶”之类事也就免谈了，杨科的内心分裂也不会如此火烧火燎，不可收拾。
将《风雅颂》还原为一个城乡边缘人挣扎、沉沦的心灵史，可能让那些对此书寄寓厚望或猛烈攻击的人感觉不快和煞风景，智力追索的结果居然是一个老套的格局。然而文学的魅力不就是一遍一遍让我们领略和重新思考古老的主题（或原型）吗？在处理这些看似老生常谈实则与心灵利害攸关的主题时，往往最见作家的功力与诚实。让古老的主题焕发日久弥新的光彩，需要作家虔诚的心灵探险，必要时甚至要置身于精神的炼狱。舍此，仅就形式上斟酌、求异，则一钱不值。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说《风雅颂》是一个具有醒目意义的文本。虽然在文学境界上它远未臻于完美，但其难度和隐含的主体剖白却让人感怀不已。我认为，《风雅颂》标志着阎连科写作的一个极大转型，不是由乡土转向知识分子，而是努力转向“失语”的自身。一次“吸物”的抒情。就此而言，《风雅颂》是阎连科创作中真正具有“前进”意义的作品，而此前的小说一直在变换花样地“隔靴搔痒”。杨科身上标记的、因城乡对峙而起的人格分裂与撕扯，是阎连科这辈乡土作家共有的精神软肋与尴尬，但少有人像他这样披露得如此猥琐、怯懦、没有意义。这说来容易，但实践中因涉及自尊、敏感及语言的惯性会举步维艰，以致阎连科也不得不做某种变通的腾挪闪移。不管怎样，《风雅颂》于作者一方似乎已抵达了诚实的极限，我对此深表敬意。正是这自我挣扎、跌打的诚实赋予《风雅颂》一种别样的光彩，亦是全书最耐人咀嚼、回味的部分。它证实了我对阎连科极端化写作精神危机的判断。我们的乡土文学将走向何方？《风雅颂》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个农村日渐消失、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国度，一个争谈“后现代”，连“现代”意识都认为落伍而巴不得甩脱的时代，再来描绘城乡“边缘人”是否迂腐了？这种看法太拘于表象，杨科的意义是在更深的层面，他指向一个尖锐的问题：农村可以消失，乡土可以城市化得不留痕迹，然而精神的“乡土”呢？我们如何去面对心灵的“农村”？这显然并非单靠时间便能抚平。现实中的任何一桩事、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触发我们“乡土”认同的由头。不可理喻的世界，陌生的环境，让我们无所适从、张皇失措，犹如村民立在城市的摩天大楼顶。“乡土”在此已成为精神的隐喻，一种自卑和阴暗的渊薮，其内涵、所指因时因地变动不居。
我把《风雅颂》视为阎连科的精神忏悔，这在书的后记中得到了证实：“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内的恶心。”值得一提的，阎连科一连为此书追写了三篇后记，足见他的重视和顾虑。后记里涉及作者的真实观和写作状态，他预料到可能的误读与纠纷（主要是“知识分子”），于是未雨绸缪地预先澄清。然而，后记的“周到”并没有避免《风雅颂》卷入舆论的漩涡（不久前阎连科以“精神自传”的提法息事宁人。原本老实的夫子自道，啼笑皆非地带上了被迫的色彩），反而加剧了小说文本“精神分裂”的意味：它居然需要累牍的附文来指导和确保意义的统一。一个至深的印象：与正文的小说相比，后记显见得更朴实率真。我无意说作者心口不一，两面做法，只是他的忏悔初衷在进入文本时贯彻得极不顺畅。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后记里的绝望感和自我批判意识在正文体现得并不充分，它不断收到干扰而转变方向，一个交织着剖析、疑虑、自恋、侥幸的混型。就此而言，后记成了对小说扭曲、折扣（做动词用）情感的提示。强烈而让人痛心的挫败感，激荡在正文与后记之间。（我常想，如果作者能把这种笔力不逮、心笔不齐的写作状态敞开一部分，以“元小说”的方式嵌入正文，效果是否会真实、动人些呢？）作者无力杜绝歧义的发生，相反，他需要（创造）歧义来平衡、转移自我袒露的尴尬和难堪。比较而言，卢梭的《忏悔录》要坦荡、自然得多，这与后者标举个性自由的思想体系有关。卢梭不觉得暴露弱点和隐私乃是苦刑，倒是深信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而颇为自诩。阎连科没有如此豪气，他对自我的失望也让他无从提起自信的精气神。在逼近自我灵魂内部的过程中，强烈的自我剖白欲望与同样强烈的遮蔽企图纠结在一起，结果以放纵歧义的方式为人性的弱点辟出了隐蔽之所。
以此来看《风雅颂》中的信誓旦旦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些不同的了悟。我在前文分析了诋毁知识分子这一主题的虚妄性。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驾驭知识分子时的隔膜，但这并不仅是一个细节失真、“不像”的问题，值得思考的是：作者是如何“硬性”地把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整合、纳入到自我忏悔的逻辑框架中的？我们发现，叙事人“我”（杨科）老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注意他知识分子（教授）的身份，近乎精神的强迫。是不自信？自怜？还是有其他心理动因抑或兼而有之？考察杨科提及“知识分子”之处，往往是在他产生负面情绪、心起阴霾之际。或软弱绝望：如开头的下跪，看到妻子与副校长偷情，“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③；或怨毒凶狠：如在妒恨中掐死小敏的丈夫，“谁要以为教授、专家、知识分子好欺负，想在知识分子头上拉屎就是这结果”④；或自暴自弃：逃亡中，“掏出我的丑物（再也不像教授了），朝着正东的天地撒了一泡尿……大声地对着东方的天空扯着嗓子唤——我是杨科我是教授我是了不起的专家你们知道不知道”⑤；或虚张声势：为体面地离开耙耧山，假冒清燕大学的校长给村长打电话：“他是我们大学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名教授，我们在大年初二要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必须让他回来做重点发言。”⑥
借着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叙事人一面尽情发泄着对自我的厌憎，一面又将自身的阴暗置于了某种“安全”之境（相对忏悔直截的逼视和剖析而言）。由于知识分子的介入，缓冲、减弱了刻薄讥嘲的“火力”，痛楚的自我检视化作了振振有辞的他者批判。
或许有人对我把杨科、叙事人、知识分子三者“离析”的论述不以为然，以为小题大做，吹毛求疵，而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人嘛。但依照这样的诠释思路，除了把《风雅颂》变为一部毫无个性的“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大杂烩外，将一无所得。其中隐含着对写作者努力和痛楚的无视与麻木，这不是对创作的宽容，而恰恰是矜持的贬低与嘲讽。我们可以把杨科、“我”、知识分子视为一体，但要附加必要的前提：作品必须揭示为什么杨科要把自己的丑行掷向“知识分子”？为什么叙事人“我”偏偏抓住“知识分子”（而不是别的什么名词）来担待杨科的罪孽？在把“恶言污语”泼向“知识分子”时，为什么“我”与杨科都不自主地感觉舒畅和快意？只有澄清了上述关系，才能实现“我”、杨科、知识分子之间的圆融无碍，三者尽归心灵的统一体。由于文本对此采取了回避与沉默的态度，它成为忏悔不究竟的标记。仿佛一个黑洞，引发了叙事的分裂和脆弱。纵使不怀疑知识分子批判和自我忏悔的真诚和沉痛，仍然无法抹去两者间的抵牾、拼凑与相互消解。可推敲之处颇多：杨科在遭遇了明显的不公后，为什么不据理力争，而要折回老家？这似乎不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思路行止。耙耧的出现如此突兀，它的意义在哪里？（顺带一提的，对杨科在耙耧的施舍、捐助、开发诗经古国等善举，阅读时总免不了一种好奇：他的钱袋从哪儿来？这可不是笔小数字。愿上帝宽恕我们的不洁和功利想法吧！但说学校给一个旷工已久的教师源源不断地发薪水，理由委实不堪一击。）杨科神经质般地念叨“知识分子”，后者究竟是他的救命符咒，还是附身的魔鬼？由于所因不明，杨科的举动成了忏悔的仪式与表演。依稀觉得疼痛，却看不到伤口；体味到自嘲，却不知它从何而来。忏悔本该有的深度、力度及感染性，失落了。
看来，杨科对“知识分子”怀有潜在的敌意，否则他不会把施诸自身的诅咒和危机转嫁到“知识分子”的名头上，以求取假想的洗脱。知识分子在此成了“我”的“替罪羊”。依据常识，人在激动中的言行由于理性的松懈，往往能反映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如果说杨科对知识分子心存怨恨的推论言之成理，那又如何解释他在村民面前的竭力标榜？如此绝望的自相矛盾和性格分裂缘何而起？我以为，这只有从“知识分子”和城市之间的换喻关系中得以说明。具体而言，杨科对“知识分子”的暧昧态度指向他对城市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杨科的问题在于，他一直不能面对自己城乡边缘人的身份。由是累积的自卑和怨尤为了正当地宣泄自身，创造了一套隐蔽、体面的能指编码。在此，城乡对立，城市人与农民身份的抵牾变作了“我的大学”与“我的乡村”的关系，个体的忏悔与抗争以一个内部歧义、涣散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表现出来。至于杨科在京城和耙耧间一意孤行的奔走，则显露了一个城乡边缘人弥合自我分裂的本能自救。
杨科试图在两种身份之间营构某种和谐的人格，然而反讽的是，与自救的本意南辕北辙，杨科的所作所为徒然贯彻、强化了“知识分子”和“耙耧”间的精神等阶：面对大学（城市）的不公，他下跪退缩，显尽了耙耧的卑微与窝囊，甚至甘愿被打入疯子的另类；得知乡下的初恋情人玲真与吴德贵有染，他竭尽心理折磨，冷酷高慢地蹂躏了一派痴情；在县里天堂街的妓院中，他又摇身变为劝人从良的“救世主”，把知识分子的羞涩高洁、乐于奉献（被宰）演绎得淋漓尽致……不难体察，城乡对立的格局已内化于杨科的灵魂中，在此，杨科的形象具有了某种文化人格的意味。他的自救不再致力于内里的统一或平衡，而恰以彰显分裂与破碎为要旨。这让贯彻始终的作为家园象征与精神皈依的《诗经》显得缺乏必要的诚意，仿佛一个出于叙事便利的空架子。如果把《诗经》换为《楚辞》或别的古籍，加以必要的过渡，小说的整体精神并不受损害，只是附庸风雅的意味没有《诗经》来得直接罢了。而最后出现的诗经古国的性乌托邦社会，除了显示混乱秩序的、虚弱的破坏冲动外，并无实质的精神建构。杨科在诗经古国的表现，让人气馁地冷漠、镇定。须得感谢作者的仁慈，他让杨科及时离开，保住了精神的“晚节”，由是也失去了一个极好的进驻杨科内心的机会。如果把诗经古国作为探寻杨科精神秘道的路标挖掘下去，文本的肌质会富于张力和弹性得多，而不是现在这般稀松如泥。
在上述遗憾和矛盾处，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卑（作为情绪主体）的宣泄欲望。其特点在于，拒绝一切升华和终极意义的识别企图，以复制自身的结构（分裂、对立）、然后自我投射于其中为乐。在煞有介事的展示与铺排身赴“险境”中，自卑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这与忏悔的内敛和深入是相悖的。表面看来，像杨科这样袒露个人的劣迹，似乎已具备了相当的忏悔诚意，然而实际并未和盘托出。由于自卑潜藏于忏悔的言说中，它的外向和散射活力让忏悔回溯内心的计划受到遏制。《风雅颂》里多为倾吐宣泄的笔调，缺乏冷静有力的分析笔触（这对忏悔而言不可或缺），便是突出的证明。不少章节在高潮与悬念中戛然而止，似乎要引人思考，但频繁的使用中透露出写实的力不从心：一种自我戏剧化的忸怩，而舍此，竟没有更有效的手段让忏悔切入和面对自身。（这不仅是杨科的悲剧，更是阎连科写作困境的提示：他找不到准确的笔触来表现自己，冲入歧路成为坦呈自身的命运。比之杨科的故事，这似乎更让人动容伤感。）对话描写基本没有自然的、一问一答的段落，大都为单方（“我”）连绵不绝乃至咄咄逼人的发问与陈说，由此营构出开诚布公的新颖印象，同时也导致了不乏自恋、武断的、一面之词的嫌疑，犹如透明的墙壁。忏悔和自卑在此达成妥协：忏悔的推进，以封存自卑的历史与记忆为前提。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从城乡边缘人的苦痛与挣扎的角度来解释《风雅颂》，并不是无视文学的复杂性，把作品简单了结，但想给出一个把握文本的基点：在此，作品内部运作的错杂冲动能聚拢、统一起来。这对理会文本的复杂性和思想意义不无益处。就杨科的经历及精神苦痛而言，我们很容易想到80年代初那本脍炙人口的《人生》。杨科俨然是进城的高加林，（仿杨科的口吻：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他乡下的恋人玲真，亦如巧贞的翻版。在被杨科抛弃后，玲真到县城开了间耙耧酒家。至于这个小女子是如何起家致富的，作品写得扑朔迷离：一说她是攀着老板吴德贵用身体做本钱上去的；一说她全凭个人苦斗有了今天，吴德贵只是她的厨师；又说吴德贵偷了她的钱，让她大病一场，等等。这里隐含着一个农村女子的心酸和血泪。比之巧贞，玲真多了层女强人的禀赋。但这只是推论意义上的，玲真的实际表现与巧贞无异，我们看不到干练、精明的痕迹。和杨科重逢时，玲真已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依她在商场的挫折、历练，居然识不破杨科虚伪的把戏，委实让人讶异。此后她对杨科的忍让及逆来顺受，活现了纯情少女的行径。一种心理的停滞，这不得不归结于自恋、自卑导致的文本奇迹。它让一度被激起的、对玲真复杂性的期待想头偃旗息鼓。如果设置玲真戳穿杨科的伪装，杨科由是遁入诗经古国，主人公的分裂和绝望可能更具说服力。然而由于自卑的牵制，《风雅颂》目前的忏悔框架无法容纳一个复杂的玲真，只能削足适履地将其改造为巧贞式的纯情的“单面人”。在玲真或巧贞一往情深的背后，沉淀着乡土的自惭形秽及对文化人、城里人的景仰。《风雅颂》里有一细节，当玲真决意委身杨科时，她说：“我把身子给了你，你这辈子就是当了县长、省长、教授都得记住耙耧山脉后寺村”，“我这辈子也没有白白和一个读过书的人订过一场婚。”⑦这大概是杨科对知识分子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吧？杨科与高加林都以成为知识分子（读书）的手段抵达了城市，而这一身份也立时为他们赢得了爱情的“利益”。杨科的知识分子强迫症在此获得了某种类似病源性的解释。
《风雅颂》就像《人生》的精神续篇。主人公杨科把高加林的形象现代化了，这是《风雅颂》的一个贡献。虽然杨科绝口不提他的农民身份，但与高加林一样，其精神病痛的根源来自城乡对立而致的文化分裂。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在城乡对立的主题下倾注了太多的痛楚、屈辱和怨诉。这种叙述和情感的模式可追溯到《人生》。当我们称某人是农民或带有农民意识时，总会引发愤怒、侮蔑和羞耻之感。这过激的情绪反应一直为乡土文学恪守，于是源源不断地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编织某个怨尤的故事。本来这种叙述也无可厚非，但趋同的背后却透露了思想匮乏与怠惰的信号：对城乡问题究竟该如何把握？文学的超越性又体现在哪里？在此，《风雅颂》中精神忏悔的写法显得卓尔不群：究其根底，城乡对立乃是一个心理现象，而非物理事实。设若人光心霁月，坦荡磊落，对他而言哪里有什么城市与乡村，更遑论高贵与低贱，城里人与农民？造成精神伤害和痛苦的，并非外在的城市和乡土，而是人自身的弱点。系人的贪婪、自私和占有的欲望，导致了城乡的分野与对峙。当我们指责城乡对立、被此压迫得手足无措的时候，是否只是徒现了杨科恼恨知识分子时的怯懦与“失真”？从个体心灵的隐秘中寻找和把握城乡对立的根源，这是《风雅颂》给人的最大启示。虽然它是无意中抵达这一点的。
注释：
①李丹梦：《极端化写作的命运——阎连科论》，载《南方文坛》，2006年6期。
②③④⑤⑥⑦阎连科：《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39页，27页，265页，270页，175页，108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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