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杜亚泉的教育救国思想
党颖楠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在清末民初救亡图存和追寻“现代”的过程中，教育体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传统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杜亚泉的教育思想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受到“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杜亚泉企图通过教育救国，并且格外注重教育的实用性、目的性，强调个人的革新。文章简要探究杜亚泉教育救国思想的核心内容，以期为我国当前教育寻求可借鉴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 杜亚泉；教育思想； 教育救国
晚清社会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了救亡图存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潮流。知识分子们通过各个途径积极探索救国的出路，杜亚泉自然也不例外。从洋务派官僚创办实业、自强求富，到维新派，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新青年们试图通过对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倡导来改造国民性。总的来说，各时期的派别都体现出了一种明确的共同倾向，关注“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即科学的外在价值，把科学当作解决问题的工具。这种“经世致用”的观念也影响到了杜亚泉的教育思想。
随着大数据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2016年，黄河科技学院新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本科专业。其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全国仅有35所高校开设，在河南省高校中属于首开专业。大数据与智能技术学院拥有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学术活力充沛的教学科研团队，包括教授3人，副教授9人，讲师18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10人、硕士学位 20 人；学科带头人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学院的人工智能研究所，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发展前沿，凝聚了一批自动化、计算机、大数据等领域的优秀研究人员，承担专业课教学任务，并能为创新班学生提供研究指导和专业技术实践环境。
虽然不少小学都开始推崇信息化教学，但是很多教师还是沿袭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尽管也运用了信息化手段，但运用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不仅手段单一，而且缺少与学生的互动，造成学生没有参与感，信息化教学的优势也无法发挥。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盲目运用信息化手段，只是以学生兴趣为目的来使用多媒体教学，并没有深入探讨教材内容，只是信息化了，却没有与教材紧密结合，也就失去了信息化教学的意义。
杜亚泉毕生致力于近代教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视教育为救国自强的根本和推进社会进步最有效的途径。他开办学校，主编杂志，编纂教科书，著书立说，力图造就有觉悟、有良好品格和素养的新型国民，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以科学报国、教育救国的先驱。杜亚泉教育救国的核心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515 Let-7d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osteosarcoma cells by targeting Rhotekin gene
1 重视教育的实用性
杜亚泉十分重视教育的实用性。甲午战争的失败引发了杜亚泉对于我国国情的深刻反思，“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汩人心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1]。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杜亚泉逐渐成长为一位新型知识分子，他认识到“吾侪之死于刑戮、劫杀、病疾及灾难者，推其原因，皆由于实业衰微，生计涸渴而起，质言之，则皆死于贫乏者也”[2]。他因此放弃了并不实用的经学，转而学习实学，以求济世救民。
虽然后人对关注教育的实用性、工具性过于功利主义，钱智修对此解释到：“功利主义之评判美恶，以适于实用与否为标准……功利主义之学术，以应用为前提矣。”[6]但在救亡图存的时局下，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教育方面从实用性出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杜亚泉也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况且他对教育的实用功利性的认知也并非特例。严复也提到：“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何则？惟此乃有救贫之实功，而国之利源，乃有以日开，而人人有自食其力之能事。语曰既富方穀，又曰仓廩实而后知礼义，兵力教化，何一非富足而后可言乎！”[7]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克服了传统教育与生活相脱节的弊病，将教材内容与生活实际和需要相联系，是当时知识分子在教育救国方面所做的积极探索。
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学生们，不仅无法担当起社会责任，反而等待着国家的官职和福禄。“夫国家以教育产出有学问之人，正欲其树立以裨益于世耳。国家产出之，而又责成国家销用之，是为学生者，但坐俟国家恩泽之来，其福分不亦太厚乎？是则学生一生之责任，皆国家担之，而自己无责任焉，则其自立之权限更何在乎？”[11]这种学生甚至无法自力更生，又如何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呢？因此，教育不仅仅是要为学生提供实用知识，也要为学生带来正确的教育观念。“必使学堂之学生，知此为安身养命之原，而非为干禄求荣之地，则当其学之之时，必处处为他日实用地步。而凡不足以实用于他日者，皆将弃之而不顾矣。”[12]从根源上改变国民接受教育的目的，才能使受教育的国民积极投身到社会中去。
我国科举取士的传统观念是当时促进教育发展的重大阻力。“科举虽废，观念仍存。”[9]“盖人民既视官吏为最优之职业，则必努力以造成官吏之人才，教育乃首承其弊。”[10]学生们接受教育，并非是谋求自身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是希望以此谋求官职，所接受的教育都是重于记忆而忽于实用。受教育者以求官为目的，即使有优秀的教育家，也无能为力。对于普通民众，更是将登第学生的数量作为学校的评价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去推动教育的发展是万分艰难的。
杜亚泉尤其肯定科学技术的实际作用，其在《亚泉杂志·序》中提到：“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印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以成之。”[3]文中所说的“艺术”，便是“科学技术”。杜亚泉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实用性，正是对当时“政本艺末”思想的反击。
2 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
正当的求学目的能使国民接受教育成长为独立自营的国民，并且也有必要让民众意识到无论是为自身计，还是为子孙后代计，教育都具有更实际的功效和利益。“抑汝更为汝子孙计耶，则汝当注意于教育，使汝之子孙，有明通之学识，有应用之艺能，有强健之体格与活泼之精神，在社会上得自由活动之能力，如此巨大之遗产，足使汝之子孙，吃着不尽。”[13]要让民众在内心真正接受教育，认识教育。
我国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下，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严重匮乏。“今日学生之趋势，欲当于应用之实务者甚少，可为国家忧。”[4]科学技术的落后，实业教育的匮乏，实业的衰微，正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想促进实业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应该具备实用性，使人能够学习到生活的技能。“今之教育，则埋没于物质生活之中，所谓实用主义者，即其教育之目的，在实际应用于生活之谓。夫学校之中，授人以知识技能，使其得应用此知识技能以自营生活，诚为教育中所应有之事。”[5]
随着科技的发展，汽车上塑料、橡胶及高分子合成材料等制品使用越来越多。现在每台轿车塑料制品用量在60～100 kg，塑料制品在汽车车内的使用更加广泛，如汽车仪表台、车门内饰等。[2]很多种汽车非金属制品都会缓慢释放有毒有害物质，特别是在夏季高温时挥发更多，因此夏季汽车车内污染更加严重。
杜亚泉认为，求学者应该从自身转变教育观念，端正受教育的目的，国民不应该以获得官职为目的而受教育，而应该以谋求生活的目的去接受教育。“以谋生活之故而受教育者，当其在学校之时，所研究之学业，所怀抱之希望，无一不求其适于将来社会之生活，毕业以后，即为独立自营之国民。”[8]
式中：Si为某污染物的污染指数；Ci为某污染物的实测浓度，mg/L；C0为某污染物的评价标准值，mg/L.
这点也不是杜亚泉一人的私见。“世界教育家之论普通教育也，于智育一方面，无不以教授生活上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本旨，盖以此。”[14]教育的基础要立于国民生活，“故教育之价值，即以其对于国民生活上之价值为标准”[15]。国民进入学校求取知识的目的一旦发生转变，如果学校的教育能够有利于国民生活，不需要政府的提倡，也自然会发展兴盛。从政府层面来说，为促进教育发展，政府可以给予受教育的国民生活上的便利，尤其是以求取生活为目的的国民。因此，杜亚泉认为，不论是受教育的国民，还是教育者，抑或是政府，都应该摒弃传统的、落后的教育思想，以培养独立自营之公民为目的。
3 强调个人革新
杜亚泉强调了个人革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努力实现个人自身现代化，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进一步显示了教育的社会职能。杜亚泉十分看重民众个人的力量，诱导和启发人民进行个人的革新。“社会者，个人之集合体，个人完成，而后社会乃能进步。”[16]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他从国民个人这个小处着眼，“欲挽救将来之国势，不如造就未来之国民”[17]，希望能塑造出自营独立的国民，以此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杜亚泉对这种教育思想抱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希望民众能从完善自身开始，担起救国的重担。教育实业的受众面较广，影响人数也比较多。“但使立志既定，人人于此责任中各认其一部中之一部，则今日同学数十人，即可收众擎共举之效。”[18]“各自发展心力，于社会中既普遍化之智识、感情、意志上，更求进境，或为学理上之发见，或为艺术上之发明，各专一门，各精一事。”[19]杜亚泉认为，众多的学生学习不同的领域，倘若能使这些受教育的学生在自己所学习的领域有所建树，那么整个国家的科学文化都会有所提高，实业发展，国家振兴指日可待。
但国民的劣根性是不能忽视的，“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20]，国民没有国家观念，不从民族利益出发，反而“人人各以其爱憎为好恶，利害为是非”，致使“全国思想之彷徨怅触，而不衷一是”[21]。因此，要改革社会，不仅要培养独立自主的国民，更要使国民有共同观念，否则人心涣散，何谈救国。杜亚泉所谓的“共同概念”，指的是“必其人民与人民间，意识思虑大致相同，好恶爱拒不甚悬隔，判断事理既无显著之差违，辨别是非复鲜反复之矛盾，夫而后群策群力，相系相维，而国本于以奠定焉，则国民共同之概念是已”[22]。国民有了共同概念，才能同舟一心，杜亚泉甚至推崇国民“共同概念”是立国的基础。
再者，杜亚泉指出，中国国民的社会心理“大都以好恶为爱憎，以恩怨为喜怒，鲜有能为正当之使用者”。这样的社会心理，在面对当时的社会巨变时，只能是盲从、妄动，无法保持正当和稳健。而要改变这种状态，“是则诸方法中，其以教育的改善，为最适当最切合之方法乎”[23]。杜亚泉关注对于国民的教育，不仅是培养独立自营的国民，更是要使人民形成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使学生负担起民族兴亡的时代重任。这也是杜亚泉从事实业教育的根本目的。
张梓生评价杜亚泉是以“治学、著书、作育人才”终其一生，他“救国人知识之饥荒”[24]，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然而，虽然当时教育救国的思想顺应了救亡图存的潮流，但在近代我国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教育尚且自身难保，更何谈救国。如今，在我国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下，如何通过教育推动国家发展，依旧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与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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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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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杜亚泉.论中国之社会心理[M]//杜亚泉.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4]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J].新社会，1934（2）.
【作者简介】 党颖楠（1994—），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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