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郭沫若论文,史学论文,杰出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三七年，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中国。郭沫若悲愤填鹰，毅然离开日本，“别妇抛雏”，潜奔祖国，投身到伟大的民族抗战的洪波之中。他顺应着人民的要求，扣着时代的脉搏，坚韧不拔地奋战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特别是在史学方面，他积极从事史论、史剧的写作，发掘民族精神，阐发爱国热情，坚持辩证唯物论，批判反动思潮；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作鉴。与此同时，他激励百家，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研究。
一
抗战初期，国民党顽固派执行的是反共亲日的不抵抗政策，实行的是法西斯独裁统治，这使郭沫若积忿已极。可是由于当时国民党法西斯图书出版的严密控制，他已经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直抒胸怀，描写黑暗的现实，于是转而利用他对中国历史有深刻研究的优势，采用评议先秦诸子的形式，“以古喻今”、“古为今用”。
郭沫若认为，“大体上说来，孔孟之德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墨子之德是以帝王为本位的，老庄之德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注：《青铜时代》第330页）而“韩非是以君主的利害为本位的； ”（注：《十批判书》第345 页）后期法家秦始皇是一个极权主义者（暂且撇开老庄学说不谈）。这个时期，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其基本指导思想可概括为扬儒、非墨、批法。
1.扬儒：郭沫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总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注：《十批判书》第82页）“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注：《十批判书》第479页）
为什么这样说呢？郭沫若认为，首先，孔子对“乱党”是支持的。而所谓乱党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比较能够代表民意。其次，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仁者“爱人”（注：《论语·颜渊》）而先秦时代，“人”字的含义是包括奴隶在内的，“爱人”也包括爱奴隶的意思。孔子所谓的“仁道”是适应奴隶解放的要求的。再次，孔子主张“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过去只有奴隶主贵族才能受教育的专利权，把教育扩展到下层劳动人民。
2.非墨：郭沫若说，墨子“替统治者画治安策”（注：《青铜时代》第160页）墨子的文章是“在替‘王公大人’说话， ”（注：《青铜时代》第159页）“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注：《十批判书》第75 页）墨子学派的人在秦楚之间的‘革命队伍’中一个也找不出。”（注：《青铜时代》第294页）
郭沫若这一立论的根据是：首先，墨子‘兼爱的政治主张，是“承认着一切既成秩序的差别对立而要叫人去‘兼’，”（注：《墨子的思想》，原载《群众周刊》第8卷第15 期）统治阶级将用这种理论去束缚和愚弄人民，其结果是人民被驯服，对统治阶级实行单方面的爱。墨子“尚同”的政治主张，是不许人民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甚至行动的自由。要“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君而忧戚在臣”，“君有难则死，出亡则从”的极端专制的奴隶主道德（注：《墨子的思想》，原载《群众周刊》第8卷第15期）。其次，墨子对乱党的态度。 墨子认为：“见淫僻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僻者”，（注：《墨子·尚同下》，《墨子的思想》，原载《群众周刊》第8卷第15 期）主张使“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注：《墨子·尚同中》，《墨子的思想》，原载《群众周刊》第8卷第15 期）是为了“一同天下之视听，尤须奖励告密与厉行连坐。”（注：《十批判书》第110页）
3.批法：郭沫若说：“韩非子，根据汉人的分类法，是属于所谓‘法家’的，但严格地说，应该称为‘法术家’。”（注：《韩非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他的学术揉合了法和术两家。他的思想“是以君主的利害为本位的”，包括“多设耳目”，“权势不可假人”，“深藏不露”，“把人当作坏蛋”，“毁坏一切伦理价值”，“厉行愚民政策”（注：《韩非子的批判》，《十批判书》）等方面。郭沫若把这些喻为蜘蛛网。所谓的“人君”就是一只蜘蛛，这个网便是“人君”的权威所藉。有了它，做“人君”的还须得象蜘蛛一样藏匿起来，待有饵物时而继之以不容情的宰割。
综上所述，郭沫若对孔子和儒家学派的肯定，对墨子和墨家学派的否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扬儒非墨，体现出郭沫若以人民本位和帝王本位互相对立的指导思想及研究方法的一致性，表明了郭沫若站在人民革命一边，同蒋介石统治集团斗争的坚定立场。人们透过郭沫若批判韩非子和秦始皇的字里行间，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奉行的迫害爱国民主人士，推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掀起反共高潮等独裁轨迹。显然，郭沫若对先秦思想的研究，并不是埋首故纸堆，而是用历史折射当代，揭露反动统治集团的可耻行径，显示了革命史学的战斗锋芒。
二
抗战中期以来，随着蒋介石集团政治上日趋反动，思想战线上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潮也更加泛滥起来。面对这严峻的现实，郭沫若再度徜徉于先秦史的研究，写下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两部名著。书中的坚实的考据，严谨的说理，可贵的创见以及放弃旧说的科学态度，戳穿了法西斯的反动思想。
为了正确阐明四十年代的社会性质，郭沫若对历史的研究追溯到殷商社会，他列举了秦汉以前的材料，运用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来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修正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把殷商写成原始社会末期阶段的观点，阐述了殷商是青铜时代，农业已取代畜牧业成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中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等情况；进而作出殷商是奴隶社会的结论。
在奴隶社会的上限确定之后，郭沫若确立了西周奴隶社会说的体系，并从西周社会庶人身份和井田制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当时他通过对《秋官·朝士》等文献资料的分析，说明“臣”是家内奴隶，“众”是生产奴隶；通过对《大盂鼎》本铭文的验证，断定“人鬲”就是奴隶。他还考察了殷遗民的地位，指出遗民也是奴隶而不是农奴。为了证明井田制的存在，郭沫若以金文和文献为突破口进行了研讨，表现出非凡的才智。他还从文字学和外国古代史及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角度，对井田制的存在予以佐证。结论是：西周的土地分割虽是事实，但并非土地的私有，农业奴隶可连同土地而被赏赐，这就是奴隶社会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郭沫若又从生产工具的使用，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契机，继而论述奴隶在私家与公室的激烈斗争中砸断了锁链，井田制日趋瓦解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勾画出春秋战国时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过程。与此同时，郭沫若把当代和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进行了如下比较：
“中国青铜时代的下限是很明瞭的，绝对的年代是在周秦之际。假使要说得广泛一些，那么春秋战国年间都可以说是过渡时代。”（注：《青铜时代》第299页）“春秋在政治上的争乱的时代， 在思想上是矛盾的时代，政治上的争乱是在求定，思想上的矛盾是在酝酿新的统一的。”（注：《青铜时代》第31页）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我们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隶制的束缚，想从那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战国时代是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注：《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是向着进步的，较前更高的阶段发展，纵然在发展中有些地方某个时期是黑暗、倒退的，类似历史上早期阶段的某些现象，然而这也决不是历史的重演。从目前的国际战争看来，“是作着全体战、歼灭战，可是参加战争的国家的性质、其目的等等，有哪一点和战国时代相象呢？在那个时代参加战争的是封建国家，是各诸候国，而今天参战的有半殖民地而求生的中国，有和法西斯有利害矛盾的英、美，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共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在那个时代，作战目的和性质是相互争夺土地，谋商业范围的扩大，人民最终逃不脱诸候的剥削和压迫。而今天从民主阵营来看，是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侵略，主张并维护民族独立，是一种世界各国各族参加的正义战争（而英美的参加是有他的目的的）；从法西斯方面看，是为了掠夺、奴役、征服其他各民族，剥夺国内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一种侵略的非正义战争。”（注：李心清：《“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转引自严怀儒等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第309页）
郭沫若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当代和历史的重大转变时期所进行的比较史学的研究，同“战国策派”信口雌黄，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美、苏、英、德、意、日比作我国古代“七雄”，“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的随意类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此同时，郭沫若还驳斥和揭露了“战国策派”为蒋介石法西斯国家理论制造历史根据所散布的“全体化”、“全能国家”、“民治问题落到次等”的谬论。事实表明，郭沫若在这场斗争中站在革命营垒的前列。
三
伟大的民族斗争对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历史学发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继承先辈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优良传统，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教育人民，针砭时弊。郭沫若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时代的使命，并以历史学的深邃研究精神和文学家的杰出才华，继修改《棠棣之花》后，1941年仅用十天时间就写出了《屈原》。这时他的创作欲象长江东流，直泻千里，出现了创作历史剧的“火山爆发”时期。在找到恰当的新的“喷火口”和“喷火方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又连续写出《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名剧。
这些历史剧虽写的是历史故事，但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它们的基本主题是：爱国与卖国，团结与分裂、自由与专制、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一句话正义与邪恶的斗争。郭沫若在这里创造出屈原、婵娟、聂政、聂荧、如姬、魏夫人、高渐离、阿盖、夏完淳等一系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真理与正义而勇敢献身的光辉形象。歌颂了他们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格。鞭挞了郑袖、洪承畴这样一些卖国贼。揭露了楚怀王、秦始皇、魏安厘王这样一些暴君、专制独裁者。在当时的情况下，作品隐喻什么，影射谁，是显而易见的。这六个剧本，不仅是郭沫若文学创作上的新高峰，而且直至现在，在历史剧的创作上，针对性之强，艺术技巧之完美，无出其右者。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艺术最高超，影响最广泛的，莫过于《屈原》。它借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人物——屈原，备受打击迫害及其顽强斗争的史实作为比拟，来反映极其复杂的现实斗争。那么当时的斗争情形是怎样的呢？即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向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而国民党固派正在推行卖国政策，竭力加强法西斯统治，并发动了皖南事变。白色恐怖笼罩着雾都山城。“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奴隶制时代》）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图书出版的严密控制，他不能直接描写黑暗的现实，只好转用历史剧的形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奴隶制时代》）《屈原》一剧，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和真正抗日的新四军巧妙地联系起来，映衬出楚怀王的昏庸无能、甘心投降与国民党顽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是同出一辙的。同时表明，历史上楚国内部两派在对外政策上的矛盾斗争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是何其相似乃尔。可见，郭沫若是在“借古抒怀以鉴今”，赋予历史事件以新的现实意义。
四
一六四四年，正值甲申三百年，也是明王朝灭亡三百年。三百年前，亦即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明王朝。然而李自成在北京建立的大顺政权，很快就被满族骑兵和吴三桂的军队建立起来的大清王朝所取代。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在进京后很快失败？其历史教训是什么？尽管郭沫若的学术所长不在明史方面，但仍竭力搜集资料，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一史学名篇。
郭沫若对中国史学这样苦心经营，目的是用历史的乳汁，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那么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现实是什么呢？世界法西斯势力日趋崩溃，胜利已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空前强大，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已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为了提醒革命队伍不要“纷纷然，昏昏然”，对残余和潜在的敌人失去警惕，使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地与国内外反动派作最后的决战，郭沫若用他那支犀利的笔，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对起义失败的原因作了深刻的论述：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注：《甲申传信录》，《中国内乱外患丛书》）这说明小生产的农民眼光短浅，缺乏远大理想，一朝得胜便骄傲起来，追求享乐，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顺农民起义遂以失败而告终。
郭沫若用这一血的教训告诉人民：由于我们党的组织基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构成的，因此在革命进程中，尤其在革命胜利之时，必须改造革命队伍内存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正因如此，《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问世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周恩来特将此文推荐给毛泽东，延安《解放日报》全文予以转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这篇论著。毛泽东还亲自致信郭沫若，对《甲申三百年祭》予以高度赞扬，并把它列为延安整风文件载入了史册。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还以巨擘之力推倒了历代反动派视农民起义军为“流寇”“盗贼”的诬蔑诽谤之言。他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科学地分析了明崇祯帝统治的十七年间，“内部已腐败不堪”，反朱明王朝的农民起义波澜四起，是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结果，这就回敬了国民党御用文人鼓吹的无耻谰言，即“明末东事”与流寇贼为二祸。
五
一九四一年，党考虑到文化斗争的艰巨性，决定进一步奠定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以使他统率进步文化界冲破蒋介石在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于是，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了隆重庆祝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专题文章，称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希望郭沫若“永远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注：《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这而中国新文化运动旗帜被公开了，然而他没有以文化泰斗自居，而是以谦逊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同史学界的人士探讨问题。
四十年代，围绕郭沫若对殷周社会的重新评价，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热烈讨论。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夏代已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商代是青铜器末期和奴隶制占主要地位的时代，西周则是封建社会。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两本书中，认为夏代是氏族社会，并重申了“殷代奴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论”的观点。吴泽在《中国历史简编》中支持吕振羽的观点。侯外庐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认为殷代是氏族社会，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战国末至秦汉之际向封建化过渡，西汉进入封建制。胡厚宣指出，殷代已经产生了封建制度。周谷城主张的是，中国封建制度从西汉王莽起。只有翦伯赞、邓初民赞同郭沫若的殷代奴隶制新论，但又不同意他对周代社会性质的分析。尹达虽然支持郭沫若的西周奴隶制论，但仍坚持殷代是崩溃进程中的氏族社会的观点。如此等等，当时各家学说竞相争鸣。
郭沫若认为，古代史分期的主要分歧是对西周社会的认识。为此他对《诗经》中的《七月》、《信南山》、《楚茨》、《大田》、《甫田》、《臣工》、《噫嘻》、《丰年》等篇作了进一步考证，生动地说明了反映在农业生产中的周代阶级关系。他还从《诗经》农事诗所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情况，论证了周代的社会性质。可是这时郭沫若看到“主张周代是封建制度的朋友依然照旧主张，”（注：《十批判书·后记》）于是他决心对古代社会做“一番总清算、总答覆。”（注：《十批判书·后记》）于是便产生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和《青铜器时代》这两篇力作。
郭沫若的新作在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进一步激起了大家探讨问题的热情。各种学术观点的人，都在积极搜寻材料，深入钻研问题，力图完善自己的见解。郭沫若眼望这种研究风气，感到非常欣慰。
为了使这种研究风气更加浓厚，郭沫若经常在文工会办学术讲座，毫无芥蒂地请翦伯赞、侯外庐、杜国痒等与己观点不同的史学家来讲学。郭沫若曾在翦伯赞讲学后，高兴地给他写信。信中说：“日前莅城讲学，旁搜博览，析缕规宏，听者无不赞佩，诚为我辈壮气不小也。”郭沫若的这种作法，给当时的史学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使百家争鸣蔚然成风。
郭沫若还与周谷城、容庚、吴晗、卫聚贤等史学研究人员，友好来往，相互切磋，使百家争鸣推展到更广阔的范围。
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气氛中，史学界进一步研究了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近代史、南明史，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吴泽的《中国史简编》、《中国原始社会》、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华岗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以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纷纷问世了。我国史学研究取得的这些可喜成果，是与郭沫若的推动和影响分不开的。因而可以断言，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发挥着文化旗手的伟大作用，成为引领史学队伍前进的带头人。
总之，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史学活动及战斗历程，无不与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联。正如周恩来所表彰的那样，郭沫若是“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有之的人”。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评价是，“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赞扬都是公允的。当然任何学者（包括一代学术大师）的著作都会有局限性或失误，我们是不必为贤者讳的。就郭沫若来讲，他的某些有失偏颇的学术见解，比起他的杰出贡献毕竟是次要的。事实上，郭沫若事业的继承者们，业已陆续纠正和弥补了他的某些缺陷。郭沫若在九泉之下，当会莞尔而笑。
责任编辑注：
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将刘卫平同志著《略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在史学上的杰出贡献》一文在本刊1999年第4期转载时造成排印错误。 特在此向读者、作者及原刊致歉。
标签：郭沫若论文; 墨子的思想论文; 甲申三百年祭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屈原论文; 青铜时代论文; 新华日报论文; 十批判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离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