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百里的抗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里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享有兵学大师之誉的蒋百里先生一生致力于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不愧为关心国家安危的民族先觉。
蒋百里毕生处于民族危亡的忧患年代，强烈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驱使他走上了一条探索民族复兴、抗敌御侮的人生历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更是倾其全力，在军事、文化与外交战线上从事抗日斗争。其思想与行动与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的进程息息相关。虽然蒋百里在全面抗战的烽火岁月之初便赍志以殁，但他的精神及思想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蒋百里的抗战思想是中国人民抗日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演变，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一
蒋百里成熟的抗战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他博古通今，畅晓中外的军政格局，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早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很早就萌发了防日抗日的心理与思想准备，这也成为他系统抗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青少年时期的蒋百里深切感受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日俄战争带给中国的创伤，民族的屈辱铭记于心中而不能忘怀。为了报国，他弃文习武，负笈东瀛。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深刻了解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并洞察其对外扩张的野心。蒋百里在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时，与之同期的恰好有日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先锋人物荒木桢夫、小矶国昭、冈村宁茨等。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时常流露出的扩张言论，给蒋百里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之，他孜孜以求，钻研兵法，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照例由日本明治天皇亲自赐刀，日本人引为奇耻大辱，对此耿耿于怀，以致于从第四期始，中日学生在士官学校中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标。1906年百里从日本回国后即投身于国防建设，他“痛心国力之振，强邻之环伺，亟思建军以御外侮”。他在东北充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督练公所总参议时，“即着手建立东北国防第一线，以日本及俄国为假想敌”。他对日本军事和扩张野心，了如指掌，但对俄国尚欠充分的认识，遂介绍其好友李小川为军事参议，去俄国考察国情，藉以制订以我国为假想敌的国防计划。1912年，百里出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上任伊始，即整顿学校，从严治军，以期培养国防建设的后备人才。1917年，蒋百里发表了《政略与战略——论战志之确定》一文，他深刻指出：“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战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练兵将以求战也，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①他要求将防敌思想贯穿在治军过程之中，以备不测。1922年，蒋百里又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更明确地提醒国人：“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之国家。”②他在文中痛斥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暗中则是警告日本不可实行侵略主义而自取覆亡。后来，百里始终不忘告诫国人存有防备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之心。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很快沦陷，历史证明了百里所说确非杞人之言。
1932年日军又进犯中国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广大将士奋起抵抗。蒋百里深感中日之间大规模的战争不可避免，淞沪抗战期间，他殚精竭虑，在其上海私寓中与该军将领每晚聚首，密室深谈，谋划抗战方略。然而，不久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断送了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成果，也使百里悉心谋划的抗战方略化为泡影。蒋百里对此痛心疾首，他一度以莳花养鸟自娱。但是，忧国之心使他心中的郁闷无法排解，他不愿以闲散自居，开始继续其关于国防理论的探讨研究。
1934年，百里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借以了解日本社会的侵华态势。其时“恰逢日本军阀提出所谓‘非党时期’的口号，借以鼓动国民情绪，为侵略中国作舆论准备。百里曾访问士官老同学真崎、荒木，当面揭破他们的痛疮疤：‘你们无论说得怎么漂亮，总不能掩饰侵略的野心。’真崎老实地说：‘你们东北地广人稀，富源委藏于地，而日本人口众多，不能不求一条出路！》”③日本皇族闲院宫正任职日本政府的参谋总长，他在宴请百里时对中日问题更有露骨的表示：“中日问题不是一拖能够了事的，中国求助英、美，那是远水难救近火。日本人应当老老实实地讲，中国人应当爽爽快快地回答。”④此次日本之行，使蒋百里深切感受到了日本朝野上下急欲大势侵华的勃勃野心。从日本归国后，百里针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事，发表了《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一文，力促国人注意国防建设，以备战祸。他认为：“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⑤只有实行生活与战斗两个方面一致的国防制度，才能确立真正强大的足以战胜敌人的国防。他从国防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工业各部门的建设应当按照“民事与军事容成一片”的方向进行，要使“一个钱要发生二个以上的作用”。其拟定的一套国防计划，“包括炼油、炼钢、炼铁等，一切都以湖南为中心，他认为无论从地理及民族言，湖南是中国的心脏，一旦战争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一切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蒋百里还不遗余力地“研究战时交通的整套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河川”，以上这些计划几乎涉及到了国防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然而，当时政治衰败，社会黑暗，百里仅一在野之身，诸多良策并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充分重视和采纳。他曾感叹道：“南方造几条柏油马路，修几座太子庙，这是建筑而非建设。我们已经面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是都市美化不美化的问题了。”⑥1935年夏，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的名义出使欧美各国考察总动员法。考察期间，他对欧美国各国的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方面的情况作了详尽的了解。次年底回国后，他即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世界的变迁真如电光流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⑦鉴于日本大规模侵华已似箭在弦上之势，百里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训练航空人才。”⑧
蒋百里多方提醒国人要有备战御敌的思想准备。认为“预就胜，不预就不胜”。他还主张备战应该力求“无所不备”，他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国防动员的总体计划和实施纲要。1935年5月，日本侵略华北益亟，借口河北事件，提出了对华北的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压迫国民党军队及党部撤出河北省。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与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于极点。蒋百里北上视察情形后，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做好对日本作战的准备工作。他指出：“国际情势日益紧张，时机最长亦不过三、四年，我中国国力现尚有限，若欲事事周备，事不可能，今惟集中力量于致胜之一二要点，使二三年内能完成一固体，则自余枝叶，可随时补救。”⑨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他在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讨论中日问题时：“一致认为中日战争不避免，而且短期不能解决。战局必将西移。”在杭州会晤老友钱均甫时，百里也预料中日战争“就在今年明年，至多不出一年。”⑩事态之发展果然不出蒋百里所料。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华民族进入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的历史阶段。蒋百里心系危难的祖国，在外交、文化等战线上奔走呼号，宣传抗战，激励民心，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
蒋百里辞世于1938年11月，其时距全面抗战开始仅一年有余，这段时间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是极其短暂的，然而，就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百里却为抗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段时间也是他生命中最为充实辉煌的时期。期间，蒋百里以其高远深邃之见识和犀利精刻的笔触撰写了一篇篇抗战檄文，其中不少在战时风行海内，“一文刊出，万口传诵”，成为战时的文坛健将。他所撰写的《日本——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抗战的基本观念》、《速决与持久》、《军国主义衰亡与中国》等文章对于国人正确认识中日战争势态的发展，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文笔生动，感情丰富，论断明决，尤尽力建设国民之心理国防，影响军人青年心理甚大，功在文坛，不下战场”(11)。蒋百里抗战思想凝结在他一系列的论著之中，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有二点，即持久抗战的思想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实际上是他前期关于防日备战思想的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1937年9月18日，蒋百里第二次奉使出国，实行外交战略，以期争取外援。他在外交战线上孤军奋战，可谓履艰处困，时时不忘向各国宣达日本侵华之不义及中国人民坚持抵抗的决心。他告诉西方法西斯头面人物，“中日之战乃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一日不停止，抵抗一日不能停止”(12)，“中国既已奋起抗战，除非侵略军退出中国，决不中途妥协”。(13)。蒋百里在德国柏林期间，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此文后来于1938年8月间在汉口版《大公报》上连载，致使该报销量骤增。文章以其翔实的资料、严谨的分析、辛辣的手笔论证了日本人的悲剧性格及其在此次中日之战争的结局。他批评日本人的性格是南方热情的人种，又受了地理上的影响，造成了性急、短视和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缺少内省及临机应变的能力。“日本自以为是东方的英国，但它缺少了伦敦的雾。日本人要实行他的大陆政策，但他缺少了中国的黄河长江。”(14)百里在文中道出了日本人的矛盾与悲观心理。“一方高呼‘高难’，一方鼓励战争；一方对中国用兵，一方却主张东亚民族大团结；一方崇拜外国人，一方又嫉妒英美。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在是无一件事不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茵同盟’的故智造成了‘满洲国’，又学英国人的故智企图分裂中国。”他在文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环境诱惑他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想中国北部，如今又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15)百里还从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分析了日本的弱点：“日本和中国作战致命伤，在于国家太小，人力有限，野心太大”，“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宛如蛇吞象，必自取其亡”(16)。他还用一个生动的比喻，以日本人所爱的樱花来形容当时的日本，“樱花当它最美的时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谢的象征”(17)；所以，“日本政治家可以说天天在火山上跳舞”。在文章的结尾，百里还告诫民众，中日之战，“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18)。此文在战时影响甚大，犹如一清醒剂、兴奋剂，注入了当时民众的心胸，国人因之“对此凶顽敌人有深刻之认识，实有助于我抗日心理之坚定而为以后胜利之基础。”(19)黄炎培先生后来在悼百里的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才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邵力子先生也曾概括蒋百里所著的另一文集《国防论》（《国防论》为百里先生自1913年至1937年初的有关国防的论著，包括讲演、意见书、序言等，全书10万字，1937年春出版，该书的扉页上，百里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笔者注）和《日本人》二书的精义，写了如下一付挽联：“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20)
蒋百里在出使国外期间，非常牵挂国内的抗日战场。他在信中曾讲：“我的梦魂飞来飞去，遥望祖国的烽火，我的心情没有一天宁静过。”(21)百里于1938年夏奉召回国，在返国途中及回国后，又连续发表了多篇忧世感事之作，就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在归国途中，蒋百里接受女儿蒋和的意见，就中国人时而悲观时而乐观的心理进行分析、构思，百里抵香港后便写成了《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一文。蒋百里认为，“一个民族遭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士大夫阶级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一是自己诿过”，“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的具备了亡国资格”；“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的流出来……”(22)。蒋百里在文中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周开辟中原至秦汉统一中国，为完成同化力及抵抗力之自身文化时期；第二时期自张骞通西域至宋末文天祥辞世，为养成同化力之时期，抵抗力并不因此而丧失；第三时期自蒙古崛起至辛亥革命成功，是锻炼抵抗力之时期。他对中国历史上这三个时期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作了考察，认为“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哪一族也比不过”(23)。蒋百里还引导人们辩证地看待这场抗日战争，他认为抗日战争有两种作用，首先是考试作用，它将验证在此危难关头，谁最卖力地站在抗战的最前列；其次是一种特别的排泄作用。譬如人类疾病中的“癌”，它是人自身体内变坏的细胞构成的，“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坏细胞没法排泄，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24)。此种精辟之论，深刻尖锐，对于战时那些心存异志、认贼作父的人，不啻为当头一棒！
蒋百里告诫国人，“七七”事变”将扩大为长期战争，非比过去的长城之役或淞沪之役。日寇提出了‘非常时期’的口号，说明已下了独占中国的决心”，对此，应有长期抗战之心理与军事上的准备。“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中国军人顽强抵抗，死死坚守上海达三月之久，因之，“大多数中国人便都欣欣然有喜色，以为黔驴之技，不过尔尔；而当上海沦陷后，敌人长驱而入，如入无人之境，于是乐观论者迅速转变为悲观论者，百里却断言中日之战，最后将在平汉路线以西决战”(25)。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失利，造成了大片国土的沦亡，特别是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相继失陷，确实有不少人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悲观的情绪。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所宣扬的“再战必亡”论一时也甚嚣尘上。为此，蒋百里发表了《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以透彻的理论鼓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此篇文章中，蒋百里以古论今，分析了工业和武器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他指出，“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点西洋人所不易了解”，“第一点，是我们的乐观态度，这乐观并非眼前的一时享乐，而是悠长的永久的希望”，“第二点，便是我们的决心”。“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所以决不能取胜。那么历史上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于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获得最后胜利，这是什么原因？”(26)百里想以此告诉人们，弱国是可以战胜强国的，而武器并不是战争取胜的决定因素。为了引导人们正确地看待抗战中的一时得失，蒋百里又进一步指出，几座大城市的一时得失，与整个抗战全局尤其是结局并无甚大的影响，“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是胜利的。这种说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须知我们是农业国家，并非工业国家，后者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27)上述分析很有说服力，它对于纠正和克服国人中普遍滋长和蔓延的悲观论调无疑是大有陴益的。蒋百里又告诉人们，“中国人还有一种最强大的武器往往为外人所轻视，那就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反抗意识。战争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他改变政策，这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永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就中日战争来说，抗战乃我们民族决心的表现。”。“若论日本能屈服中国民族的意志，这是没有历史的常识。”(28)有了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抗日意志作为武器，中国人就一定会抗战到底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蒋百里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始终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深恶痛绝那种“视外国人之势力为绝对之不可抗”的论调。他不仅提醒民众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和不屈的抗日意志，而且还就如何开展这场反侵略战争即抗战中的战略、战术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要赢得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和战术上的速决相结合的军事思想。
早在1937年1月，百里为张君劢所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作序时就表示，“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拚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29)他还强调“现代之战争非单纯兵力之战争，乃为全体民族之战争，故中国一旦遭遇非常，当不能自外于此。”(30)蒋百里认为，人是国力的“三原素”之一，中国人数众多，“这是我们雄飞世界又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基本”。他主张“要十分利用这伟大的数量”，实行战时的全民总动员，并坚持持久抗战的总方针。蒋百里还指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完全属于自卫的性质，胜利理应属于中国人民。百里分析日本侵华的战略思想是力求速战速决，武力中心在第一线，因此，“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军事上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31)此种战略构想充分体现了蒋百里知已知彼、避实击虚的军事头脑。全面抗战前夕，蒋百里就曾指出：“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32)中国抗战是以弱御强，以守对攻，理应采取持久战略。当然，“战略上的持久主义与战术上的速决主义，具有绝对不能相离的理由。”在具体的战役上，蒋百里则主张采用速决战术。他在《速决与持久》一文中指出：“至于我们中国目前既须作持久战，我们就应该在持久这个决心下，来研究速决的‘速’之条件”，“一个持久战区之内，反是用了运动战可以达到持久的目的。简言之，这便是所谓以攻为守。假如拘之于形式上持久的一线死守，是必然不能达到持久之目的。”“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33)。在这里，蒋百里非常正确地理解了速决与持久的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他反对一味地死守，而主张开展运动战以攻为守。持久与速决是相辅相成的。现代战略战术的趋势是“朝着速决的方向走”，因为“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工夫”(34)。从中国对日作战的立场来看，战略全局是持久战，而在具体的战役上、战场上却应力求速决。百里认为“我们的问题是不速则不久”(35)，作战中的速决，是国家实施持久战略的必要条件。
蒋百里还认为，要进行抗日的反侵略战争，应该启发全国民众的爱国心及自尊心，使其人人乐于为国家效命。“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36)显然，他看到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的力量。
综观蒋百里抗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其抗日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预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强国防建设的国防主张；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念，发动民众进行持久作战的军事思想。值得指出的是，蒋百里在其演讲和文章中，多次地肯定国民党政府及其首脑人物蒋介石的抗日意志和决心，可惜，实际情况并非蒋百里所说的那样，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在抗战过程中摇摆不定，而最终能够坚持抗战到底的基本保障完全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不懈斗争以及中国人民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力，这是蒋百里所没有认识到的。当然，这并不掩饰蒋百里抗战思想的闪光之处。诚如有人所讲：“抗战以来百里先生发表的文章，每每使国人于苦闷中求得安慰，于失望中得到鼓励。他那深渊的思想，好像一道光，于黑暗中，益显得光芒万丈，遍射到各个心灵深处，他那高超的见解，又好象一种波，在汪洋中激荡得万马奔腾，影响到全体精神的去向。”(37)冯玉祥先生也曾说：“读到蒋百里先生的文章，总有很多卓越的意见，说明抗战终必胜利之理，我读了更增加胜利的信心。”(38)
注释：
①⑤(29)《民国丛书》第二编(31)，《国防论》，上海书店，第73页、第58页、第54页。
②(14)(15)(17)(18)(22)(23)(24)(26)(27)(28)(30)(34)(35)陶菊隐《蒋百里（方震）先生文集》，（台）国防学会辑，（台）文海出版社，第102页、第2页、第18页、第3页、第23页、第262页、第268页、第271页、第252页、第252页、第253页、第150页、第255页、第259页。
③④⑥⑦⑧⑩(13)(21)(25)(31)(32)(33)(35)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页、第95页、第98页、第115页、第118页，第134－135页、第148页、第18页，第140页、第163页、第162页、第136页、第257页、第162页。
⑨吴相湘《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蒋方震》，（台）《传记文学》，第44卷，第5期。
(11)(12)(19)《蒋方震》（台），《革命人物志》，第12集，第442页、第451页、第475页。
(16)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晚年》（台），《传记文学》，第14卷，第6期。
(20)金典戎《军学泰斗蒋百里外传》（台），《艺文志》，第105页。
(37)薛光前《敬悼蒋百里》，1939年11月11日长沙版《中央日报》，转引自（台）《传记文学》，第15卷，第4期，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军事思想》。
(38)《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三集，第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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