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同源假说与古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假说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藏同源及其谱系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在这个假说基础上进行汉语上古音系的构拟，必然要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阻力。从目前一些比较构拟的研究成果看，并不是很成功，其中问题很多。主要原因在于对汉藏语系及其性质还没有认识清楚，在同源词的比较上缺乏一个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则，在音系构拟上严重脱离汉语事实而乞灵于外部比较，因此，关于汉藏同源及其比较构拟问题有必要作一番检讨，正本清源，势在必行，以推进汉语上古音研究的健康发展。
我们认为，如果真的要从汉藏亲属语言出发去研究汉语上古音，首要的工作是将汉藏亲属语言的谱系关系及其历史范围弄明白，包括汉族与周边民族的历史接触等，然后才谈得上同源词的历史比较与上古音系的构拟。
这项巨大的工程，至少包含了三个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
Ⅰ.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调查工作，在国内往往表现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描写；
Ⅱ.汉语谱系关系的研究工作；
Ⅲ.从汉语的亲属语言出发，通过同源词的比较构拟汉语的上古音系。
第一项研究工作，就国内研究来说，我们的民族语言学的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从近年来少数民族语言志的编辑出版可以看出来，其次是相关的研究著作的出版。这些研究成为以下两项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民族语言的调查描写就无从讨论谱系关系和上古音的比较构拟。
第二项研究工作虽然有百年之久，但至今为止，中外历史语言学家并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各家异词，所有的假设都是猜想，由于历史比较的基础工作没有做好，汉语在那遥远的时代，究竟与哪些语言具有发生学的同源关系，仍是一个想象中的神话传说。
第三项工作，可以说毫无进展。一些中外学者从假设的亲属语言如汉藏语系出发，比较构拟出一套复杂的上古音体系，既脱离汉语事实，又不符合亲属语言的音系特点，有些不伦不类，有损汉语的纯洁性，也扭曲了历史比较法的原则精神。
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学者的探索精神，面对不足，需要的是在古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加以反思和检讨。
汉语上古音研究，经过清代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和近现代前辈学者的开掘，在古韵部类的划分上已日趋完善，但在古声母研究方面，仍留有许多研究和讨论的空间，无论是在上古汉语声母系统还是音系构拟上，学术界都未能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而分歧点主要集中在单声母还是复声母及其音型结构上。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试图从亲属语言同源词的比较构拟中来解决这些分歧，但不是很成功，其中问题甚多。
学术要传承要发展，就必须做到观念更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对于汉语上古音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继承传统古音学的成果，努力发掘其中合理和精华的部分；另一方面，又要在观念和方法上不断改进，以解决传统古音学不能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推进上古音研究，但如果完全抛弃乃至断言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方法不适应做上古音系研究，那就非常错误。自高本汉以后，很多中外学者矻矻探索，为汉语上古音系的构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我们的研究基础。当前，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汉藏同源说与复辅音声母的“比较构拟”，似乎成为当下的学术“主流”，大有非我莫属之势。①然而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起步较晚，其历史比较法的理论还没有完善，有关研究实际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离我们期待的目标仍有很远，无论是在观念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仍有反思检讨之必要，借用一位民族语专家的话说就是：“汉藏语历史比较的方法确有许多问题需要检讨。”[2]
需要引起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是：
（1）汉藏诸语言真的同源吗？（2）同源发生的时代及其历史范围又是什么？（3）汉藏语分化以后各自发展演变的方向如何？（4）历史语言的比较法则及其适用范围；（5）具有同源关系的基本词汇我们现在究竟能确认多少？等等。
如今，关于汉藏历史同源问题，似乎成为民族关系史和民族语言的学者喜欢援引的一个话题。然而，殊不知，族源关系与语源关系并不是一回事，关于汉藏语系历史同源问题，迄今为止，仍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而并非一般人所说的得到“公认”，实际上反思和质疑的声音一直不断。证明族源关系似乎比证明语源关系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可以借助地下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乃至文化学、人类学和生物遗传学原理，而语源关系却要靠语言文字，如果其中某个民族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又缺乏一定数量的共同词根，要证明两者的语源关系，尤其是那遥远的语源关系，就要面临方方面面的阻力和艰难。
下面，就其中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浅陋之处，企望于方家教正。
一 汉藏语同源的历史范围及其谱系关系问题
（一）汉藏语同源的历史范围问题
根据汉藏同源理论而进行汉语上古音的比较研究，首要的前提是必须明确“汉藏同源”的历史时间，即在何时这些亲属语言具有发生学的关系，而后何时分化再形成了哪些语族语支，然后我们才可以进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工作。
然而，到目前为止，那些利用汉藏同源理论进行汉语上古音“比较构拟”的著作，很少对此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或者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尽管在这些著述中经常出现诸如“原始汉藏语”、“原始汉台语”等描述，但始终是一个天才的想象，如果以此为前提进行上古音研究，是非常不科学的。按照雅洪托夫的表述：“上古汉语从藏缅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是公元前25或35世纪。”[3]83据历史学家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的考证，公元前25世纪是中国炎黄时代，距离我们约4600年。[4]1-3至于公元前35世纪，那只能是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包拟古出于谨慎，认为其下限在“公元前2000年的前后几个世纪之间”[5]53，这个时间点大致在尧舜之后夏启之前。然而，不管采用哪家说法，汉藏同源的假设时间至少在5000年前的史前时代，一般认为是六千至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不过这些都是推测，还没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让我们能够接受。
（二）汉藏语系的谱系范围问题
其次，“汉藏语系”的谱系范围包括哪些“亲属语言”，似乎也是一个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小到中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诸如藏、缅、傣、苗、瑶等，大到境外东南亚各国之语言，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的看法是，汉语跟藏缅、侗台、苗瑶三大语族组成汉藏语系，这是李方桂先生的观点，马学良先生主编的《汉藏语概论》的篇章结构即是如此。但有人认为侗台、苗瑶语跟汉语没有发生学的关系，它们之间只是语言接触与借贷关系，相反，汉语与南岛语关系更密切，应当与南岛语一起另立为澳泰语系，这是美国学者白保罗的观点。后来有人干脆提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论，这也是法国学者沙加尔的主张，似乎为国内一些学者所接受，诸如邢公畹、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等都将他们的比较范围扩大到了南岛语系。然而这种假说立即就遭到了很多中外学者的质疑，马提索夫、蒲立本和李壬癸等都有批评文章（参见孙宏开、江荻1999[6]，王士元2005[7]）。同时，反对汉语与藏缅语同源说的也大有人在，如法国学者沙加尔就是。[8]345,514这种认识分歧和富有争议的背后，本身就说明“汉藏语系”是一个未知数，而这种庞大的语系在还没有得到科学论证以前，匆忙进行古汉语音系研究，可能会走向一条很危险的道路。
除了以上观点以外，还有两个著名的观点：一是蒲立本等欧洲学者所认为的汉语（汉藏）与印欧语系同源，不仅有考古学上的证据，还有音系学和形态学乃至同源词的证据[9]228。此外俄罗斯学者斯塔罗斯金等学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汉藏——高加索”超级语系，也就是说汉语与北高加索和叶尼塞语具有同源发生学的关系，而且也有考古和语言学的证据[10]372。今天处于西伯利亚的叶尼塞语的族群一般认为是古代匈奴的后裔，匈奴语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阿尔泰语系，历史上的契丹语与蒙古语等都是它的后裔。照此推论，汉语与阿尔泰语系也是同源关系。不过蒲立本认为，匈奴人的语言实际上属于印欧语系，这样，他的观点与斯塔罗斯金的看法可以互相印证。
如果综合上述各家观点，汉语的“祖先”在远古时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几乎跟地球上所有毗邻或发生过接触的语言都有亲属关系。然而，无论是汉藏语系说，还是汉语——南岛语系说，抑或汉语——印欧语系说、汉语——北高加索——叶尼塞语言联盟，都没有一个可以互相说服对方的理由，更没有一个令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同源词或核心词汇表。如果站在争论各方对立的立场看，各家之说均不能成立，矛盾和漏洞甚多。这些争议的文章编辑在一本名曰《汉语的祖先》的论文集中，读者可以参阅。②从这些文章中，各家观点针锋相对，借用白一平的话说就是：“一些语言学家认为确凿无疑的假设，却被另一些语言学家视为胡言乱语而不屑一顾。”[11]116我们应该感谢王士元先生和李葆嘉先生，为我们编译了这部丛书，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关于汉语亲属语言的谱系关系实际上是没有定论，各派观点都有，而绝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汉藏亲属语言关系”非常清楚。
如果掩盖或漠视这些是非争议，从一个不确定的“汉藏语系”出发，来进行汉语上古音的比较构拟，其结论的可靠性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二 亲属语言的内部差异问题
郑张尚芳先生和潘悟云先生等都主张建立一个广泛同源联系的超级语系，名曰“华澳语系”，可是他们未曾想过，在这棵庞大的谱系树中，汉语的根结点又在哪里？究竟能确定多少同源词？其内部差异又是如何协调的？
也就是说，既然“汉藏语系”有如此庞大的亲属语言，我们研究的时候是否考虑过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否对其中每一支语属都进行过历史研究？
比如说，假设汉语与藏语被证明有某个同源词，其语音形态等在其他语言中，诸如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孟高棉语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语等，是否也是这样成系统的比较对应关系？事实上不可能如此，从现在发表或出版的少数民族语言材料看，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有“亲属关系”的藏、缅、苗、瑶、壮等民族语词汇中，如果从中抽取“天”“地”“山”“河”“牛”“羊”“鸡”“鸭”等基本词汇进行比较，你会发现，语音形式差别非常大。当然你也可以解释，这是后来语音变化的结果，但是，如果你不能从历时上解释这些共时的差异，历史比较法就失去了意义。
确定同源词是建立语言亲属关系的前提。按照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同源词的比较是建立在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上。其比较的范围一般包括形态、语音和词汇三方面，但是与印欧语系不同，汉语与藏缅诸语支的比较有相当的难度，有的没有形态，语音结构形式差别甚大。所以在没有形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在语音词义的比较上严格要求，也就是严整地有系统地比较。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没有严格按照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去做。
即使是同一种语系或语支，其内部差异也是非常大。下面以戴庆厦和黄布凡等先生的藏缅语研究为例，他们都是民族语言学的权威专家，其研究结论可靠，值得信赖。
根据他们的研究，藏缅语内部差异很大，其同源词的比率仅有20%左右，甚至更低。例如在《汉藏语概论》中，黄布凡先生以羌语为例，选取1500个词语进行比较，羌语支内部同源词的比率从10%以上到20%不等，而与藏、缅、彝、景颇语的比率均在10%以下。[12]355如羌语（峨口）同各语言的比较：
却域（新龙）16%，木雅14%，扎坝12%，嘉戎12%，普米（九龙）16%，道孚13%，尔苏（九龙）17%，贵琼10%，藏语（书面）7%，彝语9%，纳西9%，景颇6%
这些数据还可以在另外一部权威性的教科书中得到印证，由社科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编写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一书，选取了1000个左右的词语、52个语言点进行调查取样，详细描写其音韵特点。其结论是：
“根据我们对材料进行初步分析，在1000个左右常用词中，多数语言彼此都有同源关系的词将近200个，占所列常用词的五分之一左右。”“有一部分词，在某一语支内部是一致同源的，但与其他语支则看不出同源关系，也有一部分词，某一两个语支有同源关系，而其他语支则看不出同源关系……例如，藏语支内部比较一致，而与藏缅语族其他语言比较则看不出明显同源关系。”[13]2-3
以上还只是藏缅语内部，如果再将这1000个词汇放到壮语、苗语、瑶语以及南岛语系中进行比较，其“同源关系”的比率不知还会有多少。如果漠视这些差异，我们汉语上古音的比较构拟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因此，要建立和证明汉藏亲属语言关系，首要的工作是在亲属语言内部进行比较，确立一定数量的同源词，而后是语族与语族之间的比较，如藏语与苗瑶语等，然后再扩大到整个“华澳”语系，最后才是汉语与诸语族的比较，找出其对应规则，归纳其同源形式。把这些工作做好以后，才是汉语上古音系的比较构拟。如果不考虑语族语支之间的差异，亲属语言同源词的比较就会变得随心所欲，毫无原则可言。
三 论证方法上的音系构拟与词语择对问题
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我国的民族语言学专家学者在亲属语言的谱系关系的建立，以及亲属语言的调查描写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有些问题不能回避，有的是一般性问题，无伤大雅；有的则是方法论上的原则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
（一）是否可行：通过汉语上古音的构拟来确立亲属语言的同源关系？
由于各语族语支之间存在较大的语音差别，人们采用了以汉语古音构拟来寻找同源关系的办法，以折中于各语系之间的差别。这样做是否切实可行，令人怀疑。例如倪大白先生就对李方桂汉台同源观点提出过类似的怀疑和批评，曰：“汉语与壮侗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同一语系中的亲属语言吗？迄今为止，我们还是很难找到汉语、壮侗语之间真正有对应关系的同源词。”[14]922并委婉地指出，依靠构拟上古音来解决汉台语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仍然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胡同呢”？因为从构拟的汉语古音出发，很容易诱导人们去挑选那些语音相似的词语，而排斥那些语音不相似的同义词，从而陷入循环论证的境地。
诚然，从构拟的汉语古音出发去寻找同源词，其好处在于有个方向性，可以避免一些无头绪的盲找，但是，如果构拟的上古音系存在严重缺陷，那寻找出来的“同源词”就难以建立。寻找出来的至多是一些语音相似的词，正如倪先生所指出的，“正好缺少了最主要的一环，即同源词”[14]921。
观看一些中外学者有关研究文章，其所参照的汉语古音体系不外乎这样几家：高本汉、李方桂以及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等构拟的古音体系，此外，蒲立本和斯塔罗斯金等又有自己的一套构拟。其中李方桂的古音构拟影响最大，它揉进了雅洪托夫和蒲立本等人的音系观点，例如二等韵的介音问题、来母、喻四的性质和复辅音的S-词头问题，其音系构拟多为海内外学者（如龚煌城、李壬癸、丁邦新、梅祖麟、邢公畹等）广泛采用，用来进行汉藏语系的比较论证。而郑张和潘氏的音系构拟，虽以李方桂和包拟古等构拟为基础，却掺杂了许多个人大胆的想象：藏缅语的面孔，南岛语的眼睛鼻子，汉语的衣冠，等等。
但是，一些中外学者所构拟的汉语上古音，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其构拟的基础虽曰亲属语言比较，其实是循环论证。或抓住汉语谐声异读的个别例子而加以推理，不惜牺牲系统而迁就个别例外，“根据不足，未免冒险”[15]，在论证上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这里我们再引述白一平批评白保罗的一段话：
白一平指出的这种循环论证，在汉藏亲属语言的比较论证中带有很大的普遍性。科学的比较法应当是排除主观先见，以充分的语言事实比较而后建立同源关系。但这样做确实很难，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无需为尊者讳，总结以往研究中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
（二）是否偏执：无原则地迁就亲属语言而进行古音构拟？
以藏语为例，我们知道汉语与藏语在语音形式上差别很大，藏语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及复辅音后缀，而汉语没有。汉语有声调，而藏语没有声调（现代藏语某些方言的声调是后来产生的）。中古汉语声母有送气不送气对立，有清浊对立，而藏语没有，等等。按理说，如果两种语言的语音性质差别这么大，是无法同源，也是无法比较的。要么就有两种假设：第一，藏语在上古时代也同汉语一样，声母是单辅音，有清浊对立的，有四声变化，等等；第二，汉语在上古时代也像藏语一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丰富的复辅音声母等。
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假设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论证，包括历史事实与语言事实的论证。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看，人们没有采用第一种假设，因为无法说明藏语复杂的语音形态后来是怎样产生的。于是，人们更愿意采用第二种假设，上古汉语也像藏语一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系统，汉语的声调是后来产生的，等等；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一些中外学者为汉语上古音构拟了一套复杂的复辅音系统，成为证明同源关系的重要参考。于是，这套复杂的古音构拟，后来被一些研究汉藏亲属语言关系和研究汉语古音的学者所采用，并加以发挥。
但是，即使我们采用第二种假设，仍然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如果上古汉语有丰富的形态和复辅音结构等，那么，这些语音特征又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从秦汉时期的汉语对音看，至少还看不出有复辅音结构，《诗经》用韵四声分押的界限还是比较清晰，说明《诗经》时代（公元前10-公元前6世纪）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又汉语是分析型语言，没有形态变化，这些从商代的甲骨文中就表现出来了。所谓形态变化，往往表现为某个词语的语音屈折变化，如藏语的动词就有现在时、未来时、过去时、命令式、自动与使动等多种时态、语态的语音屈折变化。如“完成”一词，就有六种语音变化形式：
如果我们承认甲骨文是分析型语言，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当时的汉语不会有古藏语那样的语音形态变化。同理，《诗经》为诗歌作品，句式整齐，富有韵律，如果汉语有语音屈折的形态变化，怎么能够形成整齐的音节及其韵律？如《关雎》诗：“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些词语如有繁复的复辅音结构加上形态变化，古人如何歌咏？可能我们的研究者还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语言事实，汉语诗歌作品押韵方式及其韵律特征与藏缅语等少数民族（包括蒙语、满语）不一样，这是汉语的独特之处。
如此看来，汉语自商代甲骨文至周秦两汉以来，既谈不上与藏缅语有发生学的关系，更谈不上像藏语那样有丰富的复辅音结构形式。
我们认为，无论是研究汉藏同源关系还是构拟上古音，都离不开对汉语史的考察。撇开汉语历史事实不顾，一味乞灵于外部比较构拟，恐怕是一条永远走不通的路。
下面是潘悟云先生的一段相关言论，颇有惊人之处。引述大意如下：
藏语与汉语的同源关系最为清楚。在能够与汉语进行历史比较的语言中，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与上古汉语最为接近。
藏文的这些音韵特点，都在汉语上古音的构拟中得到反映。[19]140
以上都是潘先生的原话，为行文简便文字上略有调整而已，读者可以对照。然而就第一段文字而言，“同源关系最为清楚”、“与上古汉语最为接近”，潘书始终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的史实依据。拿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系，其研究的风险不言而喻。这点姑且不说，后面一句话最耐人寻思：“藏文的这些音韵特点，都在汉语上古音的构拟中得到反映。”这句话如果作通俗的解释就是：凡是藏文所具有的声韵特征在汉语上古音的构拟中也应当有。这种说法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就好比在孔子今天的后裔中，假如有人脸上长了胎痣，或者是骈枝，难道2500年前的孔子也一定会有胎痣或骈枝？
翻阅潘先生著作，确实是这样构拟的。并且，藏文中没有的音韵特点也参考“华澳”语系统统给用上。如是，上古汉语就成了多重杂交的混血儿怪胎！
我们知道，藏文只是公元七八世纪的文献，而汉语与藏语同源的时间按照雅洪托夫的说法至少也在5000年以上。这其间就没有“变异”？实际上，观察他们的研究，用的还不都是藏文材料，而更多的是现代藏语材料。
退一步说，就算你全部用藏文或藏语材料，汉语与藏语之间的同源关系词又会有多少？且证明了多少？前面以黄布凡和戴庆厦等先生的研究为例，藏缅语族内部的同源词还不到20%，有的甚至更低，在10%以下，由此推论，汉语与藏语之间的同源词恐怕就屈指可数了。如此，我们凭什么可以说：“藏语与汉语的同源关系最为清楚”？
四 比较构拟与汉语上古音的历史层次问题
既然是比较构拟，就必须考虑汉藏同源的时空差异和古音的历史层次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构拟的汉语古音是哪个历史时段的？一般地，我们所说的汉语上古音是指周秦时代的语音，此时有丰富的文献可征，如《诗经》和汉字谐声等。而夏商时期文字材料缺乏，只好阙疑。至于更古的炎黄时期乃至六千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语音，那是无法知晓的事情。虽然发掘出很多古人类文化遗址，如大汶口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等，出土了大量的历史文物，但只能说明当时人类的生产活动，无法说明其语言情况尤其是语音情况。而人们心目中所向往的所谓“汉藏语同源”也是在仰韶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然而语音研究必须以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实事求是，这是朴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否则，毫无意义可言。
语音发展有历史层次，周秦语音不同于汉魏语音，汉魏语音不同于隋唐语音，同理，原始汉语或夏商汉语与周秦汉语也一定有所不同。区分语音的历史层次及其地域范围是传统古音学的精髓，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条准则。然而，近年来我们的一些研究却与此渐行渐远，在汉藏语系的历史范围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动辄以现代亲属语言的比较为前提，构拟上古汉语音系；在汉语“古音”层次还没有梳理清楚的情况下，又大谈特谈所谓“原始汉语”或“原始汉藏语”的语音。在他们构拟的“古音”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时限，上下几千年，跨越几个历史层次。
下面不妨引述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的观点，其说很有代表性。其曰：
明清时代研究上古音的学者主要依据《诗经》叶韵，所以长期以来“上古音”的常规意义是指先秦两周时期的语音。但是现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则要大得多，上至原始汉语，下至三国（甚至像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里所主张的最晚到五胡乱华之前——原注），都可以纳入上古音系的研究范围。……这样从史前到魏甚至西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远古——原始汉语，指史前期的远古汉语。
前古——上古前期，指约当殷商的前上古汉语。
上古——上古中期，指约当两周的上古汉语。
次古——上古晚期，指约当汉魏的次上古汉语。
他解释说：“‘原始汉语’是参照了
来修改上古汉语形式所得的结果，它是‘前古’汉语的某种重拟式。‘前古’汉语则以谐声、通假作为主要根据，重点是复声母系统的研究；‘上古’汉语各种根据最为充分，自然是上古音研究的主体；‘次古’汉语则有梵汉对译、古汉越语、古汉朝语等对音材料相比证。”[20]5-6
仔细推敲上段文字，其逻辑关系是非常混乱的：从其描述中，我们知道“原始汉语”的上位概念还有个“原始汉藏语形式”，然后再由上位概念下推下位概念，然而不是从“前古”上推，而是从下面的“上古”上推合围。既然“原始汉语”不清楚，而“原始汉藏语”岂不成了天外来物？可惜的是，郑张先生虽划分了四个历史层次，但各历史层次之间的语音有无区别呢？他没有说，也无法说清楚。
“原始汉藏语”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时间概念，恐怕连郑张先生本人也不清楚。仅凭现在的亲属语比较，就能得出原始汉藏语形式？这本身就值得怀疑。我们认为，任何侈谈“原始语”的建立与研究，借用梅耶的话说，都只是一种天才的想象，21]16-17④缺乏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语言事实以及科学的论证。
首先，是研究观念上的错误，违背语音变化发展的时地观。从“原始汉藏语”到今日汉语或亲属语言，时间跨度至少也有5000年，这期间，难道汉语和“亲属语”的语音就没有时地变化？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知道，宋代吴棫朱熹研究古音，不懂得古音的历史层次，将《诗经》音与唐宋音混淆在一起，上下两千年，所谓古音可以通可以转。这种古音通转叶音说曾受到明清学者陈第、顾炎武等猛烈抨击。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顾炎武说：
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辞赋日繁，而后名之韵。至宋周颙梁沈约而四声之谱作。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音学五音序》）
这是一段很经典的论述，现代学者不能不读，不能不知！顾炎武将汉语古音的时限及其流变表述得非常清楚，无需再作阐释。
传统古音学最经典的理论可表述为：语音是发展变化的，在变化过程中会形成历史的层次和方言地域的差别。我们可以概括为“语音变化时地说”。本来，研究汉语语音史必须树立语音变化发展观，这是一个基本的素养。以静止的眼光看待汉语与藏语5000年的历史变化，认识观念的偏差必然要导致研究结论的错误。
第二，关于原始汉语语音的求证。郑张先生一方面说，以“原始汉藏语形式来修改上古汉语形式”，一方面又说：“甲骨文以前的汉语虽没有文献可据，但可用上古音结合汉藏各语言同源词比较来重建其原始形式，这样所得的拟音可称‘原始汉语’或‘远古期汉语’。”[20]33但问题是，一个人不能同时跨进两条河流。第一，原始汉藏语形式是什么，你必须先研究清楚；第二，你必须先完成上古音研究，尔后才能够“结合汉藏各语言同源词比较”加以推导。即使你已经把上古音构拟出来了，还要看你论证过程中的逻辑程序、音系构拟是否合理。因为你的上古音系构拟的基础是亲属语言的比较，然后你又用这种比较的结果再进行“结合”，推导出原始汉语，这种循环往复的论证过程，本身就逻辑程序混乱，且于情理不通。更何况“汉藏语系”是个不确定的假说，其同源关系词比率有多少，迄今为止，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事情，如此，“汉藏各语言同源词”，就成为一个虚拟的语言符号了。
根据历史比较法的理论，亲属语言的比较，只能反映彼此之间的语音联系和区别特征，但是要重建原始语言的语音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语音词汇是变化发展的，今天亲属语言的某个词语不可能就是5000年前的“原始汉藏语”。
根据历史比较法则：假设某些词语是汉藏语的同源词，我们就必须设法证明并且“能合理解释汉语与藏缅语从原始汉藏语演变的过程”；可惜，“这样的基本认识，似乎在一些著作中全然缺乏。”[22]3
①我们注意到，少数中外学者曾持有这种看法。如梅祖麟批评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研究说：上古音基本上是中古的格局，声母部分和韵尾部分没有复辅音，不适于做汉藏比较的构拟研究；藏文有种种复声母，有丰富的辅音前缀和后缀，如用王力音系，“我们简直不知如何作比较”[1]。我们认为，梅氏此说是非常错误的，在汉语上古音与汉藏同源的性质关系还没有弄清楚以前，而把假设当成最后的结果。
②此书由王士元主编，发表于1995年美国《中国语言学报》论丛之八，2005年由李葆嘉等人翻译，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标记中的页码为中译本的页码。
④梅耶指出，任何构拟都不能得出曾经说过的“共同语”。并批评施莱歇尔以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写作《山羊与马》的寓言，“是一种天才的大胆”和“一个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