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难”不是胡愈之——兼议被遗忘的陈承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被遗忘论文,陈承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少年时代进商务印书馆工作，自学成才，曾参与文学研究会早期活动。后以新闻记者、国际问题专家、出版家名世。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闻界、出版界、政界曾有重要任职。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胡愈之文集》，据书前出版说明，编者收集胡愈之作品五六百万字，文集选录200多万字，析为6卷，仅取著述，不收译文。美中不足的是，编者尽管在每篇文章的文末注明了发表时间，以及原载出处，但是，原文发表时作者所用署名，却未照录。
在考查商务印书馆早期编辑陈承泽的文献资料时，笔者发现，他以“说难”署名在《东方杂志》上集中发表了一组文章(集中在1920-1921年)，其中有5篇被收入《胡愈之文集》。显然，《胡愈之文集》的编者认为“说难”是胡愈之的笔名。笔者进一步追索此说的源头与演变，发现1980年代初文学史研究者们在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文学研究会的资料时，轻信了茅盾一个猜测性的说法，误判“说难”即胡愈之，以讹传讹，以致后出大量文献都沿袭此误。
本文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论证胡愈之笔名“说难”为误传；二是介绍真正的“说难”——陈承泽。
一、胡愈之笔名“说难”出自茅盾之口
自1980年代初开始，有关新文化运动史、现代文学史的多种图书文献，述及胡愈之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都把“说难”作为胡愈之使用的笔名之一。典型者，如贾植芳先生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有苏兴良先生辑“文学研究会部分成员笔名录”，其中“胡愈之”条下列有：“胡学愚(原名)，愈之(字)，金子仙(化名)，笔名：说难、化鲁、鲁伏生、胡芋之、沙平、芋之、尚一、蠢才、马鹿、罗罗。”①
同书中册“文学研究会大事记”，为此说提供证据：“(1921年)七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开辟‘创作讨论’栏，刊登九篇讨论文章。其中有叶圣陶的《创作的要素》，郎损(沈雁冰)的《社会背景与创作》，郑振铎的《平凡与纤巧》，说难(胡愈之)的《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等文章，对新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②
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选录了《小说月报》上这篇署名“说难”的《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作者定为胡愈之。③
同一时期成书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亦持此说，并且提到此说的来源：“沈雁冰说：‘这位“说难”，记起来好像就是胡愈之。’”④
茅盾(沈雁冰)的这句话，出处是1935年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所撰写的“导言”。在这篇导言里，忆及新文化运动初期小说创作偏重个人生活、不能反映社会现象的缺点，茅盾谈到《小说月报》曾为此开辟专栏讨论：
十二卷七号的《小说月报》有特别的一栏“创作讨论”，企图把这问题更具体的研究一下。参加这讨论的，共有九位，在现今看来，其中有一位署名说难的《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最为切实了(这位说难，记起来好像就是胡愈之)。他这篇文章指出了作家们除“感情的锻炼修正和艺术力的涵养之外，实际社会是不能不投身考察的。文学(广义)中之文法语法方面，是不能不分心研究的。旧来之语体小说，是不能不参考的”。⑤
虽然时隔十几年，茅盾写作“导言”时对《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一文的见解依然印象深刻，但作者“说难”是谁，他给出的却只是一个模糊说法——“好像是胡愈之”。
此说后随《中国新文学大系》而流传。1980年代，又因《文学研究会资料》编纂成书而进一步广为传播。1990年代之后出现的多种胡愈之传记，均采纳此说。受此影响，1996年出版的《胡愈之文集》，把《东方杂志》上署名“说难”的文章判归胡愈之；⑥不过，被茅盾及文学研究会研究者们看重的《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一文却并未收录。
实际上，茅盾所说“说难”是胡愈之，实为记忆失误。
二、“说难”原为陈承泽
茅盾所说的“创作讨论”专栏，登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10日)，共9篇文章，篇目及作者署名见表1：
“郎损”即沈雁冰。除了未署本名的“说难”之外，其余诸人均为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小说月报》上的这一组专栏文章后来扩充结集出版，两相印证，“说难”是谁，谜底不难揭开。
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创作讨论》一书，作为“小说月报丛刊第13种”。“小说月报丛刊”是文学研究会依托《小说月报》杂志，组织出版的一套丛书，1924年11月到1925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印行，每种图书连续编号，共计60种。丛书第13种《创作讨论》，未署编者，查其内容，就是1921年《小说月报》“创作讨论”专栏文章的结集，另有少量增补。该书共80页，收文章12篇，目次及作者见表2。
与《小说月报》“创作讨论”专栏比较，新增加了胡愈之、朱自清(佩弦)、叶圣陶三篇文章，而《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一文，作者未署“说难”，而是用其本名“陈承泽”。
丛书虽未明确著明主编是谁，按常理推测，供职商务印书馆、相继主持《小说月报》的茅盾、郑振铎担任丛书实际主编的可能性比较大。显然，1924-1925年编选《创作讨论》一书的编者清楚知道，“说难”是陈承泽，而不是胡愈之。
“小说月报丛刊第13种”《创作讨论》一书并不稀见，不仅各大图书馆有存，现在的旧书店里还有流通，甚至，1980年代初编选《文学研究会资料》的学者们就已经誊录了该书的详细目次，里面也明确标注《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作者陈承泽。⑦如此以来，誊录在该书下册的这条材料，就与上册的“文学研究会部分成员笔名录”、中册的“文学研究会大事记”相矛盾，“说难”一文就有了两个作者。如果1980年代的学者们审查更严格一点儿，此误应可避免，笔者也勿需敷衍此文了。当然，白璧微瑕，百密一疏，仍然无损于《文学研究会资料》编者的重要贡献。
三、胡愈之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高梦旦主持下，响应时势，改革旗下主要刊物，积极与新生力量合作。先后起用陶葆霖(字惺存，笔名景藏)改组《东方杂志》(陶不久病逝，改用钱智修[字经宇，笔名坚瓠])，起用章锡琛(字雪村，笔名高劳、昔尘)革新《妇女杂志》，起用沈雁冰(即茅盾)革新《小说月报》。
文学研究会发起于1920年底1921年初，基础成员为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在北京读书的学生，而上海商务印书馆革新《小说月报》，则为文学研究会问世提供了关键的舞台。
茅盾在作于1945年的一篇文章里，曾回忆胡愈之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情况：“这一个时期(民国九年到十一年罢)，愈之兄主要的工作是选择并介绍欧美杂志上的文章，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文学。后来他对于文学似乎特别有兴趣了。我们由相识而相熟，也是以‘文学’为媒介。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不久，郑振铎兄也来上海，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于是有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的会刊《文学》之编行，愈之兄是负责人之一，他支持这刊物直到他第一次出国游法。”⑧
《文学》即《文学旬刊》，1921年5月创刊，原作为《时事新报》的副刊发行，后改名《文学》、《文学周报》，1929年停刊。
胡愈之本名胡学愚，1914年考入商务，为编译所练习生，次年开始参与《东方杂志》编辑工作，之后长期服务于该杂志，由编译国外报刊文章起步，自学成才，逐渐成长为该杂志的编辑主力之一，直至1928年出国游法，十余年工作未曾间断。五四运动之后，受新文学运动影响，胡愈之一度对于国外新文艺的译介兴趣浓厚，遂与文学研究会结缘。
胡愈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22年5月后，发生了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争论，我当时也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不满创造社个人主义文艺思想。但是后来争论越来越激烈，使我感到文学界这种派别之争很麻烦。同时，这时我的兴趣又逐渐转向新闻工作和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以慢慢地和文学界疏远了，后来几乎完全脱离了文学界。”⑨
检索《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的目录，可以发现胡愈之所言不虚。
首先看《东方杂志》。胡愈之先后在该杂志上使用的署名方式有：胡学愚、愈之、胡愈之、尚一、罗罗、蠢才、马鹿、化鲁，而且使用比较有规律：1.本名“胡学愚”，文章40余篇，见于12卷8期到14卷1期(1915年8月-1917年1月)，全为国外报刊文字的选译，内容主题不一。2.笔名“愈之”或署“胡愈之”，从14卷3期(1917年3月)起，直至1937年他在该杂志上发表最后一篇文章(34卷16—17期合刊)，总计200余篇。其中，1920-1924年，尤其是1920、1921、1922这三年，明显致力于国外新文艺的译介；而此前此后则主题集中在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译介和评论。3.笔名“尚一”，文章14篇，见于14卷2期到20卷3期(1917-1923)，性质主要为国际时政评论及翻译。4.笔名“罗罗”，文章170余篇，见于15卷4期到20卷3期(1918年4月-1923年3月)，性质全属国际评论或译文。5.笔名“蠢才”，仅有数篇文章，见于1919-1922年。6.笔名“马鹿”，文章15篇，集中于18卷1期到19卷2期(1921年1月-1922年1月)，除最后一篇外，全为第18卷“新思想与新文艺”专栏文章。7.笔名“化鲁”，文章230余篇，见于18卷4期到28卷15期(1921年4月-1931年8月)，大概以19卷20期(1922年10月)为界，之前多为国外新文艺的译介，之后则完全转向国际时政评论。
至于文学研究会的主阵地——《小说月报》，胡愈之先后发表文章共12篇，署名均用“愈之”或“胡愈之”，时间跨度为1921-1927年。除了前述辑入《创作讨论》的《新文学与创作》一篇评论之外，还有一篇杂文《世界语文学——为世界语产生四十周年纪念而作》(18卷12期，1927年12月)，此外10篇均为翻译国外文学作品。⑩
而1921年5月创刊至1929年12月停办的《文学旬刊》(后改名《文学》、《文学周报》)，胡愈之参与较深。从1921年到1928年，先后有各类文章30余篇见于该刊。署名“愈之”、“化鲁”、“蠢才”，涉及评论、书评、译诗、小说翻译等。(11)
正如胡愈之所自陈，他跟文学界的蜜月期大概只有1920、1921、1922年这三年，此后即兴趣转移，由疏远而脱离，1928年春天出国游法，不仅在形式上也在思想上告别了文学界。
四、编译所三同事
陈承泽跟茅盾、胡愈之一样，也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但他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上，他仅仅发表了《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一篇文章。虽然在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写导言时，茅盾不记得“说难”是陈承泽，又过了四十几年，暮年回顾一生行迹，他倒是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对这位商务同事的最初印象：
在我刚到国文部那一天，他曾和我打招呼。但他的福建口音很浓重，我不懂，有点腼腆；他笑了笑，摸出个名片给我，上面印的是“陈承泽慎侯”。后来，我知道他是清朝举人，曾留学日本，学法制、经济、哲学，参加辛亥革命，曾任福建省都督府秘书长，国会议员，又被推为福建省代表，到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此后即进了商务印书馆，主持法制经济书籍的编审工作。他研究文字学，著作有《国文法草创》等。(12)
茅盾从北大毕业，进商务谋职，时在1916年，当时他领到手的第一份薪水是月薪24元，而张元济日记显示，1916年4月份，陈承泽的薪金是240元。显然，陈承泽作为高梦旦的“智囊”，那时已经属于商务编译所的核心层。
张元济、高梦旦酝酿商务革新，《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份刊物，原本都想交给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茅盾来主办，代表商务管理层出面找茅盾谈话的，就是高梦旦和陈承泽。这一细节，茅盾回忆录中有记述，但仅此而已，并未提到此后二人发生过什么私人性质的来往。笔者推测，或许因为年龄、阅历、兴趣的差异，陈承泽对于茅盾、胡愈之等馆内年轻同事们的文学活动虽有关注，并无胡愈之那样的参与热情。
在《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一开头，陈承泽就说：“我对于文学是个门外汉，我以下所说的，要请读者下一个严重的审查。因为我的见解不一定是靠得住的。”然后提出了他的三点希望：文学创作要反映社会全体，而不是盯着个人；在中国搞创作，就要以揭破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为终极目的；要平民文学，不要贵族文学，所以要注意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谈第一点的时候，陈承泽特别以“恋爱神圣”为例，批评某些文人把恋爱行为看作高于一切，说明“恋爱不过人类举动中之一事”，如果有害于别的重要行为，恋爱就不应神圣了。郭沫若在《创作十年》里讲了这个例子的背景：
(陈承泽)的生活很朴素，思想带着社会主义的色彩，明确地给他一个估定时，大概是一位社会民主派……他反对个人主义，因而也就反对恋爱神圣。因为我翻译了《少年维特》，那里便有些神圣恋爱的话，在有一次他们的讨论会终结了之后便谈到了这个问题来。他说：“恋爱最是自私自利的一种冲动，结局是要把对方占有。这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根本矛盾的。你是‘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为什么又主张恋爱神圣呢？”他这句话实在是把我问穷了。我自己虽不曾主张过恋爱神圣，但既翻译了歌德的东西，自己便不免要负一番责任，我便取了一种解释的态度。(13)
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小说月报》全面更新，稍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相继由日归国，得到上海泰东图书局支持，创办创造社，发刊《创造》季刊，一心要在文坛上跟文学研究会诸人一争高下。郭沫若在上海，平时走动主要是留日同学的圈子，即所谓“大高同学”(指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和高等学校的同学)，其中有当时供职商务印书馆的何公敢、范寿康、阮湘、李闪亭等人。陈承泽也有留日经历，在这批商务编辑中年纪稍长，也是核心人物，此时他们正在筹组孤军社，拟办一个专门论政的刊物。郭沫若与闻其事，时常参加他们的讨论，上面引文，即为当时场景。
1920-1922年，“说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13篇，其中5篇(标*者)被收入《胡愈之文集》。这里的“说难”即为陈承泽。篇目见表3。
这13篇文章，就主题而言，可以区分为国内时政与语法研究两类，恰好是陈承泽一直关注的问题，而非胡愈之所长。就时间而言，1920年《东方杂志》革新，接替杜亚泉的陶葆霖仅半年就患病辞世，由钱智修继任，值此青黄不接之际，陈承泽作为编译所资深编辑，为该杂志撰稿，很可能是商务馆方“救场”的安排。再者，此后《东方杂志》上未见“说难”文章，也可以证明他是陈承泽，而不是胡愈之。因为陈承泽病逝于1922年。
1920年，胡愈之25岁，已经成长为《东方杂志》的撰稿主力，与钱智修、章锡琛同为该杂志的骨干编辑。青年时代的胡愈之笔耕不辍，但大量散见著译并没有自觉地选辑成书。他在《东方杂志》上的发文状况，已见前述，笔名虽多，使用颇有规律。而其晚年留下的回忆之作，多为粗线条的印象漫谈，于其青年时代的编译所生活着墨不多，甚至一字未提陈承泽。反而是在他之后入馆的沈雁冰，倒是对陈承泽有不少细节的回忆。
五、陈承泽生平简述
陈承泽这个人，现在并非知名人物，在民国史研究中鲜见提及。晚清民国时代的中国可谓“世变之亟”，从形而下的服饰用具到形而上的思想观念，变迁急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后人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与记述，又不可避免在诸多条件的限制之内，于是，有一些本不该被遗忘的人物被后人遗忘。或许可以说，陈承泽就是这样一位值得重新忆起的思想者。
1922年夏天，商务印书馆几位有留日背景的编辑，以陈承泽为首，筹组同人刊物《孤军》杂志，希望以言论干政。遗憾的是，在该杂志创刊前夕，陈承泽遽然病逝。8月10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最录”(文摘)一栏，有陈承泽遗文《法统问题的严正解释》，该文最后有商务印书馆编辑何公敢(名崧龄)、郑贞文(字心南)合写的简短“附言”，我们由此可知陈承泽的生平简历：
法统问题，聚讼久矣。因立论者每有所偏，以致莫衷一是。陈公承泽字慎侯，品性高洁，法学深邃，自民国元年辞南京参议院议员以来，脱离一切政治关系，佣书沪上，专事著述。间曾任《民立报》、《独立周报》、《时事新报》、《救国日报》及《法政杂志》、《甲寅杂志》、《东方杂志》、《学艺杂志》等编辑，其议论谨严，识见超远，久为社会所公许。近公对于法统问题悉心研究，因成《法统问题的严正解释》一篇，于七月念五日脱稿，本拟在新创中之时论杂志《孤军》上发表，未及付梓，而公遽因劳瘁诱发旧疾，于八月八日逝世，识者莫不痛之。其友人等见此文立论公允，洞见症结，于解决时局上，有重大关系，故特提前公表，愿留心时事者，对此最纯洁之人之最后言论，加之意焉！何崧龄、郑贞文同启
1922年9月，《孤军》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14)在陈承泽未及看到的《孤军》创刊号上，有他亲撰的《孤军宣言》；《法统问题的严正解释》一文也以更完整的版本发表在创刊号上，题为《南北国会和南北总统哪一个是合法的？》，(15)署名“说难”。该文最后，编辑《孤军》杂志的何公敢加了尾注：“说难是陈承泽先生的号，他做了这一篇论文以后，又为本志草创宣言，于8月2日脱稿。4日得病，不幸竟于8日上午四时死了，痛哉！”
《孤军》创刊号还有陈承泽同乡好友、留日同学、商务同事郑贞文撰写的《陈慎侯先生事略》。“事略”仅三四百字，内容与上述《东方杂志》附言略同，文字虽简短，但形成时间较早，所述内容可靠，今人编辑的各种近代人物辞典，凡设陈承泽辞条，无一例外，内容均取自这一篇“事略”。
在组织《孤军》之前，陈承泽曾加入“丙辰学社”。丙辰学社是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1916年成立于东京，后移至上海，改名中华学艺社，以纯粹的学术研究为号召，不主张涉足实际政治。《学艺》杂志为该学社的刊物，兼顾人文与科学，1917年在东京发刊，1920年起移上海出版，交商务印行，陈承泽、郑贞文同任编辑人。《孤军》早期同人，多为丙辰学社会员，也可以说，《孤军》是从丙辰学社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对政治改造抱有希望的人。陈承泽逝后，《学艺》杂志辟有陈承泽纪念专号，即1922年9月的第4卷第4期，除转载《孤军宣言》、《陈慎侯先生事略》等文之外，还有林志钧、范寿康、郭沫若等人撰写的悼念诗文。另外，该期《学艺》附有郑贞文整理的《陈慎侯先生遗著目录》，实即陈承泽著作、论文的目录初编，虽然只是初步收集，不过线索已具，为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追索的重要依据。
有关陈承泽一生经历及其思想主张，本文不拟缕述，以下仅择要略作介绍。
陈承泽(1885-1922)，字慎侯，号说难、洗心，福建省闽县人。18岁中乡举。1904年自费留日，1906-1909年就读明治大学。(16)留日期间“习法政，兼治哲理”，并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7)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福建起义，出任福建都督府参事会(后改政务院)秘书长。1912年上半年，曾短期任南京、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未待正式国会产生即脱离政界。(18)供职商务之余，研究国语语法，兼为报刊撰写时政论评。1912-1914年，有多篇政论文见于《民立报》、《甲寅》、《雅言》等报刊。1914-1915年，兼任《时事新报》总编辑。(19)1918年，积极援助集体罢课归国的留日学生，为《救国日报》撰稿。1920年起，参与《学艺》杂志、《东方杂志》编辑事务。1922年，与商务编辑何公敢、范寿康、阮湘、李闪亭等人组织孤军社，创办政论刊物《孤军》杂志。1922年8月病逝于上海，年仅37岁。
陈承泽生前发表的著作，集中于法政、国语两类主题。在晚清民初法制史、汉语语法研究领域，陈承泽的著译至今仍然受到专业人士的重视。
1909-1913年，陈承泽参与编撰、翻译、校订了多种法政类图书，于清末民初的法律制度建设有推动之功。笔者粗略统计有12种法政类图书由陈承泽编著、翻译或校订。
此后，陈承泽致力于整理国语文字，提倡言文合一，注重知识普及，但生前发表成果寥寥，仅论文若干篇及一部论纲式的著作《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57、1982年两次再版)，才华未能充分展现。他拟编一部“国文辞典”，以1 600余汉字为基本汉字，为所有汉字作注释，以便于汉语学习、知识下移，可惜生前未能成稿，“只编好了八九成”。此外，另有一部《高等国文法》的撰著计划，也未及完成。
陈承泽散见各处的报刊文章，在郑贞文整理《陈慎侯先生遗著目录》之外，笔者又陆续有所发现，目前粗略统计，数量已逾百篇，内容以政论居多，兼有关于语法问题的学术讨论。这部分文献，尤其是其中的政论，与民国史事关系密切，值得治近代史者注意。例如，1912-1914年，陈承泽是《民立报》、《独立周报》、《甲寅》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这几种报刊均与民国时代所谓“甲寅派”有关。如不局限于《甲寅》杂志的作者，而是着眼于这一群体的聚合过程来看，“甲寅派”其实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从同盟会(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批持稳健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民立报》结缘，经《独立周报》发展，以《甲寅》杂志而扬名，从而获“甲寅派”之称，在民初政治舆论中独领风骚。其中的灵魂人物是章士钊。《雅言》、《太平洋》两杂志亦属于同一谱系，参与人员多与前三种报刊有密切关系。考查陈承泽这一时期的政论，对于补充和丰富我们对“甲寅派”的已有认知，应当会有所助益。
“说难”是陈承泽的号，而非胡愈之笔名，本文对这一问题加以辨正，并对陈承泽其人略做介绍，希望能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注意。
注释：
①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②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中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5页。
③参见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3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④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10页。
⑤茅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0页。
⑥参见胡愈之：《胡愈之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⑦参见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下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56页。
⑧茅盾：《悼念胡愈之兄》，见《茅盾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21页。此文是误传胡愈之病殁南洋，茅盾为他写的悼念文章，作于1945年5月16日。
⑨胡愈之：《我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⑩据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下册所列《小说月报》目录统计。
(11)据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下册所列《文学旬刊(文学、文学周报)》目录统计。
(1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茅盾听说的陈承泽履历，并不完全准确，可参下文叙述。
(13)郭沫若：《创造十年》(1932年)，见《郭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45—146页。
(14)《孤军》杂志，月刊，1922年9月发刊，1926年1月改名《独立青年》，大约至1926年下半年终刊。共计出版《孤军》35期，《独立青年》8期。何公敢、范寿康、萨孟武、郭心崧等相继任主编。
(15)此外，《学艺》杂志4卷4期(1922年9月)亦登载此文，标题、内容与《东方杂志》所载相同。
(16)此据留日学生监督处的登记资料，陈承泽编号为东字第一一二九号。参见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88页。
(17)现存张元济日记中，1916年以后开始有关于陈承泽的记录，虽简略，却是陈承泽在商务活动的原始记录。《张元济日记》有两种版本可参考：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8)参见刘星楠遗稿：《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张国福选编：《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影印。
(19)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1914-1915年部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郑孝胥与陈承泽为舅甥关系，陈母名郑伊萱，即郑孝胥之妹。此条承商务印书馆编辑陈应年先生提示，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