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注》中的“引申假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文论文,解字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5674（2000）03－0035－05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系统标注了词义引申现象。其体例在拙作《〈说文解字注〉词义引申发凡》一文中有所阐述。[1] 其中有“引申假借”一类，大多数标“引申（伸）假（叚借”，也有些标“引申（伸）借为”，还有一些“引申（伸）”与“假（叚）借”、“借为”分标于一条的前后。本文讨论这一类的性质。
一、是引申的
本类许就小篆字形解说的本义可信，段注的相关意义（实际是引申义）大多数今天仍在使用，而且段还说明了许说义与已注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讲引申理据），段的说明有说服力；段还为许说（本义）与己说（引申义）搜寻了大量的文献用例为证。因此，是引申关系，段的本意也在说明引申关系。例如：
“
，灼龟坼也。”段注：“《周礼》注曰：‘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按曰朕兆者，朕者如舟之缝，兆者如龟之坼，皆引伸假借也。”（127）[2]本义引周礼注为证，引申义今天还在使用：预兆、征兆、先兆、兆头、瑞雪兆丰年。引申理据是从个别（烤龟甲形成的裂缝有占卜作用）到一般（一切有预示作用的迹象）。朕字的“引伸假借”注在字下，而在本篆详注本义及本义的出处，并注两个引申义（用“引申”字样）：第一个引申义“缝”，引段的老师戴震的观点；第二个引申义即“朓兆”，说明了理据——“凡言朓兆者，谓其几甚微也。”（403 ）朓兆一词现代汉语已不用，但《现代汉语词典》仍收，并标有〈书〉字样。翔（140）引申义引《曲礼》及郑玄注，引申理据是行为相似（段未讲，但很容易理解）。本小类还有交（494，先说“引申”，后用“叚借”，并引《说文》中6个字形里有“交”的字为引申义之证）、辅（726，先称“引申之义”，后称“借义”）、黕（488、先说“借为”，后说“引申之义”）。
以上为第一小类。第二小类牵涉到字形。朱（248）， 说由“赤心木”“引申假借”为“纯赤”，这一引申可信。但又说“絑”是“本字”。按“絑”是为引申义另造的字形，古时就少用，今已不用。就是说这个为引申义而分化的字形寿命很短，终抵不住“朱”有生命力。因此，“朱”与第一小类一样，也是纯粹的引申。但像脐（170）， 段说由居人体中央的部位引申为居中之地之名，如齐州、齐国、齐水，并引文献用例或释义为证。人类对自己体表的认识是相当早的，由此而引申为其他词、义是可信的。但我们说引申是不改变词的音、形（书写形式）的词义变化；如果字形已变，就是引申造词了。所以本例是引申造词。
第三小类。颢（420），许说本义为“白貌”， 但又引“南山四颢”说“颢，白首人也。”段认为本义是“白首貌”，因为从“页”；引申为凡白，许书“首”字为后人删去才成了“白貌”。按段说对，除字形证外，人类对自身体表的认识当早于认识天色，光的白。阿（731 ），许说了两个本义“大陵”、“一曰”、“曲阜”。段就“曲阜”义注引申义“曲”、“阿言私曲”。粗（331），许释本义为“疏”， 不准确。段认为是粗米（但回护许，为之曲说而未加批评），并引申为“凡物不精”。按粮食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先民对它的质地、分类认识当非常早，由此而引申为它义是可信的。
第四小类。皇（9），许说了两个意义：“大”和“大君”， 段认为由“大君”引申为“大”（用“凡……假借之法准此”）。按人类社会有君主出现是较晚的，而对于明亮耀眼、照耀空间很大的光（特别是太阳）的特点及这种发光现象的认识应当是很早的，因此由“皇（煌）”的“大”义引申为“大君”（地位、作用相似）是可信的；今仍用“辉煌”一词，意近“伟大”。从文献用例看，金文中就有用于大义的皇：皇天弘厌厥德（毛公鼎），而用于大君义的“三皇”始见于《周礼》，晚几百年。段把本、引义颠倒了。
第五不类。霿（574），段引文献说字亦作蒙、濛、曚，并引文献说引申为“乱”。按，从表面看，由天气的昏暗不明引申为人的昏乱，糊涂是可信的。但这个音、义不仅古代有多种字形，今天仍如此：蒙濛曚矇朦瞢懵，适用对象也各有不同，谁由谁引申呢？其实这是个单音拟态词，其基义就是昏暗不明，音微变、形多变而适用于不同的对象，矇眬是相应的双音拟态词，濛濛是叠音拟态词。都不是引申。但按引申理解也没有什么坏处，因此附于第一大类之末。
二、义项多，不全是引申，或层次多、引申关系不明显的
轶（728），从后车超前车引申为一般的超越（“轶迅风”）， 又为越轨、脱出（“轶中人”）是可信的。但另一义段说字形又作“泆”，按实际上是“溢”的异体。溢是水满超出的意思。轶、溢（泆）古音完全相同，基意又都是超过、超出，可以断定是同源词（同源关系）而不是引申关系。厉（446），段认为引申义有作、危、 烈，字形有砺、励。刀被磨刀石磨和环境、困难对人的磨炼相似，所以“磨砺”这个引申义可信。磨可以使刀锋利而有利于作功，劝勉、鼓励可以使人振作而有利于作事，二者相似，因此“激励”、“劝勉”这两个引申义也可信。石能使钢铁消损，可见其破坏程度高，因此引申为“严厉”、“厉害”、“烈”，似乎也可信。但引申为“危”、“作”，找不到根据。另外，由于字形的分化，“砺”反倒兼表本义，“厉”由本字变成了表某一引申义的字，这种情况也宜看作引申造词。陵（731 ）段注引申为乘、上、躐、侵陵、陵夷诸义，又说是夌字的假借；夌（232）下段注又作凌、陵，引申义有侵、犯、侮。按“夌”字从“夕”，即“反止”，是一只脚的样子，与行走有关。因此越、躐、上诸义为基本义是可信的，再引申为乘，也很容易理解。由空间上的超越到超越自己的权限进入别人的尊严、自由范围，也是可以理解的，即引申为侵、犯可信。遭侵者侮，再引申为侮也可信。上述本义也好，引申义也好，都是就“夌”而言，“陵”有乘、上、躐、侵陵诸义是假借为“夌”。而凌（陵）迟、凌（陵）夷是复音单纯词（联绵词），以音表义，形不固定，不可拆为单字分别解释。段把引申与假借，本义与引申义，合成词与单纯词都弄混了。当然，合成词、单纯词的概念在段氏那个时代是没有的，但有些人已认识到“联绵字”以声表义，不可拆解。另外，夌的诸引申义后世作凌，字形已变，这又成了引申造词了。
壸（277），段引毛传“广”义，郑笺“捆”义， 说都是“引申假借之义”，并说明了从捆义引申为内室义的理由。按，由宫里的道路引申为内宫再引申为妇女居住的内室，是浅近易懂的，而由捆（门坎）引申为内室就迂曲了。“广”义与“宫中道”、“内室”义都无干，不是引申义。
果（241），段说引申义有：“诚实果敢”。按， 果的诚实义古今未见，今有真实（果真、果然）、成就（成果）义，也有果敢、果决、果断义。按草木从开花到结果，才能延续后代，人们也是看到了果实才有收获，别的都是虚的。因此，成果、果真义是可信的。另外，敢于预言有什么样的结果，而采取相应措施马上去做，就是果断、果敢，也可信。但这些引申义中间层次多、迂曲。
附：段氏于阿（731）注一引申义为“美”， 并解释理据是“曲则易为美”，他举的例子是毛传《诗·
桑》的“阿”。按当是“婀娜”的婀。婀娜确实有柔软的曲线美的意思，不过它是个双音拟态词，不可拆解。另外，不是所有的“曲”都容易给人以美感。柔软的曲易美，如婀娜，但硬的“曲阜”就不一定美了。所以段注的这个引申不成立。
三、性质不好确定的
匡（636），是筐的本字，方形的容器。 装在筐里的物质也就成了方整（方正）的，因此有“匡正”这个引申义，今天还说“画框框”、“套框子”，不正而使正，就有“匡扶”义。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人说起，还需要有别的证据才行。至于段注的“匡剌”（引《考工记》郑注）说是由筐装得不平引申，没有根据。匡剌是扭曲的意思。校（267）， 从“木囚”（一种刑具）引申为“校人”（周代管马的官）。段引《周礼》注，认为校即“校”，比较义，管马的要比较、察看马，因此叫校人。这个“理据”不可信。因为不只管马，许多工作都需要比较、考察，岂不是别的官名也叫“校×”了？可能是从“木囚”引申为栅栏（此义古有，见《墨子》），而马圈一般是木栅栏，因之养马官也叫校人，即在木栅栏式马圈工作的人。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测，还需深入论证。
狃、独（475）、
（476）是一小类。字形都从“犬”，由狗的习性熟，不合群，狗的种类引申为一般的习惯、单独、种类，段已经讲到了。从字形上及情理上这几个引申是成立的。狩猎是人类最早的经济形式，之后是畜牧。因此人类从对狗及其他家畜、野兽的认识扩大到认识其他事物是可信的。一般每户养狗，确实不过一两只，而狗确实不爱成群，所以“独”从“犬性独”引申有理；人们养羊又成群的，所以“群”从羊也有理。至于类，应当源于先民对各种野兽、牲畜的分类，不仅仅是从狗的分类得出的。问题在于，这几个字的本义，即犬性习、犬性独、犬的类，还都没有文献用例的证据，因此不好确定是引申。附：戾（475），许认为字形义是狗从门底下钻出来，身体一定要弯曲， 后来就用为“曲”义。段申许说，并说“叚借用广”而“会意本义”“废矣”，造字本义是否如此，抑或是托形寄义，或二者都不是，存疑。
主（215），许说本义是灯中的火苗， 段说灯火虽小却能照耀全室，犹如君对臣、主对客的作用，因此引申为君主、主人之义。从小篆字形上看许说是对的，灯柱义也有文献用例，段说的理据也通。但灯柱义见于三国魏张晏《汉书》注中，而君主义《尚书》中就有了。段讲的理据也很勉强。在一个小空间里，也可以多放灯，让灯火更大、更亮，段的解释就不成立了。也许君主义的主和灯柱义的主只是假借关系。郭锡良先生认为是引申关系。[3]
四、托形寄义的
臭（476）， 许说狗的嗅觉最灵敏（按：应接说：“因此表示狗的嗅觉），段认为由此引申为一切气味。我们说，古代词义的抽象性和概括力比现代低，而且一般来说越古越如此。但词义总是概括、抽象的。试想古人专为狗的嗅觉造一个词，是否还要为人、马、牛、狼……的嗅觉再各造一个词呢？如果那样，词就要多到无法胜数，交际也就无法进行了。再有，古人也决不是先认识狗的嗅觉再认识到普遍的嗅觉和气味的。古人首先感到的当然是自己的嗅觉，然后才类推而知其他高等动物的嗅觉，再由嗅觉认识到嗅觉的对象——气味。字形后来分化为嗅、臭、表气味的臭又以音变分为一般气味和恶味两义，音、形都有改变，应是引申造词。至于当初用“臭”这个字形，是因为这一行为及事物很抽象，不好象形，只好画一个鼻子和一条狗——狗的嗅觉最灵敏，以此来提示、寄托词义。这叫托形寄义，不是引申关系。
家（337），许认为是形声字，从豭省声， 段认为本指猪圈，引申为人家。按用猪圈称自己的家，是人类的自贬，这不符合人类的心理，再说养猪之前人类已有住所了。按，对家的字形义、本义的解释历来很分歧。一般较好的解释是：先民有人家的，也都有猪，有的还人猪同处，现代某些民族仍如此。因此古人以“宀”（房屋）下边有“豕”（猪）来提示人家，这是造字的间接会意，不是引申。
五、属本义在语活用的
豤（455），本义是猪啃，大致是可信的。 因为猪啃的动作最突出，犹如鱼游鸟飞。以后啃用于人及别的高等动物，是与猪类比定名的。但段认为《考工记》中的“髺豤薜暴入市”，豤是顿伤，是“引申假借字”。按，指器物外形有损伤的不能上市，豤用的仍是本义，即像被猪啃了似的硬伤，是很形象的描写。有人认为髻通刖，即器皿折了脚，也很有说服力。軜（726），系于轼前的缰绳。段认为《大戴礼》中的“六官以为辔，司会均入以为軜”是“引申叚借之义”。实际上这是本义在语境中的比喻用法，是一种修辞手段。是说六官和司会这两种职位和任此二职的人，就像里外缰绳一样，配合得很好，维系着国家这架“车”的动转。因此，豤、軜两例都不是词义引申。
六、段动摇于引申和假借之间的
本类是许对小篆字形的认识及所表示的意说解有误，段坚信并申许说所至。也有的字，许说不误，但与常用义的关系错了。现代随着甲骨文、金文的不断发现和深入研究，许说得到了纠正。
昔（307），许说本义是干肉。段说：“昨之残肉，今日之晞……引申则叚昔为昨。”讲了“理据”，看来认为此例是引申。但许的“本义”、段的“理据”都不对。甲骨文昔像大水下有日，意在通过久远时代曾发过大洪水唤起人们对往昔的回忆，是会意字。因为“昨”，是把久远的昔说成了近的昔而已。
以下各字，许都说了字形义与常用义的联系，意在说明是引申，只是许慎时代还没有“引申”这一术语。
不（584）， 许说“本义”（实际是许对小篆字形的误解）是鸟飞上不下来，段认为由此“引申叚借”为不然义。按，否定词是一切语言中都有的、最常用的词之一，也是基本词汇之一；其中有一部分是长期、稳定、不需要由它词它义转化、引申的，从文献用例看，汉语的“不”即属此类。从甲骨文字形看，“不”像花托，不的花托义也有文献用例。表否定的“不”仅是借花托的“不”的形音而已，后世花托义淹没了。
至（584），段认为鸟自高处飞落地“引申叚借”为来、到。其实，甲骨文“至”像箭射达某处，“至”的底横并不是指地面，而是泛指目标，因为由高处垂直向下射箭总比水平方向射的机会少。“至”是托形寄义，本文当即“至（到）”、“到达”。
止（67）、朋（148）、乌（157）、来（231）、韦（234）、西（585）、子（742），段虽于“朋”等5字下注假借， 介于“止”下注“引申叚借”，于“来”下径注“引申”，且每字注中都兼提另6字，并坚信许说的字形义与常用义的联系。其实， 说“乌”为象形，是我们与许慎一致的。但我们说“乌呼”是纯记声的感叹词，是人发出的声音，绝不是许说的因乌鸦叫声舒气而把人的“助气词”叫乌呼。“乌呼”的“乌”只是利用乌鸦的“乌”的形音而已。“乌”字古音为王，有可能是模仿乌鸦叫声定的读音。来，许按字形解为一种麦是对的（也有文献用例），但绝不是因为这种麦是上天赐来的才引申来去的来。朋是两串贝，韦是方形周围有4个“止”（脚），后减为两个， 本义是“围绕”、“包围”。这两个字的字形义与朋友、皮革义的关系是假借。止就是脚趾形，引申为停止，子就是大头孩子形。“西”尚未研究清楚。
七、段主观意图是说引申而实际不是的
本质段都强解引申理据。
如胥（175），许说是蟹醢，段说因为蟹多足， 因此有“相与”义！殖（164），油脂放久了变坏和积聚货物根本无关， 而段把它们拉到了一起。再者，许说的本义也没有文献用例的证明。静（215）， 本义无从证明，理据也不对。冯（466），“马行疾”， 这个“本义”无从证明，段又发展为“马蹄着地坚实”，更无根据，段却说能从这个意义生出盛、大、满、懑诸义！但后文又说是“畐”的“合音叚借”！其实盛怒意写作“冯怒”，这里的“冯”当另有来源。“冯陵（凌）”的冯也另有来源。至于“冯冀、冯冯冀冀，冯翊”都是复音拟态词，不可拆解，与字形义也无关。遗憾的是，《汉语大辞典》竟也相信由“马行疾”义引申为“怒”[4]。
“履，足所依也。”（402“履”字注及2页“礼”字注）是对的，但“礼，履也”（2）是作者出于个人政治、道德主张的解释， 是双声声训，段却相信了，并进一步导出礼是人之所依，礼又是履，于是履引申假借为“凡所依”（2）。其实，履根本没有“凡所依”这个义项，段在履字下（402）页就没注“凡所依”义。栵（254）是两组异物同名——栭（栗树、灌木、斗拱）、栵（栗树、灌木），段硬把它们拉在一起，还硬解“理据”：斗拱之形，依次而小，而灌木是小木，所以意义相关。
眇（763，在《说文·叙》的注中）与妙，显然是假借关系。
（463），段引他人注似在说明所注义与许说义有联系，其实第1例是本义的假借字，其都是与“”无关。
勿勿（453）、僊僊（382）是双音拟态词，不可拆解，与许说义也无关。
八、段主观意图是假借，实际也是的
因为段未讲许说义与已注义之间的联系。陔（736）、茂（39）、 纷（658）等都是。其中之（688封字注）、而（454）是语法词（782页的“而”径注“引申”），铦（706）是方言词，旭旭（303）、洸洸（540）是叠音拟态词。方言词汇自成系统， 它只是借用汉字记音，与该汉字表示的通语词在意义上没有联系。拟声拟态词直接以语音模仿声音或描摹形态，所用汉字只记音，字形不固定。
造成段氏这种误说、矛盾、难断的原因，主要是时代的局限，其次是词义本身的复杂性。当时，近代的语义学理论还没有传入，现代的语义学还没有形成；一些相关的学科，如社会发展史等，也没有形成或传入。当然我们指的是系统的理论，不等于我国古代没有这些学科的零散知识。段玉裁不可能全面认识词义变化的语言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即语言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演变而发生的变化。当时甲骨文还没被发现，人们几乎都相信许慎对小篆字形义的说解，而许说有不少是错误的。词义有本义和引申义。常驻义和语境临时义，再加上文字、词汇、修辞的因素，就更复杂了。汉字是表意的，即某个字形经常表示某一两个意思，如果换了同音的另一个字形来表示，就是假借，但按这个字形经常表示的意义去理解，就错了，就是不明假借。词汇中的方言记音词、拟声拟态词、感叹词都有特殊性，通常与字形义无关。同源词、引申造词、异物同名、同物异名以及修辞中的比喻用法等，也很容易淆乱对词义的判断。其中关于引申和假借的概念，当时虽已产生，但不很明晰。例如段玉裁本人，说假借是：“用此字之声而不用此字之义者，乃可定为假借。”（757，《说文·叙》注）这本来是对的， 但他又说：“凡字有本义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经韵楼集》卷一）把引申和假借糅到了一起，都是“余义”。在实践中，不少假借被他注为引申，如“戚”字注（632）；一些引申又被他注为假借，如“猛”字注（475）。段氏的“引申假借”正是这种矛盾认识不清的反映，对“来韦”等6字、 对“而”的注尤显如此。加之他研究的不是当时的口语而是靠文献记载的古代汉语，就更难理清了。
综上，我们就不能苛求于前人。但我们自己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加以辨析、揭示实质，才能有益于古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古籍的阅读与整理，有益于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