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对中西部发展的激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中论文,东部地区论文,产业升级论文,西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9）12－0084－08
一、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商直接投资部门不断扩展，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在地理区域上，人口迁移以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集聚为主。在产业维度上，主要是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但由于工业对第三产业的支撑还不强，特别是第二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滞后，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孕育基础还很薄弱，第三产业发展空间相对狭小。
在企业普遍缺乏创新的背景下，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以及较低的工资水平，可能延续了东部继续靠引进技术、从事生产链低端环节的局面，延缓了产业升级。由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产业转移可能只是小规模、小范围地发生。政府通过加大对中西部核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使核心地区形成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就近接纳部分劳动力转移，改善劳动力单纯流向东部的局面，推动地区间有效竞争改善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短时间内，流向东部劳动力速度可能会减缓，东部将出现低技能工人工资上涨压力，促使东部主动升级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这些高端产业需要更多服务业辅助，长期将形成更多对中西部劳动力的需求，东部地区逐渐从制造加工向服务业为主转变。
二、低技能劳动力聚集与产业升级阻滞
在基准移民模型中，[1](80-93)当目标地区未来收入贴现流与来源地的差异超过当前移民成本时，将发生移民。这些成本包括居住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来返费用以及新文化适应成本。事实上，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大量研究表明，民众通过亲朋等社会网络来了解目标区域的需求状况，因此，劳动力流动具有聚集效应：一个地区已经存在什么产业，需要什么人，会继续扩大更多同类型的人到这里。Carrington等[2](909－930)的研究表明，移民会通过社会网络，即使地区间同类型劳动力工资差异收窄，仍然会出现移民和劳动力流动。这意味着，劳动力来源地和工作所在地工资很小的差异就可能导致大量的流动。[3]统计显示，2003—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从1170元增加到1750元，增长了49.6％，平均年增速为14.3％。同期，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从781元增加到953元，只增长了22％，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93％。2007年，广东省的农民工平均工资是853元，农民工工资接近城市最低工资水平。[4]可见，由于民工来源地始终保持低收入水平，民工的机会成本低，导致就业所在地低工资长期存在。
在企业普遍缺乏创新的背景下，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可能会延续落后产业的存在。不具备创新能力的厂商利用低工资劳动力，从事简单加工，也能获利。而一些技术条件上具备潜在创新能力的企业，面临众多企业简单模仿、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竞争，可能会推迟创新。较多的低技能工人和较低的工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阻碍创新或技术升级。我们从四个角度对此观点进行阐述：
首先，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影响技术采用或进步方向。希克斯最早阐述了要素价格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引致创新”理论，Drandakis和Phelps[5](823－840)以及Acemoglu[6](781－810)分别在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框架下发展了这个理论。当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较低时，生产更倾向于使用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技术采用也更面向低技能劳动力。南部沿海一些较早开放的地区，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行业，吸引大量低技能工人，而劳动力市场信息经过社会网络延续这种劳动力流动趋势，最终低技能工人比例较高。可见，劳动力流动过程和厂商的产业选择是互动的，产业投资引导劳动力流入类型，适应这种劳动力的产业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市场信息进一步吸引这类劳动力流入。作者的一项相关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具有互补性，珠三角地区长期低技能劳动力流入限制了该地区产业结构，同时，珠三角的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都落后于长三角，创新能力也落后于长三角。由于对高技能工人需求不多，高技能相对流入就比较少。即使企业开始意识到要创新，劳动力市场也缺乏创新所需的高等技工和工程师等高技能人员。
其次，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导致行业容纳过多低效率企业。行业内效率低的企业往往采取模仿策略，效率高的企业一旦研发成功很快就会被模仿，行业竞争过度，预期到这一点，效率高的企业往往缺乏足够的创新激励。[7](28－701)Melitz[8](1695-1725)认为行业的创新依赖于平均效率，在低工资成本下，行业内低效率的企业能够维持经营，降低了行业的平均效率，不利于行业创新。产业升级意味着企业需要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低工资实质上维系了技术引进的政策。广东省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显示全省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只有16.7％，有8成企业没有科研机构。这些大中型企业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仅为1.3％，其中研发经费占的比例只有0.8％，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以珠三角地区为主的广东企业技术依存度达到60％，主导产业则在70％以上（见图1）。当众多企业都依赖低工资从事生产链低端加工环节时，企业的利润都偏低，每个企业也都缺乏足够资金开发新技术来摆脱这种竞争局面。
图1 珠三角、长三角省市研发支出占GDP的份额（％）
资料来源：《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再次，协同效应进一步阻碍产业升级或外迁。如果一个企业单方面提高产品等级，上游投入品部门为适应这家企业生产进行的转变，可能会面临其他下游企业对新投入品需求不足的情况。不能发挥规模效应，新投入品生产成本较高，采用新投入品的下游企业竞争力反而没有采用低档次、低技术投入品的企业高。同时，由于产业聚集前向和后向联系，如果只是部分企业外迁到其他地区，即使节约了工资成本，却失去了同类型企业聚集对成本降低的外部性好处，可能利润会更低。因此，只有当大规模企业同时外迁，才可能降低聚集效应带来的损失。
最后，地方政府可能会阻碍产业转移。单纯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来发展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模式长期不利于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增长也会更依赖于外贸等不确定因素。尽管地方政府意识到这一点，但由于产业转移短时间会影响本地税收和就业，在新产业未大规模进入的情况下，基于GDP竞赛的地方政府不情愿让老产业退出，地方政府可能会阻碍产业转移的发生，进一步延缓了产业升级。
三、产业升级阻滞的影响
产业组织理论显示，下游部门技术含量比较低，竞争激烈，利润率低。在生产链低端或下游部门生产时，企业只从事简单的加工业务，对管理、研发、新产品试制等需求较低。从事简单生产且工资较低的工人对周边地区服务业需求也低，表1显示在城市务工人员收入中半数以上汇往家乡，对本地的需求较少。相比而言，生产链中游的中间品生产，传统上属于垄断竞争部门，通过研发来获取专利，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因而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与生产聚集的规模优势类似，服务业也有聚集效应。[9]但是，生产链上不同的分工定位影响了服务业的聚集，单纯简单加工实际上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
江静等的研究表明，[10]生产者服务对不同要素密集程度行业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生产者服务更能促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率提升，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相对较低。制造业下游加工环节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依赖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来降低运输和物流成本，还不能充分利用金融和研发等高级生产者服务要素的投入来提升其效率，因此，催生不了对这些服务的需求。中间品生产部门由于研发和融资的需要催生了更多对金融、商业服务需求，表2显示了发达国家中间品生产过程中，服务尤其是金融、通讯等投入比例逐渐上升，这也意味着中间品生产派生出对服务业更多的需求。由于东部一些发达地区仍然大量从事制造业低端环节，制约了服务业发展，新增就业岗位能力逐渐降低，甚至有些地区还出现民工净流出的情况。只是依赖于承接亚洲四小龙转移的加工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已经接近极限，并面临周边经济体激烈的竞争。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需求降低，更体现出经济单纯依赖加工制造业对某些地区增长的负面影响。东部地区服务业比重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也制约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的流动速度，农村大量闲置劳动力不能有效转移到现代部门就业。改革前20年农业劳动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了20.7个百分点，余下近10年只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尤其是1997—2002年，农业劳动占比基本保持不变，显示出主要从事出口加工来吸纳劳动力的速度在下降（见图2）。劳动力不能及时从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决定了地区间差距长期存在。
图2 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Duranton和Puga的研究表明，[12](343－370)生产的聚集效应仅存在于部门内部，生产者服务业的聚集不但存在于部门内，而且存在于部门间。这意味着生产可以集中在地价相对便宜的中小城市，而生产者服务业和来自不同部门的企业总部将会集中于较大的中心城市。由于研发和管理更与生产者服务相关，因此，传统制造业地区功能转变、升级为研发中心的过程，也是城市产业结构制造业份额逐渐下降，服务业份额逐渐上升的过程。[13](399－442)同时，从事更高等级产品的生产，提高了工人的边际贡献，较高的工人收入也带动了生活服务业需要。这个过程也反映了发达地区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虽然众多下游加工部门积聚形成规模优势，但制造业聚集效应的好处，可能会被信息生产上的劣势抵消，抑制一个地区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较发达地区发挥接近国际市场的信息生产优势可以和中间品生产、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从动态上看，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优势是协调和组织生产，而不是简单加工再出口。先前带来城市繁荣的制造业，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会限制了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当然，发达地区不是放弃整体制造业，而是向制造业更有利润的环节升级。当信息生产优势超越单纯制造业好处时，相对发达地区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持就业，继续保留传统制造业就业岗位，却为后来的城市产业调整设置了障碍。
四、中西部发展与产业升级
（一）中西部发展通过地区间竞争促进产业转移
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核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在低端产业对东部发达地区的竞争基础，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可以就近到核心城市周边就业，减少了流向沿海地区的数量。东部地区低技能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是他们在中西部进行低端工业生产的收益，而不再是农业就业时的收入。东部低技术企业如果想继续经营，被迫需要付出更高的工资。但成本上升，对于这些利润率不高的企业来说，可能经营不下去，迫使它们外迁。[14](440－464)同时，一些大公司也逐渐把研发总部放在沿海大都市，生产转移到大都市周边地区。沿海地区转变角色，发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心功能。与政府直接调整最低工资不同的是，投资中西部是通过调整劳动力流动方向，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以及工资水平，从而通过工资变化影响产业变化。
产业调整的过程可能会被认为降低了东部的制造业优势和就业。从短期看，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企业可能会关闭，农民工甚至没有工作要还乡，可能会形成就业压力。从长期看，东部服务业比重将随着功能转换而上升，这将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的劳动力转出机会。表面上是中西部和东部竞争劳动力需求，实际上是中西部崛起协助东部完成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地区间国家给予的政策优惠、开放力度有很大差异，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和中西部的竞争是不对称的。东部发达地区的非对称竞争优势可能抑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表现在中西部大量剩余劳动力，东部劳动力过多集中在制造业。要适当地调整这种不对称程度，静态上的潜在损失是，中西部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与东部地区已经形成规模、具有聚集效应的产业进行竞争，因此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和转移成本。政策调整的潜在动态收益是，有助于东部更好地发挥市场化程度高的相对优势，更多地从事信息生产和服务，更有助于企业创新。中央政府在权衡静态的损失和动态的收益基础上，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积极地进行干预。
（二）产业转移和升级促进增长方式转变
东部地区从单纯引进技术，从事生产环节转变为进行产品研发，将在生产价值链上拿到更多的份额，有效地提高东部地区的收入。过去生产链上大部分价值由国外厂商赚取，国内企业只拿到加工费。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属于国内生产要素的回报却增加缓慢。开放初期，较低的人力资本和资金约束导致企业技术条件差，因此只能通过引进技术来不断地扩大生产范围。在当时企业的技术条件下，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是尽可能多参与国际生产。但是，随着生产中的干中学和教育改善提高了人力资本，我国逐渐存在着通过产品创新来塑造新的分工优势的可能，这也是东部地区比较优势的调整过程。自主创新减少了向国外支付的费用和利润分享，要素收入比过去增加。
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相对来讲消费内需不足，中西部崛起，将逐渐改善这种局面。创新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将改善我国受过大学教育劳动力需求不足的情况，他们的收入将提高。由于相对于低技能工人，他们属于较高收入群体，是新产品消费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提高对新产品的需求。东部地区从加工业生产转变为从事研发服务以及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增加，东部将更依赖于内部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由于服务业属于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比重上升，不仅创造更多的就业，也扭转了9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深化而导致的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局面，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从而扩大需求。
（三）产业转移和升级有助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集约化经营，将会释放出更多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安置依赖于城市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因此，土地流转政策要和加快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才能避免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再失业的现象。仅仅通过跨省去东部打工不可能吸纳全部剩余劳动力，东部沿海较高的物价也抑制了农民的消费。如果部分产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的核心城市，农民可以流入到这些新制造业中心。相比沿海，中西部更低的生活成本也能容许他们更多地消费，享用城市的文明。在长期，东部地区服务业比重上升，也能吸纳更多传统部门劳动力。可见，加快产业转移，也是农村进行改革的有力保障。
东部对农民工户籍开放不如中西部城市力度大，一些沿海城市为了限制居住人口的数量，控制城市规模，逐渐提高户籍进入门槛。农民工因为户籍问题，长期和家属分居，他们的子女不能在工作地妥善安排教育，不利于他们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城市中的不公平现象。部分中西部城市开始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例如武汉城市圈内户籍制度改革破冰，逐步实现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可见户籍改革可以和产业转移有机地结合起来，产业转移吸引劳动力流入，户籍可以保障劳动力权益，稳定劳动力队伍，将新居民的收入转化为对本地的需求，有利于本地未来进一步产业结构调整。
收稿日期：2009.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