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批评文体的明清文集凡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凡例论文,明清论文,文体论文,批评论文,文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143－06
凡例又称发凡、序例、叙例、义例、例言、通例、总例等，是置于卷首，揭示图书主要内容、著述宗旨和编纂体例的一种文体。古书凡例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是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史料来源，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体式。本文以明清文集为主要考察对象，探讨文集凡例与当时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密切关系，以及凡例作为批评文体的体式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明清文集凡例独特的文学批评价值。
一、凡例之渊源及其发展
“凡例”一词，源于杜预《春秋序》。杜预坚信左氏深得《春秋》大义，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1](P1707，卷一《春秋序》)“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1](P1075－1076，卷一《春秋序》)在杜预看来，孔子之前的史书修撰已有凡例，孔子因之以修《春秋》，其宗旨在于“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2](P3297)据杜预统计，《左传》中用“凡”计50例，即所谓“五十凡”，如“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1](P1869，卷二十一“宣公四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1](P1782，卷十“庄公二十九年”)等，皆左氏阐发的正例，体现了普遍原则。正例之外，又有变例和非例等，可见其内容之纷繁。正因如此，杜预不仅在《春秋左传集解》中随文解释这些义例，更专门撰成《春秋释例》15卷以详尽发挥和阐述。
杜预的《左传》凡例研究影响深远，被四库馆臣誉为“有大功于《春秋》”。[3](P210，卷二十六)当然，其所称“凡例”属经学范畴，是为理解、阐释儒家经典服务的。最早从书籍编纂角度，把凡例视为著述的原则、方法和体例加以探讨的，当数刘知几。其《史通》卷四《序例》曰：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辩，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惟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4](P85)
刘知几特别强调凡例在史著编纂中的重要地位，并追溯了凡例的起源和唐以前的发展状况。着眼点虽是史学，也不妨视为最早的图书凡例小史。盖任何一部有系统、有条理的著作，必有凡例可循。《春秋》如此，《左传》、《史记》、《汉书》、《文心雕龙》、《文选》、《玉台新咏》等莫不如此。只是早期著述凡例不一定明白标出，而是随文体现，诚如顾炎武所云：“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5](P1165)吕思勉谓：“古人著书，虽有例，而恒不自言其例，欲评其得失，必先通贯全书，发明其例而后可。”[6](P110)意与顾氏相近。汉代以后，序跋渐兴，书籍编纂原则、体例往往在序文中有说明，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萧统《文选序》等，实为序、例一体，故后世凡例又有“序例”、“敘例”等名称。到了唐宋时期，由于对凡例的重视，已有著述而明确拟定条例者，如唐修《晋书》原有敬播撰《叙例》一卷，惜后世失传；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有《通鉴释例》一卷，“皆其修《通鉴》时所定凡例”；[3](P422，卷四七)南宋丁易东撰《周易象义》，“其《论例》一卷，自述撰著之旨颇备”。[3](P21，卷三)南宋周弼选编《三体唐诗》，撰“选例”20条，并置于卷首。这种编纂方法，尽管在宋代还很少见，却成为后世图书编纂的重要原则。如元杨士弘《唐音》有卷首凡例六则，总计一百多字，主要介绍全书体例，内容非常简略。明代著作，凡例作为专篇置于卷首渐成风气，数量远超前代，如经部有刘三吾《书传会选》凡例五则，史部有张自勋《纲目续麟》凡例一卷，子部有李时珍《本草纲目》凡例12则，集部有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凡例37则等。清人著书，发凡起例的意识更为自觉，首置凡例的现象也更为普遍。但凡官修著作，几乎没有不先撰凡例的：私家著述而首发凡例的，也蔚然成风。而凡例内容之丰富、体式之严谨、篇幅之增长，更是前所未有。可以说，在古代图书编纂史上，凡例的撰写，在清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明清凡例撰写的兴盛。使凡例逐渐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许多作家编文集时收录了这种文体。如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九录《历代通鉴纂要凡例》、《大明会典凡例》、《阙里志凡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九录《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凡例》、《新安文献志凡例》、《休宁志凡例》，夏良胜《东洲初稿》卷七录《修谱凡例》等；清李光地《榕村集》卷二录《卜书补亡凡例》、卷二十录《诗选凡例》，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录《史考释例》、《墓铭辨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湖北通志凡例》、《湖北文征序例》等三十余篇，都可看出“凡例”已作为文之一体，在文集中获得独立地位。至近人王兆芳撰《文体通释》（又名《文章释》），立“例”体，标志着“凡例”文体学地位的正式确立。
二、明清文集凡例的文学批评性质
凡例体现了图书的编撰宗旨、材料取舍、组织结构、形式体例等重要内容，决非单纯的编撰技术问题，而是蕴含着撰写者相关学科的学术理念和学养识见。从文学学术看，文集与诗文评的凡例，集中体现了作者对许多文学根本问题的看法，是研究特定时代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史料。明清文集层出不穷，许多重要文学论题，如文章功用、作家修养、文学流变、审美风格、文体观念等，无不在文集凡例中得到阐发、探讨。如明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作文以关世教为主。上虞刘氏有云：‘诗三百篇，有美有刺，圣人固已垂戒于前矣。后人纂辑，当本二南、雅、颂为则。’今依其言，凡文辞必择辞理兼备、切于世用者取之；其有可为法戒而辞未精，或辞甚工而理未莹，然无害于世教者，间亦收入；至若悖理伤教，及涉淫放怪僻者，虽工弗录。”[7](P9)以切世用、裨教化为选文标准，表现了保守的文学观。当然，这种保守并未流于僵化。《文章辨体》“凡例”又云：“命辞固以明理为本，然自濂洛关闽诸子阐明理学之后，凡性命道德之言，虽孔门弟子所未闻者，后生学子，皆得诵习；若不顾文辞题意，概以场屋经训性理之说，施诸诗赋及赠送杂作之中，是岂谓之善学也哉？故西山真氏前后《文章正宗》，凡《太极图说》及《易传序》、《东西铭》、《击壤诗》等作，皆不复录。今亦尊其意云。”[7](P9－10)可见，吴讷认识到诗赋类作品与场屋经义、性理之作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绳以一律；他赞同真德秀《文章正宗》不收《太极图说》、《击壤诗》等性理名作，正显示了对文章特性的重视。
明清文集凡例常论及作家修养。如清孙维祺《明文得》“例言”曰：“文人要心胸开朗，眼界空阔，自然有绝妙文字涌出。好酒好色俱不碍，以其于机趣不减也。惟好钱人，则必不能有好文字。彼时时处处念念事事都钻在利孔内盘算，纵勉强明通，亦只是活剥生吞，吃尽文章苦楚，安得有笔歌墨舞，天然机趣哉！”[8](P6)好酒好色，虽非大节有亏，然在传统儒士看来，至少是“不护细行”。而经过魏晋玄学和明代心学的冲击，这种“不护细行”多少带上了“名士风流”的魅力。从文学创作看，美色、醇酒往往是点燃创作热情、激发创作灵感的媒介，充满艺术机趣。而贪钱好货之辈，人格鄙俗，机趣索然，必然写不出绝妙文字。这种观点，摆脱了传统作家论中的道德说教成分，完全从文学创作自身出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清陆葇《历朝赋格》“凡例”：“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相如之言如是，故所为子虚大人，能使人主读之，有凌云之思也。凡工于作赋者，学贵乎博，才贵乎通，运笔贵乎灵，选词贵乎粹。博则叙事典核，通则体物精详，灵则疏理无肤滞之讥，粹则宣藻无诐流之失。兼此四善，而畅然之气融会于始终，秩然之法调御于表里。然必贯之以人事，合之以时宜，渊闳恺恻，一以风雅为宗。而其旨则衷于六经之正，岂非天地间不朽至文乎？壮夫不为，是何言也？”[9](P275－276)以博、通、灵、粹四字概括赋家的学识、文艺修养，而又宗以风雅，体现了陆葇对赋的体性的独特看法。
明清文集凡例多论及文章流变。清王修玉《历朝赋楷》“选例”：“赋虽本于六义，体制则有代更。楚辞源自离骚，汉魏同为古体。此为赋家正格，允宜奉为典型。至于两晋微用俳词，六朝加以四六，已为赋体之变，然音节犹近古人。迨夫三唐应制，限为律赋，四声八韵，专事骈偶，此又赋之再变。宋人以文为赋，其体愈卑。至于明人，复还旧轨。兹集诸体咸收，但求合格，譬之朱紫异章，并成机杼；絃匏各器，均中茎韶。如或词体纰杂，不娴古法者，即有偏长，亦加澄汰。”[10](P3)追溯赋体的起源及体制之迭更，简笔勾勒了赋体发展变化的四个重要阶段，并表达了“诸体咸收”，不拘一格的融通的文学观念。又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弊。”[11](P3)将明代八股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简要概括了各个阶段的主要成就、特征及不足，所论中肯精辟，为后世研治明八股者普遍接受。
八股是清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那么，八股取士的衡文标准是什么呢？雍正、乾隆两帝多次强调科场文体当以清真雅正为宗，但未阐发其内涵。方苞在《钦定四书文》“凡例”中将两帝提倡的“清真雅正”称为“清真古雅”，其论曰：“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庶可以宣圣主之教思，正学者之趋向。”那么，何谓“清真古雅”？“凡例”称：“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创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而依于理以达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险仄纤巧，而于大义无所开通，敷辞割裂卤莽，而与本文不相切比，及驱驾气势而无真气者，虽旧号名篇，概置不录。”[11](P4)可见，“清真雅正”包含了理与辞两个方面。所谓清真，指义理之当；所谓雅正，指文辞之当。两者相辅相成，不可缺一。方苞还对如何达到“清真雅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旨在为学子指明向上一路。《钦定四书文》系方苞奉敕编定，也是唯一一部收入四库全书的八股文选。其选文所确立的典范意义及凡例所标举的审美风格，不仅深刻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八股文风，甚至对于整个清代散文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如章学诚曰：“仆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12](P81)夏力恕《菜根堂论文》：“为文之的，雅正清真，包括无余矣”，“雅正以立其本，清真以致其精”，“必交相为用，其义始全”。[13](P4067)不论谈制义还是古文，所标举的审美风格，都与《钦定四书文》凡例所论息息相通。
古代文集素有分体编次的传统，因此，文集凡例往往论及文体问题。如清徐枋《居易堂集》有“凡例”11则，第一则即论文章体类，其文曰：“文章重体类。《书》曰辞尚体要，《易》曰方以类聚。既有体，斯有类矣，自古编辑之家綦重之。苟体之不分，则类于何有？然此犹就其疑似豪釐之间言之，犹五谷皆谷也，而菽麦不可不辨；五金皆金也，而铅锡不可淆于黄金耳。若直非其类而讹舛淆杂，则吾不能知之矣。如昌黎一集，文章家之龟鉴也，又为其受业门人李汉所编，不知何以于文之体类既有所讹，即于其自为书之例又有所戾。如《溪堂古诗》何以入杂著，《石鼎联句》何以入序中，《送陆歙州》、《送郑十校理》、《送张道士》，只应以序入诗中，不应以诗附序见。况《送张道士》序仅数言，而其诗则巨篇也，而竟入序中，此皆于文之体类有未叶者也。《为宰相贺白龟状》在三十八卷表状中，何以《贺张徐州白兔状》又入十五卷书启中。此皆于其自为书之例有相戾者也。”[14](P3300)强调区分体类在文集编纂中的重要性，尤其注重区分同一文类中体性相近的文体，批评李汉所编昌黎文集因体类混乱导致体例乖舛。徐枋还举例说明自己如何细分文体，“凡例”曰：“书后、题跋分为二类，亦犹书与尺牍也。书后必于其事有所论列，或发古人所未发，或因其事而别论他事，非仅仅片辞只语，取意于字句间者，如吕黎《书张中丞传后》是也。题跋则有间矣。识者阅吾诸篇，则划然二体，自不可合为一者。”[14](P3295)许多文集或文体学著作往往把书后、题跋视为同一文体，徐枋认为，两者虽有相近处，但更有较大差异：“书后”必然对原文或原书内容有较多补充、申发，而不像题跋那样，仅缀数语而已。这种辨析，细致精确，发人所未发，可见明清以来辨体之精严。
以上分析表明，明清文集凡例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文献和理论资源，其内容随文集内容不同而千变万化，可谓林林总总，无所不包。文集凡例，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体式。明清时期许多重大的文学思想、文体观念常借助这种体式来阐发。如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提出，六经、《语》、《孟》是古文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15](P613)“叙事之文，义法莫备于《左》、《史》”，后世古文大家，无不取法《左》、《史》，如“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15](P615)故欲治古文者，必熟读三传、《史记》，方能“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15](P614)《古文约选序例》是方苞阐述“义法”理论的重要文献，历来为治桐城文论者所重视。又如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中，将古今文体分为三门11类，并详述分类理由及相关作品的归类。这种分类方法，吸收了姚鼐《古文辞类纂》以文体功用进行分类的成果，又增加“门”来统摄文体类别，确立了门、类、体三级分类法，体统于类，类归于门，分门别类，纲举目张，颇具系统和层次，所以产生了较大影响，如稍后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就完全按照这种路数来编次。《经史百家杂钞序例》因此成为研究晚清文体分类思想的重要文献。
三、明清文集凡例的文体特征
学界通常认为，古代文学批评最具民族特色的形式是选本、诗格、诗话、文话、评点等。这些批评体式，一般呈专著形态，较为引人注目，所以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凡例依附于专著，其内容又往往涉及图书体例和编纂技术，并非纯粹的文学批评，因而较少引起关注；与同样依附于著作的序跋相比，凡例因其文体形态的特殊性，远不如序跋那样受文论家重视。那么，凡例作为一种批评文体，其形态特征究竟如何？王兆芳《文体通释》曰：
例者，比也，比类全书之科条也。主干校比凡要，条理始终。源出《春秋》凡例，流有汉颖容、晋杜预《春秋释例》、魏王弼《周易略例》，及隋魏澹《魏史义例》。[16]
简要追溯了“例”的文体渊源，指出其文体特征在于根据著述宗旨，排比科条，确立规范，并将这种规范贯穿始终。为具体感受这种文体特征，现迻录清刁包《斯文正统》“凡例”如下：
一、斯文之选，专以品行为主。若其言是，其人非，便失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之义，虽绝技无取：
一、题目虽多，要之不出三达德，五达道外。其玩物适情，游戏小技，一切不录；
一、是集传经吏之灯，为讲学明道地也。故于儒佛之辨，朱陆之辨，尤三致意焉；
一、平生所景仰佩服之人，求其文，至形寤寐。偶获尺幅，虽十朋之龟不啻也。间有一二未谙生平，则必其文之有关大道，足以匡时而砥世者；
一、近代名公诸所见录者，大抵皆作古人矣。其时贤概未入选，以盖棺论定故也；
一、古今佳文何限。一人耳目，一时网罗，岂能遍及。除所梓二百一十有六篇外，尚容续集。[17](P174－175)
凡例共六则，除了五、六两则谈选文时限及材料处理原则，属于编纂技术外，其他四则体现了理学家对于文学功用、内容、作家修养等的看法，是典型的理学家文学批评。形式上，则排列科条，类似法律条款。这些科条，尽管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作者的文学思想，但各条之间，未必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所以，即使调换次序，也往往不影响表达效果；语言上，多为说明、议论文字，准确、明晰、简练，而不重藻彩。从文章学看，序跋与凡例虽都附属于成部著作，其地位并不相同。序跋是辞章之一种，尽管写法不拘一格，然多讲究布局谋篇和遣词造句，重视结构精巧，层次清晰，逻辑严密，首尾浑然一体，故其佳作往往被视为文章典范而入选各类选本，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刘向《战国策序》、萧统《文选序》、韩愈《张中丞传后序》、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等。而凡例各条款之间，其次序先后虽可暗示主次轻重的不同地位，但从形式逻辑看，各条款只是并列关系，结构单纯，不需要精心组织和刻意安排，也就无所谓前呼后应、首尾一体、义脉贯注等辞章艺术。因此，一般的选本，都不会选录凡例这种文体。别集、总集中收录凡例，主要是为了保存文献，而非出于删汰繁芜、荟萃菁华的目的。
凡例排比科条的结构方式，虽乏辞章艺术之美，却为自由灵活地表达文学思想提供了极大便利。在章法谨严的辞章中，每一章节甚至句子都有独特的地位，任何增删修改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在凡例的并列式结构中，条款的增减只影响表述内容的多寡，而不影响结构的完整、组织的严密、条理的清晰和义脉的贯注等，因此，作者完全可根据著述规模及内容的复杂程度，灵活掌握凡例条款的多少与篇幅的长短，而不必顾虑章法、结构的限制。简略者如上引《斯文正统》凡例六则，仅200字；清张伯行《濂洛风雅》凡例五则，亦仅200字，每则不过三四十字。繁富者如明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凡例37则，三千八百余字；清梁善长《广东诗粹》例言20则，两千三百余字，每则达百余字；徐枋《居易堂集》凡例虽仅11则，而总计亦两千三百余字，每则二百余字。当然，同一篇凡例，各条目篇幅未必均衡，简者极简，繁者极繁，如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九则，第一则七百余字，而最后四则，每则不过数十字。这种长短不拘、自由而近乎松散的结构形式，与诗话、文话等批评体式相近，而迥异于独立成篇的序跋类批评文体。
综观明清文集凡例撰写史，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倾向，即篇幅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丰富。许多篇幅较长的凡例，主旨鲜明，层次清晰，逻辑严密，俨然是精心结撰、独立成章的专题论文，不再是自由松散的科条排列。如清初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五千余字，详细阐发了其诗学理想，显然寓有纠正明代诗学偏弊之意。前后七子高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溺于拟古而丧失自我性情，公安派矫以性灵而流于俚俗鄙陋。故陈祚明在“凡例”中反复强调“诗之大旨，惟情与辞”，“言诗不本诸情”，则“失其本矣”；[18](P579)而抒发真情，文辞必归雅正，不可流于粗梳叫嚣，庳陋俚下，所谓“古今人之善为诗者，体格不同而同于情，辞不同而同于雅”；[18](P581)指出学近体不能只取法盛唐，而应“因近体以溯梁陈，因梁陈以溯晋宋，要其归于汉魏，此诗之源也”，[18](P579)只有打通古体与近体、盛唐与汉魏六朝的界限，才能避免识见不高、取径狭隘的不足；还批评《文选》以及明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些汉魏六朝总集、选本体例不严谨、缺乏诗史眼光等缺陷，强调总集编纂的辨体精密和“审其源流，识其正变”的学术史眼光。总之，此凡例可视为研究汉魏六朝诗的长篇专题论文，是认识陈祚明诗学思想乃至整个清初诗学祈向的重要文献。又如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选》“凡例”一万余字，只字不谈编纂体例，而是根据唐诗体裁，分“五古凡例”、“七古凡例”、“五律凡例”、“七律凡例”、“五排凡例”、“五绝凡例”、“七绝凡例”七部分，一一论述各体诗歌的体性特征、发展脉络，评价重要作家作品，合而观之，可视为虽简略而较完整的分体唐诗发展史。《读雪山房唐诗选》问世后传布不广，而其凡例论各体唐诗，产生了较大影响，故后人将凡例摘出，与原书序及管世铭杂论唐诗之语20则合为一编，以“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为题单独刊行，可见此书凡例在流传过程中已脱离选本而获得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地位。
事实上，清代凡例确实摆脱了对成部著述的依附地位，开始成为一种独立、自由的文学批评文体。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金石学中涌现出大量以“例”命名，探讨碑志写作规范的著作，如黄宗羲《金石要例》、梁玉绳《志铭广例》、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郭麐《金石补例》、吴镐《汉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王芑孙《碑版文广例》等；一是在古文批评中出现许多以“例”或“凡例”命题，不附属于成部著作的单篇论文，如袁枚《古文凡例》，章学诚《墓铭辨例》、《文学叙例》、《和州志艺文书序例》，秦瀛《论行述本例》等。此外还有以“例”名书的文章学专著，如陈澹然《文宪例言》等。这种以例论文风气的兴盛，使“例”成为清代非常活跃的文学批评体式，故王兆芳《文体通释》将“例”单独立为一体，这是此前的文体学著作从未有过的，充分体现了清代文论的特点。这种特点，与清代文集凡例文学批评色彩日趋强烈的风气是息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