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极化思想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思想论文,多极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极”本是地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指地球的南北两端。东西方冷战爆发后，极的概念被借用到国际政治领域，用“两极”来形象地描述两大集团之间的对峙。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多极”、“单极”等概念。美国学者并未就“极”的定义达成一致，但大多数人认为，“极”是指那些拥有强大权力资源，并对国际事务有着重大影响的力量。“单极”、“两极”和“多极”指国际关系中全球层面上的力量分布状况，即国际体系的结构。“多极”是指体系中存在3个或3个以上的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尽管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术语，“多极”在冷战后才出现，但这之前，多极作为国际体系的一种权力分布状态早已存在过。大部分美国学者都同意，多极体系的历史原型是17世纪初威斯特伐里亚战争后到19世纪末于欧洲存在的均势体系。他们关于多极化的思想，如极的界定、多极体系下的大国关系、多极体系与稳定的关系等，都或多或少地源于对这一均势体系的研究与认识。在许多学者对多极化的论述中，多极体系往往是指从前的均势体系。
美国学术界关于多极化的讨论始于本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尤其是60年代末以后，多极化思想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美国际关系学的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都提出过各自的多极化思想与政策主张，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是国际体系内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行为者，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即所谓的两极、多极或单极决定体系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所以在这两大流派中，现实主义学者更经常地使用极的分析方法，阐述多极化思想的也多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学者。
一
早期的讨论。美国关于多极化的讨论首先是在理论层面。国际体系的结构与体系的稳定、战争爆发的频度与烈度的关系，一直是西方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传统课题。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苏尖锐对峙引发了对于爆发大战的担心，再加上系统论被引入国际政治领域，美国兴起了一场关于多极化、两极化与战争的关系的讨论（注：[美]多尔蒂·詹姆斯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主编：《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以卡尔·多伊奇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随着系统从两极向多极转变，战争的次数可望减少，系统更为稳定（注：Karl W.Deutsch and J.David Singer,"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International Stability",World Politics,April 1964.）。 而以肯尼思·华尔兹为首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为稳定。在多极体系中重大的行为者增多，国家间关系更不确定，利益冲突增加，更难以控制局面，因此冲突的可能性更大（注：[美]多尔蒂·詹姆斯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主编：《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当时正值两极体系的鼎盛时期，并不存在现实的多极化趋势，关于多极化的这场争论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在学术界外未产生太大的反响。
五大力量中心说。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又掀起了一场关于多极化的讨论。60年代末，美开始丧失它在二战结束初期拥有的压倒优势，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以基辛格、尼克松为代表的部分现实主义者指出，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超级大国的地位行将结束，多极化将成为未来的潮流。他们的主要思想包括：第一，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的大国正在兴起。尼克松认为，从经济实力来看，当今世界存在五个力量中心，即美、西欧、苏、中、日，其中、欧、日均是在全球与美国激烈争夺世界经济领导权的有力对手。在10—15年后，将出现5个超级大国（注：Nixon,"Remarks to Midwestern News MediaExecutives Attending a Briefing on Domestic Policy in Kansas City,Missouri",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July 6,1971.）。第二，与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多极体系不同，两极格局下的五大力量并不均衡，正在出现的是一种“政治多极化”（注：关于“政治多极化”的论述见Henry A.Kissinger,"Central Issu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merican Foreign Policy(expanded edition),W.W.Norton& Company.Inc.,1974.），它是由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种错综复杂的综合“均衡”。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以战争来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代价也越来越高，因此军事力量转化为其他领域的实际影响力更加困难。一些在军事上软弱，然而，或是由于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如日、欧），或是由于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如中国），这些国家均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第三，多极化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尼克松认为“在世界历史中，我们唯一享有长期和平的时期，就是存在均势的时期”（注：见Time,Jan.3,1972,Page 9.），所以美国应奉行微妙的均势政策，在这五大力量之间建立起相互制约的势力平衡。
美国相对衰落论与霸权兴衰论。70、80年代，美国相对衰落论盛行一时，构成美国多极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从尼克松宣布世界出现五大力量中心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遭到进一步的侵蚀。一批学者运用历史类比方法，分析历史上大国兴衰与国际体系变迁的内在规律，并由此得出美国相对衰落的结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和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与转移理论。
肯尼迪的主要观点包括（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1500 to 2000,Random House,1987.）：第一， 经济和技术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经济力量是一国军事力量和综合实力的基础。第二，各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对于各国的相对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具有长期的重大影响。因此，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第三，随着一国经济利益的增加，它会在军事力量上投入更多资源以保护扩大的经济利益；但军事上的过度扩张最终将剥夺生产性投资，从而严重削弱其经济基础，导致长期的实力衰退。因经济技术迅速增长而上升的力量将取代衰落国成为新的大国。美国冷战时期在军事上过度扩张，经济基础遭到严重削弱，面临一系列制约长远发展的严峻挑战。同时，全球生产均势在战后几十年发生了巨变，欧、日已在经济上对美构成了严重挑战。从经济的角度衡量，世界已开始从两极转向多极。因此，美应实行力量收缩，减少海外义务，使美国的军事支出与其下降的能力相适应，致力于解决制约美国长期发展的国内问题。
吉尔平的霸权与转移理论用经济学中的效益—成本分析法来解释历史上国际体系的变迁（注：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Press,1981.）。他指出，随着一国力量的增长，它会追求更大的领土控制权、扩大对国际经济的控制，建立起有利于自身全球利益的国际体系。在体系建立的初期，由于规模效应，这种控制将有利于维护霸权国家的利益，使它的实力逐步增加。但是，根据收益递减规律，随着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控制的扩大，它得到的收益递减，而维持控制所需的成本却越来越大。当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控制达到顶点之后，它从控制国际体系中得到的收益将小于成本，逐渐无力维持其在体系中的控制能力，因而不得不减少对体系的控制，它的实力地位开始衰落。同时，由于不同的增长率，新的力量逐渐崛起。这样，现有的国际体系已不能反映新的权力配置结构，新的大国会认为改变体系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从而谋求改变体系，直至建立起反映权力重新配置的新的均衡。因此没有一个国家能永远保持霸权地位，在霸权建立的过程中就孕育着未来衰落的种子。
没有一个国家能永远保持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或主导地位的理论，对美国的多极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注：吉尔平建立的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模型为多极化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尽管吉尔平承认美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却并未得出多极化的结论。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迁》一书中，他反对世界已走向多极化的提法，认为两极体系仍相当稳定。）。凡赞成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学者多为美国相对衰落论者，他们以经济发展速度不一致作为理论依据，强调经济力量是决定一国实力最根本、最基础的因素。
冷战后现实主义学者的多极化思想。冷战后，苏联的突然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克劳斯海默等极端民主主义者宣布世界进入了以美为主导的“单极时刻”（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American and the World( 1990/1991).），单极论在美国盛行一时。但相当一批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美国的优势是暂时的，很快将被多极体系所取代。他们指出，美国尽管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对国际体系的控制能力在下降。一方面，由于共同敌人和威胁的消失，西方联盟的凝聚力下降，欧、日与美国的利益冲突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根本性质，新的大国（主要是日本、德国或欧盟，以及中国）必将崛起。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其他大国的国际利益逐步增多，将谋求发展自己的军事、政治力量，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德国、日本甚至有可能发展自己的核武库，逐渐从经济巨人发展为具有全面政治、军事综合实力的全球力量，世界将越来越像18、19世纪的欧洲（注：冷战后现实主义学者的多极化思想，可参见Henry A.Kissinger,Diplomacy,Simon &Schuster,1994; John J.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Security ,Summer 1990; 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3;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Great Powers Will 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93etc..）。
在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的问题上，现实主义学派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基辛格、米尔斯海默等传统现实主义者反对美退回到孤立主义。他们认为美国拥有广泛的全球利益，应继续全球参与战略，实施微妙的均势外交，维持欧、亚的势力平衡，避免任何一个大国在欧亚大陆建立霸权。新现实主义学者则从多极化的判断推导出新孤立主义的政策建议（注：ChristopherLayne, "TheUnipolarIllusion";Eugene Gholz,Daryl G.Press and Harvey M.Sapolshy,"Come Home,America: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Tempt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97.）。 他们认为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其物质安全与经济繁荣，而冷战后这二者都未面临可见的威胁。因此，美应转而实行力量收缩战略，从海外撤军，让其他国家相互制衡、维护自己的安全；美国应扮演一个类似19世纪英国的海外制衡者角色，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转移到国内问题上去。
新自由主义学派与多极化思想（注：本文根据具体的政策主张而不仅是言论来分析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多极化思想。）。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对多极化的态度十分矛盾，它一方面批评现实主义学者的多极化观点；另一方面也批驳单极论，其政策主张又实际上承认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促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首先，他们强调多极体系中各个“极”的实力大致相当，只有各个方面实力都强大的国家才有资格成为一极。70年代，新世界秩序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坦利·霍夫曼曾批评基辛格、尼克松的多极化思想，指出所谓的五大力量中心实力极不平衡，日、西欧、中国虽具有潜在的实力，实际上还只是地区力量，而且日本、西欧还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的保护（注：见Stanley Hoffmann,"Weig-hing the Balance of Power",Foreign Affairs,July 1972.）。 约瑟夫·奈也多次撰文批评美国相对衰落论和多极化思想，指出在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比较稳定，美持续相对衰弱的说法并不切实；而且，只有美国在各个领域都有强大的权力资源，并能把这种优势保持到下个世纪初，日本、西欧和中国等都在权力资源上有重大的缺陷和不足（注：Joseph 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90.）。其次，他们强调从60、7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本身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的“极”的分析方法已不能完全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注： Joseph Nye,Bound to Lead; 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他们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和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发生全球性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少，军事力量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的能力下降；同时，随着国家数目的激增、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不断发展，以及诸如能源、资源、环境、人口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权力逐渐向中小国家以及非国家的行为体扩散，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国际犯罪集团等。约瑟夫·奈将今天世界政治的权力配置比作一个多层蛋糕，顶层的军事领域是单极（美），中间的经济领域是美、日、欧三极，而底层的跨国相互依存则表现为权力的扩散（注：Joseph Nye Jr.,"What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Spring 1992.）。所以，不能用传统的多极或单极来描绘今天的力量配置。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传统的军事安全不再总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多地来自某个地区的局部战争和某些国家内部战争的扩散效应，以及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体系变得比从前复杂得多，大国对体系的控制力大为下降。不仅美国，其他大国，甚至国家本身的权力都受到侵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能独立面对或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实施霸权领导。所以，美国必须结合传统的权力和自由主义的制度方法，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更多地倚重已有的国际机制和制度，并领导建立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对国际事务实行多重领导。
从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在批评现实主义学者的多极化思想，但实际也默认了多极化趋势的存在：他们承认美国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下降，而其倡导的国际合作机制实际上会进一步削弱美的影响力、增强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从而促成多极格局的形成。他们与现实主义学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认为下降的是美的国际影响力而非实力，把这种下降更多地归因于国际体系本身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承认多极化趋势已成为冷战后美国政论界的主流（注：美国学者John C.Hulsmen将冷战后美政论界（包括学者与政界人物）划分为民主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等3个流派， 认为除民主主义派之外，具有新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倾向的学者与官员，即政论界的大多数人都承认多极化趋势。见John C.Hulsmen,A Paradigm for the New World Order:A Schools of Thought—Analy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n the Post Cold War Era,London:Macmillan Press,1997.）。
二
美国的多极化思想首先是对美国自身实力地位的认识，是对60年代末以来美国实力或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反映。因此多极化思想对美国政论界和对外政策的影响是随美国实力，尤其是经济力量的起伏而变化的。凡是美国实力相对衰弱或是受到重大冲击的时候，也正是多极化思想比较流行、关于多极化的辩论最激烈的时候。70、80年代，美国相对衰落论盛行一时，关于多极化的思想也深入人心。尼克松、福特、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分别受到现实主义和新世界秩序派的多极化思想的很大影响。冷战结束之初，民主主义者宣称世界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多极论一度受到批评。但很快，刚获得冷战胜利的美国就步入经济衰退，关于多极化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日本威胁论和德国威胁论，尤其是日本威胁论成为在美国流行的观点（注：Samuel P.Huntington,"Why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1993.）。1993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 随着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日、欧相继陷入经济衰退，多极化思想在美国的影响开始下降，单极的观点又逐渐抬头。
60年代末以来，多极化思想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认多极化趋势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但有两个根本的政策倾向是一致的。第一，他们都主张美国实行不同程度的力量收缩。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者、传统现实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学者都承认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力下降，都认为美没有足够的能力、也不应继续充当世界警察（注：美资深记者Muravchik 把主张进行不同程度力量收缩的现实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都归为“新孤立主义者”，见Joshua Muravchik,The Imperative of American Leadership:A Challenge to Neo-Iso-lationism,The AEI Press,1996.）。 新现实主义者从多极化推导出全面退出国际事务的政策主张，与美国内的孤立主义传统合流；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主张按重要程度区分国家利益，认为只有在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时才应进行军事干预；新自由主义学者主张美更多地与其他国家合作、倚重国际组织，实际上也是要减少美对国际事务的资源投入，进行一定的力量收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劳斯海默曾说，（新自由主义的）多边主义实际上是国际主义者的孤立主义（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Lonely Superpower",New Republic,July 29,1991,Page 26.），即孤立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第二， 他们都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经济力量被认为是一国实力中最基本的要素，世界多极化的一个根本依据是美国经济力量的相对衰落，多极化也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因此，持多极化思想的学者多主张重振美国的实力地位，首先要振兴美国经济，解决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国内问题。从尼克松政府推行尼克松主义开始，除里根时期的战略扩张以外，美国历届政府基本上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力量收缩。冷战之后，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投入更是一再减少。到1995年，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支出（包括国防、对外援助及其他项目）已降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5%，并在继续下降（注：Joshua Murav-chik,The Imperative of American Leadership,Page 44.）。 克林顿政府更是将经济安全视作其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
但是，尽管有共同的政策倾向，现实主义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多极化思想仍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冷战后它们在美国政论界的影响也很不同。如上文所述，在美国阐述多极化的主要是现实主义者，新自由主义学者则经常以多极化批评者的面目出现，因此多极化往往与现实主义者及其主张的均势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分析过于简化，他们侧重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间政治，过于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对行为者的影响，不能解释冷战后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如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尤其是各大国日趋内向化，内政对外交的制约越来越大等；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政治非道德的特性，强调国家的利益与权力，认为冷战后大国间的主要冲突将从军事领域转到经济领域，忽略意识形态因素（如社会制度、文化等）的重要性。他们倡导的多极化和均势外交与权力政治、秘密外交、冲突等紧密相联，受到美国学者（包括新自由主义学者）和舆论的批评。冷战后，现实主义学派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在逐渐下降。
与现实主义者相反，新自由主义学者一般不使用极的分析方法。他们强调国际社会的同质性，强调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的加深，主张增强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国际合作，更贴近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也更易于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与支持。90年代以来，特别是克林顿第二任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学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逐渐上升，成为美政论界的主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新的变化，如大国关系在美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下降，建立以美为主导的国际与地区合作机制，更为重视地区势力平衡、地区大国或枢纽国家，领导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等，多少都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
三
冷战结束已经7年，国际体系仍然处于不断变化、 调整的过渡时期，但多极世界的轮廓已越来越清晰地凸显了出来。有潜力成为未来一极的几大力量（美、欧、日、中、俄）的实力很不平衡，美国的综合实力远超出其他国家，但这并不能阻止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的势头（注：宋以敏：“美国一时得势并未改变多极化发展趋势”，《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1期。）。从这个意义上说， 美国现实主义者关于多极化的论述反映出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但与他们的预言不同，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并非传统均势的再现。
首先，“极”的相互作用方式发生了变化，趋于通过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对抗与战争来解决问题。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和各国间相互依存的加深，促使各国、尤其是大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发生变化。军事手段越来越少地成为对外政策的工具，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注：Joseph S.Nye,Jr.,"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19,No.1(Winter 1996).）； 市场经济的运作使各国认识到国际政治并非总是零和游戏。因此，尽管存在各种矛盾，合作将成为大国间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式。第二，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始终是一个相对稳固而又占据优势的组合。意识形态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发挥着较大作用。美国、西欧、日本拥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在它们之间已有不可计数的会晤、协调机制。由于对威胁和利益的认识并不总是一致，西方联盟的凝聚力不如从前，它们可能就不同问题分别与中、俄以及其他力量组成特定联合；但总的来说，他们之间的联盟比他们各自与中、俄的战略合作具有更深厚的根基。从国际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说，以美为首的西方联盟是既得利益者，在维持国际经济制度现状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注：这里是指在维护国际经济制度的根本框架方面具有的共同利益，不排除它们在争夺国际经济主导权上有矛盾与斗争。）。这一西方联盟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及制订规则等方面均占据着优势地位（注：王逸舟以“单极世界的多极化态势”来描述西方联盟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见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极”对国际体系的控制能力下降。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行为者数目的增加，权力日益从大国扩散到中小国家，地区层面上的力量对比及其相互作用愈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地区层面上，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最具活力（注：美国学者Richard K.Betts在 "
Wealth,Power,and Instability"中指出，由于体系较为稳定，美国在全球层面上享有的单极主导实际意义不大，地区的力量对比或是均势才更有意义。美国的力量一旦分散到各个地区，就不再具有优势，只是地区多极结构中的一极。因此，“今天全球的单极化与地区的多极化同时发生。”载于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Winter 1993/1994),pp.34—77.）。地区集团、中小国家、尤其是中等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的作用，大国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第四，全球化与多极化齐头并进，国际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全球化带来的跨国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迫使各国加强合作，进一步促使权力从大国扩散到中小国家；同时，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本身的权威与合法性提出挑战，使权力从国家扩散到非国家行为者。
简而言之，未来的多极世界将是一个与传统均势十分不同的、复杂的体系，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现实主义多极化思想已不能准确地描述这一体系。正是因为它大致反映出了国际体系变化的新趋势，新自由主义思想更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但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政策建议是为最大限度地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服务的。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迫切需要在认真研究、借鉴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反映我们自己利益和观点的新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