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廉价劳力上沾沾自喜的阶段提前结束——外贸思路调整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躺在论文,沾沾自喜论文,变局论文,前所未有论文,廉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中美贸易纠纷上升引起广泛关注，国内思考分析这个问题角度太窄，招数也太老。须知围堵中国出口的参与者已经不仅是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连埃及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点刺中国。如何封堵中国出口在一些国家已经上升到国策研究的高度。日本首相亲自挂帅召开“知识产权战略会议”，随后颁布知识产权基本法案。2003年干脆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保护部。美国在2002年发布21世纪发展战略纲要，“在全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围堵中国高端产品的一张王牌，在低端产品上从彩电，纺织品到家具专拣中国大宗出口实施反倾销，已呈高压低挡的合围态势，加上其他国家东施效颦，相关企业利益集团从中做梗，如此量大面广的围堵使中国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在别人已从国策角度调整的时候，国内有些学者仍在主张加强双边协调协商，以订单化解怨气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首先美国对中国发动一轮轮的反倾销并不简单是政治作秀，在中国并未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前提下，中美贸易的逆差与美国近年来经济结构的调整（传统产业或日薄西山或大量迁出，就业与经济增长难成正比）密切相关，这并非是个短期问题，以大采购来缩小逆差只是杯水车薪，况且如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中国到处双边协商、到处大采购显然不现实。到2005年，中国大多数企业都将有外贸经营权，意味着国际国内竞争都将达到高潮，出口必然进一步挤占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在各种利益的磨合中，少不了经贸摩擦烈度加大。但是反过来由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是最大赢家，它们也不会坐视贸易保护主义失控，仍会在多边或区域构架中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喜欢爆发贸易战。因此对中国外贸的基本格局判断是不至于崩盘，但好日子一去不返，鉴于内需战略的主动方往往是市场逆差国，逆差越大，发言权越大，所以中国出口量与利的悖离将更严重，出口几乎是叫好不叫座。
许多学者泛泛地提出中国企业应该走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技术创新之路。理论上这种提法并不错，问题是企业家和理论家想的并不是一回事。身在企业家岗位上时刻计算的是投入产出比和各种投资风险。即使是中国当今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至今也没有彻底摆脱营销为王的阶段。当年是靠第一代企业家善于抓住宏观机遇和微观商机壮大到一定规模，如今适当投入一部份资金，搞一些局部研发，应用研发是企业家控制创新风险的首选，根本不具备一掷亿金和跨国企业一较基础研发长短的实力和意愿。中国新兴企业家们为自己设计的是从产业链下游渐进到上游的回溯之路。企业家的现实选择使外贸出口短期内不会改变以大宗劳动密集型廉价产品为主的结构。这些产业的共同特点是进入门槛低，容易引起投资过剩，投资过剩又容易引起生产过剩，接着引致供给过剩，再接着就是无序竞争，从而招来国外猛烈的反倾销或保障措施。近两年来中国产品遭遇反倾销几乎涉及所有出口产品。2001年遭遇立案调查数占全球案件的15%，2002年上升为17%，2003年除了美国对中国连续发起一宗宗影响较大的反倾销之外，相当一部份发展中国家也在混水摸鱼。比如埃及对中国瓷器餐具，南非针对中国铝制餐具，秘鲁针对中国铁制铰链等。所以指望中国出口产品全面升级来化解围堵浪潮是远水难救近火。
反观国内认为廉价劳动力“长盛不衰”的观点，也有反思的必要。的确中国东中西部位差巨大，13亿人口提供丰富劳动力后备大军，但这仅是静止地分析了国内情况，没有顾及世界上的种种变数。中国周边原先更加落后的地区和国家一旦加速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同等素质的劳动力相比更加便宜的优势就将凸现出来，也即中国廉价劳动力极大丰富构成绝对劳动成本优势，其源源不断的替补过程却极易被周边相对劳动力成本优势所打断。在本次对中国家具的反倾销中，部份从中国进口家具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已开始将它们的家具制造业务移向其他低成本生产国，可见中国廉价劳力优势至少不像原来想的那样不可动摇。
另外，中国的廉价劳力优势内部隐含了以下几个要素：对生活福利要求低；对生产条件要求低；对生产环境要求低；与资方谈判能力低。唯因如此在劳工权利保护方面留给国外各种组织大做文章的空间。一旦其他国家采用“点穴方式”，几乎可以像点菜一样定点打击中国的出口企业。著名的SA8000标准浮出水面实际上是在宣告一个时代的到来，假如继续细化成劳工住宿标准、伙食标准、工资购买力标准、生产设备标准、环境标准……中国出口成本大幅上涨将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避免受到美国国内劳工组织的指责和起诉，美国进口商越来越重视供货商的生产环境、劳保程度和工资水平，对那些劳动成本过低的产品不予进口，如果无意间进口了甚至就地销毁。美国一些家具企业已开始向政府抱怨中国企业工人工资过低，劳保不够，要求封杀中国“血汗工厂”出口的商品。廉价劳动力优势已成为中国扩大出口的“双刃剑”，其基础中可供别人挑剔的靶点很多，假如国外各种官方非官方组织要较真起来，中国出口企业无论在道德舆论上还是增量创收上都授人以柄，而且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在更加冠冕堂皇的舆论支持下进行，逆差国摇身变成道义国，仅靠双边协商如何解决？
单单就外贸本身的思路去试图解决外贸困局显然是不够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出口创汇的目的不仅是增强国力也包括增加人民福利。为了避免外贸依存度与内需不旺交替促进的恶性循环，为了避免在劳工问题上疲于奔命陷于被动的局面出现，外贸战略已经到了全面调整的关键时刻，具体而言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我国现行《食品卫生法》对104种农药在粮食、水果、蔬菜、食用油等45种食品中规定了允许残留量，共含291个指标。而国际食品法典对176种农药在375种食品中规定了2439条最高农残标准。类似种种国内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待遇差异”直接导致日本和欧盟封堵中国基础消费品得心应手。假如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接轨，生产监督标准与国际接轨，国内毒火腿、毒肉松事件就会少很多，既保护内需也保护外需。再比如加强追讨拖欠工资、实施生产环境强制标准等措施实质上是把回应人权组织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又让国外消费者心甘情愿为国内人民的福利买单，又主动减少国际顺差，还稳定国内社会，一举多得。此外包括税收在内的外贸政策可以从原来的“阳光普照”改为“定点扶持”，让一些优势出口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兼并重组，外贸权放开，同时又通过市场丛林法则削减出口企业数量，减少自相残杀。扶持行业协会跨国斡旋……创新的空间很大。
中国主要出口市场大多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因此反倾销进入到一定的司法阶段，政府谈判其实已回天乏力，企业单指望政府出面也不现实，因此微观层面也面临一系列战术调整。比如直接按国际财务标准计算成本；对在中国有利益的跨国企业打拉结合，直接瓦解对方起诉阵营，争取主诉方以撤诉告终；选择有实力的国外经销商联手；引进外国设计师和技工主动提升人力成本和品质；由行业协会组织集体抬价；进料加工改来料加工；像犹太人一样组织院外游说利益集团；为有形产品增加虚拟概念借机升值等。总之管理部门和企业都必须对廉价劳力优势好景不再的场面有所准备。
标签：上贸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