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社会主义：历史与逻辑的考察——对考茨基民主理论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茨基论文,民主论文,再认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茨基是第二国际时期的中派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重要人物。他立足于欧洲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据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理解，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一系列思想。今天，如何正确解读考茨基的思想，不仅对全面评价考茨基本人在国际共运史中的地位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面认识和研究自第二国际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酝酿：民主与历练
考茨基基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历史了解，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滥觞于民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财富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势下，资产阶级发动社会大多数人参加政治革命。他们所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资产阶级发明的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等社会理论，代议制、阶级选举等政治理论。换言之，资产阶级发明出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理论。
但是，资产阶级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确定是以个人财产状况为基准的。考茨基认为，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使其他阶级无法实现这样的基本财产要求，甚至让他们无法获得这种“要求”的知识储备和思考时间。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就在于人为地控制流氓无产阶级的规模，“资本主义增多着他们的人数，从而扩大着他们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使他们仍然停留于无知、粗鲁、无能的状态。资本主义甚至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压低到流氓无产者的水平”①。于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要么让无产阶级为生存而奔波，从而丧失提高知识能力的经济基础和时间空闲；要么让无产阶级成为家养动物，迷恋于丰裕的物质生活和娱乐休闲，从而丧失自己的政治意识。这是一种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贫困化。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资产阶级革命似乎为新生的政权生产自己的掘墓人。
但是，马克思、考茨基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不仅仅停留在此种批判程度上，相反他们还关注到资产阶级形式化民主对无产阶级的思想启蒙和力量凝聚，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提供了政治操练。在考茨基看来，政治革命的酝酿或者操练途径就是对民主的熟悉和掌握。
政治革命的方式是多样的。考茨基反对布朗基和魏特林的做法——“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从而给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②。他认为，这种暴力革命会留下两个痼疾：第一，整个无产阶级并未成熟到必须革命的阶段，因此，政治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仍然停留在原有的精神状态上，不能成为统治者和管理者；第二，大权独揽的救世主往往在政治革命后成为新政权的独裁者，革命成为改朝换代而丧失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
考茨基也反对秘密结社的夺取政权方法。在考茨基看来，夺取政权的方法一般分作两种：秘密结社和公开宣传。但是前者的结果往往是“导致个人独裁，或一小撮人的独裁”，因为“群众不能用秘密方式来加以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而是一种单纯的、上下级命令服从关系；后者却能“组织和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民主”，“少数的传单不能代替广泛发行的日报”。③ 考茨基倾向于通过民主动员更多的无产阶级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
所以，和马克思一样，考茨基认可并赞扬欧洲工人的争取民主运动。“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在无数次——常常是流血的——斗争中，接连争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民主权利。而且由于他们为了赢得、保持和扩大民主而进行斗争并且不断运用各种民主权利来进行组织、宣传和争取社会改革，无产阶级就一年一年地愈加成熟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从人民群众中最低的阶层变成了人民群众中最高的阶层。”④
考茨基不仅从理论和历史上证明民主对于无产阶级成熟和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西欧，尤其是德国的民主政治中找寻无产阶级成熟与革命的空间。他说，在当时欧洲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利用议会、公民权利和报刊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趋势。
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民主武器就是普选权和议会斗争。他说，在真正由议会治理的国家里，国家的行政权完全从属于议会，因此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权力斗争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取消代议制，而是要破坏政府对于议会的权力，然后再利用自己的人数优势和普选权，在议会中获得胜利。考茨基以英国为例，指出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其最初的特性，从而使无产阶级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促使国家的政权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摆脱自己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他还进一步指出，议会斗争和普选权是紧密相联的，由于工人阶级难以一下子完全占有政治统治权，所以，“在真正的议会制国家里，获得选举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并且，“真正的议会制度也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⑤
综上所述，从社会发展史、政治革命的方式以及现实政治中的民主空间等几个角度，考茨基认为民主对于无产阶级成熟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民主操练，无产阶级可能仍然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便在“救世主”般的领袖之下获得政治解放，但是本身并不能从救世主的阴影下走出来，政治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权势者而已。
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与暴力
如上所述，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的意义在于塑造资产阶级掘墓人——无产阶级的成熟，同时，考茨基也指出，民主的意义还在于“对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统治中去的形式所发挥的影响”⑥。由于政权过渡属于政治革命的范畴，政权过渡的形式也就是政治革命的形式。
考茨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条件大致说来分为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前者主要指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化管理，后者主要指作为革命者的无产阶级的成熟。宽泛地讲，物的因素变革主要体现在社会革命上，人的因素的变革则主要体现在政治革命上。因此，考茨基的逻辑，或者说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逻辑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与管理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发生政权交接的政治革命，从而进入到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这是一个从社会革命到政治革命的线性历史过程，而不是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拔苗助长的历史过程。社会民主主义，最初的逻辑含义就在于社会领域或者生产领域的民主革命，而不是脱离社会生产的政治民主革命。
考茨基是个死认“理论逻辑”的人——更符合马克思“历史逻辑符合理论逻辑”的思想要求，故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抵制“社会革命缺位的政治革命”。因此，他说“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政党”⑦。显然，考茨基的革命条件和革命策略，从消极方面看是指防止条件不成熟时盲目地发动武装起义，这种盲目只会给无产阶级带来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
考茨基把国家分作两类：具有民主共和传统的国家和相对专制的国家。他说，“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人民的权利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已经在那里牢固地扎了根，这些权利是人民通过革命而赢得并且保持或扩大的，同时人民也教育统治阶级要尊重人民群众；在一个这样的共和国里，过渡的形式肯定将不同于那样的国家：其中军事专制统治迄今一直毫无限制地拥有镇压人民群众的最强大的权力手段，而且习惯于用这种手段来镇压人民群众”⑧。政治革命斗争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故而，这两种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夺权路径是不同的。
在专制国家中，考茨基并不否认暴力在革命夺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在专制国家，由于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往往凭借暴力维持统治，与广大人民群众为敌，总是在斗争中陷于孤立。因此，革命就能通过猛烈的武装起义，获得胜利，夺取政权，“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⑨。所以历史上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内战形式来进行的，像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革命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也就要来得更有效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考茨基认为，在一个经济上还极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长期的专制统治没有给无产阶级提供任何可以利用的民主权利和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是无法达到成熟的，更不能指望实现社会主义了。然而，在这样极具封建色彩的国家，无产阶级很有可能联合农民通过暴力斗争的突然袭击方式夺得政权，但夺取政权后并不意味着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还面临着破除封建残余、发展生产和加强民主建设的艰巨社会革命任务。
然而，对于那些具有良好民主共和传统的国家而言，暴力和内战的方式就显得代价过大了。考茨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尽管民主制度中有不少虚伪成分，但毕竟广大人民群众挣脱了封建专制的束缚，得到了一些民主自由权利，并且在斗争中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基础显然比专制制度的要广泛得多。另一方面，在现代国家，任何一次大的革命和武装起义，都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也必然影响到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和斗争环境。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多了，力量集中了，客观上为他们通过政治上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迫使资产阶级妥协让步提供了可能性。考茨基认为，国家愈民主，其政权的权力手段就愈依靠人民的意志，无产阶级就会更加珍惜和不愿放弃自己争得的民主权利，当统治阶级试图用暴力来摧毁人民的权利时，他们对这种行动的坚决抵抗就会变成一种政治颠覆。这种群众性的斗争，已经不能再靠秘密结社的地下斗争方式，而必须运用民主手段来夺取政权，甚至这是切实可行的唯一有效途径。
考茨基并不否认夺取政权初期的暴力专政方式以及政权巩固时期的作为“过渡状态”的专政，因为实施民主或专政并不取决于理论或者信仰，而是取决于新生政权面临的现实政治内部压力。所以，考茨基高度赞扬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也即少数派的专政”，因为“民主也许还不足以保证和平过渡”⑩。
然而，考茨基否认把这个暴力专政管理社会的方式无限期地推延甚至使之成为经常性的政治行为，从而剥夺人民群众民主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这就是“政体”与“过渡状态”两个术语的区别所在。
考茨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一种“过渡状态”，而不是一种稳定的政体。“作为过渡状态”指仅仅是一种应急措施和暂时行为，“作为政体”则是指一种长期的、稳定的政治制度。考茨基的上述界分是建立在“专政”与“独裁”两个西方政治概念的区分基础上的。考茨基认为，“个人独裁和专制之间的不同在于：个人独裁不被视为经常的国家制度，而被视为暂时的应急办法”(11)。由此，考茨基对马克思“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阐释是，“他（指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一种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状态”。考茨基还进一步从事实经验上论证，“马克思认为，英国和美国可以和平地，也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单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政体”(12)。所以，考茨基承认社会主义政权巩固时期要实行“专政政治”，更准确地说是“独裁政治”，即出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状态”——暂时应急状态。
然而，“作为政体的专政”可能导致“个人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阶级内个人专制和阶级内政党专政——而不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考茨基指出，“作为政体的专政”，“同剥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考茨基注意到，如果把专政制度化、稳定化，无产阶级内部就要分化成不同的相互敌对和竞争的部分，无产阶级政党专政也就体现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专政”。从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重新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形式下阶级内部不同政党的轮流执政。对于这种倾向，考茨基当然是要批判的。
考茨基认为，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政体长期使用而放弃民主，那么，它的执政道路只有两种：“耶稣教团的道路和拿破仑主义的道路”(13)，即愚民政策统治或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在考茨基看来，在现代民主政治已经启蒙的情况下，这两种统治方式显然都是不可行的，更不要说借以实现社会主义了。
社会主义建设：民主与社会化管理
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革命基础上的政治民主革命，所以，考茨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必然是一种社会生产意义上的政治与经济建设理论。他说：“我们可以通俗地用下面的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的内容：‘人人都有自由和面包’。”(14) 显然，面包的获得必须依赖于社会化组织生产的社会革命基础上，而自由则是建立在最广大的民众能够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基础上。所以，考茨基说，“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15)。
考茨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要有两个维度。首先，“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表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组织方式必须是社会的，因此必须建立在大企业或者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其次，“组织社会”则主要指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必须是社会化的，换言之，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政治管理”，都应当建立在社会化基础上，而社会化管理在近代启蒙前提下也就是民众参与的民主治理。考茨基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6)。
考茨基批评了把民主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而另一个是目的。它们二者都是用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17) 因此，在考茨基看来，民主和社会主义不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同等重要的，二者谁也不能偏废。
考茨基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都是手段，无产阶级革命本身的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18)。在考茨基看来，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有很多种，如“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方式）、“民主”（政治制度安排）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有制）等。因此，三者是并行的手段，而不是相互排斥的目的或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关系，三者应当在不同情势下结合使用，而不是单纯使用某种手段而排斥另一种手段。
既然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而且这种组织生产和管理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民主，那么，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从建设而不仅仅是批判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怎样的民主，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考茨基提出了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保护少数派以及知识分子等。
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在争取和运用民主权利的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既产生了现代民主，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对国家中少数派、反对派的保护问题。他说：“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19)
发扬民主为什么就一定要保护少数呢？这里涉及到启蒙思想家对考茨基的影响。启蒙思想家把人类幸福的理解从天堂转移到现世、从神圣转移到世俗，而人生观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就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以及平等地参与政治事务。这也就是马克思批判的“抽象的民主”。这种“抽象”考茨基表达为“纯粹”；启蒙思想家的“抽象民主”考茨基表达为“纯粹民主”。在考茨基看来，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中，总是存在着某种“纯粹民主”。民主尽管有其阶级性，封建民主只是被地主贵族所享有，资本主义民主被资产阶级所享有，但是，他们总是并不废除民主的“形式”。而在这种“民主形式”中体现着民主的某种共同特质。换言之，民主的阶级性并不否认和抹杀民主的纯粹性，阶级性是纯粹性的抽象，纯粹性是阶级性的更高抽象。
考茨基认为，多数派与少数派之分源于某些具体主张和观点出现分歧，具体主张与观点并不具有阶级性，故而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并不存在阶级性的多数派与少数派问题。既然阶级内部不存在阶级性对抗，故而无论从管理行为方式还是统治形式上看，都不应当用专政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是剥夺和压制少数，而是民主管理的最终结果的表现形式。多数统治和保护少数就只不过是民主这一问题的两重含义和两个方面而已，民主本身即包含有保护少数的内容，所以说发扬民主就必须保护少数。
就现实政治形势而言，民主也是非常重要的。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为作为少数派的无产阶级提供了生存空间。“对于早期的社会主义政党——这种政党无论在何处都是以微小的少数派开始的——来说，保护少数具有何等的意义，这种保护对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有何等重大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20) 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得不到任何保护，一开始就有可能把革命扼杀在摇篮里。进而，考茨基指出，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中，保护少数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在革命队伍里，大家都是同志，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更应该讲民主，使人人都真正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而不能采取打击、压制少数派的办法来消除不同意见，否则就会损害革命的力量，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考茨基说，“在政党内部压制少数派一切新意见的任何做法，都意味着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妨碍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21)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考茨基认为民主并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无产阶级维持政权的危险环节。因为按照选举结果的多数原则，作为社会主体的无产阶级绝对性地占据社会人口的多数，普选反而成为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合法性认证的安全阀门。这种乐观和悠然心态，对于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虽然理论逻辑上正确，但是显然不合时机。列宁正是出于巩固和维持苏维埃政权的迫切要求而批判考茨基的，但是，我们应当明白，这种批判不是理论上的，而是时间错位上的或者政治上的。
同保护少数的主张相联系，考茨基还提出了保护和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并且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考茨基从多个角度阐明了知识分子的特征。首先，知识分子是一个体力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对立之外的另外一个阶层，他们的人数愈来愈多，对于生产过程来说愈益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从革命统一战线的角度看，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实现社会主义，获得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支持是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从某种角度说，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的重要代表。考茨基指出，知识分子的职业在于获得知识并运用智力和发展智力，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代表了一个社会和时代发展的主要趋向，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才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力量。
考茨基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把知识分子推到敌对的位置上，排斥知识分子参与建设。他说，只有大多数知识分子愿意自请效劳的地方，才有可能无障碍地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完全排除知识分子甚至反对知识分子，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22)。由于知识分子本身属性的特殊，他们在社会上总是处于相对的少数地位，所以，民主的保护少数的原则对于他们就格外重要。
从以上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分析中，我们知道，考茨基对民主的思考是有一定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理论逻辑在某些重要历史阶段往往与现实政治需要相悖，从而引发看似理论论战、实则政治斗争的理论之争。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12页，第6页，第6页，第27页，第24页，第24页，第24页，第27页，第49页，第4页，第4页，第2、3页，第2页，第17页，第19页，第19、20页，第28页。
⑤ 考茨基《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第13章，转引自《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4页。
⑦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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