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音交替与新词派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音论文,新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古汉语单字之间常见音义相承，据此可看出同源关系。识别同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同源形式何以产生？动因为何？过程怎样？有无普遍性规则？比如，增(zēng)与层(céng)同源可谓一望而知，但指出它们同源类似于贴个标签，为何同源才最值得关注。实际上与“增、层”平行的例字还有很多，比如长（zhǎng；生长）与长（cháng；长度）、见（jiàn；看见）与见（xiàn；出现）、分（fēn；分开）与份（fèn；份额）、解（jiě；解开）与解（xiè；懈怠）。从古汉语的角度考察，可发现这些成对的例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前字清声母后字浊声母，而意思则大体是前字表行为后字表结果。这些成对的例字一方面以相同的形式彼此对立，一方面以同类的意义互相关联，音义互为表里，因此可初步认定古汉语存在由清而浊的派生构词模式。①这一发现很有启发性，它表明在单音节内部改变某一音素有可能是古汉语的一种构词方式。本文旨在找出形成同源关系的原因，探索派生构词的类型，从而加深对古汉语派生构词的认识。
我们将调查古汉语单音形式，综合考察音义两方面的内容，以揭示隐含其间的规则。与辅音的摇身一变（比如清变浊）不同，本文重在元音，通过比较单字间的元音对应，以及由此及彼的意义变化，以求发现用元音交替作为载体的新词派生方式，并重点探讨两个元音交替的类型，在新类型的基础上尝试揭示派生过程中变声变韵的规律。现在解释本文使用的材料。我们知道，谐声、假借、押韵、古注中多有语音参差。比如，“斤”属阳声韵，以为声符的“近、靳、芹、欣”同此，但以为声符的“沂、祈、圻、颀”却属于阴声韵。再如，“趣”属于阴声韵，假借为“促”却属于入声韵。还有，《诗经·何人斯》六章的韵脚是“易、知、祇”，入声韵与阴声韵通押。音读上的这些违拗初看有些凌乱，但若从古音学的角度着眼，就会发现其间的规律。仍以上面所举为例，“斤、近、靳、芹、欣”与“沂、祈、圻、颀”分属文部和微部，“趣”与“促”分属侯部和屋部，“易”与“知、祇”分属锡部和支（佳）部，全都属于同一组别韵部之间的交替。
字音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首先由清儒系统揭示，后来更有对转、旁转、通转、旁对转、旁纽、邻纽等名目的出现，可以阴阳对转统而称之。据实论之，阴阳对转学说基于对多种不同语言现象的粗略观察，其所涵盖的内容相当杂芜，严谨性先天不足。但这种学说重在字音对比，经纬声韵，简赅易明，适应面广泛。同时，历来以此为名的搜罗非常宏富，现代学人正可藉此获取所需材料。基于本研究的旨趣，我们对旁转材料尤感兴趣，原因在于旁转主要涉及与其他组别同类韵部之间的交替，即阴声韵部对阴声韵部，阳声韵部对阳声韵部，入声韵部对入声韵部。职是之故，有旁转对立的单字有可能缘于元音的不同，这样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正好可藉以观察这种不同是否反映了派生构词的元音交替。目前收集旁转材料最为集中的当属王力(1992)。是书收字相当谨慎，语音上严加限制，语义上必有书证（古代字典辞书或一般典籍），非常适用。本文的做法是将书中旁转全部摘出，然后从语音语义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由个例到综合，以求发现规律。需要指出的是，形成旁转的原因多种多样，派生构词只是其一，因此本文无意整合所有旁转材料。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主旨不在旁转，因此，即使未被视为旁转，只要与派生构词有关，同样会成为本文的考察对象。
2 派生构词的类型
派生构词相当常见，不过在不同的语言中往往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王力(1980)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尤重汉语特点，指出汉语的派生构词（王先生称为滋生词）不是添加后缀，而是“只能在音节本身发生变化”。汉语有无添加后缀可以另行讨论，但音节内部发生变化可以产生新词的论断则无疑是正确的，前面举出的声母清浊别义就是很好的证明。下面讨论的两种派生构词从形式上看也属于这种类型，即派生词是通过改变源词某一音素而产生出来的。本文的研究侧重两个方面。一方面，若干成对的单词彼此之间要呈现出有规则的语音对立；另一方面，彼此之间还要呈现出统一的意义对立。只有找到在音义两个方面均有系统对立的若干对单词，才可以初步认定派生构词类型的存在。
2.1 “整体到边缘”的派生构词
“整体”和“边缘”是对源词和派生词的概括，源词表示事物的整体，派生词表示事物的边缘。古汉语存在由整体到边缘的派生模式，相应的形式变化见于元音。例如，“海”字最早见于《书经》，是个通名，这是就浩瀚水面整体而言的泛指。与“海”相对，“浒”指水面的边缘。《诗经·绵》：“率西水浒。”毛传：“浒，水厓也。”“海、浒”二字读音非常相近。首先是声调，皆为上声。声母从中古看也是相同的（皆属晓母），从上古看情况要复杂些，因为“海”与明母(*m-)字有谐声关系，“浒”与疑母
字有谐声关系，不过明母疑母皆为鼻音，所以“海、浒”声母即便并非相同，性质也是彼此相类的。声调声母之外，二字分属之部和鱼部，皆为韵尾相类的阴声韵部。二字的主要不同体现于主元音，“海”为
，“浒”为-a／α-，见表1。
表1 “海”与“浒”的音义关联
综观上表，可以看到“海、浒”二字密切相关：一方面，意思是整体对边缘；另一方面，语音是央元音对低元音-a／α-。如此音义关联，令人想到二字之间可能存在派生关系，考虑到意思上“海”比“浒”更为普通，因此可假设“浒”是在“海”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
这里我们初步认定古汉语存在这样一对有派生关系的词例。但是，这对例字是否代表了一种派生模式？是否代表了一种富有能产性的构词手段？肯定性的回答有待于更多的同类实例。下面首先给出成对的例字，缀以王力、蒲立本、李方桂三家拟音，分别以姓氏志之。
1)喦—岩：
“喦”字甲骨文中既已出现，《说文》解释为“山岩”，表山体、山石，指的是整体性事物。这样理解还可从后来的发展中得到支持。“喦”字（异体作“嵓”）后来引申表示肿瘤。②肿瘤是块状物，由此反推，可知“喦”字的本义应该侧重山岩整体。与“喦”相对，“岩”字《说文》释为“岸也”，段玉裁据《太平御览》改释为“厓也”，都是“山或高地的边”的意思。（参看《汉语大字典》）“喦、岩”在意义上适成主体与边缘的对立。从语音形式上看，无论依从何种拟音，二字对立都是*对*-a-，与“海”（*）对“浒”(*-a-)完全平行。因此可以假设“岩”由“喦”派生而来，意思上整体变成边缘，形式手段是央元音变成低元音-a-。
2)钤—钳：
“钤”字释义颇多歧异，这里取相关的两种。一种见于《玉篇·金部》：“钤，车辖也。”《汉语大字典》进一步申说道：“车辖，车轴头上的铜键，用以管住车轮，使不脱落。”见图1。
图1 古代车軎（wèi，车轴头）中间的辖销即“钤”。
2009年6月见于互联网：http://bbs.sssc.cn/viewthread.php? tid=477439
另一种见于邢邴疏郭璞《〈尔雅〉序》云：“《说文》：‘钤，鏁也。’”“鏁”与“锁”同。《说文》新附：“锁，铁锁，门键也。”由此可见，“钤”之所指实为旧时锁中的锁簧，即锁中可以插入和拔出的部分。见图2。
图2 旧时的锁
2009年6月见于互联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llection/2007-04/11/content_5962351_1.htm
以上讨论说明“钤”有车辖、锁簧两种所指。初看起来也许觉得它们互不相干，但实际上是有联系的。首先，车辖上的销键是柱状物，锁簧也是柱状物，二者非常相似。其次，二者的功能也是一致的：销键管束车加
以至于车轮，锁簧管束锁头以至于门户。如此看来，“钤”的这两个意义实际上是由不同适用对象造成的，内涵实质并无不同，都是指起管束作用的柱状物，这是一个指涉事物整体的词。再来考察“钳”字。“钳”字《说文》释为“以铁有所劫束也”，指金属制成的钳夹脖颈的刑具。据实论之，当然不能说“钳”是“钤”的边缘。但是，“钤”是柱状实体，而“钳”则是紧箍脖颈（一种柱状物）的外缘，并且“钤、钳”皆有管束辖制的作用。因此可以说“钤”重在主体，“钳”重在边缘。
“钤”与“钳”的意义对立平行于前面讨论的两组例字。意义之外，语音形式上的对立也是平行的，即与-a-的对立，并且对应主体，-a-对应边缘，可知发挥作用的是同一条规则，结果是由“钤”生“钳”。
3)圆—环（圜）：
“圆”的本义是圆形。“环”的本义是玉环。玉环中空，边缘引人注目。③与“环”同音的还有“圜”字。“圜”是环绕的意思，而环绕隐含着边缘。对比“圆”与“环／圜”，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是主体与边缘的关系。从语音上看，除了介音之别一时无解之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即声母、韵尾不变，韵腹由变-a-。音义两个方面的证据支持将“圆”与“环（圜）”纳入同样的派生构词类型。
4)簪—鑯（尖）：
“簪”是表示簪子的通名，所指无疑是这种物品的整体。“鑯”字《说文》释为“铁器也。”由于释义不够精确，所以段玉裁又进一步解释为“盖锐利之器”。“鑯”字后来写作“尖”（裘锡圭1988:130），表示尖端、尖锐，意思相当明确。据此反推，可知当初字义应指向物体的尖端。“簪”与“鑯（尖）”在意思上同样表现出主体与边缘的对立。“簪、鑯”二字的语音对立一如前举各例，而且是对应整体义，-a-对应边缘义，在“簪”变“鑯”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应该是同一个派生构词机制。
5)筋—腱：
“筋”表示韧带，这是涉及事物整体的泛指，并没有指向某一部分的倚偏倚重。与“筋”相对，“腱”表示筋的顶端。《楚辞·招魂》：“肥牛之腱。”王逸注：“腱，筋头也。”“筋”与“腱”恰好是主体与边缘的对立。二字在语音上的对立相较而言不是那么严整，但是其差异仍有迹可循，比如，声母虽有清浊之别，但皆为舌根塞音，韵尾有平去之别，但去声后起。除了这些差异之外，其他方面的语音对立，比如（整体义）对-a-（边缘义），与上述各例完全平行。
上面考察了五对例字，每对例字的情形基本上都与“海、浒”一致：语音上是［－低］对［+低］，具体表现为对-a-，语义上是整体对边缘。基于这些音义互为表里的平行之例，可假定古汉语中存在这样一种派生构词模式，语音手段是将源词主元音变成低元音-a-，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基于主体而表示边缘的新词。
就个人所知，由主体到边缘的派生构词未曾有过报道。不过，由于有材料的支持，我们仍然可以坦然做出这一假设。另外，卡巴地安语（一种西北高加索语）依-a-与的交替而表示内倾义(introvert)与外倾义(extrovert)，④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的发现提供一个旁证。
2.2 “一般到个别”的派生构词
“一般”与“个别”是一对常见的哲学范畴。“一般”指一类事物普遍具有的属性，“个别”则指单一事物的个体性、独特性。这对哲学范畴常被引入语义问题的讨论，比如，“红”指浅红，我们就说它表示的是个别义；泛指红色，我们就说它表示的是一般义。⑤根据我们的调查，古汉语存在一般到个别的派生构词方式。下面是具体实例的讨论。
表2 由“一般”到“个别”的派生构词例
先看a组的两个例字。“丘”指土山，最初并无大小之别。《说文》释为“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书·禹贡》：“是降丘宅土。”司马迁将这句话复述为“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史记·夏本纪》）意思是说大禹治水之后，百姓得以下山住到平地上。其中的“丘”字泛指土山，没有大小的分别。与“丘”不同，“墟”专指大丘。《楚辞·惜誓》：“休息虖昆仑之墟。”朱熹《集注》：“墟，大丘也。”“大丘（墟）”是“丘”的一种，因此可以说“丘”表示的是一般义，“墟”表示的是个别义。
b组的两个例字都是表示颜色。“朱”是正红，“赭”是紫红，二者似乎是并列关系。但考虑到“朱”是典型的红色，常可用作红色的代表，因此，未尝不可以将“朱”视为红色的泛称，那么“朱”与“赭”的对立就可以理解为一般与个别的对立。
现在看c组的两个例字。“质”的意思是抵押，对象包括财物和人。“赘”字照古注与“质”字义同。⑥不过，基于实例考察，我们发现“赘”在抵押意义上大都偏向“人”。《汉书·严助传》：“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汉书·贾谊传》：“家贫子壮则出赘。”《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淮南子·本经》：“赘妻鬻子，以给上求。”在这些例子中，“赘”都是表示用人作抵押。如此看来，相对于“质”的广泛外延（指人和物），“赘”的外延要狭窄一些（仅指人），二者是一般与个别的对立。
最后一对例字是“婴”和“鞅”。“婴”指环绕人的脖颈的饰物，“鞅”指环绕牛马脖颈的皮带，粗看起来二者的区别似乎重在适用对象的不同，实际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婴”是古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用法很丰富，除了名词性用法，还有系在脖颈上、戴、缠绕一类的引申义。用法义项丰富说明高频常用。着眼于这个角度，可知在环绕脖颈物品的意义上“婴”字最常见，最有代表性，具有较为一般化的特点，对比仅仅适用于牛马的“鞅”字，因此可以将二者的意义关系理解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上面考察了四对实例的语义对立，现在考察它们的语音对立。从三家拟音来看，除去“赭”字上声略有扞格之外，⑦四对实例全部呈现出相同的对立模式。依据李方桂的拟音，对比各组二字，可以看到它们声母相同，介音相同，韵尾也相同。不同主要在于主元音，概言之，表一般义的是*-i-（质、婴）、*-u-（朱）或者*（丘），表个别义的则一律是低元音*-a-（墟、赭、赘、鞅）。
基于上述四对实例，可清楚地看到两两之间的规则对立：一方面是主元音［－低］对应［+低］(-a-)，另一方面是一般义对应个别义。同一元音交替与有规律的语义更迭互为表里，令人想到其中或许隐含着一个派生构词模式。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猜想，下面再讨论三组实例。这些例字亦见于王力(1992:131，150，164)，但旨趣有所不同。
1)洼（窪）—窊
“洼”字见于《说文》，释作“深池也。”亦见于《方言》，释作“洿也。”“洿”的意思是“浊水不流”。另有“窪”字，不见于大徐本，但《广韵·麻韵》收录，释作“深也”，并引《说文》：“窪，清水也。”洼、窪二字同音，皆读
（李方桂拟音），应该表示同一个词。⑧从上面所引释义来看，这个词既指深水池，又指浊水，还可以指清水，似乎有些矛盾。但实际上这一矛盾应该是由归纳不当造成的，既指清水又指浊水不就是一个清浊不分的上位义吗？由此看来，这个词应该是水池、水坑之类的意思。
“窊”字《说文》释为“污衺下也。”“污”指污水，“衺”同“邪”，这里是倾斜不平整的意思，“下”是名词，“底下、下面”的意思。合起来看，“窊”指有污水的低洼处。对比表示水坑的“洼”字，“窊”字偏向污水，字义对立一如“气味”对比“臭味”，是一般义与个别义的对立。再来对比“洼”与“窊”的读音：王*ue，*oα；蒲
。二字的差别主要见于元音，依王力拟音是*-e-，*-a-，蒲立本是*-áj，
⑨，李方桂是*-i-，*-a-。综合音义两个方面，可以看到“洼”与“窊”的对立是“水坑——一般义”／［－低］与“污水坑——个别义”／［+低］的对立，与前述四对例字的情况完全平行。
2)谋—谟
“谋”和“谟”的基本意思是谋划，⑩但“谟”字还有额外的限定。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虑一事，画一计为谋，泛议将定，其谋曰谟。”《尔雅·释诂》：“谟，伪也。”郭璞注：“谟者，谋而不忠。”无论依从哪一种解释，“谟”都是“谋”的一种，“谋”义比较一般，“谟”义比较个别。从语音上看，谋：王
、蒲
、李
；谟：王*muα、蒲
、李*mag。除了介音之别，对立主要体现为与-a-，即［－低］与［+低］，而且［－低］对应一般义，［+低］对应个别义，与前述各例相同。
3)挶—戟
《说文》：“挶，戟持也。”段玉裁注：“戟持者，谓有所操作，曲其肘如戟而持之也。”联系读音极为相似的“局”字（挶*k-；局*g-）有弯曲义，(11)大致可推知该族的基本意思是弯曲。《说文》收有“戟”字，释作“有枝兵也”，可理解为个别义。现在考察“挶、戟”二字的读音。“挶、戟”的拟音是：王*kǐwǒk，*kǐǎk；蒲
，*kwàk；李*kwjuk，*kjak。差别主要涉及主元音，一般义的“挶／局”是*-u-（李）或*-ǒ-（王），属于［－低］，个别义的“戟”是*-a-（李）或*-ǎ-（王），属于［+低］。
这里讨论的三组例字与前面的四组例字是平行的，其音义关联全部是［－低］对应一般义，［+低］对应个别义。由于有成批例证的存在，原本隐含着的模式因此便渐趋明朗，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这是一个派生构词类型，其机制是元音由［－低］到［+低］，与之同步的是词义由一般转变为个别，作为运作结果，一批新词因此而产生。
3 派生构词中元音交替与辅音增改的比较
以上描写了两种派生构词，现在讨论与其音变方式相关的问题。古汉语派生构词（包括所谓形态构词，下同）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相当热门，中外学者通过材料归纳及汉藏语比较，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假设。就其音变方式而言，这些假设大都寄形于辅音的增改，如添加前缀、中缀、后缀，或者改变辅音音段的某一区别特征，(12)这是此类音变规则的主要趋势。与此不同，本文的发现则是元音交替，即通过有规则地改变元音以达成派生新词的目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增改辅音和元音交替都可以成为构成新词的物质载体，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为什么我们发现的音变模式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发现或假设呢？厘清其中的分别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派生构词的全面了解，而且对本文的新发现也会起到旁证的作用。
按照传统中国语言学，声母和韵母承载意义各有偏重，其分别可概括为声母主其异，韵母主其同。(13)其他学者亦有类似的看法，比如王士元(2002)指出：“元音提供声源动力，辅音提供听感差异的基础。”这是在一定意义范围之内对声韵表义特点的高度概括，可以这样理解：不同的意义主要由声母（辅音）来区分，而同一义类之内小有差异的不同意义则由不同的韵母（元音）来表示。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假设有某类意义需要以派生构词的方式表达，如果派生义与源义截然对立、差别很大，那么其音变方式就可能是增改辅音（主要是声母）。相反，如果派生义与源义属于同类而小有差别，或者说对立较为模糊，那么其音变方式就可能是元音交替（改变韵母）。基于一般语言学的观点预测派生构词所采用的音变方式，下面通过“若、诺、
，（咢、谔）”在远古和上古汉语中的实例进行论证。例如：
(1)癸丑卜，
贞：勿隹王正
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殷契佚存》116）
(2)辛丑卜，贞：帝若王。（《甲骨文合集》323）
(3)王若曰。（《毛公鼎》）
(4)世世是若。（《
王
鼎》）
(5)夫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
(6)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战国策·赵策四》）
(7)（咢），哗讼也。（《说文》）
(8)臣无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后汉书·儒林传上·戴凭》）
(9)或直言之谔谔。（贾谊“惜誓”）
(10)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史记·商君列传》）
(11)众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谔谔。（《韩诗外传》卷七）
上面举了11个例子，其中前四例(1)-(4)皆有“若”字。“若”字《尔雅》释为“顺也。”联系古代学者的这个意见，孙诒让（1904（叙）：上十四）最先将甲骨文中的“若”字解释为“顺”，王国维、罗振玉、叶玉森、孙海波从之，并进一步将字形解释为跪着把头发理顺。（参看于省吾1996:367）就例(1)和例(4)二例而言，“若”字可理解为顺从遵循，不过，对例(2)-(3)来说，由于是上对下，解释为同意赞同更合适些。陈梦家(1956/1988:567)就是这样理解的，他说：“若是允诺，王之作邑与出征，都要得到帝的允诺。”后来又出现“诺”字，这是一个应答之词，当面表示同意时的口语用词，可译为“好”或“好吧”，如例(5)-(6)。现在考察“”字。在传世文献中，“”字似乎没有独立使用的例子。不过，《说文》给出了明确的释义：“，哗讼也。”例(7)中“哗”是喧哗，“讼”是争辩，合起来的意思应是大声争辩，发出不同的声音。再看例(10)和例(11)，其中“谔谔（）”与“诺诺”相对而言，“诺诺”是连声答应，表示同意，“谔谔（）”则是连声反对，表示否定。由此可以看到，既然“诺诺”之“诺”是同意之声，那么，“谔谔（）”之“谔（）”就应该是反对之声。这样解释“谔（）”字有推论的成分，但因为有平行复说用例，又有《说文》释义以为旁证，所以推论是有道理的。
以上考察说明“若、诺、”意义相关。此外，三个字的语音形式也是密切相关的。下表综合反映三个字的音义联系。
表3 “若、诺、”音义对比
综合考察三个字的音义联系，可以看到“若”与“诺”音义相关，“诺”与“”音义相关，而且这三个字大体上又有早晚之别，据此可知其间应有派生关系，即，“诺”由“若”派生而来，“”由“诺”派生而来。(14)
现在进一步考察三个字的音义细节。先来对比“若”与“诺”的语音形式。就声母而言，二字完全相同，都是*n-。(15)二字的不同在于韵母。(16)据此可知，在由“若”而“诺”的派生过程中，语音形式发生变化的是韵母（在这里可理解为元音）。再来比较“若”与“诺”的意义。如前所见，“若”表示同意，“诺”则是当面表示同意时的应答之词。(17)二字用法有别，但比较模糊，其间界线难说黑白分明。
与“若、诺”不同，“诺”与“”之间反映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诺”与“”韵母完全相同，区别在于声母，“诺”是*n-，“”是
。由此可见，在由“诺”到“”的派生过程中，语音形式发生变化的是声母，即由*n-变。与这种音变相应的是意义上的变化。“诺”是当面表示同意时的应对之词，“”是当面表示反对时的应答之词。一同意一反对，彼此对立，泾渭分明，二字之别可谓大矣。
至此，在“若→诺→”的派生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音义互动的情形，看到了派生构词过程中声母和韵母在承载意义上的不同表现。概括言之，如果意义差别相对模糊，就采取元音交替（改变韵母）的音变方式（“若→诺”）；如果意义对立泾渭分明，就采取改变声母的音变方式（“诺→”）。(18)可图示如下：
图3 派生构词中语音形式的变化
（σ代表音节；I、F分别表示声母(initial)和韵母(final)；下标字母表示音段或音韵单位的异同）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两个派生类型中的音义互动问题。前面提到，学者们曾就汉藏语中的派生构词提出过不少假设。在这些假设的派生类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源义与派生义差别突出，对立明显。比如，根据龚煌城(2000)，“黑
”由“墨
”派生而来，二者依使动意味而别，词性亦不相同，相互间的意义对立十分明显，很容易理解。对照图3所表示的规则，可以知道正是因为意义差别明显突出，派生过程中才会以改变声母辅音（这里是加*s-）作为具体的方式。古汉语中的两种派生构词模式与此不同。由整体到边缘，由一般到个别，源义与派生义之间固然有别，但相对来说差别较小，或者说有些含糊。比如，“圆”与“环／圜”分别指“圆形”与“玉环／环绕”，其间“整体”义（源义）与“边缘”义（派生义）呈隐含性的模糊对立。联系上面的讨论，可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质言之，正是因为意义上的这种模糊对立，派生构词才会以元音交替（改变韵母）作为实现方式的。
以上通过从实例中得出的一般性规则来考察古汉语中的派生类型，结果发现与派生构词过程中声韵载义的特点完全一致，这为古汉语中新的派生构词类型提供了理论上的旁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提出了初步的理论假设，如何使之完善抑或进一步修正仍有待于更加广泛的调查。此外，就初步揭示的派生类型而言，派生构词中为何总是趋向于-a-？已经以-a-作为主元音的源词在这些派生过程中将会如何表现？这些都是值得另设专题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高本汉(Karlgren 1954/1987:96-97)提出由清而浊的形态构词模式，但表示什么意思没有明说。后人在同类材料的基础上另有新的假设，请参看蒲立本(Pulleyblank 1973)和沙加尔(Sagart 1999:75)。
②用例见《本草纲目》。在这个意义上后来写作“癌”，人为改读为
。（参看李荣1986）
③《说文》：“环，璧也。肉好若一谓之环。”“肉”指有孔玉器或钱币的边，“好”指中间的孔。这里意思是说，孔的直径与边缘的宽度相同的璧玉叫做“环”。
④参看Pulleyblank(1989)。
⑤个别义与一般义都是相对的。例如，“红”泛指红色是一般义，但相对于“色”（颜色）来说就变成了个别义。
⑥如《汉书·严助传》颜师古注：赘，质也。
⑦依照蒲立本的拟音，“质”字韵尾是
，而不是学者们通常所构拟的*-t。不过，蒲立本的这个韵尾是腭化的舌根塞音，或可理解为-c。与-k相比，-c的发音部位与-t是比较接近的。如此看来，蒲立本的构拟与一般学者对“质”字的构拟仍然是有联系的。
⑧《老子》二十二章：“窪则盈，敝则新。”其中“窪”字在《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中写作“洼”。
⑨蒲立本用
表示之部和鱼部的韵尾，后来他又说理解为近音
更合适些。（私人交流）如此一来，在蒲立本的系统中，“洼”和“窊”的对立就成了*-j和*。j和
都是近音，j靠前（高），靠后（低），二者对立的情形与李方桂或王力拟音所体现的对立是一致的。
⑩《说文》：“谋，虑难曰谋。”“虑难”即考虑周全，想得深入，就是谋划的意思。
(11)《诗经·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毛传：“局，曲也。”《诗经·采绿》：“予发曲局。”毛传：“局，卷也。”
(12)参看高本汉(Karlgren 1954/1987:96-97)、蒲立本(Pulleyblank 1973)、梅祖麟(1989)、沙加尔(Sagart 1999:63-136)、龚煌城(2000)。
(13)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为我介绍这一观点。
(14)“诺”由“若”发展而来是很多学者的看法，比如王国维、屈万里、单周尧，都持这样的看法。（参看于省吾1996:367-369）至于“”由“诺”派生，则是本文的假设。
(15)“若”字中古属日母。基于谐声及互补对立的考量，日母与泥母的上古来源应该同为*n-。
(16)以中古音韵的眼光来看，“若”是三等韵母，“诺”是非三等韵母。三等与非三等的上古音区别近年颇多争议，但大都认为区别在于主要元音，诸多假设包括钝音与尖锐音的区别（蒲立本）、长元音与短元音的区别（郑张尚芳）、紧元音与松元音的区别（孙景涛），等等。参看孙景涛(2008:198)的综述。
(17)现实语言中存在类似“若”变“诺”的实例。根据李小凡和项梦冰(2009:4)，近年北京女生在“对别人的话表示肯定或赞同时，常常用一个带特别语调的‘对’字来应答。此时‘对’字的发音并非单字音duì，而是duài，调值也比单字调低。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话里本来并无读作duài的字音，而发这种音的青少年女性读这个字的字音时仍然是duì而绝不是duài。”由李、项二位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原本不限于当面应答的“对（duì）”字改变读音(duài)后则专司其职。duì与duài的情况跟“若”与“诺”完全平行。首先，它们改变音读的目的是为了当面表示赞同。第二，改变音读的方式是改变韵母（元音）而不是改变辅音声母。这一实例在音义两个方面支持“若”变“诺”的假设。
(18)这是一个很大的结论，有待深入探讨。这里再提供一个证据。根据孙景涛(2008:161-163)的研究，《诗经》中有的重言（完全重叠）是基于另一重言产生的；两个重言的含义非常相近（毛传常以“犹XX也”释之），而语音差别则大都在韵母上面。例如，按照毛传，律律
，犹烈烈(*ljat ljat)也。弗弗
，犹发发(*pjat pjat)也。究究
，犹居居(*kjag kjag)也。（拟音据李方桂）成对的重言（有滋生关系）含义相近，而形式上则以韵母的不同相互区别。这与我们所说的意义对立较为模糊则改变韵母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