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当下中国环境社会学（笔谈）——3.水污染的社会文化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水污染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水污染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级政府认识到保护水环境的重要性，加大了水污染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也加大了水污染处理和水环境保护的科研投入力度，一大批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另外，通过媒体等途径的宣传，民众对水污染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保护水环境的意识也有所加强。
但是目前水污染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虽然局部水域的水质有所改善，但总体水况仍然堪忧。城市水源地及景观地水质得到控制、改善，但乡村河网仍然呈恶化趋势。有的河浜淤塞、河道人为截断，水体污染严重。从区域关系看，大都市及经济先发展地区的水污染有所遏制、有所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污染却在恶化。因为大都市及经济先发展地区加紧了对污染排放的管制，使大量的污染源从城市和经济先发展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
水污染按其来源可以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一般把工业污染称为点源污染，比较分散的农业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称为面源污染。国外市场经济发达的法治国家，作为点源污染的工业污染基本上可以控制，面源污染问题相对比较突出。中国由于是后发国家，在最近的30年中工业快速增长，所以因工业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面源污染问题也在日益突显。
工业污染仍然是水体污染最主要的危害源。首先是工业污染的总量很大。虽然处理设施有较快的增长，但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仍然十分可观。大量的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污染水体。大企业一般有相对严格的污染处理设施，但由于总量大，仍然对水体构成很大的环境压力。其次，工业、特别是化工等行业排放的污染物，毒性比较大，对水环境影响比较大。一个小化工厂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一条河流污染，但要让被污染了的水体自净，则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反复向河流排污，水体就很难自然恢复了。
依笔者观察，工业污染具有物质污染与“精神污染”的双重污染特征。即它不仅污染了水域，也对人的行为和观念产生了毒害作用。水的功能从“高级”到“低级”可粗略地分为饮用、渔业生产、农业灌溉……纳污，等等。当工厂把河流污染以后，河流就失去“饮用水”的功能；河里的鱼虾不能吃时，河就失去了养育鱼虾的功能……污染的最终结果，河流只能用于纳污了。一旦水体只剩下“纳污”功能，人们就不再尝试去保护水体，而只会做加剧水体恶化的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演变。传统时期的水乡居民，对河里可以扔什么、不可以扔什么，比较严格地遵守着当地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但河流被污染以后，公众保护水域的动力消退，无意识中，以前自觉保护水体的大众成为水污染的主体①。
农业生产对水体的污染影响也在加剧。农业生产越来越倾向于“懒人”作业，而以化肥替代传统的农家肥是“懒人”作业的选择之一。农村中农家肥使用的减少、秸秆利用的减少，使得包含在这些物料中本来利用而分散到耕地上营养物，更可能集中抛弃到水体中，从而增加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物。传统的养殖业是散户养殖，而随着养殖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养殖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规模养殖的比例不断增加。只要环保措施不能及时跟上，就有更多机会集中向水体排污。另外，为了保证农田的高产、稳产，农田水利的灌溉、排水系统的完善，使水在农地上停留的时间缩短，更有可能把庄稼没有吸收利用的营养物流入河流湖泊。
生活污水向水体的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城镇居民以及那些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村人口的总量在不断增加中，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最近一些年份，村民的居住条件不断改善，抽水马桶普遍使用，但没有相应的污水处理系统，从而影响水环境。
水污染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说，它是一个“多因多果”问题。水体污染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共同作用、演化的结果。
如何来看待水污染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关注点。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物质形态的水污染问题，关心污染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水污染问题，则主要关注污染背后的非物质因素。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则主要从人的行动、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方面，去研究水污染的问题。笔者以为，社会学可以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是进行基础研究，从学理层面上认识水污染形成的社会文化机理；二是为企业、政府或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社会行动”被经典社会学家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的出发点。如果用“社会行动”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去透视水污染问题，就很容易地透过并抛开形形色色的污染现象，直接地观察人的问题。事实上，水污染就是人们行动不当的后果。试以频频出现的水污染事件为例，水污染之所以会发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是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污染事件中主要利益相关各方行动的结果。工业污染中最直接、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是企业主。作为经济理性人的企业主，追逐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只是简单地追逐眼前的经济利益，这样的企业行为不仅影响环境、影响其他群体的利益，最终也将影响企业自身的长久利益。但在社会转型期，大量的企业只是考虑自己眼前的收入。据推算，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约为3.5岁②。中国企业的如此“短寿”，与此不无关联。作为污染的直接害者，普通百姓为了基本的生存，在面对反污染的专业壁垒，在企业、政府的等强势组织面前，只是沉默，仅有少量的“傻子”、“疯子”作抗争。作为第三方的技术专家往往缺乏独立立场，而一些职能部门则利用掌控的环境容量之“稀缺资源”作为致富资源。所以，污染难以避免③。
当然，无论是个体的行动，还是群体的作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之中发生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目前中国与水污染相关的法律，虽然不能说十全十美，但基本的法律规范是有的。就是说，水污染问题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不按规范行事。比如，按照法律不该降生的企业“准生”了。本该达标排放的企业，却可以不达标排放而长期生产。污染发生后，因为取证困难等原因，污染企业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被污染方的损害则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这样的后果，给企业主和大众以“污染有理，被污染活该”的法律印象④。
事实上，不仅社会行动嵌于社会制度之中，法律体系也是深嵌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假定，往往对人们的行动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影响往往是“来无影去无踪”，很难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在讨论生态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时，怀特最早注意到西方世界的生态危机是与基督教有关联的。⑤中国的环境问题自然也有中国自身的历史根源，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问题，此处不再赘述。这里仅举中西方对人性认识的差异与假定作一说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与假定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人性是善是恶，本没有定论，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西方社会中对人性的假定可以归结为两种理想类型。中国传统社会对人性的假定，可以表述为“人性是善的，即使恶，也可以通过教化使之从善”。这是一个不易论证、也不可能在此短文中论证的话题，仅举《三字经》予以说明。《三字经》首句“人之初，性本善”，说人性是善的；随后，它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家庭与教师。所以，在中国社会中，社会控制中对伦理道德及其教化的重视高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理想类型中的西方社会，假定人性为恶。《旧约》“创世纪”第三章，说夏娃因为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从此种下了罪的后果。《旧约》“诗篇”第五十一篇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就是一种“罪性(Sin)”的人类“原罪”。从“人性恶”这个假定出发，社会控制强调从制度、规则上去约束个人，控制个人。西方世俗社会中，如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普遍建立的相互制衡的机制，像美国建立了“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圣人执政”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政治领域里的制衡机制、市场体制里的监管机制等等，都是从“人性恶”的假定出发建构制度的。中国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把“市场经济”作为工具(手段)来使用的。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让建立起来的。所以，如何来建立一个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污染的社会控制体系，需要长期探索。
水污染是一个“多因多果”问题，所以解决水污染问题的策略也需要多方入手、系统地解决。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看，治理污染的问题，主要不是解决污染物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与水污染相关的人的问题。我们平常看到的水体污染，只是一种物质表现形态，物质形态污染背后其实是人的问题——是因为人的行动不当造成的。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污染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点源的治理控制手段基本上是成熟的。因此，治理水污染要从调节人的行动着手，结合考虑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1)监管好污染者。目前，政府在污水处理和水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而政府的监管力度则相对滞后。笔者认为，无论是工业企业污染物的处理还是城市污水的处理，市场能够解决的都应该让“市场”来解决。政府最根本的任务是监管。中央、省级政府应加大对水污染技术监控网的建设。可以在主要河流、重点企业下游设置水质监测仪器，这样，政府部门可以直接掌握环境变化动态。从笔者调查了解的实际案例看，无论江浙界河上监测装置，还是在淮河流域上一些重点污染企业污染在线监控仪，对地方及企业的污染的遏制起很大作用。时机成熟后，扩大水质监测仪器布点密度。同时，建立“水质透明”制度：先可以在一些跨省的界河上建立水质透明制度；条件成熟时，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布实时监测到的水质信息。
(2)河长制。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⑥。水体污染很显然也是“公水悲剧”的表现。在当下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下，水资源与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影响下，清晰产权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所以，有不少学者、政府官员，鼓吹学习某些西方国家，实行“排污权交易”。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很难通过实施“排污权交易”来解决污染控制问题。
清晰产权可以解决问题，但清晰“公水”的产权非常困难。如果一定要划清，成本也会非常的高。但如果避开公水产权不清晰问题，直接从管理入手解决问题，也未尝不可。从管理的角度看，如果责任清晰，即使产权不清，同样也可以解决问题。大例子是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早期的实践中，农村土地的产权是不清晰的(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农民的土地产权是清晰的)，但因为责任是清晰的，所以生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地解决了农业生产问题。小的案例如我们在太湖流域的实地调查中，发现“河段责任人”可以有效地管住其对应河段的卫生与污染问题。所以，实行、推广“河长”和“河段责任人”的河流管理责任制，给责任人予相应的责任、权限和奖惩措施，可以解决河流“放任自流”而致的“公水悲剧”问题。
(3)管好干部。环保方针与政策制定之后，地方干部能否执行以及执行的力度和效果就成了关键因素。然而，目前的干部考核制度不利于环境保护，也难以遏制环境破坏。科学发展观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考核地方行政官员仍然主要用经济指标。因此，在干部考核中应弱化对经济指标的考核。此外，干部异地任职和频繁的流动机制，也不利于地方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是一项见效比较慢的工作，短任期的外地干部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政绩，忽视环境保护等基础性工作。相对而言，任用本地干部更有利于环境保护，他们比较在乎自己的名节，包括退休后的声誉。因此，干部的流动机制也需因地制宜。
(4)重视民间环保力量的作用。企业污染已经引发了大量的冲突。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实际上是污染受害者与诸如企业主一类的利益集团的矛盾。在这样的冲突中，政府应该恪守中立，做好裁判员的工作。在以往的水污染纠纷中，政府往往偏向企业主和地方干部这一边。老百姓不仅怨恨企业主，也怨恨政府官员，最后可能会演变成政府失信于民的局面。因此，在水污染纠纷中，政府应客观公正地处理污染冲突。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可以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起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因为没有利益动机和较少的功利色彩，对环境保护这样需要长远的、整体考虑的问题，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学海》2007年第1期。
②参见“中国企业的五大差距” http://www.psyexpert.com.cn/Articlel/ShowArticle.asp?ArticleID=414
③陈阿江：《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浙江学刊》2008年第4期。
④陈阿江：《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太湖流域工业污染的一个解释框架》，《学海》2008年第4期。
⑤White,Lyn,Jr,1967,"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Science,Vol.155,No.3767:pp.1203-1207.
⑥Hardin,Garrett,1968,"The Tragedy of Commons",Science,Vol.162,No.3859:1243-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