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燕[1]2003年在《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力图从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来考察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出该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与运行规律，展示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进而反映出这一思想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深厚的历史内涵与发展祈向。文章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中追溯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发展的理论源头与思想资源。第二部分则具体考察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文章从这一思想的文本入手，将它们置于每一发展阶段具体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既指出思想发展的条件、原因和动机，又阐述了它们和其他思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评述了其对于后来历史的影响，进而揭示出这一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与运行规律，展示出这一思想围绕着两次大的理论跃迁，不断演进、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第叁部分从精神实质、发展逻辑与理论意义叁个方面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进行了归纳性的梳理和阐述。
王鹏[2]2016年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因而党的建设的任务也就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组织体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把自身锻造成为富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是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关、人民军队、人民群众以及各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把自身建设建设成为受人民拥戴的执政党。本论文立足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深入分析党的自身建设过程和局部执政行为,揭示党的发展与局部执政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里纯洁组织和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基本经验,探究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本论文共分为以下六章：(一)绪论。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此过程中必将面临各种风险和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党的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的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两次转变,而党领导的政权建设也经历了苏维埃政权、抗H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叁种政权形态,积累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极为丰富,总结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无疑将有助于推动今天的伟大社会实践。绪论部分还阐述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二)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本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党建学说和列宁党建理论两个部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原则,然后分别对中央苏区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与局部执政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旨在使本课题的研究置于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叁)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考察。本部分首先梳理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脉络,分析和阐释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从而为研究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提供现实的分析背景。(四)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组织体系的完善。本部分首先从历史脉络分析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德才兼备干部队伍的培养以及模范党员队伍建设的过程,阐明党的组织体系的成熟首先是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实现的。然后,本部分论述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和监督体系创新的过程,阐明党内政治的制度化,有助于党的首脑、干部和党员形成统一的整体。(五)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建理论的成熟。本部分首先对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然后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式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系统阐述、叁大优良作风的高度概括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提出等五个方面展示了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突出成果,进而阐述了党建理论的发展与党建实践的之间的关系。(六)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本部分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对于“微型国家”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权问题展开论述。论文首先理清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过程中党、政、军、群之间关系,并且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党的组织力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过程。论文提出党在局部执政过程中着重提升了以下儿种能力：执掌政权的能力、领导统一战线的能力、领导人民军队的能力、动员社会的能力以及对外交往的能力。由于党的领导能力首先体现为一种综合能力,即党统领各方的能力,因而论文在这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通过对上述能力提升过程的分析,揭示党的组织力量的发展、党的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之间的内在关系。(七)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本部分总结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创立了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体系；造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型；培育出不朽的延安精神。在此基础上,论文最后总结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而为探寻执政环境中党的建设规律提供有益借鉴。
李贵海[3]2016年在《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目标选择及其路径研究》文中指出高校作为党成立的策源地和不断发展的重要基地,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校党的建设走过了90多年的风雨征程,积累了许多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重要的启迪。目前世情、国情、党情、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都呈现了的深刻变化,对高校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高校党组织面临的各种考验和挑战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这就要求高校党组织必须深化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党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在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高校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大力加强党的科学化水平建设。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旨在对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目标选择及其路径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考。论文总体上有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组成。引言部分：主要分析阐述了论文的选题依据与意义、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评述、研究目标与基本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几方面内容。正文部分由四个章节构成,各章节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全面系统地梳理了90多年来高校党的建设的基本历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科学地总结高校党的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高校党的建设经历了1921—1937年、1937—1949年、1949—1978年、1978年至今等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科学系统地总结90多年来高校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第二章在系统揭示了新世纪以来高校党的建设工作已经取得的主要成就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和探讨了新形势下高校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存在的现实问题。第叁章在深入分析和解读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基础上,科学阐释了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涵及其蕴含的价值判断、目标要求。第四章紧密结合目前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着新常态,要求高校党组织必须正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进而对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路径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考。结语部分在总揽全篇的基础上,得出五点思考：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要求高校各级党组织治校理念的科学化、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作指导、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科学制度作保障、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科学的方法来推进、提高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重视高校党组织自身生命力来源以及自我更新机制的科学化。
江燕[4]2004年在《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述论》文中提出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的发展 ,始终与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与创新紧密相连。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的精神实质。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首要的、根本的理论问题。
员保国[5]2016年在《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在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初步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中心明确和指导性强的科学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因此,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本文除导论外主要分四部分探讨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在时代背景方面,主要是从世情、国情和党情叁个方面来分析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在理论渊源方面,主要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党的建设思想、列宁党的建设思想、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党的建设思想四个方面来分析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为全文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这是本文的重点之一。由于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并且仍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所以本文用较大的篇幅,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五个方面出发,着重探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中的亮点和比较突出的内容。第叁部分,主要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的基本特色。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主要包括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亮点突出,以中国梦统领党的执政理念;特色鲜明,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最大特色;核心明确,以注重党内法规为核心内容;基础牢固,以人民主体观为最根本基础。第四部分,主要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主要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从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破解党的建设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实现中国梦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总之,本文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实际情况,对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基本特色、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并试图将其概括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期为学术界关于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的研究作出力所能及的新探索。
杜丹阳[6]2017年在《刘少奇忧患意识研究》文中指出忧患意识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忧患是一种经历过困苦患难的境遇,尔后知居安思危的智慧,我们的祖先将它形象地解释为"犹患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忧患由责任发端,促使人们全面、发展地看问题,以图达到消忧弭患之目的,是一种责任意识、全局意识、前瞻意识和图强意识。与其他思想意识一样,忧患意识源于实践,同时被实践所检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其功能在于预判未来之趋势、揭示现实之危机、凝聚社会之力量。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与具备科学的忧患意识密不可分。建党九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探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客观规律,高瞻远瞩谋划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主动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忧国、忧民、忧党为主要内容,以更好履行党的执政使命、全面推动党的事业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忧患意识。刘少奇的忧患意识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大多数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相似,刘少奇的青少年时代恰逢国家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在历史的惯性里接受了系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也在寻路的历程中接触过各种新奇思想,历经波折才找寻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后,他领导过工人运动,也从事过秘密战线工作,不仅具有丰富的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还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多年,是中共党内一位比较全面的领导人,也是深怀忧患的一位领导人。可以说,刘少奇的忧患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丰富的实践依据。时代唤醒了刘少奇早已内化于心的"经世济民"之志向和振兴中华之担当;马克思主义推动其忧患意识更加科学、更加全面;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又使其忧国、忧民、忧党意识不断拓展、持续深化。刘少奇的忧患意识,有一个随中国革命和建设主线发展而发展,并与其人生不同阶段的特征相关联的发展演进历程。它孕育于刘少奇的少年时代,生成于二十世纪二叁十年代,大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程中发展壮大而逐步发展成熟,又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变化而发生转化和新的发展。根据刘少奇各个时期忧患意识的主题和特点,可将其演进过程划分为孕育(1920年以前)、生成(1920—1937年)、发展(1937—1945年)、转化与新的发展(1945—1969年)四个阶段。这一过程,既与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所受教育、迈上革命道路后的历练与实践、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的经历与思考等密切相关,又与他参加革命后不断深化对世情、国情、党情的认识紧密相连,既是其本人进行长期实践和总结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政治智慧不断积累与升华的过程。刘少奇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与其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高度契合,主要包括忧国、忧民、忧党叁个方面,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显着的变化。从忧国意识看,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他投身革命,忧国之将亡,救国于即倾;在全国解放之后,他领导建设,忧国之落后,谋国之发展。从忧民意识看,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忧农民、工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之贫苦和政治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国后主要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不明显以及党和政府不熟悉、不重视民生工作。从忧党意识看,刘少奇主要忧党在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关注点,有些从建党初期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则是阶段性的,随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变换而有所侧重。其中,他对党员在思想上入党、提升党员的理论素养、选好用准干部、开展正常的党内斗争、坚持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预防和打击腐败等方面,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刘少奇忧患意识的历史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开拓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境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了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并将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实践层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理念中的精华,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居安思危,持续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特别是在忧患意识指导下,提出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居功至伟。刘少奇的忧患意识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的检验,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更好地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也昭示了执政党只有具备了科学的忧患意识方能有效应对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鲁保邕[7]2004年在《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的思想及其重大意义》文中认为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在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推动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周鑫[8]2016年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刘少奇是党内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尽心竭力只为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延安时期,为取得革命胜利,加强党的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刘少奇对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特殊而伟大的贡献,同时,延安时期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对今天党的建设工作又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对十八大以来党建工作的大力开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全文立足于延安时期我党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延安时期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及特点为出发点,着重论述其对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和影响。延安时期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思考、体现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彰显了卓越的人格魅力、透露出丰厚的文化底蕴、凸显了重要的时代价值,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学说,彰显了共产党人追求理论创新的优秀品质,在实践上有效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伟大胜利,并对当前党建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延安时期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和创新,步履不停,更加有力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王斯洋[9]2014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为指导的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当代中国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最科学全面的理论概括。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科学指导，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形成的条件和体系结构，并梳理总结主要内容，对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显着特征进行归纳，最后指出理论体系将继续以开放的姿态丰富发展。绪论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和意义，分析国内有关课题的研究状况，介绍论文的思路和创新点，总结论文的重点、难点和研究方法。第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形成条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思想渊源、历史依据、实践基础和时代背景四个方面介绍。第二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体系。从体系所具备的叁要素：理论基石、理论主线和理论精髓叁方面进行论述。第叁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主要内容。主要梳理了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纲领和路线、党的领导和牢牢把握党的建设主线，以及党的五大建设的有代表性的内容，最后阐述党的建设总目标以及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要求。第四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特征。主要有继承性、科学性、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发展性这五点。第五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第六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且发展的理论体系。
邓超[10]2017年在《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担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面临的困难、挑战、风险前所未有。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四大大挑战”,即一些国家对我国围堵打压的挑战;国外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改革发展稳定遇到诸多难题的挑战。党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即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党的建设也面临着“四大冲击”,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怠惰之风、奢靡之风猖獗一时的冲击。党的发展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党要应对挑战、经受考验、逆袭冲击、化解危险,必须大力推进党的建设,致力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打铁还需自身硬,实现党建理论的创新,探讨党的建设实践路径,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论文立足于这个基础上,展开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研究。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肩负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重任,他凝聚集体的智慧于一身,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在实践中寻找实现党建新思想的途径,使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论文从叁条线索研究习近平的党建思想。一是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研究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的主体条件,依据的客观“时势”,研究党建新思想提出的必然性。二是从理论探讨的层面,研究习近平提出的党建思想的内容及其创新之处。叁是从实践的角度,研究习近平党建新思想的实现路径,分析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创新之所在。论文共分五章,力图全面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创新性内涵以及付诸于实践的成效。第1章为绪论,阐明选题的背景、意义;概括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此作出评述;介绍研究方法;提出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同时指明论文研究的不足。第2章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产生的基础。重点研究习近平创新和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所依据的思想基础,即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党建理论的继承,奠定了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实践造成的“时势”,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习近平的人生经历和从政的历练,以及良好家风的熏陶,塑造了习近平理论研究和创新的主体条件。主客体条件的有机统一,使党建新理论的产生水到渠成。第3章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的逻辑构成及其特点。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有着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还有实践方法论,可以称作是治党认识论,即执政的忧患意识、执政的权力观、执政的政绩观、执政的官德观、执政的廉政观。以此为基础,分析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的逻辑构成,它是由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五大部分构成,各部分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构成一个整体。习近平对党的建设思想的创新,形成了这一思想的基本特征。第4章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的创新内容。该章通过习近平在党的建设五大领域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概括出思想建设的新境界、作风建设的新谋划、组织建设的新思考、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决断、制度建设的新设计,并分析了创新之所在。第5章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的实现路径。党建思想内容的充实与创新,并不是停留在理论宣传和政治说教的层面,习近平还致力于把理论探索中的创新付诸于实践。提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叁严叁实”教育活动、“两学一做”教育活动,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由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称赞。第6章研究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的当代价值。阐明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实现了理论创新;指导党的建设实践取得显着效果;增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自信。这一理论所承载的丰厚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结论部分概括了论文的创新之处,指明了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后续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研究[D]. 江燕. 安徽师范大学. 2003
[2]. 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D]. 王鹏. 西北大学. 2016
[3]. 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目标选择及其路径研究[D]. 李贵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4]. 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思想述论[J]. 江燕. 实事求是. 2004
[5]. 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研究[D]. 员保国. 西北师范大学. 2016
[6]. 刘少奇忧患意识研究[D]. 杜丹阳.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7]. 邓小平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的思想及其重大意义[C]. 鲁保邕. 伟人智慧 强国丰碑——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2004
[8]. 延安时期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研究[D]. 周鑫. 沈阳理工大学. 2016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研究[D]. 王斯洋.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2014
[10]. 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研究[D]. 邓超. 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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