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审计服务收费的影响因素以及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上市公司论文,因素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安然事件曝光后，人们普遍认为，当注册会计师为审计客户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尤其是当非审计服务收费超过审计收费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将受到损害，并最终可能导致审计失败。同时，随着企业对管理咨询等非审计业务的需求增加，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2001年，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中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按照财务审计费用和财务审计以外的其他费用进行披露，期望通过市场机制约束注册会计师的行为，保持审计独立性。这些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质量以及审计定价的影响，正日益成为监管者与研究者瞩目的焦点。以往的审计收费与非审计服务收费相关性研究中，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本文希望能够为非审计服务收费理论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并能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促进非审计服务研究的发展。本文拟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方法，从非审计服务收费的影响因素和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出发，探究上市公司向注册会计师同时购买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时，非审计服务收费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证券市场监管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国外，关于审计收费问题的研究已有二十多余年的历史，并且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在Simunic(1980)、Firth(1985)、Palmrose(1986)等的研究中，审计师的审计成本以及所要求的利润（即审计补偿）由三部分构成：审计固有成本（包括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出具审计报告所需要的费用和所有的机会成本）、预期损失费用（包括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会计公司的正常利润。国内外对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基本得到一致结论。
一是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在大多数研究审计费用的文献中是审计费用最显著的变量，这些文献一般都把审计客户的规模大小作为解释变量(Simunic,1980; Simon & Francis,1988)，一般用客户的总资产作为客户规模大小的变量，也有极少数用销售收入的(Chan,Ezzamel & Gwilliam,1993)[1]。
二是审计收费也是审计复杂性的函数。用来计量审计复杂性的因素有被审计单位子公司的多少、经营行业的数量等。在研究当中大多还采用应收账款、总资产和存货、总资产两个比率来衡量审计复杂性。
三是审计风险指审计师发表不合理审计意见所应承担的诉讼损失和信誉潜在损失，当风险增大时，审计费用将更高。Low,Tan和Koh(1990)考虑了或有负债、长期负债率、流动比率对审计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只有近三年是否亏损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2]。
四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大会计公司在审计市场中占有明显优势。Firth(1997)的实证结果表明，会计公司的规模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正相关性。而Simunic(1980)的实证结果表明，“八大”（现为“四大”）会计公司不管是在大规模审计客户还是在小规模审计客户中，审计收费都没有显著偏高。
另外，地区因素也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经济发达地区的审计收费较不发达地区的审计收费要高。[3]国内的研究还发现，公司治理质量越高，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风险越低，因而审计收费越低。客户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师审计失败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审计收费也越高。[4]
关于非审计费用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研究，国外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定论。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Abdel-khalik,1990; Simon,1985；Turpen,1990)。Butterworth和Houghton(1995) 寻找审计初始契约的减价证据时也发现非审计费用和审计费用在最初契约中互相补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Hillison and Kennalley(1988)提出审计是一个“失势的领导”，通过低报价来吸引和保留客户，同时通过在非审计服务中赚取超额回报来弥补审计收费，得出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收费之间是负相关的结论。[5]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Simunic,1984; Palmrose,1986; Barkess和Simnett,1994）认为非审计费用与审计费用是正相关关系。Simunic(1984)认为如果注册会计师向被审计单位同时提供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通过非审计服务获得的有关被审计单位的知识会外溢到审计服务上，从而提高审计效率，节约审计成本。如果审计服务的需求是相对有弹性的，那么当非审计服务导致审计成本节约时，被审计单位就会向注册会计师购买更多的审计服务。Simunic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Simunic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向注册会计师同时购买NAS的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比没有购买NAS的公司要高，从而证明了“知识溢出”现象的存在。[6]
Palmrose(1986)扩展了Simunic(1984)研究模型，将八大所所有客户（无论同时提供审计服务与否）的非审计服务分为税务服务、财务服务和非财务服务。具体项目的研究结果支持了Simunic(1984)非审计费用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结论。但是她也进一步发现：与向不同的审计师购买非审计服务相比，向同一审计师购买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的公司支付了更高的费用。Barkess和Simnett(1994)以澳大利亚前500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审计费用与非审计费用之间显著正相关，审计费用对非审计服务定价有正面影响。Michael Firth(1997)以挪威的公司作为样本，也检验得出审计收费与非审计收费正相关。⑦
此外Abde-khailk(1990)、Barkess和Simnett(1992)发现非审计服务的提供和审计费用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8]Scott Whisenant等(2003)从审计费用和非审计费用的联合定价视角检验客户与注册会计师的特征以及客户与注册会计师关系是否决定了联合定价。Scott Whisenant等认为费用代表着提供服务的水平伴随着知识的自然流动，作者在证实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之间的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上，进一步检验了审计费用和非审计费用间的联系是否因为在单方程估计模型中使用了内生变量引起有偏估计得出的结论，在对审计费用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联合定价模型检验，作者没有发现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费用间的显著联系，也没有找到审计与非审计服务存在范围经济的显著证据。⑨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1.非审计服务收费额的影响因素
(1)客户复杂程度
非审计服务定价由服务量大小以及工作复杂程度决定。拥有众多子公司的公司具有多个不同的财务、管理制度，对不同子公司的管理必定增加相关服务的复杂程度。同样，存在海外业务的公司，在管理上需要更多的咨询、税务等帮助，也加大了工作难度。
应收账款和存货是重要的流动资产，其价值接近于真实价值，管理当局通常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盈余管理。对应收账款和存货量较大的公司，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管理精力在这两项上，增大了工作量。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子公司数量显著正相关。
假设2：当客户存在海外业务时，非审计服务收费更高。
假设3：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存货及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显著正相关。
(2)承担风险大小
由于事务所承接非审计服务的同时也承担了风险，因此当客户存在较大的经营、财务风险时，非审计服务的定价将更高。相反，具有较好财务状况的公司，能大大降低服务难度和服务风险。
假设4：非审计服务收费与资产回报率显著负相关。
与财务状况正常的企业相比，上一年度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更有动因借助外部力量，提高公司运作效率，摆脱财务危机。而注册会计师已基本熟知被审计企业经营、内部管理、财务等方面的情况，可以有的放矢地为企业提出更合理化的建议，同时对企业来说，与另聘专门的管理咨询机构进行非审计服务相比可以降低费用总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也有同样的考虑，审计过程中积累的被审计单位的情况，使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来完成非审计任务，同时提供管理咨询等业务也会为事务所来年的审计业务节约审计成本，提高其声誉资本和分散风险。
假设5：非审计服务收费与上年度公司财务危机显著正相关。
相对于标准审计意见，非标准审计意见向投资者传递的是一种负面信息，意味着被审计单位存在某种不确定性，预示着注册会计师与管理当局对审计意见有着不一致的看法。上市公司会尽量避免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理论上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的提供，使被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更规范，因此更不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而且在球员兼裁判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也会尽量避免对自己或自己公司提供的工作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
假设6：非审计费用与当期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
(3)重大财务事项
与一般年度相比，当公司在本年度增发新股或长期债券时，公司需要更多的非审计服务，包括验资和其他鉴证业务。
假设7：当公司本年度存在重大财务事项时，非审计服务费用更高。
2.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是不一致的。多数学者得出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考虑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内生性。由以往的研究证明，客户规模、是否存在海外业务等因素是审计收费的主要决定因素。综合以上假设，本文认为客户规模、客户业务范围、事务所规模等同时对审计收费和非审计服务收费有影响，审计收费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是相互联系的内生变量。
假设8：通过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联立方程模型检验，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二）变量的设计与实证模型
1.实证模型
上市公司规模是事务所收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虽然非审计服务收费没有像审计收费有公认的标准，但是对于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客户规模越大，其经济业务也就越多越复杂，相应的服务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也会增加(Becker et al,1998)。而且公司规模代表许多的遗漏变量，必须加以控制，以增加模型的准确度。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事务所的规模是影响事务所收费的重要因素。国际“五大”（2002年后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凭借其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专业声誉，具有较高的品牌价值效用，其品牌往往是高质量的象征，其收费也相应比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高。
此外，Firth(1997)[10]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股票回报率、资产负债率、是否五大（现为四大）等因素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显著相关。
参考Scott Whisenant等(2003)研究中的模型，本文建立以下联立方程：
两个方程的外生变量分别是审计时长与重大财务事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收费在一定程度上是按时收费，审计工作持续时间越长，说明业务量越大，审计费用也就越高。公司的财务报告截止日到审计报告签字日的持续时间越长，收费越高。因此报告截止日至签字日的天数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而非审计服务与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没有必然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审计期间与非审计服务收费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将审计时长作为外生变量加入审计收费的方程中。之前假设已经证明，发行新股或长期债券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显著正相关。但是，发行新股或长期债券对会计师的审计工作不会带来大的影响，没有证据表明两者存在相关性。
2.变量设计
表1为实证研究中的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三）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1.样本
选取2001年至2009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中同时披露了审计费用与非审计费用的公司。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质量很不理想，有的按年度汇总中报审计费用、年报审计费用和其他费用，披露一个数字；有的按实际支付的总报酬加以披露；有的将专项审计费用和咨询、验资汇总披露：有的按境内、外事务所的报酬合并披露等等。鉴于上述情况并结合前文对非审计服务的界定，本文按如下原则搜集与筛选样本数据：
(1)挑选出本年度向事务所支付了非审计服务报酬的上市公司；
(2)剔除未按权责发生制披露其支付给事务所报酬的上市公司；
(3)剔除没有明确区分审计、非审计服务报酬的上市公司；
(4)剔除其他事务所向客户提供了非审计服务或者同时与主审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非审计服务的公司；
(5)鉴于金融企业的特殊性质，将其剔除；
(6)剔除未对境内境外事务所费用单独披露的公司；
(7)剔除其他费用为差旅费的公司；
(8)结合本文选取模型所需其他数据，剔除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
样本涉及的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报酬及事务所相关数据等是通过国泰安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数据库中取得，同时查阅了2001年和2009年的年报相关数据，作为对样本数据的补充。经过以上筛选，共挑选出样本公司180家，其中2001年59家、2002年33家、2003年29家、2004年22家、2005年8家、2006年3家、2007年8家、2008年10家、2009年8家。
2.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1.非审计服务收费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模型(4)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本文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示，客户资产规模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结果证明，公司规模与审计收费和非审计服务收费都显著相关。我们发现公司是否存在海外业务和是否在当年发行了新股或长期债券，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显著正相关，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和假设7。此外，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显著负相关，与假设4一致。但是其他变量如：子公司数量、存货与应收账款的比重、当期标准审计意见、财务危机等与非审计服务收费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即这些因素对非审计服务收费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其他假设没有得到验证。
分析结果与解释：存在海外业务的公司，在管理上需要更多的咨询、税务等帮助，也加大了工作难度，因此是否存在海外业务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正相关。子公司数和审计费用并不显著相关，原因可能是子公司其本身复杂性也各异，子公司的数目相同，审计复杂性不一定相同。存货与应收账款的比重的实证结果并不显著，并且与预期相反。具有较好财务状况的公司，能大大降低服务难度和服务风险，因此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与非审计服务收费负相关。公司上一年度存在财务危机时，非审计服务收费将更高，但是，这没有得到显著性证明。理论上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的提供，使被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更规范，因此更不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但是，实证结果中两者负相关，虽然并不显著。这说明注册会计师并没有因为提供非审计服务而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报告，审计独立性上没有受到威胁。而当公司在本年度增发新股或长期债券时，公司需要更多的非审计服务，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
模型4回归结果
2.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使用SPSS统计软件，首先通过方程(3)和方程(4)求出LNAP和LNNAF的拟合值，然后将拟合值分别带入方程(2)和方程(1)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分别如表4和表5所示。
从模型1的回归中可以发现，当采用单独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时，非审计服务收费越高，则审计收费越高，与以往的大部分研究结果一样。而当采用联立方程检验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正是由于客户规模、客户业务范围、事务所规模等同时对审计收费和非审计服务收费有影响，因此审计收费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是相互联系的内生变量。通过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联立方程模型检验，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与本文的假设8一致。
模型2的回归结果同样说明，当采用单独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时，审计费用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显著正相关，而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可见，以往多数学者得出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内生性。
同时，本文发现，在采用联立方程后，事务所是否国际四大与非审计服务收费的相关性不再显著，是否存在海外业务的相关性程度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在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后，显著性没有较大变动。客户规模、资产回报率和重大财务事项等仍然是非审计服务收费的重要影响因素。
3.实证分析总结
本节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非审计服务收费的影响因素和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之间的相关性。模型(4)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公司是否存在海外业务、资产回报率、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财务事项以及事务所规模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显著相关。而子公司数量、存货与应收账款的比重、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危机、事务所是否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报告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显著相关性。模型拟合度尚可，调整后的R分别为0.24，F值也在合理的范围内。联立方程模型回归结果证明了，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非审计服务收费与审计收费之间没用显著相关性。
四、结论与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是影响非审计服务收费的第一大因素，无论是在独立的回归模型中还是联立方程中都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呈现出显著关系的其他因素当中，公司是否存在海外业务和是否在当年发行了新股或长期债券，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显著正相关。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与非审计服务收费显著负相关。这几个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对非审计服务收费产生影响。但是其他变量如：子公司数量、存货与应收账款的比重、当期标准审计意见、财务危机等与非审计服务收费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本文的实证检验还发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非审计费用与审计费用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没有利用非审计费用转移审计费用，上市公司购买非审计服务没有损害审计形式的独立性。
（二）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就非审计服务收费影响因素和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验证，得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和参考价值的结论与建议。然而许多相关问题尚没有展开充分论述，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一，.非审计服务具体包括税务代理，代账、管理咨询等，种类繁多，不同的服务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也不一致。但是该研究需要有完整、详细的上市公司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而我国目前只是要求上市公司按照财务审计费用与其他费用分类披露，进一步细分的数据非常有限。同时由于我国对其他费用的披露要求不明确，很多上市公司没有完整、详细披露给出审计服务收费的数据，鉴于数据的限制，可能对本文的研究造成一定偏差。
第二，虽然我们在基本理论指导下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非常有益的结论，但是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其研究可能更具有意义。原因在于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其购买审计与非审计服务较少受到证券监管部门与资本市场约束，在购买非审计服务的决策过程中可能更会考虑市场因素，充分考虑成本效益原则。换言之，其非审计服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可能完全是理性“经济人”决策的结果，因此更直接、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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