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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是本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领域中涌现的一门最尖端的学科。始于60年代，在80年代达到高潮的金融创新只是金融工程的雏形，金融工程是金融创新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它挟西方“金融革命”之势，将尖端的数理分析技术、电脑技术、电讯技术、自动化及系统工程等全面导入金融领域，使金融乃至整个经济领域出现了更广阔的外延与内涵。
一、金融工程学的应用领域及功能
金融工程主要被用来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特殊、尖端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金融创新时期涌现的“四大发明”：掉期、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定等，连同期货一起，均已无法满足公众日益细分、独特的风险选择需求，这就促使“金融工程师”们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来为客户设计出最令其满意的金融产品，还要考虑充当或寻找其交易对手来增加产品的流动性，甚至培育交易该产品的市场。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运用各种先进技术对客户将面临的收益／风险状况进行定量、 分解、选择、削弱或加强、再聚合的过程，其中常常会涉及“衍生”，即从数种已存的金融产品中各取一部分而生成一种全新的金融合约，其价值取决于或基于基础资产，参照指数的变动而变动。
2.金融活动的安排
任何金融活动均是市场主体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如何根据客户提出的经济目标来设计与安排各种金融活动供客户筛选、并对选出的方案进行优化是金融工程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发行证券筹资为例，投资银行在为发行人设计出将发行的产品后，还要根据对市场条件的预测在产品币种、赎回条款、承销团构成、推介会、发行期、上市期、上市地点及托市方案等所有方面提供全面的、有说服力的建议。
以上这两项是目前运用金融工程的主要范畴。
3.金融机构内部运作的优化
主要包括推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方法体系的进步及其业务上的创新，如如何在不违背监管法令的前提下追求利润目标的实现，如何对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及中间业务进行开发与创新等等。
4.金融机构组织形式的优化
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与客户需求的发展以及监管法则的演进，原来运行良好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可能在竞争中不再处于有利地位。金融工程师们要把握这些大趋势，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如采取拆分、业务剥离、股权出让、购并等形式。
5.发掘套利机会，增强市场有效性
由于金融市场中上市产品的结构、信息传播等特性及不同市场的组织形式和运行均存在差别，有时会出现套利的机会，金融工程即被用于对这些市场不均衡性的结果加以捕捉并获利，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
6.支付与清算系统的创新
现代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引进使金融交易的速度在飞速增长，金融市场也逐渐被各种网络联成一体，金融工程被用来保证全球支付与清算系统的时滞与成本的最小及为交易提供最大—的便利。
二、金融工程学在产品、业务开发运用中的特点
1.客户导向
如果说金融创新时期的金融机构致力于提供盈利性最高的金融产品，则到运用金融工程后，这一标准变为“客户最满意的”。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已从长期以来的“利润最大化”转向了“市场占有份额最大化”上。这种转变导致了金融市场上的“一对一”交易形式和柜台交易（OTC）日益盛行。
2.剥离化与杂交化
金融工程的精髓在于运用尖端技术对收益／风险进行剥离、 分解或杂交而创造出新的收益／风险关系。 如美国的投资银行基于投资者对资金流量的不同要求，将原来附息票的国债券和息票从本金上剥离下来分别出售（即创造出所谓的SRTIPs），之后又将SRTIPs同掉期结合产生了STRIP SWAP等产品。
3.指数化与证券化
这尤其是衍生工具设计的特点，前者系将一些基本的金融工具的价值同某些市场指标，如股票指数、LIBOR 等挂钩以使投资者获额外收益。为避免市场反向变动的损失，还常常将其设计成期权形式，如9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的“流动收益权票据（LYON，Lianie Yiels Option Notes）等。而后者系以原来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如不动产、不良债权、垃圾债券等为基础发行新的证券， 即所谓的“资产后备债（Assetbacked Deat）”或资产掉期证券。
4.保证金机制的广泛运用
运用金融工程学来开发新业务的一显著特点是让客户用尽量少的资金来实现对尽量多的金融资产的管理，即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能。保证金机制使交易双方的违约风险下降，确保交易的公平，同时使金融机构的资金占用大大降低。
5.精密化与复杂化
由于金融工程学大量地引入运筹学技术、仿真模拟技术、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知识工程与专家系统、近似推理、人工神经元网络等前沿技术来对风险进行预测与评估，使金融新产品的定价计算十分复杂，许多金融工程师是由天体物理、遗传学等领域的精英来充当的，他们被业内通称为“火箭科学家”。
6.业务表外化
监管机关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使金融工程学补充用于开发出众多不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业务以保证盈利、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负债效率。
7.透明度恶化，监管难度日增
与精密复杂伴生的是用金融工程学开发出的产品透明度较低，其风险不但令普通客户难以把握，连金融机构本身乃至监管机构都无法准确地评估与控制。如1994年7 月巴塞尔委员会曾组织对一个假定的掉期组合产品的市场风险进行测算， 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指标“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 不同的金融机构用各自的模型在同一条件下测算的结果差别极大，令监管者震惊。
三、金融工程产生的背景与供需分析
金融工程是在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从需求方面分析，有如下动因刺激了金融工程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90年代以来，利率、汇率等市场指标波动依旧频繁，甚至发生历史性剧变，大大加剧了金融资产的市场风险。使金融市场参加者被逼到了“不应变则死亡”的境地，同时也为投机者提供了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于是便产生了运用金融工程学进行开发的迫切要求。
第二，90年代，西方的金融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特别是金融市场上“脱媒（disintermedia）”现象的加剧、 信贷资产质量的下降和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衰落使商业银行积极引入金融工程对自身内部组织结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以同其他金融机构竞争。同时，竞争导致金融新产品及服务的生命周期的缩短与更替，使金融机构不断致力于新的开发，加速了金融工程的发展。
从供给方面看有如下因素：
第一，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为金融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已有调查表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同数学、人工智能及通讯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并且是后几者的发展在推动着前者发展。
第二，金融管制的放松与强化为金融机构发展金融工程提供了动力。表面上放松与强化相互矛盾，但是西方的金融管制正是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完成了深刻的变革。放松管制导致了两个主要的结果：一是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交叉，金融业的主要职能由“提供资金”向“提供服务”的方向上转变，这就使得投资银行通过金融工程大显身手的同时，商业银行等机构也涉足投资银行业务，利用金融工程为客户提供服务；二是促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一体化，使金融机构产生了运用金融工程从中发掘获利机会的动力。
出现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同时，西方的金融管制在某些方面在加强。主要表现于：（1）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制， 使商业银行面临增加资本及改善资产质量结构的巨大压力；（2 ）加强对金融机构交易风险的监管，迫使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金融工程不断开发出既能达到监管要求又保证盈利性的，或者是纯粹为了钻法律漏洞，逃避监管的金融业务。
第三，长期以来的金融创新为金融工程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基础。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的金融创新不但促进了金融工程的产生与发展，并成为金融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金融工程实施的效果评价
金融工程从出现到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虽不到10年时间，却已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施金融工程后正面效应有：
第一，推动了金融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金融工程的实施使经济货币化比率、资本形成率、企业外部融资率、创新产品率等指标均有提高，加深了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这也是国民经济由财政体制运作为主向金融体制运作为主转变的结果。
第二，金融工程在推动了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对市场参与者而言，各种避险与投机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内部运行机制得到有效改进，使经营效益显著提高，尤其是资金雄厚的大机构因此在经济衰退期仍保证了利润水平。仅以衍生产品市场为例，它就提供了如下功能：（1 ）风险分散（Risk—sharing）。虽然市场上总的风险并未消减， 即理论上进行的是“零和交易”，但因其使交易双方能互相补充，均达到目的，（这一点上类似于婚烟关系的功能），导致了资源更有效的配置。（2 ）衍生工具中包含交易者对市场条件变化的最新信息与对未来的预期，提供了价格信息，增加了现贷市场的透明度；（3 ）增加了基础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了交易成本。
第三，对套利机会的发现与实施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美国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通货监理官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没有对货币头寸进行全面管理的相关衍生产品市场，基础市场就不可能正常运作。
第四，开发出的金融产品对资本要求不高，节省了资本成本与交易成本，提高了社会资金利用率。
第五，推动了国际金融的全球一体化，促进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同时，金融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第一，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统传导机制。层出不穷的新金融产品的涌现既影响了货币政策执行的效率，又易削弱其实施效果。因全球资本流动的加剧使货币政策的实施受到对外经济部门更多的影响，可控性与独立性减弱。
第二，金融当局的监测职能与监管力度被削弱。传统的货币供应量，货币层次的监测方法变得日渐式微，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交叉，脱离管制的倾向也日益明显，这些都使监管难度大大增加。
第三，当衍生金融产品在内部监控失当时，产生的破坏性可能极高。金融工程的尖端性、复杂性也导致了对产品的管理、风险监控技术要求提高，任何一点疏漏均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以拉罗歇（Larouche）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们即认为所谓的“金融衍生泡沫”对“实体经济”的过分背离将导致全球金融灾难。
五、我国实施金融工程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金融业已成为其中最活跃的角色的今天，谁能在金融活动中掌握主动权，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实施金融工程学几乎正成为参与国际金融活动的通行证。我国金融业长期封闭的传统模式的两大弊病已在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一是国内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低下，二是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无所适从或盲目参与，容易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已有资料表明，在1994年我国禁止与国际期货交易前，我国的交易损失已达3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向国际惯例靠拢已成为当务之急。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为金融工程的实施创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使金融业无法可依的现象得到好转；经济体制中财税、投资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也初见成效；利率改革向市场化迈出了重大一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并从1996年1 月开始每日公布基准利率“全国同业拆借利率”；外汇体制上，继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同业外汇市场之后，将于“九五”期间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与这些金融自由化措施伴生的市场风险将极大增加对引入金融工程的需求。包括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健全与完善。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取得进展，开始追求资产负债管理的高效性和对不良债务的处理；银企关系渐趋平等，政策性业务有所剥离，而且所提供的金融商品日益多样化。此外，市场上已涌现出一批活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竞争，而每年高速增加的居民储蓄更对金融机构导入金融工程，提供理财上的全方位服务提出日益迫切的要求。金融监管框架亦面临着迫切的改革要求。
但是，要在我国引入金融工程还必须克服如下一些障碍：
第一，资本市场发育迟缓、规模狭小与信息成本高昂局限了金融工程的发展空间。这一障碍的根源首先在于国有企业对金融工程的需求缺乏利益驱动，融资活动长期依赖于传统的银行业务。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使少数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又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险（moral hazard）问题，加剧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和市场上的逆选择现象， 最终约束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其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储蓄的大幅增长。其次，我国长期实行的金融压制政策从供给上扼制了银行引入金融工程，没有金融市场上“脱媒”的压力，就不可能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导致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和引入金融工程，西方金融体系的变革已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盲目性与非理性造成了市场运作的无序低效和功能的扭曲，金融工程缺乏合理的运行基础。不考虑工商企业与个人投资者，就金融市场的直接参与者——金融机构而言，实际上面临着与国有企业同样的问题，产权不明与责权利的不统一，加上金融市场上高昂的信息成本，使得一些金融机构谋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拼资金、搏傻、寻租、内幕交易等行为成为市场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又极大地妨碍了市场的正常发育，也有碍于社会资金的公平配置和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这种市场基础使金融工程的实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扫清上述障碍，必须加快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培植资本市场的发育，完善金融市场，降低市场上的信息成本。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需借助于规范的投资银行的组建参与。因此，如何对投资银行业在我国的市场定位与经营模式进行选择应成为我国下一阶段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第三，中央银行体系的成熟度，调控能力与监管方式均需进一步提高与变革。央行及其他监管机关应把金融工程的发展向何方向、何种程度上引导，如何有效地实现这种引导，是一个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亦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纵现西方现代金融体系演变史，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在曲折地推动着金融体系的变革：
这一循环发展到金融工程出现后，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这并不能证明金融工程或其部分的发展是否已偏离正常轨道或超越合理限度。央行若对这类发展失去控制，将导致政策效果的削弱。如美国在金融创新大发展的1979年以前，货币政策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操作目标，到当年由沃尔克接任主席后，为实现遏制通胀及控制货币总量，将操作目标转到了货币供应量上，结果却未能实现对M[,1]增速的有效控制，最终在1983年转回到对基本利率的操作上。其政策受干扰的一项重要原因在于银行业通过金融创新创造出大量的活期存款替代品来脱离监管，使央行的货币总量定义重新修正。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央行体系在调控能力与技术上仍有不少差距，则在对待金融工程的引入或自发产生问题上，更应未雨绸缪，对市场发展进行预测与把握，制定出相应政策并实施，还要考虑实施中将受的干扰。这应是我国央行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此外，在监管方式上，我国应尽快实现从“机构型管理”向“职能型管理”上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都有重审批轻管理的倾向，而未来金融技术的日益复杂伴随着交易成本的低廉，将使各种金融产品、服务乃至机构的界限日益模糊，而且其他机构更易进入金融领域，职能型管理要求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规范化、一致化，强调通过对产品的一致管理来监管机构，要求对提供同种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机构一致对待。否则将会削弱监管力度，不利于资源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