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研究

合作社政治参与下乡村政治文化变迁向度研究
——基于西北地区样本

王 进，徐天舒

(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 要： 合作社组织凭借自身经济优势逐渐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其在为乡村经济带来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以政治文化分类和变迁理论为支撑，运用AHP构建乡村政治文化变迁评价体系，并以当下西北地区合作社政治参与为例进行分析，得出合作社政治参与下乡村政治文化以附庸-参与型、传统-参与型、利益-参与型政治文化为向度发展。为此，农村基层组织要充分重视并发挥合作社普及政治常识的作用，规范其政治参与行为，并即时构建村务分管机制，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关键词： 合作社政治参与；乡村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变迁；传统-参与型

一、引言

合作社组织嵌入乡村环境后，发挥着经济组织的角色优势，通过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关系，实现了组织发展和农民致富增收的“双赢”，并逐步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般而言，经济组织在壮大后，会成为政治领域的利益集团，为了营造有利于自身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势必要进行政治参与。^[1]实际上，在乡村经济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合作社组织并未转变其扮演的角色，但已经出现了通过政治参与进行利益表达的现象。在乡村这一“由文化、经济与政治组成的系统当中，变化是具有相互性的”(Inglehart，1980)，并且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耦合标志着政治系统并非是“空中楼阁”，其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背后的文化基因。^[2]这意味着合作社的政治参与行为将会对乡村原有的利益格局、政治环境造成冲击，继而会推动乡村的政治文化变迁。故此，研究乡村政治文化变迁向度，对分析村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和从政治与文化角度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对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通常被看作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包含对政治的认知、情感、评价。^[3]且政治文化与经济、政治等领域形成互构关系，乡村经济的转型也成为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契机，因而，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也备受学者与政府的青睐。由于中国乡村环境差异较大、学界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复杂多样等因素，针对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也体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根据视角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和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研究两种。从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因素来看，有的学者从政治信息的传播着眼，研究了传播渠道多样对乡村政治文化格局的影响逻辑(郑欣、朱玲，2012)。从经济对政治文化的塑造角度来研究，有学者发现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政治文化会因流动人口的异质性而内生出三种不同的政治亚文化(徐勇、徐增阳，2003)。^[4]当人口流动对政治文化的塑造作用具体体现在西北民族地区时，则表现为会对该区内人口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产生正面与负面影响，进而使政治文化向着臣民文化、草民文化、牧民文化和公民文化四种方向发展(张文政，2009)。^[5]如果从总体状态把握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村的政治文化特征，会发现在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政治文化向着多类型混合的方向发展(匡和平，2009)。^[6]也有学者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特定区域内政治文化发展趋势进行研究，通过五年五次对江西省乡村的调查，发现在这期间农民逐渐形成了世俗化的政治文化(肖唐镖、余泓波，2014)。^[7]从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来看，研究的焦点集中于从政治文化角度为乡村治理问题提出对策，如有学者指出从乡村政治文化角度出发塑造村治的文化心理基础进而构建新型乡治文化，优化乡村治理，首先要实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结合(杨明佳、陈青霞，2016)。有学者在分析CGSS的问卷结果后发现，作为乡村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政治认知会对村民的政治选举参与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刘振滨、林丽梅、郑逸芳，2017)。而面对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难题，需要从乡村政治文化入手增强乡村治理软实力(伍春杰、郭学德，2019)。可以发现，在上述针对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其视角多集中于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影响因素发生作用的内在逻辑揭示，从描述方法上来看，多为对乡村政治文化在某因素影响下的整体状态的描述，少有文献触及政治文化各组成部分的样态研究。

总的来看，鲜有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涉及到乡村的合作社组织，这说明合作社组织作为经济组织这一理论惯性依旧在学术界存在不小的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到乡村社会中合作社组织出现的政治参与行为(阎占定，2015)^[8]，但是研究的视野未触及到合作社政治参与行为对乡村政治环境与政治文化的塑造作用，更不要说进行相关的定量分析。不可否认的是，在已有的针对合作社政治参与和乡村政治文化的文献中，学者们在研究视角、研究重点、研究对象等领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并且分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下政治文化的发展，可以说现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但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学者们仍然习惯以定性研究为主，虽然有部分学者基于调查问卷、结构式访谈获取的数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定量分析，但就数据处理的方法以及数据的分析思路而言略显简单，未能深层次地挖掘数据间所内涵的逻辑。此外，囿于学界对政治文化以及相关名词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致使针对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缺乏统一的标准，故而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实现操作化。再者，从研究的背景来看，现有的文献多在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影响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讨论，缺乏中观与微观背景下的研究，这使得乡村政治文化的讨论成为了单纯的学术探讨，无法落实于实践。因此，有必要转变研究的视角，创新研究方法，以合作社政治参与为背景，把握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向度。根据以上的讨论，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大量数据，利用AHP评价指标体系，从乡村政治环境中确定变量构建评价体系，期望充实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继而为构建农村新型治理体系提供政治与文化领域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数据与模型的建立

(一)样本与数据的获取

在现实研究中，调研结果反映的是某个置信区间的相近值，换言之，调研的结果无法完全反映所研究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调研工作的设计与筹备是无用的，实际上，调研工作的目的是用不断地努力付出以最大程度地接近现实。高质量的样本是获取研究数据的关键，也是对合作社政治参与下乡村政治文化变迁进行科学评价的核心所在，而质量高低的评价标准在于样本对各类要素的兼容性，因此，样本除了要反映合作社参与到乡村政治活动的现象外，也要呈现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真实现状。为了获得符合要求的高质量数据，研究组先后去往三地调研，并在调研中充分结合了调查问卷数据与访谈记录，总体历时近三个月，收集到了多项数据指标。

(二)指标与指标体系

在分目标层的确立方面，根据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作出的定义“政治文化是指，政治制度在公众心目中所映射出的认知(cognition)、情感(feeling)、评价(evaluation)”^[9]，将政治文化的变迁具体分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三个维度的变迁。自此之后，虽有多个学派、诸多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进行了丰富与扩充，但是，其最后的落脚点依旧是“政治体系在个体意识领域的投射”，可见，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实则是对其政治文化心理映像本质的把握。因此，将政治文化的变迁具体分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的三个维度变迁可以最直观的反映出变迁的向度。

在方案层的指标确立方面，政治文化变迁的评价指标涵盖范围更大，适宜采用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从参与的活动范围来看，其政治参与的范围主要是两委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活动，因此，必须考虑在政治选举、政治监督、政治决策活动内产生的变化；从参与的方式来看，合作社会产生负责人直接参与、动员社员参与、培植代理人参与等形式，这些形式改变了活动参与人员的立场、对政治体系的认知、对组织与制度的信任、活动参与的效能感、活动结果的满意度等，因此，人员立场、认知、信任程度、满意度、效能感的变动需要加以考虑；综合以上因素，将政治选举-政治监督-政治决策与认知-效能-立场-信任-满意结合，最终形成了方案层的15个指标。

根据政治文化内容建立分目标层的评价集B _i ，三种政治参与的政治认知指标B ₁的评价值为：

表 1乡村政治文化变迁评价指标

表 2方案层指标

表 3 1-9标度法

(三)指标权重的确定及检验

从方案层权重列表来看，选举效能(C ₂)的权重最大，为0.0985，即在合作社政治参与中选举效能感的变化对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效力最大，决策效能(C ₁₂)的权重(0.0909)与决策满意度(C ₁₅)的权重(0.0804)也较大，其变动对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也较为显著，此外，选举结果满意度与选举立场的权重值均超0.07，而其余影响因子权重值则相对较小。综上，合作社政治参与下，选举效能、决策效能、决策满意度的变化成为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

基于上述的赋值体系，可以构建分目标层与目标层的判断矩阵：

同理可以获得分目标层与方案层的判断矩阵。根据合作社政治参与引发的政治活动的变化对乡村政治文化中政治认知的影响程度不同可以得到方案层对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的判断矩阵：

在完成判断矩阵的构造后，进行求取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特征向量、一致性检验的运算，运算方法与步骤如下：首先，利用公式m _i =a _ij ,i =1，2，…n 对判断矩阵中每行指标的乘积进行运算。然后，运用公式求得m _i 的n 次方根并利用公式将特征向量归一化，最后，进行最大特征根与随机一致性相关指标的计算，最大特征根的公式为公式中(Aw )_i 表示第i 个分变量；平均一致性指标其中RI 位平均一致性指标值(表4)，一般认为CR <0.1时，指标具有可靠的一致性。

表 4一致性指标值

通过上述运算可以求得分目标层判断矩阵A _A-B 的最大特征根与一致性指标，其特征向量w _A-B 的最大特征根为λ _max=3.0658，CI =0.0329，CR =0.0633，且R <0.1，通过一致性检验。利用同样的方法求得方案层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一致性指标w _B1-C 的最大特征根为λ _max=15.5201，CI =0.0371，CR =0.0234

且CR <0.1，结果符合一致性。w _B2-C 的最大特征根为λ _max=15.4082，CI =0.0292，CR =0.0183，且CR <0.1，结果符合一致性。w _B3-C 的最大特征根为λ _max=16.0778，CI =0.077，CR =0.0484且CR <0.1，结果符合一致性。方案层对分目标层权重，见表5；方案层各指标总权重值，见表6。

表 5分目标层判断矩阵权重表

表 6方案层权重列表

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研究，首先要对体系中的各指标进行赋权重处理。在乡村政治文化变迁中，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且不同的影响因素对这三者的影响效力也有差别。因此，研究将从政治活动变化中提取的变量设计成调查问卷与访谈提纲，通过结构式访谈与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大量的乡村样本进行调查。在获得问卷结果后，结合访谈的内容与1-9标度法(表3)对问卷结果进行处理，并将问卷结果加权平均，构建判断矩阵。

三、实验与分析

(一)合作社政治参与模式分析

完成乡村政治文化变迁评价体系的构建后，再从西北地区存在合作社政治参与的乡村中选取对象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调查问卷与结构性访谈获取相关数据并总结为三种模式，分别为：负责人参与型、村务参与型、社员参与型。

负责人参与型。其特征一般表现为，合作社负责人为了组织的利益参加到村干部的选举活动中。在这种类型的政治参与中，合作社负责人凭借着丰厚的经济资源、发达的人际关系网络、建设家乡的热情构建起一个以其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10]凭借着基于共同情感与利益的社员支持，负责人的政治参与有了群众基础。从组织支持理论来看，合作社在负责人的指导下实现了组织与社员的增收，社员因感知到组织对自身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会展现出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的行为。^[11]同时，作为组织的领导核心，合作社负责人的意愿与组织的发展方向通常是一致的，故此，从逻辑方向来看，社员积极促进组织目标实现的行为与合作社负责人的意愿是同向的。组织负责人为了保证其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除了自身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参与外，还会对社员的政治参与提出要求，首当其冲要使社员建立起与负责人政治参与相适应的价值与认知，这将带来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

村务参与型。其基本特征是，合作社凭借其经济组织的特质以及对村民利益诉求的精确把握，参与到乡村经济性、公共性、服务性的事务决策中。在这种类型的政治参与中，合作社迎合了村民急迫的经济需求与偏好，弥补了村两委在经济领域的缺位，获得了村民建立在“利益引导”基础上的认同与信任。^[12]村两委执掌着公共权力，扮演着村民公共生活的领导核心角色，合作社组织拥有经济资源与村民的认同，扮演着村民利益表达的渠道与经济生活的领导者角色，两者基于发展乡村的共同目的产生合作关系，并形成了对村务决策的自然分割。此外，对经济与政治事务的分割会进一步衍生出两者的制衡关系，在政治参与中会具体表现在对活动的监督，这与合作社参与前的乡村政治环境截然不同。因此，合作社的政治参与会改变村民对乡村政治体系的原有认知，引发政治文化的变迁。

(0.7157，0.7128，0.7182)

(0.6651，0.6715，0.6708)

社员参与型。一般表现为，社员出于对合作社利益与自身利益共同性的感知，积极参与乡村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选举。在这种政治参与模式中，社员除了行使投票权外，还会参与到村务领导核心的竞争中。社员感知到自身利益与组织利益是一致的，组织利益的实现会推动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社员会积极参与到有利于组织利益的乡村政治活动中，以争取在村务中更多的话语权。从角色的角度来看，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实现了村民与社员的身份的双重化，作为村民，其具备了参与到乡村政治活动的基本资格；作为社员，合作社利益的实现成为其参加政治活动的动力，故此，社员会积极地了解政治参与的内容、流程等规则性知识，并基于其目的做出对政治环境中各个部分的判断与评价，至此，村民主动完成了自身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评价，形成了乡村政治变迁的基本条件。

(二)参与模式的政治文化变迁评价

基于以上三种模式，我们整理了实地调研的结果。首先，以调研个体为标准对访谈与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归类，然后，为了计算方便，又将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建立分目标综合指标集，详见表7。

三种政治参与的政治情感指标B ₂的评价值为：

表 7负责人参与型、村务参与型、社员参与型 政治活动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

依据层次分析法，对乡村政治文化变迁进行层次结构设计，共形成了三层：目标层，即乡村政治文化变迁评价指标；分目标层，是对政治文化变迁进行反映的指标，即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方案层，即反映合作社政治参与下政治活动的变化指标。目标层设为A，分目标层设为B，方案层设为C，具体如表1、表2。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χ2检验。

（1）在热井水进入除氧器前，由于凝结水管系有蓄热，进入除氧器的凝结水焓i＜τ＞为时间的函数，甩负荷后低加出口焓 iL逐渐降至热井水焓 ic，它的下降速度在凝结水量不变下，取决于凝结水管系的水容量 Mw的大小， Mw愈大，i＜τ＞降得越慢。

3)L=7 m时，射流到达工作面端头发生偏转时的速度较小，涡流强度较小，涡流区域进一步扩大，但是其核心区域却在减小，回旋风量较大偏转角度也进一步扩大，回风流缓慢向风筒侧巷壁运移。

(0.6778，0.6755，0.6748)

2013年1月18日，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新疆双龙腐植酸有限公司董事长樊金龙一行专程到会，讨论“新疆煤炭腐植酸资源调查”事宜。首先，曾理事长针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阐述了“生态文明的物质性”与“腐植酸物质的生态性”的关系，指明了腐植酸新产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种政治参与的政治评价指标B ₃的评价值为：

X线平片漏误诊的原因主要有解剖结构因素32例（41.56%），机器设备因素7例（9.09%），患者因素14例（18.18%），临床医生因素6例（7.79%），X线摄片技术人员因素11例（14.29%），X线诊断人员因素7例（9.09%）。

(ⅱ): “(2.2)⟹(2.3)” 假设x*是问题(3.2)的最优解。对于∀x∈Hm，则 且 x*∈D∩C。从而我们可知，δD(x*)=0 ,δC(x*)=0。即而有：

所以，三种政治参与类型的乡村政治文化变迁评价值为：

(0.6792，0.6800，0.6823)

综上，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合作社政治参与模式对所在区域政治文化的影响重点各异。负责人参与型对政治文化变迁的引导着力点为村民的政治情感领域，村务参与型则是通过影响村民的政治认知来引导政治文化变迁，而社员参与型对政治文化变迁的引导作用则体现在改变村民的政治评价，且社员参与型对乡村政治文化的影响较其他两种模式较为明显。

(三)合作社参与下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向度

不同类型的参与模式会对政治文化产生不同的塑造作用，而合作社的政治参与并非一蹴而就，政治参与的常态化使得政治文化的塑造过程具有了稳定性与持续性，政治文化的变迁指向也具备了可预测性，继而可以根据不同政治文化类型的特征对合作社政治参与下政治文化变迁进行定位。阿尔蒙德根据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者政治制度产生的政治文化特征，将政治文化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地域型、顺从型、参与型。同时，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可能是单纯的一种政治文化，而是呈现出混合的状态。因此，在结合不同政治参与模式与政治文化的类型进行分析后，研究发现乡村政治文化变迁呈现出以下三种向度：

1949年以前河南省宗教界的情况及其复杂，全省境内不但大大小小的佛寺、道观星罗棋布，基督教、天主教也分布十分广泛，如天主教堂就有347处，教徒17747人，其中经常望弥撒的堂口110处，教徒7696人。②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在当地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1.附庸-参与型政治文化

附庸-参与型政治文化，其特征为，个体在政治活动中的行为选择会受到恩庇-附庸心理的引导，其参与热情适度而不激进。在负责人参与模式中，负责人的政治参与影响了乡村社会中农户的政治情感，由此引发乡村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负责人为了实现政治参与，会对社员普及相关政治知识，但是，作为体制外的参与人员，负责人本身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是不完整的，实际上这并不妨碍农户对负责人支持的表达。负责人凭借自己的经济资源与人际关系网，推动合作社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了村民的经济利益，负责人对村民的“恩庇”使得普通村民与社员摄于负责人的权威与经济资源，产生附庸心理，以形成恩庇-附庸关系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因为组织的发展需要借助于关键带头人。^[13]由此，形成了社员在恩庇-附庸关系的内导下，以负责人是否参与为标准对政治活动的感知与判断，对于负责人参与下的政治活动，社员往往表现出积极地态度，而对无负责人参与的活动会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总之，农民通过参加合作社获得了社员身份，实现了个体利益与组织利益的统一，同时，改变了村民参与的立场、对政治活动的信任、结果满意等政治文化的情感取向，引导政治文化变迁的向度朝着负责人指导与积极参与态度共存的附庸-参与型政治文化发展。

2.传统-参与型政治文化

传统-参与型政治文化，其特征表现为，在传统的政治情感与评价基础上，合作社参与下的政治体系改变了村民的认知，村民因新认知而产生积极参与态度。在村务参与模式中，合作社与村两委实现了对村务的分管，原一元化的治理模式，在面对村民日益强烈的经济利益需求时无所适从，而合作社恰好能凭借其经济领域资源满足村民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弥补村两委在经济领域村务的能力缺失，这也是合作社村务参与的合法性基础。在传统的一元体系下，村民多元的需求在原有的表达渠道下无法实现，而产生了对政治体系的消极情绪，不但不会主动获取体系的相关信息，更不会参与其中。而当合作社参与到乡村经济事务的管理后，尤其是合作社对乡村的经济发展已经做出贡献的前提下，村民会产生对改进后政治体系的积极态度，并为参与其中以及通过现有的渠道来表达需求获取相关的信息。需要强调的是，合作社参与到村务管理中，并不意味着合作社会改变政治活动的运行方式，村民的政治参与依旧是在原有的流程下进行，并且，村两委与合作社仅仅在村务处理方面有所侧重，村两委对全局的领导地位没有改变。因此，村民对政治组织以及政治制度的评价与情感的变动相比政治认知的变动较小。总之，合作社对村务管理的参与，重塑了村民对乡村政治组织、政治活动、政治制度的认知，而村民的政治情感与政治评价的变化相对较小，政治文化变迁的整体朝向为传统-参与的向度。

3.利益-参与型政治文化

利益-参与型政治文化，其特征体现为，社员对政治参与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基于对自身利益与合作社利益共同性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社员对待政治参与的积极态度不仅限于对活动的“参与”，还会积极地争取在政治活动中不同的角色。合作社的发展为社员带来增收，社员认识到合作社利益与自身利益具有共同性，若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则必须要借助政治领域的资源，故此，社员形成了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态度，并主动为参与政治活动做准备，首当其冲就是要形成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此外，利益最大化是村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社员基于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会形成对政治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直观的情感，在参与的过程中，对比“应然”与“实然”会进一步形成对政治体系评价。虽然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但是个体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社员会根据自身的综合素质选择自己政治参与的方式，一部分村民会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投票，也有村民会参加到候选人的竞争中。总之，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会加入到合作社当中，社员的政治参与会逐渐演变成村民的政治参与，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引导下，村民对政治参与的态度会趋向积极，并形成对政治体系的情感与评价。总体来看，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向度是利益-参与型政治文化。

四、总结与政策启示

从合作社的政治参与及乡村政治环境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因素作用于乡村政治文化的逻辑，与当下文献针对影响乡村政治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宏观因素不同，此类研究着力于揭示合作社政治参与与乡村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在理论与实证结合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当合作社通过社员的政治参与实现了组织对乡村政治活动的参与时，乡村政治文化会朝向利益-参与型的文化向度发展；当合作社通过负责人的政治参与实现组织的政治参与时，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则呈现出附庸-参与型的向度特点；当合作社通过与村两委分管村务以实现组织的政治参与时，乡村政治文化则体现出传统-参与型的向度特点。此外，合作社政治参与的三种模式对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治认知的影响评价中村务参与型的评价值最高，政治情感影响评价中负责人参与型的评价值最高，政治评价的影响评价中社员参与型的评价值最高，这样的分析结果说明，合作社通过与村两委分管村务能够充分普及政治常识，对村民的政治认知力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负责人的政治参与则可以提高村民对基层自治的政治认同、培育村民的政治参与主体意识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若合作社通过发动社员参与乡村政务则能够取得村民对村两委与合作社较高的政治评价。

从空间差异上看，各研究单元的自然本底条件、经济发展速度等对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影响较大：苏州市区由于水域面积较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较小；昆山市由于经济发展最快，城乡建设用地投入量最大，从而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最大。

进而，从上述角度也可很好地理解注意纠正以下弊病的重要性：由于小学数学教学的内容相对而言比较单一，因此，相关的课例研究很容易出现“撞衫”的现象，这并常常导致对于“与众不同”的刻意追求，乃至将此简单地等同于教学上的“创新”，事实上却又往往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单纯的“标新立异”．例如，以下的论述就多少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永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

根据实证与理论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的实践启示有：一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充分重视并发挥合作社政治参与过程中对社员和村民政治认知的提升作用，将合作社打造成各类国家方针政策、政治常识、农业信息的集中与传播平台，增强农民的政治敏感度与政治认知力，为形成村民自发的、规范的政治参与奠定理论基础。二是村两委应对合作社的政治参与活动进行引导，既要通过合作社为村民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机会，也要规范合作社政治参与的行为，将合作社的政治参与活动塑造成农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规范渠道，推动利益表达渠道的多元化格局形成，在实践中培养村民的政治参与主体意识与积极性。三是要尽快构建合作社与村两委的村务分管机制，明确双方职责和分工，提高村两委与合作社处理村务的效率，完善两种类型组织的互补优势，改善村民对村两委与合作社的政治评价。

随着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合作社的嵌入既形成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也引发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但是，只研究经济作用，不研究政治影响，是缺乏系统思维的表现。在整理大量的问卷结果的基础上，研究构建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评价体系，并对实地调研的数据进行分析，也印证了合作社的政治参与会带来乡村政治环境的变动与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同时也证明了英格尔哈特的政治文化变迁理论在当下乡村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解释力。我们不对乡村政治文化变迁出现于何时进行追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合作社的政治参与下，甚至合作社在嵌入乡村环境的背景下，乡村政治文化的一隅已然发生了变化。如何引导政治文化变迁的向度，如何应对政治文化变迁带来的产物，是当前掌握政治文化变迁这一政治现象的重要任务。通过总结合作社政治参与模式、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政治文化变迁进行观察，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合作社在乡村场域中的影响以及乡村政治环境与政治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亦可为促进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建立理论体系，有利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实践操作中，现有定性研究的措施对于切实解决农村政治文化中的困境难免缺乏实践性与针对性。如此，会造成在农村发展方面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背反。要在实践中把握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向度与变迁的机理，仅进行质性研究是不足的，要从实践中着手建立相关量化指标，并对真实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方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感觉秦风是替了班级受累，我在他参加训练时格外上心，每次买水，我都记得给他捎上一瓶。刚开始，他不好意思要，但禁不起我的一再强调：“你不是替你自己跑，你是替班级争光。”秦风跑得快，耐性好，而且训练得很刻苦。我看着挥汗如雨的他，望着他奔跑的背影，我能感觉得出他想为班级争光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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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rection of Rural Political Cultural Transit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ooperatives :Based on Samples of Northwest China

WANG Jin，XU Tian-s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

Abstract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with their own economic advantag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source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Cooperatives have brought development to the rural economy,at the same time,they have also promoted the changes of rural political culture.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theory of change,the author uses the AHP to buil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takes the curr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ooperatives in Northwest China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It is summarized that the direction of rural political cultural transitio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ooperatives is subsidiary-participation,tradition-participation and interest-participation.Therefore,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ooperatives in popularizing political knowledge,standardize cooperativ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nd construct cooperatives and village committe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ooperatives; rural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cultural transition; tradition-participation

中图分类号： F27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975( 2019) 04-0056-09

收稿日期： 2019-03-20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2018S03)；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陕西省科技创新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与保障体系研究”(2017KRM007)；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新常态下陕西政府新型治理模式研究”(17JK0834)

作者简介： 王 进(1977—)，男，陕西清涧人，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徐天舒(1993—)，男，山东淄博人，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茹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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