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183;布伯论“东方精神”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丁论文,价值论文,精神论文,布伯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6-0034-07
在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中，受东方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马丁·海德格尔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二人。国内学界对海德格尔的思想相对较熟，而知道布伯学术成就和思想理念的人就少多了。但布伯在当代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海德格尔，而且一种思想的流行与否，与其固有的价值几无必然联系。有人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尽善尽美的诗人”，“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一个拥有不竭创造力的天才”，“一个智者”。布伯博大精深的思想，非一篇文章所能说透，在此，我拟就布伯对东方精神的重新发掘和阐发进行一些粗浅的考察，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为同道提供一个反观自身文化利弊短长的参考。
一、东方精神的捍卫者
布伯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方法和结论的“对话性”，即他的思想没有采取欧陆哲学家那种系统构造的形式，也不像当代英美哲学家那样膜拜所谓的“技术性”，仍保留了古典叙事的风格。从一开始，布伯就与东方思想积极对话，这在西方哲学有中间实属罕见。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布伯相信东西方智慧拥有相似的精神生命。他说：“在逻辑的真理概念看来，两个对立的东西中只有一个是真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对立的东西是不可分的。……对立东西的统一是对话最核心的秘密。”[1](P17)布伯与东方思想的对话尽管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但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价值。
作为一个具有犹太血统和犹太文化背景的西方哲学家，布伯在思想的脉络中无疑始终保持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东方情结”，这一“情结”如同一强大的本能力量，一直在驱使着布伯去探索那未知的领域。可以说，布伯的思想正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沟通、转换的结果。他对东方文明的景仰和推崇是真诚而自觉的，他认为东方古老的智慧能够成为医治现代西方文明痼疾的猛药；东西方文明如果有朝一日会共同拥有一个光明前景的话，那么这两种文化就应该从现在起成为互补的文化，消除彼此的敌对，走进对话的天地。为此，他既批判了那种狂傲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对近代以来东方各民族日益丧失其精神家园和文化独特性、一味麻木地追随西式现代化的愚蠢行为深表痛心和惋惜。同时，他也对近代以来因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在东方各民族中滋生蔓延的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在所有文化的源头，人的精神都表现出一种对话的特点，真理和本真的生活都是在对话中得到的，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才失掉了这种对话性。例如，在古代希腊，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总是通过发出“声音”而让我们理解了它的意思。在中国，老子的“道”就有“说道”的意思，当然不是人在说（因为“道可道非常道”），而是“道”在说。在印度，《奥义书》就是一位大师说给一位信徒的话。所以，世界各种文化在源头处本是互通的，人类灵魂最初不存在沟通的障碍。并且，在历史上，东方智者对西方文化的形成的确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说：“我们不必把黑海和红海之间那延伸的土地（在同一个时期里，亚历山大和赫拉克利特在此用希腊文传播思想，以色列先知用希伯莱文向世人发出忠告和劝慰）看成是一堵墙，而看成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那些哲学家的教言——关于所有存在者都有负有相互偿还的责任的教言，和关于逻格斯和宇宙构成共同体的教言——和那些声称所有人都负有帮助别人的责任，并且宣布完成共同生活的任务的人所发出的预言，全都来自东方的心，并且都对西方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2](P96-97)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文化的对话性在以后的变化中都被淹没了，非对话性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冲突和毁灭的事件。
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之间是否有可能重新形成对话的格局，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否能够建立起他们的“我们性”来？布伯对此充满信心。一方面，他对当代的东西方文化都很绝望；另一方面，他特别对古老的东方文化寄予厚望。实际上，对现代的东方和西方来讲，它们都远离了古代的“东方精神”，这是它们双双在近代败落的原因。所以，“东方精神”不是指现代东方各文化代表的精神，而是指由犹太先知、中国的老子和印度的佛所代表的精神。因此，要想用东方精神来拯救西方文化，首先就有一个复兴“东方精神”的问题，就有一个重建“东方精神”的问题。而这正是布伯的工作。
二、什么是“东方精神”？
布伯认为，东方各民族表面相似，关键是它们拥有统一的精神内核，“东方”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单一的统一体。他说：“尽管它们存在差别，但是东方各民族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使它们与西方的命运和精神截然不同。”[3](P31)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看，“东方”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原始阶段。布伯认为这种思想反映了一种狭隘的、概念化的思维方式，根本不了解东方文化形成的历史。因为“那个铸造了东方人精神性格并且决定了其创造力量的时代，即那个关键的成型时代，是一个比欧洲形成时间来得更早的世界历史纪元。对于在惊人的基督前3000年中被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所经历的、导致了其思想的那些伟大力量，我们只能有一些微弱的模糊认识，这些力量展现在基督前3000年以及接下来的1000年中被创造出来的那些具有高度创意性的保留遗物——《诗经》和《吠陀》，金字塔手稿，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当我们把在古希腊黄金时代在东方崛起的那些人包括进来以后，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就变得清晰起来：这些人具有恢复力和再生力，他们是返回与恢复的宣告者——即犹太先知们，以及创作了《奥义书》、《琐罗亚斯德》和《老子》的思想家们。所以，极为复杂的东方各民族能够显示为一个统一体，一个有机组织。其成员不论从功能上说有多么不同，它们也有一个相似的结构和一种相似的生命力，并且正因为如此，东方有权拥有一个与西方相对应的位置”[6](P56-57)。布伯在此赋予“东方”以一种“生命本体”的地位，确立了面对“西方”强势文明时“东方”文明不可摧毁的文化本体地位。
那么，“东方”文化本体有何特质呢？布伯首先从东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分析起。他发现，“东方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即他们都是一些具有明显“活动力”(motor faculties)的人，他们与“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截然有别。“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是其“感觉力”(sensory faculties)胜于其“活动力”。因此，可以说，东方人是“活动力型的人”，而西方人则是“感觉力型的人”。当然，布伯也意识到这种区分未免太过简单卤莽，所以，他进一步剖析了这两种人的精神生活的生成过程。
布伯用下面这段话非常精彩地概括了东西方人精神活动的差异：“活动型的人的基本心理行为是输出的(centrifugal)：一种心理能量从他的灵魂中发散出来并变成运动(motion)。感觉型的人的基本心理行为是输入的(centripetal)：一个印象在他的灵魂中形成并变成一种形象(image)。二者都是在感知的人，二者都是在行动的人。但一个是在运动中感知，而另一个则是在形象中行动。第一种人在感知的时候，他对行动有所体验。第二种人在行动的时候，他对形状有所体验。两者都在思考，不过第一种人的思考就意味着做(doing)，而第二种人的思考则意味着形式(form)。”[4](P58)具体说来，东西方人的精神活动的差异有以下几点：第一，东方人身上的各种感官都是紧密相连的，其中没有哪一个居于支配性地位，它们都与“隐秘的生命”息息相关。身体的某一种感觉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会迅速传遍全身的其他感官，从而变成行动。所以东方人的感官结构注定使他们善于行动。而西方人则不然，他们身上的各种感官都是孤立的，并且与“隐秘的生命”没有任何联系，其中视觉感官具有压倒性影响，“古希腊人在有关纯形式及形状的创造性领域中的成功，正是这种压倒性力量的结果”[4](P5)。因而，西方人善于沉思。第二，东方人对运动、过程、关系和时间等等天生敏感，而西方人似乎更偏重静止的东西和空间。例如，柏拉图用eidos（即“形式”）来指称事物的本质，而中国哲学家则称事物的本质为动态的“道（或道路）”。第三，东方人是一种“主体定位的人”(a subject-oriented man)，即他把世界看成是为了他的存在而发生的事物，他不把世界作为一个客体来“认识”，而是把世界作为“他的”世界来感觉，他被世界所虏获并被世界所充满。而西方人是把世界作为一个“对象”来认识的，所以他是“客体定位的人”(a object-oriented man)。第四，“西方人对他的感觉的理解源于这个世界，而东方人对世界的理解源于他的感觉”[4](P59)。西方人由外到内，由具体到抽象来构筑其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理论；而东方人则由内到外，由抽象到具体来理解世界，他总是通过他对自身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的理解而理解世界的本质和意义。第五，东方人具有一种追求“统一”的天性，他在自己内心中就是统一的，并且把这种统一赋予世界，这就是东方人的“宗教行为”。而西方人自古就热衷于根据普遍的范畴对世界的各种现象进行分类，从而把有机复杂、生动活泼的世界变得僵死简单。第六，东方人是行动的大师，而西方人是知识的大师。东方人总是努力去把他们所理解的那个“真实的世界”变成现实。对东方人来说，“去实现”既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一个来自宇宙或上帝的“命令”。布伯认为目前西方人应该向东方人学习，正是东方智慧的实践性使它具有拯救的作用。他说：“对东方来说，被深思熟虑的理念仅仅是一个方案，它只有在实践的观念中才能成为现实。而仅此一点就是实践的观念。”[4](P61)
布伯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它们各自文化的进一步分化中。他相信，从人类文化史来看，所有文化精神最初都是巫术性的。巫术与生产、武装、文学、艺术、风俗、政治、知识等等密不可分。后来，它们才逐步与巫术相分离。但这种分离在东西方文化中表现得非常不同，其分离的广度和深度完全不一样。在西方，这一分离是迅速、彻底的，而它在东方则是缓慢、不彻底的。东方文化甚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在一些领域保留着巫术的明显特征，例如在艺术领域就是如此。但一种独立精神的形成最终必须摆脱巫术的影响。西方精神的形成主要靠科学和法律，而东方精神的形成除了科学和法律外，还有第三种力量——“教言”(Teaching)。布伯说：“在我看来，为了理解东方，就必须将这三种基本力量进行最清晰的相互比较。”[3](P32)
尽管近代以来，西方的精神史就是科学和法律（道德）愈益分裂的历史，“是”和“应该”越来越没有关系。但在东方，推动精神进步的三种力量（科学、法律和教言）却密切结合。科学研究“是”的问题，而法律研究“应该”的问题，教言“只有一个研究主题——它本身：一件必要的事情。它超越‘是’和‘应该’，信息和命令；它知道如何只说一件事情，一件必须在真正的生活中去实现的必要的事情。……科学基于愿望和行动的两重性；教言则完全基于一件必要的事情的统一性”[3](P32-33)。也就是说，教言追求一种统一的生活，因为它只关心“一”而不关心多样性和个体。科学和法律是一种不完整的力量，而教言则是一种完整的力量。
教言曾经在历史人物身上实现过（例如在老子、释迦牟尼等人身上），但之后它就衰落了，与科学和法律混合在了一起，于是出现了宗教。宗教就是科学、法律和教言的混合物。他说：“教言和宗教都不是像科学和法律那样的不完全的力量；它们二者代表着生命的整体性。但在教言中，这个整体的所有对立成分却被提升成为了‘一’，就如同光谱的七种颜色被融入白光一样。在宗教中，这些对立成分被结合在一个共同体中，就如同彩虹中的七种颜色那样。与科学和法律接界但与教言无碍的巫术对宗教采取了控制。教言的强大力量将各种冲突的要素整合为一个彩虹的、巫术的中心，这个中心统治着各个时代。”[3](P3)所以，教言比宗教更根本，因为宗教不可能使我们过一种统一的生活，而只能够使生活陷入分裂。
在历史上，教言采取了三种形态：中国的“道的教言”，印度的“解放的教言”与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关于“上帝之国的教言。”它们分别在老子、释迦牟尼和耶稣身上得以实现，他们都是把分散的、短暂的和碎片状的东西结合成了一个统一体的人。并且，教言无历史，因为它在“至人”身上实现后，就不可能发展了。所以，老子的教言，佛的教言和耶稣的教言，不可能被后人发展，而只能变形。而东方精神就是在这三种教言及其各种变形的主导下形成的，而西方精神却缺少这些教言的精神，从而与东方精神非常不同。西方文化有较东方文化发达的科学、法律和宗教，但惟独没有教言的滋润，从而也就缺乏对“统一生活”的追求，这正是西方文化最大的缺陷，而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尽管东方文化在科学和法律方面弱于西方文化。
三、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布伯曾把他的“对话哲学”的立场形容为高他的“狭窄山脊”(narrow ridge)[5](P184)，意思是说，任何对确定性的寻求都是一种风险。对话不是要获得两种文化的“共同性”，因为对话得以存在的中间之地就是山脊，山脊两边的万丈深渊就是两种文化，它们没有真理的确实性，一切都是未知的。因此，对话充满危险，遭遇不确定性；对话者不知对话将怎样进行下去，稍有不慎，就有跌入身边未知深渊的危险。所以，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不是一种“二者择一”式的过程，似乎一切答案都摆在那里供我们选择。如果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对话，那么这种对话就不是选择东方或者西方，或者第三者。文化对话总是充满矛盾、困惑、悖论、风险和不确定性，它渴望在对立双方之间慢慢生出一种双方都认可和体验到的“我——你”关系，彼此把对方作为一个“你”而不是一个“它”（或物）来体验。
这里需要对布伯所说的“我——你”关系进行一些解释。这种关系是指，当“我”把一切“前见”，一切文化预设都放弃的时候，我就完全沉入与“他者”的“相遇”(Meeting)之中，和他保持一种真正的对话，“我”就把这个“他者”当成了“你”，从而形成了一种“我—你”关系。“我—你”关系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直接性”、“相互性”和“在场”的关系。两种文化对话的可能就在于这两种文化是否能够真正相遇，是否彼此能够把对方当成一个“你”而不是一个对立的“它”，在于这两种文化都失去“自我”，寻求与对方的统一性（注意，不是“共同性”）。如果两种文化都以自己的“主体”，以对方为“客体”，那么它们之间永远不会有“对话”，只会各自“独白”。它们永远处在一种分离之中，不会形成统一性和直接性。文化对话就是“体验‘我—你’关系中的另一方”。他说：“在真正的对话中，确实会转向对话的伙伴，即对话就是存在的转向。每一个对话者都把他转向的那个对话的伙伴或那些对话的伙伴当成这种人格的存在。……对话者并不仅仅知觉到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他接受他为他的伙伴，而这就意味着他要确证这个他者，对他来讲，这个他者是有待确证的。他的人格朝这个他者的真正转向包括了这一确证，这一接受。”[2](P85)对文化对话来讲，也存在这种“存在的转向”。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本质，就是“东方”和“西方”彼此把对方作为一个“人格的存在”或一个“伙伴”来确证，而不是来认识或欣赏。所以，任何文化对话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文化包容。在文化对话中，我们相遇的不是另一种文化的经验内容，而是另一种文化的生存。不同文化的对话不是它们各自丧失自己的独立存在，失去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之间”的存在恰好也证明不同文化之间既存在“距离”，又存在“关系”。没有“距离”就不可能有对话，正是文化间的这种“距离”才使得“对话”成为可能。所以，那种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性”的做法，往往使文化的对话成为不可能。他说：“不是从主观的立场，而是从客观的立场来看，在我与你遭遇的狭窄的山脊上，存在一个‘之间’的领域。”[5](P204)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如果可能的话，它就必须基于这种“之间”。
布伯指出，相对于东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的不足是明显的。他这样说：欧洲“拥有最全面的和高度发达的知识，然而自己却无法找到意义；它拥有最严格的和最纯正的规训，但自己却无法找到道路；它拥有最丰富的和最自由的艺术，然而自己却不能发现不祥之兆；它拥有最深固的和最坚定的信念，但自己却无法找到上帝。……它所欠缺的乃是关于本真生活之意义的纯洁认识，是这样一种天生的信念：‘须有凌驾万物之上的一物’。正是这样一种确信在各伟大的东方教言中创造性地持久存在着，并仅仅在它们当中存在着。……在东方各种伟大的精神体系中，注定要对西方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那个体系，必须是这样一个体系：它对本真生活方式的高度赞美直接震撼着每一个人；它不是圣人或上帝选民才有的特权，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接触到的东西”[5](P68-69)。但布伯认为，尽管从理论上说，东方文化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这种不足，但是历史事实却不是这样。近代以来，古老的东方文明就一直面临着灭绝的危机，东方精神日益衰败。其原因除了东方各国内部专制制度的故步自封外，主要是欧洲列强的入侵和破坏。随着西学东渐，东方人似乎成了西方文化的崇拜者，逐渐淡忘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更有甚者，在东方各国都出现了一些知识精英，他们主张放弃本民族的文化，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布伯不无痛心地说：“亚洲的灵魂正在被谋杀，并且是亚洲人参与其中的谋杀。世界就要失去某些不可替代的珍宝了，不过它并不在意；相反，它赞扬那些摧毁珍宝的民族。”[5](P77)近代以来，东方文化已一蹶不振，似乎其命数已尽。“东方文明”在西方人的字典中成了原始、愚昧、落后、腐朽和无望的代名词。针对这种情况，布伯具有远见地指出，古代东方文明对现代西方社会仍具有价值，“欧洲必须大胆地促进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那里，东方将得到保护，并且为了它们相互的利益和它们必须共同分担的人道主义义务，东西方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理解”[5](P77-78)。现代化的西方同样面临困境，西方应该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重新理解这个时代的意义。而这些都离不开东方，西方在面对未来挑战时，必须与东方“同行”。
与“东方”同行，显然包括与中国同行。布伯认为，在中国的儒道释三大传统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是道家思想。因为，中国的佛教已经不是古印度的佛教了，它的出世精神对中西文化的对话有害无利。而儒家思想又由于太入世，以至于难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他认为，西方无法接受儒家文化。
但道家精神则完全不同，它的超越精神堪与西方的超越精神媲美。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从中国接受道家关于‘无为’之教言，即老子的教言。……我们已经开始学习‘成功不具有任何结果’这个道理。我们已经开始怀疑历史性成功的意义，如：有人首先为自己确立一个目标，然后把这个目标付诸实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必要的强有力的手段，然后用这些手段去获得成功。这就是典型的现代西方人。我开始怀疑这种人的正确性。我现在要说，我们开始怀疑这个人生存的内容。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与某种真正的和深奥的中国人的东西接触，尽管这肯定不是儒家的东西；开始接触这样的教言，即真正的成功不是干涉，不是发泄力量，而是自守。这是强有力的生存，它不产生历史性的成功，即那种在当前就可以加以追求和记住的成功。而只是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初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并且确实也看不见，然而持续几代人以后，它就以另一种形式不时地变得清晰可见起来。每一次历史性成功都违背了取得成功的人的初衷。历史性成功的本质不是主观愿望的实现，而是通过成功而被掩盖或伪装起来的那个隐蔽的无为。与成功相对的，是当不存在成功的时候所发生的人的改变，是通过无为而无不为这个事实而导致的人的改变。我相信，正是在关于无为而无不为这种生存的强力性的开创性知识中，我们才能与中国的伟大智慧建立起联系。我们曾经认为，这种知识不是作为智慧而是作为愚见而产生出来的。我们已经以一种最痛苦的方式（的确是一种完全愚蠢的方式）感受过它。但如果我们还要立于世，或我们将很快地立于世的话，我们就要正视老子曾经谈到过的问题。”[3](P124-125)布伯这段话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寄望于道家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功利主义、技术至上主义、道德虚无主义以及生存的竞争和匆忙的厌恶之情。他希冀通过中国道家的“无为”、“贵柔”、“尚朴”精神，重新找回西方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重振西方文化。其用心何其良苦！
无论西方是否真如布伯所说的那样接受老子的智慧，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诸多难题，须借助全人类古今的智慧来加以化解。西方智慧的弊端，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环境恶化中、在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技术至上主义中暴露无余。而东方那些古老的智慧在迅速现代化的东方各国，也呈苟延之势，而扼杀东方精神的“帮凶”正是东方人自己。尽管布伯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出现“全球化”这个概念，但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首先在西方出现的“唯智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所到之处几无阻拦，全球文化变得日益单一和贫乏。这无疑是人类迄今遭遇的最大危险。布伯如仍健在，他会说“全球化”既不应该是“西方化”，也不应该是“东方化”，而应该是东西方之间的对话。这或许就是布伯对话哲学在当代的意义，就是布伯捍卫“东方精神”的可贵之处，难道我们今日的中国人不应该从中悟得一点什么吗？
收稿日期：2000-02-20